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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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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10月15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和新加坡政府達成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容許雙城旅客互訪，是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困擾下的好消息，是激活經濟的強心針，也是雙城互救的折衝辦法。
「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是全球疫情下一個新概念，指一些疫情情況相若的地區，互相開放邊界，容許對方人民前來工作或旅遊，而不需在入境後進行隔離，藉以在疫情下刺激經濟。「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率先於5月開通「旅遊氣泡」，三國居民入境不用隔離，並可自由流動。日本也剛於9月公布和馬來西亞等七個亞洲國家地區互通「旅遊氣泡」。
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旅遊氣泡」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新加坡這「雙城氣泡」，則要求雙方旅客於入境前七十二小時取得兩地互認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結果，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抵埗後無須十四天隔離，入境後旅客行程並無限制等等。
據了解，新加坡政府商談「旅遊氣泡」態度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新加坡樟宜機場剛剛全面升級，致力成為世界最豪的智慧型機場暨商場，新建成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內有世界最大室內瀑布、星空花園、資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超豪購物飲食中心及各種遊樂設施，本對旅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惜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月至6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逾99%，關閉了兩座客運大樓，啟動「旅遊氣泡」能激活樟宜機場，意義重大。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旅遊氣泡」會增加疫情風險，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但我認為特區政府在經濟持續下行下，必須在重啟經濟及疫情風險之間作取捨，特別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屆時會有公司倒閉、破產率失業率都會上升，在這關鍵時刻，若仍全面壓縮經濟活動，不引入新的措施，經濟將一池死水，復甦之路將更漫長。
誠然，我認為和新加坡合作的「雙城氣泡」只是開始，理想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和國內通關，除了方便通商、激活旅遊，還可讓大量兩地家庭團聚。特區政府已修改法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港人回港豁免十四日隔離，希望行政長官月底赴京與各部委會晤，能落實通關安排，恢復陸港往來，為香港經濟添動力。
「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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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反修例抗爭讓學校、教育界深陷政治漩渦，投訴老師失德個案大增、仇中仇警教材屢見不鮮。最近教育局終於「的起心肝」把一名製作港獨教材的小學老師除牌，引起社會熱烈議論。此外，反修例抗爭期間有百多名專上院校及中小學教職員、補習老師等被捕，這些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序，「老師」二字變得更惹人注目。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面書上公開十八名報稱是老師或補習老師的反修例案件被告人姓名及任教學校等資料，惹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嚴厲批評，指梁振英侵犯涉案老師私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又說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也不能這樣做。
葉建源議員的批評是否要保護同工、是否恰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大家不妨換個方向，從新聞自由的角度，看看梁振英的做法是否侵犯涉案老師的私隱。
梁振英稱他上載的資料均是從傳媒報道中收集整理出來的，而名單上十八位老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被檢控的被告，第二類是根據傳媒報道列出的被捕人士。
首先，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所有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的。除非有特別原因，法庭頒令禁止傳媒報道或公開涉案人士的身份，否則，資料是公開的，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也是公開的，社會從不質疑有私隱問題。而若梁振英是從傳媒這公開渠道取得及整理已報道過的公開資料，我看不到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地方。
至於第二類的情況，梁振英仍是從傳媒報道摘錄公開資料。那麼，問題不在於梁振英的做法，而在於傳媒基於新聞自由、報道事實的原則，應否報道這些案件，應否刊登這些被捕老師的資料？若傳媒報道被捕老師的資源是新聞自由，那為甚麼梁振英的做法便變成侵犯私隱呢？這豈不是雙重標準？
至於葉建源議員指梁振英的做法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都說不過，這說法值得商榷。若依據他的說法，是不是傳媒在新聞自由之上，又要守多條叫「人情事理」的紅線？是不是要「人情事理」都廣為接受的人事，傳媒才可報道？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更不附遮醜布。任何人犯了法，也不能因為其職業是老師，便不能公開其姓名或獲得更多私隱保障。
4招提升法庭效率 完善司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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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新民黨 會見行政長官 提交施政報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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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就2020年《施政報告》進行公眾諮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副主席潘國山先生、執行委員譚榮邦先生、執行委員陳家珮女士、執行委員甘文鋒先生與社區發展主任李梓敬先生，今天（11日）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交施政報告建議（內容見附件）。
新民黨是次提交的建議書主題為「輕賦稅 重民生 推復甦」，循減輕市民日常負擔、協助租戶、支援有需要的中小型業主，及開拓收入來源四大方向，提出十項具體政策建議，期望在目前疫情及經濟前景不明朗，加上不涉及新增大額政府開支的前提下，為市民提供新一輪支援。
減稅務負擔 助市民紓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我們今天會見行政長官，與行政長官說未來香港除了要控制疫情之外，當然還有要應付非常嚴峻的經濟環境，相信香港短期內經濟難以復甦，因為全球的經濟環境惡劣，在全球很多地方，疫情還未受控，而且非常反覆。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推出利民紓困措施。留意到有政黨提出向市民派現金或消費券，去年我們也有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派消費券刺激消費，但今時今日，我們不認為政府可以透過派錢令經濟復甦，因為政府盈餘已減少三千億元，而財政司司長也預測，今年赤字會達到二千九百億元，因此我們向政府建議，經濟方面應減輕市民稅務負擔，即是我們提出的『輕賦稅』，減輕市民稅務負擔，兼且需要開源，提出增加稅收建議，開拓財政來源。」
因此新民黨建議延長減免20%港鐵車費計劃，由半年延至一年。又建議調整港鐵票價機制，檢討港鐵加價機制，將現時可加可減機制的方程式，加入港鐵地產收入，減輕市民坐鐵路負擔。另外，建議降低停車場收費水平，減輕市民日常負擔。
葉劉淑儀又稱：「我們提出另一紓困措施是針對租戶，很多商舖租戶因生意影響，交不到租，留意外國如英、美、澳洲等部分城市，已有『禁止驅逐租客令』，不准趕走交不起租金的人士，香港可以做的做法是修改《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暫緩條例執行接管商舖。」
「行政長官曾呼籲業主減租，但我們認為不足夠，建議政府應提供稅務誘因讓業主減租，例如每減租15%，業主可獲1%利得稅減免；甚至減租50%，利得稅可減5%，當然有日落條款，鼓勵業主在目前市況艱難時期為商戶減租。」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補充支援有需要的小型業主措施：「很多小業主，受疫情影響，他們的收入有問題，建議聯絡證券按揭公司，為他們提出優惠的二按政策，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至於周轉不靈的商戶，如果有物業，用類似方式去幫助他們。」
關注長者精神健康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則關注長者精神健康：「我們今天會見特首，也關心大家的精神健康，見到不同的群組，在疫情期間都大受影響，包括照顧者、長者，尤其長者，在疫情肆虐期間，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社交生活，足不出戶，孤獨感增加。見到政府在有關方面只提供有限度服務，包括精神健康社區綜合服務中心，他們的服務在疫情期間受到限制，我建議政府因應疫情嚴重性，在是次施政報告，多加資源關注長者精神健康，將有關服務覆蓋更寬的社群，不單是康復者或懷疑精神健康受影響人士，並多利用科技，讓不同的群體，在社交限制下也可接受有關的服務，讓科技打破社交限制。」
增加稅收助開源
執行委員甘文鋒先生回應調整博彩稅建議：「見到政府經常性開支不斷增加，但政府收入大部分依賴賣地，及印花稅收益，非常受外在因素影響，收入較不穩定。因此新民黨建議提高博彩稅，在⾜球比賽投注 ⽅⾯，稅率由現時的淨投注⾦收入的50%，增⾄80%；在賽⾺投注⽅⾯， 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由現時的72.5%⾄75%的累進稅，升到75%⾄80%；另外我們建議增加不同運動項目的博彩，例如建議開徵籃球NBA，或混合格鬥MMA賽事，這些比較受歡迎運動項目的賽事作為博彩項目，也值得政府考慮。」
完善交通配套
社區發展主任李梓敬先生說：「很多住東鐵沿線的市民，經常往返內地，很多人雖然受目前疫情的影響未能經常往返內地，但如果日後通關後，面對的大問題，例如由上水往返羅湖只距離一個站，但東鐵單程車費為$27，用八達通優惠為每程$20.4，對很多基層市民而言負擔沉重，政府經常向市民推銷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目前交通配套可以做到一小時生活圈，但費用卻不菲，價格因素令很多人使用這些交通配套卻步。希望政府正視交通成本的問題。另外，在會上我們也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北環線，因為這是很多新界東、西居民的要求，希望政府盡快推動及落實建議。」
加強市建局建屋功能
執行委員陳家珮女士關注市建局的建屋功能「覓地建屋是政府的大難題，其中市區重建局是建屋的重要渠道，去年市區重建局推出首次置業樓盤，反應很好，四百五十個單位，獲二萬多人認購。去年施政報告特首再次提到關注市建局覓地建屋角色，我們建議，市建局建屋範圍應加大，除了收購單幢舊樓改建新樓外，應加大舊區重建，如將整個工業舊區重建，如重建觀塘舊區，未來應更大重建規模，讓更多市民受惠。另外，建議市建局將部分改建房屋撥作興建公營房屋。同時我們也關注，首置置業計劃，補地價政策年期應延長，甚至取消，讓更多市民可首置置業。」
新民黨2020《施政報告》建議
新民黨 歡迎人大常委會決定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續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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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葉劉淑儀團隊 報名參選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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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將至，已公布參選地區直選香港島選區的葉劉淑儀五人團隊，成員包括葉劉淑儀女士、陳家珮女士、廖添誠先生、郭浩景先生及周卓然先生，今天（27日）於中環海港政府大樓正式遞交報名表參選，爭取連任香港島選區議席。團隊的選舉口號為「解開心結 走向光明」，期待社會及議會回歸理性。
葉劉淑儀女士與團隊在報名前會見傳媒，她說：「我與我的團隊今天報名，參加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今年選舉，經歷前所未有的困難，例如在限聚令下，我們與義工擺街站非常困難，我們不想義工冒險在街上為我們宣傳。目前疫情下，傳統宣傳方法難以奏效，我們改以大量網上宣傳，對有知名度的候選人比較有利。」
她補充，近日選舉主任對多位立法會參選人來信查詢，回應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根據立法會條例，參選要作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不是一個新的要求，而是傳統已有的做法。」
「加上鑑於近年來香港政治環境變化，例如有本土主義、港獨崛起、『攬炒』思潮，甚至利用投票機制否決政府議案及財政預算案，迫令行政長官下台等，要視乎這些倡議目的是否要推翻現有制度。選舉主任要求深刻了解參選人是否真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無可厚非，即使屬同一政黨，相關參選人被問及有關問題也需要作出回應。至於國安法、國歌法等法案，也全是符合《基本法》，選舉主任當然可以就此向參選人提問是否支持。」葉劉淑儀女士總結。
參選人
年齡
職業
選區
葉劉淑儀女士
69
新民黨主席
香港島地方選區
陳家珮女士
40
新民黨區域發展主任
香港島地方選區
廖添誠先生
37
大專講師
香港島地方選區
郭浩景先生
41
金融計量分析師
香港島地方選區
周卓然先生
31
銀行高級客戶經理
香港島地方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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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立法會選舉（香港島選區）
新民黨秘書處
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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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讓市民看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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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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