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秘書處
新民黨秘書處
-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11樓D-F室
-
電話：3100 0079
-
傳真：3100 0087
-
電郵：info@npp.org.hk
|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葉劉淑儀議員辦事處
-
立法會大樓
-
地址：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立法會綜合大樓804室
-
電話：2537 3267 / 2537 3265
-
傳真：2810 0358
-
堅尼地城
-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6C新城大廈地舖
-
電話：2580 0065
-
傳真：2818 0065
-
鰂魚涌
-
地址：香港鰂魚涌街31號Z2號舖
-
電話：2868 0280
-
傳真：2562 0698
-
海怡西
-
地址：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地下G17舖
-
電話：2518 3860
-
傳真：2518 3850
|
容海恩議員辦事處
-
立法會大樓
-
地址：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立法會綜合大樓805室
-
電話：2877 2717
-
傳真：2877 2727
-
上水
-
地址：上水新康街73號2樓A室
-
電話：2868 1588 / 2503 5299
-
傳真：2209 4870
-
馬鞍山
-
地址：馬鞍山富寶花園商場一樓F59號舖
-
電話：2407 1007
-
傳真：2407 2790
-
將軍澳
-
地址：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62號舖
-
電話：2403 6068 / 2403 6078
-
傳真：2403 6768
-
大埔
-
地址：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24A號舖
-
電話：2677 9811
-
傳真：2677 9363
-
沙田
-
地址：大圍新翠邨新月樓112號地下
-
電話：3707 1871
-
傳真：3460 4717
-
海福
-
地址：大圍海福花園19號舖地下
-
電話：2253 1316 / 2253 1317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港島）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鰂魚涌)
-
地址：鰂魚涌街31號Z2號舖
-
電話：2727 7110
-
傳真：2562 0698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海怡西)
-
地址：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地下G17舖
-
電話：2518 3860
-
傳真：2518 3850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九龍西）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美孚）
-
地址：九龍美孚新邨第二期商場平台N64C1舖
-
電話：3705 9596
-
傳真：3596 7942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新界）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將軍澳)
-
地址：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62號舖
-
電話：2403 6068 / 2403 6078
-
傳真：2403 6768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馬鞍山)
-
地址：馬鞍山富寶花園商場一樓F59號舖
-
電話：2407 1007
-
傳真：2407 2790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大埔)
-
地址：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24A號舖
-
電話：2677 9811
-
傳真：2677 9363
|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上水)
-
地址：上水新康街73號2樓A室
-
電話：2868 1588 / 2503 5299
-
傳真：2209 4870
|
|
|
|
推動科技發展作政策研究（一）
文章
![]()
戰後的香港孕育了很多工業界的翹楚。有全球最大啤機生產商之一的震雄集團，其創辦人蔣震先生獲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有經營肇豐針織的方氏家族，把針織業在本港發揚光大，甚至創辦TOPPY 國際集團打造本地品牌，投放大量資源擴展至零售業，打入海外市場遠至美國，其家族成員方剛便是前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更有生產電子學習產品、無線電話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的偉易達集團，至今仍是該領域的佼佼者。
在擔任工業署長時，我已意識到香港的傳統輕工業北移後，本港將出現「工業空洞化」（hollowing out）的危機，情况與日本相若。日本推動發展汽車業成功後，生產成本日益昂貴，不少企業要另尋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把廠房搬至印尼、泰國等地。這樣把生產線外移卻導致本地人失業，及產業結構收窄。當時，一批有心人希望能更有效地推動香港工業，使整個行業朝着高增值和高科技方向發展，於是合資支持工業署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為香港做一個全面研究，探討香港未來工業發展的路向。
研究集結成書籍Made by Hong Kong後於1997年出版。學者們指出香港本地生產式微。香港已轉型為統籌內地及亞洲各地製造業的樞紐。生產於內地或國外其他地區進行，設計和外銷則在香港進行。此外，書中亦建議生物科技、資訊科技等產業應如何在香港持續發展。然而研究面世後，特區政府並沒有跟進。歷屆官員及不少商界人士只信奉「hi-tech 揩嘢，low-tech 撈嘢」，認為在研究開發（R&D）方面投放資源非常不值，沒有跟隨全球潮流推動製造業向高產值發展，使香港今日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配圖為1997年出版，學者們研究集結成的書籍《Made by Hong Kong》
|
|
|
港版國安法解惑
文章
![]()
上周四(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港市民注視下，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投票結束，烽煙四起，支持及質疑的聲音兩極，連帶惹來各種不盡不實的傳言，我在本文解惑一二。
疑惑一，他日「港版國安法」在港實施時，應根據哪個法律體系去解釋？
眾所周知，《基本法》是以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語言寫成的成文憲制性文件。《基本法》已在香港實施二十三年，法庭每天也在審理有關《基本法》的案件，包括很多司法覆核案件，指某條本地法例違反《基本法》等等。那麼，法庭是根據甚麼法律體系解釋《基本法》的呢？
《基本法》第158條清楚列明，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自行解釋《基本法》。而香港在回歸前後都一直奉行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因此，法院一直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基本法》。將來實施的「港版國安法」，法院也應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和裁決。
疑惑二，「港版國安法」將禁止本港外籍法官審理相關案件？首先，我希望社會大眾明白，所有法官，不分國籍，在就任時已經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再者，法官必須根據法律原則及法例條文審理案件，與其國籍毫無關連。法官判案忠於法律、忠於事實，而非忠於國籍。正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所說，「法官公正與否跟國籍無關，如要偏幫某一政治群體，任何國籍都可以；香港獨特之處是不同國籍法官可參與審訊，受國際尊重。」(《明報》5月28日)可見上述傳聞毫無說服力。
《基本法》第90條規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第92條又規定，特區的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因此，實在看不到這些規定會因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而改變。
|
|
|
特區政府的科技政策
文章
![]()
制訂科技政策於特區政府而言素來是棘手的問題。原因是政府長久以來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鮮少干預市場運作。很多著名經濟學家篤信在此原則下供求自動配合，自由市場「自動波」推動經濟發展。當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米爾頓．佛利民（MiltonFriedman）拍攝電視節目Free to Choose時解釋何謂自由市場經濟，其中一集便挑選香港為例子，闡述其如何憑自由市場創造財富。
政府一直不願打破這個傳統的致勝理念。到1990 年代中葉，輕工業如紡織與製衣業等北移，香港經濟開始轉型，政府也沒有意識到要選取本地具優勢的科技產業並大力扶植，從而發展科技產業。雖然我擔任工業署長時，末代港督彭定康明白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支持我游說摩托羅拉來港設立半導體晶圓廠，可是當時因條件不足未能成事，錯失發展的機會。
香港回歸後，全球進入數碼時代，本港落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步伐，缺乏科技及創新，成為致命短板。歸根究柢是特區政府官員欠發展科技產業的知識。早年只有由「官場神童」鄺其志帶領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曾負責規管電訊業和廣播業。2002 年特區政府成立工商及科技局，有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之意，但該局於2007 年重組成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往後只主力推動商貿、旅遊、服務行業等等。政府「去科技化」，資訊科技界淪為「孤兒」。記得2007年時我偕同多位業界人士，如譚偉豪博士、葛珮帆等在舊立法會大樓外抗議。加上特區政府中甚少官員是科技界出身，未能掌握科技發展的政策要素。即使政府於2015年終於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大力投放資源推動科技產業，可惜為時已晚。
|
新民黨 堅定支持 人大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
新聞稿
對於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今日（28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授權人大常委制訂具體法律及執行機制，新民黨表示歡迎及堅定支持。
事實上，香港目前在國家安全的法例方面，的確存在漏洞。現存《刑事罪行條例》、《公安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及《社團條例》包括叛國、煽動、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等罪行，但是對於分裂國家、顛覆、本土恐怖活動及外國滲透等罪行，則欠缺法例處理。
新民黨強調，人大決定授權常委草擬「香港國家安全法」，有助填補香港法制漏洞，賦予執法部門足夠的權力，增加阻嚇作用，有助恢復社會安寧及秩序，遏止過去一年來各種危害國家安全、鼓吹港獨及推翻政權等等非法活動；同時有助香港長期穩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
|
|
新民黨 要求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新聞稿,焦點
![]()
特區政府於4月8日宣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合共1,375億元的紓解民困措施，新民黨表示歡迎。然而，仍有不少受影響的行業及基層市民亟待支援，未能在早前的措施中受惠。雖然本港疫情稍有緩和，但經濟復甦無期。就此，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及副主席潘國山先生，今天 （24日）會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建議政府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涵蓋七個範疇（下段詳述）。
會議後新民黨會見傳媒，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今天新民黨會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了解到政府早前推出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能夠幫助約300萬人，但仍然有些行業及基層市民未能受惠，希望可以推出第三輪基金加以執漏。」
她又補充，近日收到很多印巴籍人士求助，因印度封關，滯留當地的印巴籍港人未能回港，很多國家或地區都可包機接載居民回去，印度駐港總領事已表示如港府提出包機安排，會加以協助，新民黨要求政府盡快行動。
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關注政府第一輪防疫基金，向前線保安及清潔員工發放每人每月1,000元，但因收到投訴指有關津貼每大廈只有6個名額，又不能平均分配，措施有所不足，提議放寬有關津貼的名額限制。
新民黨建議政府應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涵蓋以下七個範疇：
涵蓋美容師、化妝師、攝影師、補習老師、中醫、音樂導師、體育教練及設計師等多種不同職業。求助者中不乏單親家庭、基層青年及單身人士等弱勢社群，但他們普遍表示，渴望自力更生，絕不希望依賴綜援。新民黨建議，政府向上述類別人士發放5,000元的津貼，為期六個月，執行細節交由政府研究，盡快為這群「漏網之魚」提供協助，避免他們跌入綜援網或淪為長期失業。
受全球疫情蔓延影響，多國已暫停輸出外傭，導致外傭中介公司收入大跌。由於中介必須處理僱主查詢及支援已抵港外傭等事宜，無法以停業或裁員削減開支。業界擔心出現倒閉潮，影響大批外傭及僱主。
新民黨建議，政府向擁有領事館及勞工處牌照的外傭代理公司發放8萬元資助，與零售業的做法一致。據業界指出，現時全港約有650間符合以上資格，而勞工處應備有完整資料，可按牌照資料審批申請，預計建議涉及約5,200萬元。
政府於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抗疫辛勞津貼」，向前線保安及清潔員工發放每人每月1,000港元，為期四個月。然而，每幢大廈的名額只有六個。根據網上資料，若員工人數超出上限，申請人不能平均分配資源，只能由申請人支付餘下員工的津貼。新民黨接獲數個法團投訴，指安排等同向法團及業主開刀，並批評相關訊息混亂，擔心誤墮法網。我們要求當局放寬名額限制，並敦促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必要公開釐清申請準則，並容許申請人平均分配資源。
由於疫情肆虐，對零售業造成沉重打擊，業界反映希望當局可加快審批過程，以解燃眉之急。同時，不少服務行業，例如美容、美髮、美甲及中藥店等，在提供服務時亦同時從事零售業務，因此希望當局能夠放寬「主要及實質業務為零售」的申請要求，按個案實際情況審批，放寬申請門檻，涵蓋更多受影響的商戶。
NSW Government offers $440 million land tax break to support tenants and landlords, 13 April 2020,
|
新民黨 譴責郭榮鏗議員
新聞稿
對於郭榮鏗立法會議員持續多月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卻未能選出內會主席，其行為明顯是為了政治利益，玩弄議事規則，騎劫會議，罔顧公眾利益，新民黨予以譴責。
新民黨希望社會大眾明白，郭榮鏗議員的責任純粹是主持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郭榮鏗議員召開十四次會議卻未能選出內會主席，令很多重要條例未能上會審議或恢復二讀，嚴重影響經濟民生。
港澳辦及中聯辦今日發出的聲明反映中央政府關心香港，對香港政界作出重要提點，以確保「一國兩制」能行穩致遠，港人福祉獲得保障。
至於郭榮鏗議員的行為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等，則應由特區政府以普通法原則處理。新民黨促請特區政府採取果斷行動，協助立法會終止亂局，維護港人利益及香港繁榮穩定。
|
|
|
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
|
|
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讓市民看清真相
立法會事務
![]()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立法會事務
2019年4月18日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主席：
今年預算案其中一項較受關注的措施，是政府建議在未來3年，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早前，我在特別財委會提問，希望向社署了解他們在物業採購方面會有甚麼機制，包括如何招標、怎樣評估價格水平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會否由具有與土地和房屋發展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處所購置工作等。
不過，署長的答覆未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署長只表示，政府推出有關建議措施是應對殷切需求的社福服務及解決處所短缺的問題。她又話，社署和政府產業署將會成立工作小組，以進行採購研究，包括探討物業市場的供應情況、制定採購的策略，並會就採購安排及程序諮詢財經事務局和廉政公署，以確保公帑得以妥善使用。顯然，現階段署方仍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落實有關措施，希望署方可以早日得出結果，盡快向市民交代具體執行細節。
主席，現時多區社福設施不足的情況都相當嚴重，部分公共屋邨，尤其是舊屋邨，更是因為邨內缺乏社福設施，居民需要跨區才能享用社區服務。不少老人家、小朋友和弱勢社群，他們往往是最需要使用社福服務的一群，但偏偏他們在區內卻找不到相關服務提供機構，唯有辛苦些、行遠些，走到隔離區去用這些服務，長遠來說，這種做法既不切實際，亦不可行，政府有必要認真研究哪一區究竟欠缺和需要什麼設施。歸根究底，為什麼有些屋邨嚴重缺乏這些社區服務呢，我認為都係領展獨大造成的禍害。
領展的歷史我不在此詳述。據報道，過去2年至少有6間原本租用領展旗下公屋商場鋪位的社福機構，因為租約期滿或整幢物業出售而要搬走。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社福機構在領展或轉售的公屋商場續租遇到困難的問題，否則再購買幾多物業，都是永遠不會足夠，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有關問題。
長遠而言，與其花費巨額在市場購置私人物業，政府更應該先檢討是否已經做好社福規劃，我曾在不同場合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探討過，利用大數據進行人口結構分析事實上對於香港發展規劃十分重要。如何在賣地條款中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以及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以區內人口結構為基礎的社區服務規劃比率，及早預留合適土地，用作提供社福服務設施亦十分重要。同時，政府亦應全面檢討政府各類型閒置處所的運用，包括空置校舍、政府宿舍和公屋內非住宅空置單位等，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妥善運用。
主席，政府在今份預算案宣佈將會預留220億元，落實多個「一地多用」發展項目。多年來，我一直要求政府善用土地資源，在各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社區託管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室內運動場、街市、診所、長者護理中心和停車場等。早前，陳議員亦提及香港缺乏足夠停車場的問題，我也認同這不是單獨某個地區出現的問題，而是全香港需要面對的情況。這與不鼓勵市民使用私家車的政策方向關係不大，事實上，香港現時情況是路面上有大量私家車和商用車輛，卻沒有足夠的位置供他們停泊，導致部分車輛在路邊停泊，進一步加劇交通擠塞的情況。政府真的應該重新檢視，研究多利用大數據分析和創新科技興建更多智能停車場，當然政府表示會在6處興建地下智能停車場，包括深水埗、荃灣、上環等區，希望政府檢視有關計劃的成效，盡快在全港各區推行智能停車場，解決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規劃標準》對於這些新型智能停車場未必適用，政府亦應檢討如何規劃和為各區提供足夠的泊車位。
主席，作為一個雙職媽媽，我很關注政府支援在職家庭方面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和到位。以幼兒照顧服務為例，現時全港有約10多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但資助託兒服務名額卻只有747個，平均2百多人爭1個位。至於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平均使用率，自 2011/12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99%或以上，有家長在懷孕初期便已開始輪候服務，直至產後仍需等候超過1年才獲得安排。我自己亦正輪候托兒服務，然而到我孩子現時差不多三個多月仍未有任何消息，我相信有不少家長的情況都與我相若。有社福機構更表示，旗下日間幼兒中心的輪候人數，足足是服務名額的5倍，反映現時幼兒照顧服務供求已經達到嚴重失衡情況。
所以，我歡迎政府在預算案中增撥約1.56億元，提升幼兒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加強人員培訓和在北區、觀塘、沙田、葵青及元朗增加合共約4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可惜對比現實情況，仍然是大落後。除了服務名額嚴重不足，託兒服務的收費亦頗高，莫講基層家庭，對於很多中產家庭亦是沉重負擔。上星期，我在特別財委會上亦有反映過，現時幼兒中心的收費，大約是每名幼兒6000-8000元不等，家長的負擔實在很重，當時羅致光局長亦認同，現時有關收費很高，對中上收入人士造成不少負擔。但局長再補充，原來政府打算將資助水平，由現時的15%-20%提高至40%，原來只是希望減低加價壓力，家長未來仍然要繼續承受沉重負擔，相信不少家長（至少我本人）是感到失望的。我認為這1.65億實在是無法幫到一般市民，減輕他們育兒的經濟負擔。希望局長再三考慮，如何能夠為在職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此外，政府應增撥資源，檢視各區的服務需要，發掘合適地點設立更多育嬰及託兒設施，例如以發展社區綜合大樓的模式，容納不同的社福服務和文娛市政設施，滿足社區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主席，預算案進一步提高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至8000元，令長者能夠更有彈性地使用醫療券。過去，不時有媒體報道長者醫療券疑遭濫用，有長者被服務提供者濫收費用，或要求配貴價眼鏡和購買保健品。根據衛生署進行的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期檢討，只有約8%的醫療劵被用作預防性護理，我認為，防患於未然更為重要，政府應加強宣傳，教導老友記如何善用醫療券，提升長者預防疾病的意識。同時，我建議政府考慮取消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讓長者更靈活地使用醫療券，減低他們的醫療負擔。
事實上，香港的醫療問題近年不斷升溫，急症室大排長龍、病房迫爆、醫護人手嚴重短缺，工作量超出負荷，令到醫護人員士氣低落、地區門診和夜診服務不足，市民被迫走到急症室苦等、醫護資源錯配等，這些都不是單純用錢可以解決。我希望，政府能夠從醫管局的管理問題著手，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正視屋邨因商場加租而趕走屋邨診所醫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多區都相當嚴重，所以我再次促請政府在沙田圓洲角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增加夜診服務，減低對鄰近醫院使用急症室及病房的壓力。
另外，我亦希望政府能夠改善長者基層牙科服務，目前全港18區只有11間牙科診所，街症服務名額供不應求，服務已達飽和，而私家診所牙醫收費十分昂貴，僅靠長者醫療券及關愛基金無法應付長者的牙科服務需求。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現有牙科診所的使用情況，在有需要地區開設更多牙科診所和延長公眾服務時間，並考慮在長者健康中心增設牙科服務，讓更多長者能夠受惠。
最後，我想講公務員方面，過去我一直爭取並要求政府及早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適切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福利待遇。有不少紀律部隊人員反映，現時他們的薪酬待遇竟然是差過入職學歷要求相若的政府文職人員，包括頂薪點和跳升點都有差距，特別是員佐級人員的差距更加嚴重。此外，他們亦希望政府考慮讓2000年前入職的人員，同樣可以自願選擇將退休年齡由55歲延至60歲。事實上，政府在2015年已經將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我認為，政府應該一視同仁，考慮讓舊制紀律部隊人員亦能自願選擇退休年齡，同時政府應全面檢討並提升紀律部隊人員的福利待遇，包括逾時工作補償、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善用土地資源，加快興建紀律部隊宿舍，並且提供更多私家車及電單車的泊車位，應付他們的住屋和泊車需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
|
戰後的香港孕育了很多工業界的翹楚。有全球最大啤機生產商之一的震雄集團，其創辦人蔣震先生獲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有經營肇豐針織的方氏家族，把針織業在本港發揚光大，甚至創辦TOPPY 國際集團打造本地品牌，投放大量資源擴展至零售業，打入海外市場遠至美國，其家族成員方剛便是前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更有生產電子學習產品、無線電話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的偉易達集團，至今仍是該領域的佼佼者。
在擔任工業署長時，我已意識到香港的傳統輕工業北移後，本港將出現「工業空洞化」（hollowing out）的危機，情况與日本相若。日本推動發展汽車業成功後，生產成本日益昂貴，不少企業要另尋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把廠房搬至印尼、泰國等地。這樣把生產線外移卻導致本地人失業，及產業結構收窄。當時，一批有心人希望能更有效地推動香港工業，使整個行業朝着高增值和高科技方向發展，於是合資支持工業署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為香港做一個全面研究，探討香港未來工業發展的路向。
研究集結成書籍Made by Hong Kong後於1997年出版。學者們指出香港本地生產式微。香港已轉型為統籌內地及亞洲各地製造業的樞紐。生產於內地或國外其他地區進行，設計和外銷則在香港進行。此外，書中亦建議生物科技、資訊科技等產業應如何在香港持續發展。然而研究面世後，特區政府並沒有跟進。歷屆官員及不少商界人士只信奉「hi-tech 揩嘢，low-tech 撈嘢」，認為在研究開發（R&D）方面投放資源非常不值，沒有跟隨全球潮流推動製造業向高產值發展，使香港今日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配圖為1997年出版，學者們研究集結成的書籍《Made by Hong Kong》
上周四(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港市民注視下，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投票結束，烽煙四起，支持及質疑的聲音兩極，連帶惹來各種不盡不實的傳言，我在本文解惑一二。
疑惑一，他日「港版國安法」在港實施時，應根據哪個法律體系去解釋？
眾所周知，《基本法》是以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語言寫成的成文憲制性文件。《基本法》已在香港實施二十三年，法庭每天也在審理有關《基本法》的案件，包括很多司法覆核案件，指某條本地法例違反《基本法》等等。那麼，法庭是根據甚麼法律體系解釋《基本法》的呢？
《基本法》第158條清楚列明，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自行解釋《基本法》。而香港在回歸前後都一直奉行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因此，法院一直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基本法》。將來實施的「港版國安法」，法院也應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和裁決。
疑惑二，「港版國安法」將禁止本港外籍法官審理相關案件？首先，我希望社會大眾明白，所有法官，不分國籍，在就任時已經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再者，法官必須根據法律原則及法例條文審理案件，與其國籍毫無關連。法官判案忠於法律、忠於事實，而非忠於國籍。正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所說，「法官公正與否跟國籍無關，如要偏幫某一政治群體，任何國籍都可以；香港獨特之處是不同國籍法官可參與審訊，受國際尊重。」(《明報》5月28日)可見上述傳聞毫無說服力。
《基本法》第90條規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第92條又規定，特區的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因此，實在看不到這些規定會因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而改變。
制訂科技政策於特區政府而言素來是棘手的問題。原因是政府長久以來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鮮少干預市場運作。很多著名經濟學家篤信在此原則下供求自動配合，自由市場「自動波」推動經濟發展。當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米爾頓．佛利民（MiltonFriedman）拍攝電視節目Free to Choose時解釋何謂自由市場經濟，其中一集便挑選香港為例子，闡述其如何憑自由市場創造財富。
政府一直不願打破這個傳統的致勝理念。到1990 年代中葉，輕工業如紡織與製衣業等北移，香港經濟開始轉型，政府也沒有意識到要選取本地具優勢的科技產業並大力扶植，從而發展科技產業。雖然我擔任工業署長時，末代港督彭定康明白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支持我游說摩托羅拉來港設立半導體晶圓廠，可是當時因條件不足未能成事，錯失發展的機會。
香港回歸後，全球進入數碼時代，本港落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步伐，缺乏科技及創新，成為致命短板。歸根究柢是特區政府官員欠發展科技產業的知識。早年只有由「官場神童」鄺其志帶領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曾負責規管電訊業和廣播業。2002 年特區政府成立工商及科技局，有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之意，但該局於2007 年重組成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往後只主力推動商貿、旅遊、服務行業等等。政府「去科技化」，資訊科技界淪為「孤兒」。記得2007年時我偕同多位業界人士，如譚偉豪博士、葛珮帆等在舊立法會大樓外抗議。加上特區政府中甚少官員是科技界出身，未能掌握科技發展的政策要素。即使政府於2015年終於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大力投放資源推動科技產業，可惜為時已晚。
特區政府於4月8日宣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合共1,375億元的紓解民困措施，新民黨表示歡迎。然而，仍有不少受影響的行業及基層市民亟待支援，未能在早前的措施中受惠。雖然本港疫情稍有緩和，但經濟復甦無期。就此，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及副主席潘國山先生，今天 （24日）會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建議政府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涵蓋七個範疇（下段詳述）。
會議後新民黨會見傳媒，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今天新民黨會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了解到政府早前推出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能夠幫助約300萬人，但仍然有些行業及基層市民未能受惠，希望可以推出第三輪基金加以執漏。」
她又補充，近日收到很多印巴籍人士求助，因印度封關，滯留當地的印巴籍港人未能回港，很多國家或地區都可包機接載居民回去，印度駐港總領事已表示如港府提出包機安排，會加以協助，新民黨要求政府盡快行動。
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關注政府第一輪防疫基金，向前線保安及清潔員工發放每人每月1,000元，但因收到投訴指有關津貼每大廈只有6個名額，又不能平均分配，措施有所不足，提議放寬有關津貼的名額限制。
新民黨建議政府應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涵蓋以下七個範疇：
涵蓋美容師、化妝師、攝影師、補習老師、中醫、音樂導師、體育教練及設計師等多種不同職業。求助者中不乏單親家庭、基層青年及單身人士等弱勢社群，但他們普遍表示，渴望自力更生，絕不希望依賴綜援。新民黨建議，政府向上述類別人士發放5,000元的津貼，為期六個月，執行細節交由政府研究，盡快為這群「漏網之魚」提供協助，避免他們跌入綜援網或淪為長期失業。
受全球疫情蔓延影響，多國已暫停輸出外傭，導致外傭中介公司收入大跌。由於中介必須處理僱主查詢及支援已抵港外傭等事宜，無法以停業或裁員削減開支。業界擔心出現倒閉潮，影響大批外傭及僱主。
新民黨建議，政府向擁有領事館及勞工處牌照的外傭代理公司發放8萬元資助，與零售業的做法一致。據業界指出，現時全港約有650間符合以上資格，而勞工處應備有完整資料，可按牌照資料審批申請，預計建議涉及約5,200萬元。
政府於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抗疫辛勞津貼」，向前線保安及清潔員工發放每人每月1,000港元，為期四個月。然而，每幢大廈的名額只有六個。根據網上資料，若員工人數超出上限，申請人不能平均分配資源，只能由申請人支付餘下員工的津貼。新民黨接獲數個法團投訴，指安排等同向法團及業主開刀，並批評相關訊息混亂，擔心誤墮法網。我們要求當局放寬名額限制，並敦促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必要公開釐清申請準則，並容許申請人平均分配資源。
由於疫情肆虐，對零售業造成沉重打擊，業界反映希望當局可加快審批過程，以解燃眉之急。同時，不少服務行業，例如美容、美髮、美甲及中藥店等，在提供服務時亦同時從事零售業務，因此希望當局能夠放寬「主要及實質業務為零售」的申請要求，按個案實際情況審批，放寬申請門檻，涵蓋更多受影響的商戶。
NSW Government offers $440 million land tax break to support tenants and landlords, 13 April 2020,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