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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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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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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英國大選，約翰遜（Boris Johnson）帶領保守黨獲得「漂亮的多數票」（handsome majority），在下議院議席贏得過半的365席，比去年增加了47席，約翰遜得以連任英國首相。然而，大選前坊間對約翰遜的得票其實並不樂觀，《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於12月刊登文章Key Election Task for U.K. Tories: Tame Boris Johnson，認為約翰遜的個人情緒管理是這次選舉的勝負關鍵。
文章指2017年英國大選時，工黨的格恩（Andrew Gwynne）在天空新聞台（Sky News）的論壇上激怒約翰遜，約翰遜還大力推撞格恩。當時格恩便用當地俗語「pillock」形容約翰遜是個愚蠢的人。約翰遜不善於控制情緒，容易暴怒，在這篇文章裏，作者把情緒形象化，以「erupt with rage 」形容約翰遜猝不及防的怒氣。「Erupt 」的意思是「爆發」，常用於表示「火山爆發」（volcano eruption）。
作者直言，雖然約翰遜的個人政治魅力致使脫歐陣營於2016年脫歐公投中勝出，但是約翰遜動輒發怒的脾氣（a flash of temper）可能會帶來「負面的政治迴響」（political repercussions）。因此，不少人懷疑約翰遜早前刻意避開棘手的訪問，便是為了隱藏自己的弱點。
此外，文章也指約翰遜的個性容易失言（gaffe-prone character），民眾會對他失去信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便曾於2016年脫歐公投時質疑約翰遜的宣言是謊言。「Gaffe 」源於法語，它的解釋是「blunder 」（錯誤），有時會與「political 」合併為「political gaffe 」，意指政治家因失言而犯下的錯誤。
來到2019年的「提前大選」（snap election），約翰遜有備而戰，盡力隱藏易怒真面目，表現得親民又有耐性。例如大選前一天，他到訪一所餐飲公司，參與預備一份餡餅，並把其脫歐方案比喻為「可放入焗爐的」（oven-ready）點心，意思即一切準備就緒。這些「軟功」頗為有效，說服不少英國民眾支持脫歐，也堅定了民眾對脫歐的決心。得來不易的信任終讓他成功帶領保守黨勝出大選，並「能用自己的意願塑造英國」（can shape the country with his own will）。
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討論由鍾國斌議員提出（邵家輝議員代問）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的質詢，我要求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講解《法案》第五條對香港的影响，陳副局竟然說沒有《法案》在手而未能回答問題，我感到十分失望及遺憾，因為《法案》第五條嚴重窒礙香港高新科技的發展，打擊深遠，實在十分重要。
第五條「大灣區條款」
我稱《法案》第五條（Annual Report on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Laws and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ccurring in Hong Kong）為「大灣區條款」，皆因整條條款都是針對大灣區的高科技發展及香港的角色而制訂的。
首先，第五條規定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聯同國務卿，需在《法案》通過後七年內，逐年提交年度報告，審視香港高科技產品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程度。條款原文是an assessment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and sanctions laws occurring in Hong Kong. 關鍵字是 extent of violations，即是美方已經設定香港是有違反的，年度報告是檢視違反的程度。
第五條(a)(3)列明，要評估有沒有受美國出口管制的敏感民用軍用兩用產品（sensitive dual-use items）透過香港轉運至中國，發展中國的大數據、監察系統或社會信用體系。
第五條(a)(4)則要評估中國如何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把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高科技入口到大灣區去（... to use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o import items into … as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因為中國把香港定位為國家的科技及創新中心（... through the assignment by Beijing of Hong Kong as a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enter ...），觸動了美國的神經，使美國更加敏感。
我素來覺得國家把香港定位為科技及創新中心是太抬舉香港了，香港的創新科技基礎、能力及人才各方面均未及深圳。以往，香港在高科技出口方面有優勢，是因為香港從港英時代起，追隨英國享有西方的特別待遇，可以輸入民用軍用高科技產品。
然而，在回歸二十三年後，上述優勢將隨著《法案》的通過而消失。美國忌憚中國大灣區計劃的威脅，同時認定中國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及科技及創新中心的定位來獲取美國的高科技，矢志打壓，日後香港將難以輸入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了。
美國打壓中國科企
香港要發展高新科技，不能不和內地合作。可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中國很多科技企業都被美國打壓。
2019年10月，美國商務部把AI獨角獸商湯科技（SenseTime）及其他二十多間中國科技企業納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和美國公司交易、入口美國產品或購買美國技術，例如半導體、晶片等等，藉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封殺。
商湯科技是由湯曉鷗教授帶領的中大工程學院團隊創立的初創企業，在香港、北京、上海及深圳均設有基地，專門開發人工智能深度學習、人面辨識、遙感影像、擴增實境等技術，與華為、小米等維持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市值達75億美元。創辦人湯曉鷗教授與內地科技界關係千絲萬縷，經常穿梭中港各地，在目前形勢下，美國怎會容許這類企業入口美國的先進技術？
香港創科路遙
美國無所不用其極，阻礙中國登上AI一哥的寶座，而香港在中美貿易戰及《法案》的雙重箝制下，想要真正成為科技及創新中心，真是難上加難，未來或者需向美國及其盟友以外的國家（例如德國）輸入科技。
我認為香港另一個可行方向是避重就輕，即是發展金融科技、虛擬銀行或虛擬貨幣這些相對簡單、不需要採用美國先進半導體或晶片的技術，捨難取易，或有生機，但以香港目前停滯不前的創科環境而言，要突圍也非易事。
《法案》禍港 泛民「功不可沒」
回說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公民黨郭榮鏗議員振振有詞，說「本人及公民黨支持《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認為《法案》有助保護香港在《基本法》下應有的人權和法治。」我認為他是顛倒是非。
事實上，香港在多項排名榜表現優良，例如最近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警察可靠度排名」（Reliability of Police Services），香港排名第六位，比加拿大（第八位）、澳洲（第十位）及英國（第十八位）的排名均要高，美國更只是排名第二十六，遠遠落後。
由此可見，市民必須瞪大眼認清楚，正正就是郭榮鏗、楊岳橋、涂謹申、葉建源、陳方安生及黃之鋒等泛民人士，多次赴美，假借保障香港人權自由之名，游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其他國會議員通過這條禍港《法案》，要求美國及其盟友制裁香港，真正目的就是箝制中國及香港的發展，將來香港的高新科技無法突圍，這批人「功不可沒」。
新一屆區議會陸續召開會議， 一如所料，泛民掌控的十七個區議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以後的區議會將會變得高度政治化，甚至因為過分關注政治議題而衍生新的矛盾。
1月15日，大埔區議會大會討論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時，大埔民政專員指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不符合《區議會條例》賦予的職能，不能進行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帶同民政處及秘書處職員離席，不作會議支援。
其後，大埔民政事務處指政府認為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與《區議會條例》有牴觸；而一眾大埔區議員則到灣仔民政事務總署請願，要求釐清該委員會違反條例的地方。在我看來，問題非常簡單，就是要了解大埔區議會成立該委員會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當中關鍵是，區議會的成立與《區議會條例》是依據《基本法》而制訂的。
根據《基本法》第9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第98條則是「區域組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由法律規定。」上述條文的關鍵詞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諮詢」，是被動式的，而接受諮詢的事宜要由特區政府提出。
目前特區政府並沒有就保安及政制事務諮詢大埔區議會，區議會自行成立相關委員會，選出正副主席，然後討論議員關注的事宜，已經僭越了《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至於有素人議員引用《大埔區議會常規》第33條 「為執行區議會職能的目的，區議會可委出委員會，並可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任何委員會」，更加是轉移視線，企圖魚目混珠。試問區議會並不擁有的職能，怎樣轉授予委員會呢？
區議會是地區事務諮詢組織，不論是《基本法》第97條及《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的職能均沒包括保安及政制事務，若區議會僭越《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企圖去做其他事情，是法律及制度均不容許的。若事件繼續發酵，理想做法是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讓法庭裁決大埔區議會自行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是否違反《基本法》。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上回提到土耳其的其中一個矛盾是教派鬥爭。同時，土耳其也面對庫爾德族分離分子的威脅。
土耳其和庫爾德族積怨甚深。庫爾德族從前在鄂圖曼帝國聚居，二戰後，帝國土地分裂成多個國家，部分庫爾德族原居民納入剛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現時世界上庫爾德族的總人口為約3000萬，而居住在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族人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屬最大的少數族群。長久以來，庫爾德族發動激烈示威活動逼迫政府，企圖脫離政府的管治，誓要建立屬於庫爾德族的「庫爾德斯坦」。
不少國家介入庫爾德族的問題，讓土耳其遭受壓力。稍早時我曾提及土耳其不能順利申請成為歐盟成員，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歐盟不滿土耳其處理其與庫爾德族發生武力衝突的手段。近年庫爾德族組織如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更與美國交好結盟，早前曾幫助美國對抗伊斯蘭國（ISIS）。鄰近土耳其的敘利亞發生內戰，美國亦派兵支持庫爾德族敘利亞反對派。土耳其深受牽連，接壤與敘利亞的邊境地區遭庫爾德族強佔。
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19 年10月宣布從敘利亞東北部撤軍。美國突如其來的一步相信是因為與土耳其達成默契。於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立刻揮軍進攻，長驅直入，收復失地。10 月下旬，土耳其與美國簽訂停火協議，並建設非武裝區。有分析指，這是特朗普為了履行讓駐守敘利亞東北部的美軍回家的諾言。我認為促成談判成功，或可能是由於美方顧及土耳其橫跨歐亞的特點。美國在土耳其建設了不少軍事基地監察中亞和中東國家。若想繼續利用土國地理優勢，美國在談判時也需要讓步。
我剛去了日本送舊迎新，在大阪的心齋橋大出血。很多香港人都去過心齋橋，見識過滿街遊客擠得水泄不通的盛況，比起全盛時期的旺角、上水，有過之而無不及。
除了滿街遊客，還有滿街藥妝店。日本的藥妝店即是我們的藥房，不過日本的店面大，貨品多，價格便宜，而且特設普通話售貨員招待內地遊客，也有特設櫃位替遊客即場辦理退稅手續。日本政府鼓勵遊客消費，遊客以銀聯卡付款藥妝還給予額外折扣。吸引力這麼大，遊客買龍角散、止痛膠布、護膚品、化妝品，真是買到手軟！
放眼望去，香港旅客固然多，更多的是內地遊客，藥妝店購物可以用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一應俱全。這讓我想起香港反內地客水貨客的情況，這些年來，反水貨客、踢喼、指罵內地旅客的情況沒有少，最近仍有號召在上水反水貨客。
過往大量內地遊客湧港，使香港人覺得生活空間及資源遭侵佔，那種感受，可以理解。可是，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換個角度看問題。
回到2003 年，當時沙士肆虐，香港經濟低迷，為了挽救香港經濟，中央政府容許內地居民以自由行的形式訪港，目的是促進消費，刺激經濟，當時的確成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之後香港進入經濟復甦期，就業機會大增，保住市民飯碗。只是後來特區政府再請求中央政府放寬讓更多城市的居民來港，衝擊了香港的承受力，才演變成後來部分港人對自由行、內地遊客、水貨客的反感情緒。比較日本對待內地遊客的禮遇態度，香港的反差就更大。
讓人感慨的是，經歷過去六個月的反修例抗爭，遊客區變了戰場，「香港那麼亂」，不單自由行遊客，其他外地旅客都已卻步，再加上武漢肺炎壓境，可以預視香港的經濟情況將比2003 年更差，也許農曆年後會有倒閉潮，失業率會急升，打工仔、小市民的生活會大受影響。
在如此寒冬下，不添衣補暖，想辦法刺激經濟，反而嚷著反內地客、反水貨客，真的有意義嗎？
上回我介紹土耳其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提到其左右為難，夾縫求存。近年土耳其遭受多次恐怖襲擊，弄得人心惶惶，國家岌岌可危。較為矚目的例子當屬2017 年在伊斯坦堡發生的元旦恐襲。當時，一名槍手喬裝成聖誕老人走進一所伊斯坦堡夜店大肆射殺，傷亡甚多。及後，極端伊斯蘭遜尼派支派組織伊斯蘭國（ISIS）公然承認責任。我認為這件事向大眾說明土耳其正面對教派鬥爭引發的矛盾。
導遊告訴我，土耳其是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伊斯蘭教國家。除了實行西式民主選舉外，國家沒有強求人民嚴格遵守伊斯蘭教的教條規矩。旅遊途中，我便充分感受到土耳其的服裝自由。譬如，在街上可看到形形色色的婦女穿搭，有的女士穿上傳統伊斯蘭教服飾，有的則穿著富歐美風格的衣物。導遊補充，土耳其的伊斯蘭教徒很溫和，雖然仍有什葉派、遜尼派等派系之分，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教徒之間不會發生衝突。
ISIS 近年來活躍於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國家。其教旨極為保守，成員奉行極端宗教，包括攻擊非伊斯蘭教徒和非傳統伊斯蘭教徒。於這些極端伊斯蘭教徒而言，土耳其已經西化，奉行的伊斯蘭教條寬鬆，偏離了原本的教義，讓他們心生不滿。加上ISIS 的重點活動基地臨近土耳其，土耳其因此容易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因此，近年土耳其邊境接壤敘利亞的地區經常發生衝突，造成兩方嚴重傷亡。
踏進2020年，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祈願香港和平，社會恢復寧靜。可是，大家別忘記，還有一條《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橫於香港頸上，將對香港造成深遠影響。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11月27日簽署的《法案》是《參議院版本》，整個《法案》共有十條（SECTION 1 to 10），香港傳媒及反對派只關注制裁名單，卻忽略了其他更具破壞力的重要細節。
制裁反人權官員 門檻甚高
有關制裁（Sanction）的條款（第七條），之前的《眾議院版本》包括了制裁人士的直系家屬（immediate family），最終《法案》則已刪掉這條款。此外，《法案》新增了日落條款（SEC 7（h）），列明整個第七條及由此衍生的制裁內容，均由《法案》簽署起計五年後終止無效。再加上制裁內容主要是針對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門檻甚高，特區政府及官員難以達到此門檻，可見單是制裁官員並不「辣」，《法案》「辣」在其他條款，以下逐一探討。
《法案》第七條是Sanctions relating to undermining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autonomy in Hong Kong，重點字是autonomy——自治。相信過去特區政府官員議員與美方交流時，均有明確表達，香港一直享有的是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high level autonomy），而非完全自治，香港也不是自治區。因此，美方根據甚麼客觀基準來做年度審核（Certification），審視香港是否足夠自治（remain sufficiently autonomous）等等，便份外值得商榷。
《法案》第四條（SEC 4）提出了這個準則——…indicates whether Hong Kong continues to warrant treatment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in the same manner as United States laws were applied to Hong Kong before July 1, 1997…即是以1997年回歸前的狀態作標準。
這個比較基準非常重要，然而，我認為原則上是錯誤的。道理很簡理，今日美方應以1997年前的模式比較今天的香港嗎？不能吧。因為香港的憲制地位已發生了質的改變，現在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是不可以違背或傷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
舉個例，《法案》第四條提出檢視15個範疇，包括「制裁的執行」（sanctions enforcement）。1997年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而英國作為美國盟友，追隨美國而命令香港一起制裁北韓的話，香港做得到。可是回歸後，香港只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若中國沒要求香港制裁北韓，香港不會隨美國要求加入其制裁行列。這種情況下，香港是高度自治受損嗎？當然不是。但是若美方因此而評定香港沒有足夠自治，就太不合理了。
法案最辣處 美呼朋喚友打壓
此外，我認為《法案》最「辣」的地方，是美國不單止自己處處限制香港，還要呼朋喚友一齊來，《法案》第三條（SEC 3）第11款寫得十分清楚，美國會和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及韓國等盟友協調，合力推動香港的民主及人權發展云云。
例如《法案》第四條（SEC 4）提到，若有個別香港人士或學生因為政治動機被捕、被拘留、被檢控，而該人士要離開香港，申請去美國讀書、工作的話，美國會發出簽證；而且美國領事館會持續更新上述活躍人士的名單。
美國國務卿更會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通報美國對香港抗爭者的相關政策，鼓舞盟友們採取相同措施。換句話說，美國開宗明義會聯同其他國家包庇及保護香港的政治抗爭者。
《法案》第八條（SEC 8）第6款更列明，美國總統呈交制裁報告（Sanctions Reports）後，會鼓勵其他國家採取類似制裁措施來制裁香港！
美國企圖合多國之力圍堵小小的香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美國顧忌誰，想打擊誰，其目標昭然若揭。
打擊港國際地位 衝中國而來
我認為，美國刻意在香港陷入反修例風暴難以自拔之際，修改1992年立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當然別有用心，當中很多條款（例如我曾撰文討論過的「大灣區條款」（第五條SEC 5），見本欄2019年12月3日「人權法礙港科技發展．人才資金難留」文），其實都是衝着中國而來，而且還會聯同其他國家再踩香港一腳。香港作為中美角力的重要棋子，面對口口聲聲要制裁的《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躲不開也避不過，只能硬着頭皮應對。
若美方根據《法案》實施各種制裁措施，香港的國際關係及地位受到打擊，惟有更加依賴中國尋找出路，實際效果就是把香港推向「一國一制」——美國實在「功不可沒」。
反國教、違法佔中及今次的反修例抗爭均有共同特點，就是年輕人特別多，大學生甚至中學生成了抗爭中堅者。大學變了武器庫，中學人鏈浪接浪。近半年來的被捕人士中有大量學生，最年輕的只有十二、三歲，他們涉及縱火、刑毀、藏有甚至製造汽油彈等武器，讓人吃驚。理大遭佔據，便有數十位中學校長親到理大「執仔」，讓社會醒覺，香港的教育出了很大問題。
也是這半年，我們從傳媒報道或網絡消息得知，有老師被捕、公開散播仇恨言論、欺凌警察子女、製作仇中仇警工作紙等等，顯然是把個人立場及情緒帶入校園，對學生的學習及成長有負面影響，很多家長向我們表達憂慮。教育局調查投訴慢半拍，對涉事老師大多警告了事，懲處沒有阻嚇性，未能改善問題。
在我看來，香港教育千瘡百孔，非一日之寒。教改至今二十年，中史非必修，通識卻必修，加上教育局經常拿「校本管理」做擋箭牌卸責，萬事推給「教學專業」，終於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通識科一直受盡質疑，既是必修科，教科書卻不用送審，內容欠缺監察，老師怎樣教，灌輸了甚麼，沒有標準。DSE 通識科考試經常出「政治參與題」，老師同學花在「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兩大單元的時間自然較多，潛移默化，莫過於此。
不過，根據近月來網上流傳的眾多「仇中仇警工作紙」看來，問題已擴散至中小學不同的年級及科目，幼稚園工作紙也未能倖免，已絕非通識科「獨秀」。
出版社教科書尚且有送審制度，但是校內製作的教材、工作紙則沒有，老師製作教材、工作紙或試卷的流程有多嚴格，學校有沒有把關，因校而異。讓問題工作紙面世，校方責無旁貸，教育局更是難辭其咎。
老師一直是備受尊重的專業，數十年前，人們申請教師執照時，需要請兩位社會知名人士做擔保，原意就是要證明該位老師有良好的品格及道德操守。時至今日，我相信大部分老師都是專業可敬的，但若有老師把個人政治立場及仇恨情緒灌輸給學生，荼毒下一代，就必須果斷處理。教育局必須正視問題，加強把關，撥亂反正，否則後果堪虞。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 周一刊登
今天是大除夕，轉眼間，香港便會在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邁進二○二○年，伴隨暴力抗爭而來的，還有經濟寒冬。根據報道，估計已有五百間食肆結業，特別是在抗爭熱點區，結業情况更加嚴重，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手停口停的打工仔。
為了刺激經濟，新民黨建議財爺向全港六百萬名十八歲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派發每人一萬元本土消費券，並且要用簡單快捷的方法把消費券送到市民手上。傳統實體消費券當然是考慮方法之一，以電子形式發放也是另一個可行途徑。例如把一萬元消費金額存入市民的個人八達通卡內，市民使用八達通卡消費便可扣款。可是，或會有人質疑，這樣是不是等於把六百一十三億錢轉移給八達通口袋，八達通公司還可因為這筆現金而衍生大量利息？
又例如參考很多商戶的做法，市民網上登記或者下載某個App，消費時「嘟一嘟」電子券扣款；微信支付或PayMe也是可行模式；更甚是採用區塊鏈（Blockchain）等新科技，不愁找不到簡單有效的方法。
考慮到長者或部分市民未必接受或者懂得使用電子方式，政府可以提供選擇，市民在填表時選定一種領取消費券的方式，政府便容易處理。
面對經濟困境，政府不能再耽擱下去了，新建議新科技就擺在眼前，政府應抓緊機會，摒棄上回亂七八糟的派錢模式，好好地運用科技，化繁為簡，把一萬元消費券快捷地送到市民手上。二○二○年要怎樣開始，就掌握在政府手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