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2日 “要求政府在公營醫院內增設性暴力受害人及 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議案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主席：
我本身是一位大律師，過去曾經接觸和處理涉及性暴力和虐待兒童的個案，我發現這類案件的受害人，他們往往會感到無助和困擾，案發後他們不知道可以去哪裡尋求協助，亦會猶疑應不應該報警，因為他們會擔心，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日後可能面對巨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壓力，包括要東奔西跑去警署落口供、去醫院檢驗、去找法醫取證等，在落口供和上庭時，又要重覆被問及和憶述整個受害過程，他們需要鼓起極大勇氣和得到支持才能面對這些壓力。
事實上，現時政府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支援好有限，雖然近年坊間相繼出現一些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的團體，包括風雨蘭及東華三院芷若園，但由於資源和人手所限，他們提供的服務往往有一定限制，加上現時政府相關部門在處理性暴力和虐兒個案的軟硬件配套設施都不足夠，未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私隱，同時政府亦欠缺統一的處理程序和指引，所以我支持陳沛然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在港、九、新界三間公營醫院內，設立符合世衞組織《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標準的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為受害人提供24小時一站式服務，並為政府相關部門和醫院制定有關個案的統一處理機制和程序指引。
世衞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明確指出，受害人的基本醫療支援是非常重要，並提出醫療及法律服務應設於醫院或診所內，認為在同一地點處理有關程序是最好的服務模式，亦即受害人報警後所需進行的程序，包括醫療檢查、法醫檢查、錄口供等，均在同一地方進行。
另外，我建議政府在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加入當值律師服務，目的是希望在個案跟進的每一個節環中，在需要的時候，都有律師為受害人提供適切的法律支援，使受害人的權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我知道，現時在風雨蘭的一站式支援中心內，並無律師能即時為受害人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而是需與義務律師另行預約時間進行法律諮詢。因此，很多時候受害人在最初落口供時，或在往後的過程，受害人可能要面對漫長的司法程序中，都未必有律師陪同，給予受害人專業的法律意見，提供法律支援。所以，我認為這個建議是有實際需要，很值得政府考慮。
主席，近年Me Too運動席捲全球，越來越多曾經受性侵的女性都願意企出來，勇敢面對曾經遇到的不快事件，一方面為自己抱不平，另一方面希望犯案者得到應有懲罰，社會上同類案件可以盡量減少，她們都非常勇敢，很值得大家支持，所以我想在此給她們一個「讚」。
根據本港首間專為14歲或以上受性暴力侵害婦女提供24小時一站式危機支援服務的團體「風雨蘭」提供的資料，在他們於2000年底成立以來的17年間，共處理3501宗性暴力求助個案，其中6成共2232宗為強姦個案，但當中只有約5成半受害人願意報警，當中又有712個個案最後終止了調查，包括220個個案是事主自己選擇終止調查，這些數字是具有警示性的。
受害人選擇不報警或延遲報警，相信跟現時本港未有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有很大關係。現時英國、台灣、馬來西亞均有為性暴力受害人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和服務。在英國，性暴力受害人可以到全國約45個支援中心Sexual Assault Referral Centre (SARC)接受一站式服務，包括醫療檢查、避孕、法醫檢查、曾經接受訓練的警務人員會向受害人講解整個個案的處理程序等。
台灣在2001年開始推行「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而性侵案的報案率在2002年至2012年間逐步增加至70%。至於馬來西亞在1996年於全國公立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中心後，強姦案的報案率亦有明顯增加，反映一站式支援服務對受害人有直接幫助。
此外，現時政府並無制訂統一機制和指引，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求助個案，警方、社署和醫院都有不同做法，而醫院急症室地方有限，很多時都無法騰出足夠空間，讓受害人在具有較高私隱度的空間接受醫護人員及警員的查問，讓受害人要東奔西跑。政府日後如果接納我們的建議，在三間公營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我希望政府在中心內提供更多保障受害人私隱和權益，讓受害人感到被尊重。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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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我在立法會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有33位議員發言，麥美娟、鄭泳舜、梁耀忠及尹兆堅4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在跨黨派支持下，我的議案及3個修正案均獲通過（鄭泳舜議員修正案撤回），反映議會認同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政府有必要盡快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水平及升幅、租務保障、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等等，讓21萬劏房居民得到保障。
可是，當日運輸及房屋局蘇偉文副局長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甚至憤怒。蘇副局官樣文章式的回應，把針對劏房的規管建議形容成一般房屋租賃，不冷不熱，不痛不癢，反映政府對毫無議價能力的基層劏房戶漠不關心，連研究立法的意欲都不大，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劏房居民大概會感到「心塞」。
反駁一：租務管制不會減少劏房供應
首先，蘇副局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是「適得其反」，會「減少出租房屋的供應」，「令業主更嚴格挑選租客」，「無法有效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等等，我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正確。
香港的情況與外國不同，基層市民一般寧願居於接近上班的地方，大量劏房單位集中於市中心，位置便利的劏房租金驚人，例如位於西區僅80呎的劏房，月租可高達8000元；加上房屋供應趕不上，劏房需求長期殷切，對業主而言是很吸引的市場。我便有律師朋友購入深水埗的舊樓單位，改裝成頗企理的劏房出租，租金回報率可高達雙位數字。正正因為投資劏房的回報率比起一般物業高那麼多，早前便有發展公司將豪宅劏成約530個分間單位，我就此向局長投訴，事後多個位於山頂、赤柱及壽臣山的「豪宅劏房」被地政總署「釘契」。由此預視，即使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業主依然有利可圖，劏房供應不會減少。
反駁二：不要用「干預自由市場」迴避規管
第二，蘇副局把租務管制形容為干預自由市場，認為「業主與租客在訂定租約時，應先行協議各項條款，包括終止租約的通知期和安排，以及租金和其他費用（例如水電費）的水平和計算方法。」我認為這正正是劏房戶面對的嚴峻問題－－他們欠缺議價能力，在缺乏規管的情況下，經常遭濫收水電費，甚至無理加租、逼遷而求助無門。11月28日，「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到立法會請願，多位劏房戶代表也表示面對這些困難，一家人前路茫茫，政府應該好好聽聽他們的聲音。因此我的動議及4位議員的修正案均要求當局為劏房單位設獨立水錶電錶，這種規管政府是有能力做到的。
蘇副局認為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Landlord and Tenant（Consolidation）Ordinance）會「對香港的物業權益（包括租住權）的轉讓制度產生基本影響」，我不苟同。這條例是香港法例第七章，歷史悠久，條例目標包括規管業主與租客的關係、規管租金水平及規管租金加幅等等，即是說，香港早已推行過租務管制。條例引進了幾種租金概念，包括「容許租金」（Permitted Rent）、「市面租金」（Prevailing Market Rent）及「標準租金」（Standard Rent），同時引入租約管制，例如訂明在若干情況下業主必須與租客續租、租客如遭剝削可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等等。今時今日，劏房戶遭剝削問題嚴重，政府不應以干預自由市場做擋箭牌，推搪迴避。
反駁三：過渡性房屋杯水車薪
第三，我在2016年參選行政長官時曾探訪劏房戶，了解他們的困難，隨即建議政府購入整棟工廠大廈，分間成指定單位，如當年的「臨時房屋區」般，用以安置正輪候公屋的市民，讓他們脫離生活條件惡劣的劏房。
蘇副局指「運房局轄下的專責小組會就過渡性房屋提供一站式的統籌支援，……包括就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財政資助等。」可是，我在12月3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詢問運房局局長陳帆時，他根本無法說出目前能提供的過渡性房屋的數量，只表示當局會利用政府的空置樓宇及由善心業主提供的廠廈，可見這類過渡性房屋的數量非常有限，相比21萬劏房居民絕對是杯水車薪。
反駁四：規管分間單位 英國新加坡早有先例
當日蘇副局的整體回應大耍語言偽術，把議員針對劏房的管制建議，說成一般房屋租賃管制，讓市民誤以為議員有意全面引進租務管制。可事實並非如此，我今次的議案是針對「分間樓宇單位」即劏房這特定房屋市場，希望保障基層市民。事實上，規管分間樓宇單位，英國新加坡早有先例，並非新事物，也不是不能做到。
我建議政府仿傚英國，按樓宇分類推行租務管制。英國很多城市都有劏房，很多初抵英國的南亞裔人士都居於劏房單位。英國政府早於1985年已就分租單位 （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作出初步定義，並於2004年通過《2004年住宅法》（Housing Act 2004），作出全面規管，引進一個新的房屋類別「大型分租單位（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即「A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254 to 259」，清晰界定哪類單位需受租務管制，並推出發牌制度，從而確保大型分租單位的安全、防火、衛生、採光標準符合規格。
新加坡政府也於2012年出招打擊「鞋盒屋（Shoe-box Housing）」，即面積500呎以下的單位，今年10月更公布新指引，規定發展商不可在中央區外興建平均面積少於915呎的私人樓宇單位。新加坡政府重視市民住屋環境的程度可見一斑，香港政府實在難望其項背。
可研究租金津貼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幾位議員的修正案均要求為已輪候公屋逾三年的劏房戶提供租金津貼。蘇副局的答案則是「在當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租金津貼很可能會促使業主上調租金，間接使租金津貼變成額外租金，租客未必能得到實質的幫助。」
我以往也對實施租金津貼有保留，想法與政府接近，擔心最終是業主得益。然而，我最近做過一些研究，認為若政府願意動腦筋制訂一些新措施，租金津貼可以考慮。例如像訂立印花稅那樣，租金津貼提交立法會便即時生效；或者引進條例，規定若租金加幅超過市面租金或容許租金，即規定業主必須減租；或者規定現有租客有優先拒絕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即現在租客拒絕續租，業主才可把單位租給他人等等。
總括而言，在公屋輪候時間創19年新高、長達5.5年，有21萬基層市民擠住租金昂貴卻環境惡劣的劏房的今天，我認為即使實施了劏房管制，在仍有合理利潤的情況下，劏房供應不會減少，因此，政府不能再推搪，必須盡快立法規管，保障基層市民。
我對運房局的消極態度極為失望，不排除新民黨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月初於溫哥華轉機時被補，事件震驚全球。
據悉，美國指控孟女士涉嫌透過香港公司Skycom 向伊朗出售通訊設備，違反美國制裁伊朗決議案。
加拿大當局是應美國要求扣留孟女士，美國亦已按美加兩國簽訂的引渡協議向加國要求引渡孟女士到美國受審。中方就此作出強烈抗議，並敦促加方立即釋放被拘押人員。
我相信是次拘捕行動與中美貿易及科技角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近年積極發展5G 網絡，在全球創科領域的影響力日增，無可避免會挑戰到美國作為傳統科技大國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近年頻頻向中國的科技巨企埋手，繼今年4 月封殺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後，這次又向華為開刀，其背後用意可謂昭然若揭。
英國廣播公司（BBC）近日刊登了一篇題為「5 張圖表看華為急速增長」的報道，指華為由一家小型交換機生產商搖身一變成今天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生產商，無疑是中國科技發展里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雖然華為的電訊設備曾被質疑存在保安風險，亦有傳美國極力游說其盟友棄用華為產品，但華為的全球市場佔有率依然穩步上揚。
載列於報道中的圖表和數據顯示，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是華為急促發展的關鍵，華為的盈利自2009年起持續上升，全年盈利在短短8年間由約200億美元急增至超過800億美元。
其次，華為同時為顧客提供高階及中低檔價位的智能手機選擇，成功在短期內打入海外市場，令華為上季的智能手機出貨量首次超越蘋果，躍升全球第二位。
新民黨青委會於上週舉辦了「走進大灣區參訪團」，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青委會主席王政芝女士及一眾青委副主席率領青年黨員及友好等二十多人，前往大灣區內位於廣州市及深圳市的大型企業進行參觀交流，深入了解區內企業發展和潛在機遇。
參訪團乘坐港深廣高鐵出發，先到廣州香雪製藥公司認識廣東涼茶歷史，然後到訪廣州勵豐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其最新的聲光技術發展。完成廣州行程後，參訪團轉往深圳，參觀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深圳總部，親身體驗電動車及輕軌列車的最新技術；最後到達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企業領導作交流。期間青委會更藉行程空檔，邀請黎棟國先生分享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的各種經歷和感受。
總結兩天行程，參訪團一行人不單更了解大灣區內企業的發展，以及大灣區為區內企業帶來的機遇，亦促進了各參加者間的交流和友誼，實在獲益良多！
承接上文，縱然中國沒有因入世而成為西式的民主國家，但這改變不了中美兩國在經濟上互相依靠的事實。
美國學者Dr. Zachary Karabell 表示，在經濟學上，美國沒有理據去發動這場冷戰；但在戰略上，又是否有需要？
美國時常認為自己需要一個敵人：過往的冷戰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抗爭；在美蘇對峙的時代，美國國安系統認為要不斷發展以對抗蘇聯；911 之後，美國忙於應付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挑戰。
不過，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地方大，人口多，加上近年軍事上的發展，及外交和經濟實力的擴張，被美國視為取代了蘇聯，成為新敵人，但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國也不想與美國有任何衝突。
中國在自己鄰近的南中國海顯示實力，目的是為了抗衡東亞其他國家如日本、南韓、泰國及越南，以保護自己的後花園，做法有如美國在19世紀推行的Monroe Doctrine，旨在保護拉丁美洲這個美國後花園。因此，美國應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
文章續指，美國國安系統將中國視為敵人或許滿足了21世紀的劇本需要，但這場冷戰並不會令美國變得更富裕、更安全，甚至更穩固。
對中國入口貨品加徵關稅改變不了現時中美兩國在供應鏈上的角色，生產重心亦不能因此而轉移到美國。
這場冷戰只是剛開始，但如果冷戰持續，最終只會傷害了一個互惠的經濟關係，更加會提高真正衝突的風險，對雙方不利。
美國時常都有先下手為強的想法，但這只是在極為罕有的情况下才需要出現。因此，美國宜懸崖勒馬。
近日我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將會轉用華為手機，以示對這家內地企業的一點支持。故此昨晚我出席完活動後，便去到時代廣場買了一部最新推出的華為Mate 20 Pro。
據店員表示，這部手機不單屏幕夠大、解像度高，效能十分出眾，手機內的主要晶片也是由華為自行研發，最特別是備有三個鏡頭，拍攝效果出色。他更表示這部手機十分受歡迎，不時都有顧客查詢，他們也只賣剩一部呢。
我本打算買這部手機自用，但後來一想，目前我正在使用的三星手機依然運作正常，為免浪費、製造更多電子垃圾，故此我決定把這部新手機捐予新民黨，作為下星期舉行聖誕派對的抽獎禮物，且看看到時哪位幸運的同事能夠獲得這份價值$6,888的聖誕禮物吧。
新民黨傅曉琳離島區議員辦事處，今日（9日）下午正式開幕和啟用，進一步加強離島東涌區的服務。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新民黨副主席暨沙田區議員潘國山先生、離島區議會主席周玉堂先生、離島民政事務專員李炳威先生，及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羅成煥先生，主持開幕儀式。
開幕儀式於下午三時十五分開始，先由東涌區議員傅曉琳女士致歡迎辭：「各位嘉賓、各位東涌市民，非常感謝各位今天與我一同見證今天辦事處開幕的大日子！由我3年前成為區議員以來，一直都是『無殼蝸牛』，沒有正式的辦事處，直到今天，位於迎東邨的傅曉琳議員辦事處終於開幕！」
傅曉琳女士憶述：「過去沒有辦事處的日子，我一直都是靠一張枱、一張櫈，及一個易拉架，『擺街站』與街坊會面交流，風雨無阻，雖然辛苦，但街坊一直給予鼓勵與意見，是我服務社區的動力。」
她又稱，東涌過去幾年的變化很大：「就像新落成的迎東邨、東涌東填海、即將啟用的東薈城二期、已通車的港珠澳大橋等等，都對東涌區有很重要的發展。尤其港珠澳大橋通車，雖然一方面便利三地居民，但另一方面亦曾因有過量旅客湧入東涌市中心，影響居民生活，我與葉太即時向政府反映問題，政府隨即增加巴士班次及限制旅客用微信購票等措施，回應了居民的需要，減輕對本區居民的影響。」
「至於新民黨爭取的市政街市，將會落實在東涌市中心興建，方便本區市民。我向大家承諾，今天我有了正式的辦事處，與市民交流就更方便，未來我會更加努力，積極聯繫政府與本區居民，改善社區，令東涌發展更加美好！」傅曉琳議員總結說。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致辭：「我熱烈祝賀傅曉琳議員辦事處正式開幕。自2015年傅曉琳當選區議員後，非常艱辛，一直沒有自己的辦事處，只是用流動服務處(擺街站)，周圍服務東涌的居民。她對社區工作非常熱心，除了東涌，離島其他區的社區問題她都很關心，例如逸東邨，物價貴，但欣聞我們爭取的市政街市即將在市中心興建，對東涌區居民是一大福音。至於較早前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對東涌居民的影響，已大為改善，她每星期都向我們匯報情況，跟進東涌區居民情況。我祝願今天辦事處啟用後，傅議員工作順利，市民節日快樂！」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及離島區議會主席周玉堂先生亦先後致恭賀辭，祝賀傅議員辦事處開幕，冀傅議員繼續努力服務東涌社區，回應居民需要。
各主禮嘉賓致辭後，再一起進行剪綵及切燒豬儀式，再有醒獅表演，約下午四時禮成，象徵新辦事處正式投入服務。新民黨傅曉琳議員辦事處位於東涌迎東邨迎福樓地下1號，提供多項社區支援服務及聯誼活動，加強與居民的聯繫。
美國學者Dr. Zachary Karabell指出，美國不斷指摘中國，刻意發動冷戰，做法並不必要。中國近年忙於擴張其勢力和影響力，包括透過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大型投資項目，以獲得天然資源、原材料及新市場；中國亦在南中國海建立軍事勢力，以擴大其勢力範圍，其實這做法與美國過往在拉丁美洲一樣。美國於19 世紀初推出一項名為 Monroe Doctrine 的外交政策，指明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花園，如其他歐洲國家進一步對拉丁美洲「打主意」，都會被視作侵略行動。因此，美國也有保護自己後花園的政策，中國擴張自己的勢力以保護自己領土，做法並無不妥。
文章續指，中國作為一個半經濟開放的國家，會限制美國及其他國家的電訊及網絡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但其實美國亦一樣，會排外以保護自己的敏感工業。美國又指摘中國會要求外國公司將科技轉移，以作為他們在中國營商的先決條件。但正如 Karabell 所指，如美國覺得這個做法有違世貿規則，大可向世貿投訴，而非發動冷戰。
作者表示，現時聽到最多的「埋怨」，是中國沒有實現當年美國對她加入世貿的期望。當年美國讓中國入世，除了放寬對中國的限制、令中國經濟起飛外，亦希望可以令中國變得更民主及自由。雖然自入世後，中國開放了自己的市場，讓美國的大企業，不論Nike、Starbucks 或蘋果，都在中國尋找到不少新商機，但不少未能分一杯羮的美商仍不滿意。
兩國的經濟互相依靠，縱然近年的增長放緩，但兩國的貿易金額仍超過7000億美元，關係依然密切。
我首先感謝 33 位議員就我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發言，也感謝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在獲跨黨派議員支持下，麥美娟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及我經上述三位議員修訂的議案最終獲通過，反映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當局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升幅、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以保障本港劏房租戶。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我相信一眾正生活於水深火熱的劏房住戶也同樣感到失望。因為局方似乎無意作政策創新，連研究立法保障劏房住戶安全及居住環境的意欲都不大。此外，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在回應時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或會減少本港出租房屋的供應，我認為此說法並不正確。雖然蘇博士所指的情況曾在外國出現，惟本港市民對市區劏房單位的需求長期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透過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劏房業主依然有利可圖，故根本不會導致出租房屋供應減少。
我對當局消極的態度極為失望，故不排除新民黨隨後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