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科技發展作政策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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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香港孕育了很多工業界的翹楚。有全球最大啤機生產商之一的震雄集團，其創辦人蔣震先生獲特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有經營肇豐針織的方氏家族，把針織業在本港發揚光大，甚至創辦TOPPY 國際集團打造本地品牌，投放大量資源擴展至零售業，打入海外市場遠至美國，其家族成員方剛便是前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更有生產電子學習產品、無線電話及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的偉易達集團，至今仍是該領域的佼佼者。
在擔任工業署長時，我已意識到香港的傳統輕工業北移後，本港將出現「工業空洞化」（hollowing out）的危機，情况與日本相若。日本推動發展汽車業成功後，生產成本日益昂貴，不少企業要另尋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把廠房搬至印尼、泰國等地。這樣把生產線外移卻導致本地人失業，及產業結構收窄。當時，一批有心人希望能更有效地推動香港工業，使整個行業朝着高增值和高科技方向發展，於是合資支持工業署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為香港做一個全面研究，探討香港未來工業發展的路向。
研究集結成書籍Made by Hong Kong後於1997年出版。學者們指出香港本地生產式微。香港已轉型為統籌內地及亞洲各地製造業的樞紐。生產於內地或國外其他地區進行，設計和外銷則在香港進行。此外，書中亦建議生物科技、資訊科技等產業應如何在香港持續發展。然而研究面世後，特區政府並沒有跟進。歷屆官員及不少商界人士只信奉「hi-tech 揩嘢，low-tech 撈嘢」，認為在研究開發（R&D）方面投放資源非常不值，沒有跟隨全球潮流推動製造業向高產值發展，使香港今日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配圖為1997年出版，學者們研究集結成的書籍《Made by Hong Kong》
港版國安法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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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港市民注視下，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投票結束，烽煙四起，支持及質疑的聲音兩極，連帶惹來各種不盡不實的傳言，我在本文解惑一二。
疑惑一，他日「港版國安法」在港實施時，應根據哪個法律體系去解釋？
眾所周知，《基本法》是以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語言寫成的成文憲制性文件。《基本法》已在香港實施二十三年，法庭每天也在審理有關《基本法》的案件，包括很多司法覆核案件，指某條本地法例違反《基本法》等等。那麼，法庭是根據甚麼法律體系解釋《基本法》的呢？
《基本法》第158條清楚列明，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自行解釋《基本法》。而香港在回歸前後都一直奉行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因此，法院一直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基本法》。將來實施的「港版國安法」，法院也應根據普通法原則解釋和裁決。
疑惑二，「港版國安法」將禁止本港外籍法官審理相關案件？首先，我希望社會大眾明白，所有法官，不分國籍，在就任時已經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再者，法官必須根據法律原則及法例條文審理案件，與其國籍毫無關連。法官判案忠於法律、忠於事實，而非忠於國籍。正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所說，「法官公正與否跟國籍無關，如要偏幫某一政治群體，任何國籍都可以；香港獨特之處是不同國籍法官可參與審訊，受國際尊重。」(《明報》5月28日)可見上述傳聞毫無說服力。
《基本法》第90條規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第92條又規定，特區的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因此，實在看不到這些規定會因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而改變。
特區政府的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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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科技政策於特區政府而言素來是棘手的問題。原因是政府長久以來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鮮少干預市場運作。很多著名經濟學家篤信在此原則下供求自動配合，自由市場「自動波」推動經濟發展。當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米爾頓．佛利民（MiltonFriedman）拍攝電視節目Free to Choose時解釋何謂自由市場經濟，其中一集便挑選香港為例子，闡述其如何憑自由市場創造財富。
政府一直不願打破這個傳統的致勝理念。到1990 年代中葉，輕工業如紡織與製衣業等北移，香港經濟開始轉型，政府也沒有意識到要選取本地具優勢的科技產業並大力扶植，從而發展科技產業。雖然我擔任工業署長時，末代港督彭定康明白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支持我游說摩托羅拉來港設立半導體晶圓廠，可是當時因條件不足未能成事，錯失發展的機會。
香港回歸後，全球進入數碼時代，本港落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步伐，缺乏科技及創新，成為致命短板。歸根究柢是特區政府官員欠發展科技產業的知識。早年只有由「官場神童」鄺其志帶領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曾負責規管電訊業和廣播業。2002 年特區政府成立工商及科技局，有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之意，但該局於2007 年重組成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往後只主力推動商貿、旅遊、服務行業等等。政府「去科技化」，資訊科技界淪為「孤兒」。記得2007年時我偕同多位業界人士，如譚偉豪博士、葛珮帆等在舊立法會大樓外抗議。加上特區政府中甚少官員是科技界出身，未能掌握科技發展的政策要素。即使政府於2015年終於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大力投放資源推動科技產業，可惜為時已晚。
新民黨 堅定支持 人大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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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的領袖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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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元首各有其標誌性風格，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淨色外套、英國首相約翰遜「凌亂的」（unkempt ）頭髮均讓人印象深刻。《經濟學人》早前一篇題為Emmanuel and the three costumes的文章研究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衣著打扮。文章形容這位總統是「舞台愛好者」（theatre enthusiast），平素愛穿深藍色的西裝。即使「於批評者而言，其利落筆挺的西裝使人不快，標誌着高學歷、大都會精英的身分」（For his detractors, the sharp suit is an offensive marker of his membership of the highly educated,metropolitan elite.），對於馬克龍而言，深藍色西裝等於是他的登台「戲服」（ costume ）。2 0 1 7 年總統大選當晚，馬克龍從羅浮宮的影子中走出來， 猶如羅馬神話裏的眾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般，十分戲劇化。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各國領袖藉着抗疫展現了不同的領導風格。默克爾小心謹慎，默默展現自己的能力。而「約翰遜慣常的怒吼令人感到不安」。（Mr Johnson's customary bluster is more jarring. ）Jar 用作名詞一般解作「罐子」。文中的 jarring 是形容詞，而動詞 tojar 的意思是「讓人感到不安、不快」。例如，jarring musical notes（ 不協調的音律）。而動詞的用法可以是：Mr Johnson's customary bluster jarred the audience.（首相約翰遜慣常的怒吼使觀眾不快。）
那邊廂， 馬克龍則一改過往風格。文章指，馬克龍在3月16日發言，表明會封關，並向國民宣布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中， 猶如模仿羅馬神話的戰爭之神「瑪雅斯」（ Mars ）。可是，法國並未因此「戰勝」疫情。政府欠缺完善的資訊， 全國鬧口罩荒， 防疫用品短缺，國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於是，馬克龍在4月13日的電視節目訪談上收起3月時的強勢，言談間11次使用「謙虛、恭順」（humility）一字，反省自己應對疫情的不足。Humility 比較特別，與 humbleness（謙遜）互通，兩者均是名詞，它們的形容詞形態為常用的 humble。文章形容，馬克龍此番正是模仿羅馬神話智慧女神「米娜娃」（Minerva）。
考評局無王管 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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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的DSE中學文憑試都是通識科的政治敏感題備受爭議，想不到今年歷史科「一炮而紅」，卷一必答題「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起的爭議更大。由於涉及日本侵華這段重要歷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指責香港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特首林鄭月娥形容事件是「專業失誤」。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迅速反應，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我擔任主席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也因應建制泛民議員的要求，周一（25日）下午召開了特別會議討論。
取消試題事關重大，「主角」考評局不能迴避，連日開會討論。事件發酵至上周五（22日），考評局決定取消出事試題，該題目不評卷不計分，但會參考考生在其他題目的表現調整總分，盡量減低對考生的評分影響。
雖然考評局作了決定，但我認為事件不能輕輕帶過，出事試題不單反映「出題通識化」的禍害，更加暴露了考評局多年來的累積問題，對教育影響深遠。
問題一 獨立王國無王管
七十年代，港英政府以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把有獨立收入的部門公司化，例如郵政署成立了營運基金。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根據《香港法例》第261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於1977年成立為獨立法定機構。考評局的主要法定職責是舉辦「指明考試」，以前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現在則指中學文憑試。
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並非從屬於教育局，儼如獨立王國，其管理、架構、薪酬、編制、聘任等等，外界難以監管。即使試題有爭議，又出現過洩題醜聞，教育局及考評局仍以「考評局為獨立法定機構」作擋箭牌，一於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問題二 營運虧損 屢求撥款
由於考評局有獨立收入，理論上自負盈虧，並不受審計署監察，財政上是「慳妹」還是「大花筒」同樣無王管。例如特區政府在2010年向考評局提供9000萬元撥款資助後，考評局在2012／2013年度，兩度向400名員工發放總額高達700萬元的「特別績效獎勵」（獎勵金），引起社會譁然。
考評局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考試費，文憑試的收入約佔考評局收入52%（2017／2018 年度），其他則來自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各類國際及專業考試等等。
不過，由於由以往兩個公開試變成一個公開試、文憑試的考生總數每年下跌、每位考生的報考科目減少等等原因，近年考評局的收入大不如前。就2017／2018 年度，單計文憑試便虧損7000萬元。為了維持長期營運，考評局於2018年末向立法會申請三億六千萬元撥款，支持其由2018年至2022年四個財政年度的有效運作。此外，政府已經連續兩年代文憑試考生繳付考試費，變相增加了資助。
所謂長貧難顧，若考評局不能有效地開源節流，想必很快又會要求特區政府撥款支援；教育局是不是應該把握契機，加強監管，甚至將之收歸旗下？
問題三 既保密又洩題
一句「考評獨立」，考評局的審題委員會諱莫如深，究竟不同科目根據甚麼標準訂定怎樣的試題，考評局比廉政公署更加密密實實，黑箱作業，外界無從監察。雖然考評局聲稱每年均會舉辦檢討會，檢討試題並提出改善建議，但成效如何，看今次歷史科的出事試題便立即分曉。
口口聲聲有重重保密機制把關，但是市面上的補習天王「在考評局內有線」彷彿是公開的秘密，久不久便傳出洩題疑雲。我早在2018年6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過質詢，追問考評局有否加強監察及防止試題外洩、要求教育局檢討監察考評局的機制等等，惟教育局以各種官腔推搪過去。
最近，補習天王蕭源因為透過手機收發以取得文憑試的保密試題，與另兩名前主考員被法庭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14個月，是對考評局一直推崇的保密機制一次重重的「打臉」。至於蕭源個案是否冰山一角？正正因為缺乏監察，我們無從知曉。
問題四 高層有強烈政治立場
掌管公開試的人士理應專業中立，這樣才能提高公開試的可信度及公平性。可是，最近有傳媒揭發，原來一直由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士把持考評局各個委員會的要職；亦有兩位有份參與擬題的高層因為發表仇恨及不當言論遭揭發而辭職，其中一位更是歷史科的評核發展部經理，長年是「歷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試問考評局怎能說服市民及同學，他們是中立專業?而試題的設置沒有受他們的個人政治立場影響？
出事試題偏頗具引導性
回說這條引起軒然大波的歷史科試題，試題屬資料回應題，提供了兩段資料，要求考生回答「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我仔細研讀了試題，認為題目偏頗而且具引導性，反映出題審題並不專業客觀。
首先，試題列出的時間段裡的最重要史實，就是日本侵華14年，試題竟然隻字不提，令人費解。
第二，試題提供的兩段資料均屬瑣碎、片面及單向（有利於日本）。「資料C」提及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辦課程為中國培養人才，但有專家指出，該速成課程只辦了5年，便於1909年因為學生不足而停辦了。至於「資料D」引用了1912年「漢治平公司備款日金250萬元，借予民國政府」的貸款合約。專家指合約其實共有三份，試題則從三份合約十九個條款中摘取兩條條款出來，頗為斷章取義。而且該貸款合約在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上台後已作廢。
那麼，在日本侵華的重要史實下，出題者為甚麼偏偏選取兩件有利日本的小事來切入「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動機何在？
在今天的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向議員表示，根據初步檢閱，有17%同學的答案中只提到有利，38%同學回答結論是利多於弊。如此高的百分比令人驚訝，除了引證試題的確具引導性，更反映課程及考評設計影響了同學的歷史觀，值得社會深思。
掌握史實更加重要
第三，「你是否同意」、「利多於弊」這些均屬通識化題型，並不適合中學歷史科的考試。有歷史科老師指出，歷史科要求同學有批判性思考云云，涉及科目的課程及評估指引，正正是教育通識化的核心禍害，需要正視。
我認為中學歷史科最重要是讓同學掌握基本歷史史實，例如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遠因、近因、過程及影響，雖然傳統卻是穩打穩紮的根基。至於要求同學研究、分析、批判不同的歷史觀，是大學課程，毋需於中學揠苗助長。
及早改革考評局
總結而言，考評局決定刪題，只能算是危機公關，化解一時爭議。真正需要正視的是考評局這個獨立王國長年積累的問題，若不提高其透明度、加強監察、改革人事，即使今屆過去，往後的試題仍將如出一轍。
從國家層面 立「港版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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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與香港最息息相關的議題，自然是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議案，並將相關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公布在港實施，以維護國家安全，完善「一國兩制」。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當然全力支持。
每個香港人都知道，《基本法》23條立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遺憾的是，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之後歷屆行政長官均沒再把23條立法提上日程，日子年復年的過去，終於到2014年爆發違法佔中，港獨思緒蔓延，到去年反修例抗爭出現無日無之的黑暴，反對派屢次央求美國用《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制裁香港，香港局勢前所未有的嚴峻，明顯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
香港缺乏健全的法律應對分裂國家、顛覆政府、恐怖活動及外國干預滲透，的確是重大安全漏洞。這年來的動亂，黑暴橫行，港獨、本土恐怖活動日益猖獗，港人的正常生活及治安受威脅，百業蕭條，經濟亦深受打擊。既然香港一直未能完成立法責任，形勢又不斷惡化，中央政府不得不果斷出手，從國家層面修補短板，這是其責任所在，有權用得恰當，深思熟慮的決定。
正如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於周六(5月23日)的政協會議上說，中央政府是於去年的四中全會下定決心的。四中全會的《決定》第十二項列明，「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中央政府的底線很清楚，今次《決定草案》是進一步展示其決心。
落實《草案》並不是擱置23條立法。《草案》第三條便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即是說，為23條自行立法，仍然是香港不可推卸的責任，行政長官不可不處理。
香港科技發展的坎坷歷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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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香港，美國一些地區如矽谷等的氛圍更能鼓勵年輕人創業。不少年輕人在當地成功創業。譬如，曾以打印技術享譽全球的惠普（HP）起初是由兩名史丹福大學生（Bill Hewlett 和David Packard）在車庫創業，後來發展成大型跨國科技公司；曾於香港求學的華裔企業家林傑屏先生成功創辦Lam Research，專門生產半導體晶片上的集成電路。此外一些聞名世界的企業，如facebook、Google、Apple 等總部均在矽谷雲集。矽谷的成功帶給年輕科技人才希望，美國學者 Anna Lee Saxenian 撰寫 The New Argonauts 一書深入研究矽谷的優勢，指出近年不少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台灣等地爭相複製「矽谷模式」，投入大量資源大力推動高端科技產業。
以往，美國的創業和生產成本低，年輕人能輕鬆創業。然而，隨着成本愈來愈高，不少科技公司，特別是生產硬體的，如半導體晶片企業，都選擇遷至成本較低的地方。很多當地政府願意落實相應的政策配合。廣為人知的例子便是台積電集團。當年張忠謀先生把生產半導體晶片的技術從美國引入台灣。半導體生產過程複雜，需要大量資金支援發展，而台灣政府願意提供資助，張忠謀遂成立台積電，逐漸發展成世界上最大型的晶圓代工半導體製造廠之一，並於美國上市。
回看香港，在我擔任工業署長時，摩托羅拉旗下的萬力在香港開設了三座半導體測試和裝嵌工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生產成本低，且擁有優秀科技人才，一度可憑自身優勢吸引更多如萬力般的高端科技產業來港發展。可惜歷屆政府未有落實有力的政策支援此類企業，讓它們持續發展。相比之下，中國支持創科，模仿「矽谷模式」打造高科技園區，例如北京中關村、上海浦東張江等。如今深圳科技巨企林立，更能彰顯中國發展創科的成就。而近年中央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便是效法三藩市灣區的發展模式，希望能以科技及創新為區域帶來龐大經濟效益。
*配圖為美國學者 Anna Lee Saxenian 撰寫深入研究矽谷優勢的書籍《The New Argonauts》
香港科技發展的坎坷歷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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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科技發展歷史可謂非常坎坷。記得我擔任工業署長時，香港的輕工業稱霸全球。當時成衣廠和紡織廠遍佈港九新界，由於出產量龐大，若單以數量為比較指標，香港的紡織成衣業屬世界第一。同時，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並有「光纖通訊之父」之稱的高錕教授，偕同著名物理學家楊綱凱教授撰寫了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eas 一書，探討香港的科技發展前途。
此書於1991 年出版，當時兩位教授已留意到香港的生產成本愈來愈高，勞工短缺，再者遇上內地改革開放，人手多且成本划算，吸引不少工廠遷至珠三角發展。他們於書中預示輕工業將式微，建議香港轉型，推動以科技為本的產業向高端發展。當中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有4 種，分別為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材料科技（materials technology）及環境科技（environmental technology）。可惜，20 多年來這些產業並無重大發展，特區政府要到2015年才成功設立創新及科技局，近年方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及建設「微電子中心」等等，步伐相當緩慢。
書中提到的4 種產業均需要支援發展。在研究開發（R&D）方面需要資金，讓大學和有關機構推展尖端研究，同時也需要大量優秀科研人才。因此，特區政府投放多少資金、如何吸引投資、怎樣吸引人才，均對科技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鄰近的新加坡政府一直大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美國希捷科技公司更於2016 年在當地成功營運其設計和研發中心，主要研究硬盤（HDD），鞏固了新加坡作為先進數據存儲研發中心的地位。相對地，即使香港科技大學於1993 年已建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Hong Kong Supernet，卻未能為香港的年輕人帶來創科希望。Hong Kong Supernet 早已轉售予新加坡公司發展，加上本港理科高材生多選讀醫科等專科科目，香港缺乏本地創科人才，成為推動高新科技發展的隱憂。
*配圖為高錕教授偕同著名物理學家楊綱凱教授撰寫的《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eas》。
歷史科試題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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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的DSE文憑試考生真是多災多難，因為疫情延期開考，為了防疫又要戴著口罩焗住考試。必修的通識科一如往年地因為政治題而惹爭議，接著輪到歷史科有試題出事，而且涉及日本侵華這段重要歷史，真是一科比一科「吸睛」。
歷史科出事試題屬卷一四條必答題之一。卷一佔全科60%，出事試題佔8分，比重不可小覷。試題是資料回應題，提供了兩段傾向日本的資料，然後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要留意的是，試題沒有提到日本侵華的史實。題目引用的資料容易產生引導作答方向的效果，作用明顯。
有老師指歷史科要求考生有批判能力，該試題屬開放式題目，問「利多於弊」也沒問題，而且沒有標準答案，無論持正反立場，只要考生能列出相應史實便能得分云云。我卻認為這正是問題核心所在，甚麼時候歷史科被通識科同化了？考生要在兩小時內答四條必答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考生自然會根據平日操練，根據試題的資料及重點字眼向「拎到分」的方向作答。請考評局馬上告訴大家，「評分指引」會讓回答「同意」的考生的得分比「不同意」的多或少？
考評局對批評的回應軟弱無力，著眼強調有「審題委員會」對出題及審題嚴格把關，又用保密理由不作具體回應，對發生這麼明顯錯誤的原因隻字不提，市民怎樣收貨？保密不再是擋箭牌，考評局必須詳細交代問題出在哪裏？責任誰負？是在出題的人還是審題把關的委員會？我認為兩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把關不力的責任更大更嚴重。
教育局迅速表態，並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反映問題極嚴重。考評局如何接招，市民拭目以待。若果刪題，又如何合情合理公平地推算評分？無論如何，一再有試題出事，反映教育及考評制度百病叢生，是時候撥亂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