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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員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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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7月4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員議案發言：
過往，香港貨櫃碼頭曾連續11年蟬聯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排行榜第一，但自2005年開始，香港在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逐步下跌。今年4月，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公佈的最新貨櫃港口排名，香港更首次跌出十大，只位列11。事實上，去年本港錄得的港口吞吐量為1,434.2萬個標準箱（TEU），按年跌14.1%，為連續第7年下跌，可見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力面臨極大挑戰。
香港港口吞吐量下降，香港貨櫃碼頭的用地使用情況亦受到關注，例如葵涌9號北貨櫃碼頭，有面積19公頃的土地因市場需求不足而停用；後勤用地方面，翻查2020年由智庫發表的研究，更指總面積122.6公頃的港口後勤用地當中，有42.4%未被善用，約有面積7.7公頃的用地空置，難免令人有感貨櫃碼頭需要更新基礎設施和運作模式，終止近年的萎縮頹勢。
香港貨櫃碼頭的使用情況低落，加上有相當面積土地未有充份使用，導致有意見認為：倒不如將貨櫃碼頭搬離市區，順道加強和引入自動化、現代化的技術，為貨櫃碼頭設施更新。我認為這是一個可取的做法，尤其過往新民黨亦曾提出建議，為貨櫃碼頭重新選址，讓佔地約300多公頃的葵涌貨櫃碼頭用地騰空出來用作其他發展，甚至認為特區政府可考慮向中央政府提出與深圳、珠海合作，共建新的貨櫃碼頭。
要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即使礙於碼頭並非由政府可完全主導有關重置安排，至少也應積極招商引資，推動貨櫃碼頭的設施更新提升。需知道，香港自2013年碼頭工人罷工一事至今，貨櫃碼頭只實現到「半自動化」，仍需一定人手進行不同環節的操作，相信這解釋到為何香港在航運業的工作效率仍較其他地方遜色。反觀例如上海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碼頭，其所有環節均實現智能化，碼頭在「空無一人」的情況下，卻提升50%的工作效率，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貨櫃碼頭。
其實，鄰近的廣州以至新加坡等地，都採用全自動化的碼頭，提高航運業界生產力。面對其他競爭對手改革提升，我建議政府考慮推動善用碼頭的空置土地和後勤用地，先發展全自動化碼頭設備，轉以混合模式運作，循序漸進升級改造建設，推動本港的航運業向著高科技、高效能及高質量三大目標發展，才是將「新質生產力」帶到貨櫃碼頭，以逐步推行「全自動化」的形式，取代現時的人手工序，提升工作效率，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
當然，近年中美關係和地緣政治問題導致供應鏈重新執位，香港航運業亦受到影響。要鼓勵航運及物流公司的業務留在香港發展，或許當局亦要效法例如廣州的做法，透過現金獎勵政策，吸引各大小型貨船繼續或選擇經港，以及多開設經港新航線，以保持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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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就有關《活化工業大廈》質詢的追問，發展局長回應。
局方在回應問題中提到延長活化工廈計劃下的多項措施至2027年年底，以持續鼓勵舊工廈重建或整幢改裝，我非常贊成推動善用土地資源的措施，活用工廈用地，同時我亦理解基於公眾安全考慮，當局將豁免措施下經指定的「非工業用途」，是不可涉及吸引公眾到訪的用途或活動。不過我亦留意到，因工廈通常較遠離住宅用地，在免卻噪音問題下，確是有條件改造成小型的音樂表演場地，所以我想請問局方，會否研究當中的可行性，讓業權較集中的工廈作用途整合並提升大廈的安全設備，從而讓整幢工廈有足夠條件改裝成藝術表演場地或工作坊的綜合大樓？
我在10月23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政府徵收《酒店房租稅》的發言，呢個世界上，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初發表《財政預算案》，建議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並由明年1月1日起生效，而是次修訂《酒店房租稅條例》，就是將稅率修訂至3%。近年來，香港出現財政赤字的情況，而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相信是特區政府希望實現收支平衡的開源節流措施，維持健康財政，支持香港的長遠發展。政府亦預期，復收「酒店房租稅」可穩定地帶來每年約11億元收入，同時又基於稅項並非以廣大香港市民為主要徵收對象，所以我相信司長是考慮過避免為民生造成負擔而作出的決定。
無疑，法例指明，「酒店房租稅」是在顧客支付的房租當中徵收，但目前酒店業經營情況不明朗，又要面對港人和內地旅客的消費模式轉變，酒店經營者或者不會貿然透過上調房租收費將稅轉嫁至租客。若屆時出現經營者幫旅客為稅項「埋單」的情況，酒店的經營環境將更加困難。
「酒店房租稅」是1966年時首次引入，及至2008年，將稅率被修訂為0%，為的是要香港旅遊業發展帶來刺激作用，目前香港旅遊業明顯未回復至高峰期，對此我非常關注特區政府能否打響如意算盤之外，以及擔心會為香港的酒店業、旅遊業以及相關行業造成打擊。
「如何留住訪港旅客，讓他們過多一晚，留港消費玩樂」，是近月社會和業界的討論熱話，好明顯，大家都在費煞思量，如何引領香港旅遊業和周邊行業有更美好光景。然而，就在業界想方設法，刺激本港旅遊業的時候重新徵收酒店房租稅，難免令我以至業界、公眾思考，現在是否合適的時機復收這個稅項。我希望真的能夠「好似半斤八兩」一樣「咁理想」，即是既能增加稅收，並對業界和市民影響輕微。同時，在旅游業、服務業的前景方面，我深信香港亦需要各有關政府部門的努力，積極將香港打造成比其他以旅遊業為重心的地區和城市更加有趣和好玩，那麼就算來港旅遊成本稍高，仍然無損香港對世界各地遊客的吸引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在7月8日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智方便”最新優化工作提問：
翻查過往資料，2023年1月底「智方便」的登記使用數為超過170萬，而文件中提到的「超過270萬登記用戶」，是2024年6月25日的數據。270萬登記用戶呢個數字，其實仍與合資格人口的50%有很大距離，我想請問政府有否檢視一直以來「智方便」的推廣工作，以便將來優化宣傳計劃，加快「智方便」對香港市民的覆蓋率？另外我亦想了解下，政府有否有關非華裔香港市民登記使用「智方便」的情況？「智方便」的使用對他們的生活有很大幫助嗎？
第二，我很支持資科辦同廣東省方面溝通合作，讓將來香港市民只要使用「智方便」就能在廣東省通行使用政務服務。關係到使用「智方便」登入及使用跨境服務，我想請問一下若當中涉及需要支付費用的服務，繳費程序及付款平台方面是如何安排？我相信這個需要做好對市民的宣傳，避免在使用才遇到問題，造成不便。
我在7月4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推動粵港合作，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議員議案發言：
過往，香港貨櫃碼頭曾連續11年蟬聯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排行榜第一，但自2005年開始，香港在全球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逐步下跌。今年4月，國際航運界研究機構Alphaliner公佈的最新貨櫃港口排名，香港更首次跌出十大，只位列11。事實上，去年本港錄得的港口吞吐量為1,434.2萬個標準箱（TEU），按年跌14.1%，為連續第7年下跌，可見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力面臨極大挑戰。
香港港口吞吐量下降，香港貨櫃碼頭的用地使用情況亦受到關注，例如葵涌9號北貨櫃碼頭，有面積19公頃的土地因市場需求不足而停用；後勤用地方面，翻查2020年由智庫發表的研究，更指總面積122.6公頃的港口後勤用地當中，有42.4%未被善用，約有面積7.7公頃的用地空置，難免令人有感貨櫃碼頭需要更新基礎設施和運作模式，終止近年的萎縮頹勢。
香港貨櫃碼頭的使用情況低落，加上有相當面積土地未有充份使用，導致有意見認為：倒不如將貨櫃碼頭搬離市區，順道加強和引入自動化、現代化的技術，為貨櫃碼頭設施更新。我認為這是一個可取的做法，尤其過往新民黨亦曾提出建議，為貨櫃碼頭重新選址，讓佔地約300多公頃的葵涌貨櫃碼頭用地騰空出來用作其他發展，甚至認為特區政府可考慮向中央政府提出與深圳、珠海合作，共建新的貨櫃碼頭。
要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即使礙於碼頭並非由政府可完全主導有關重置安排，至少也應積極招商引資，推動貨櫃碼頭的設施更新提升。需知道，香港自2013年碼頭工人罷工一事至今，貨櫃碼頭只實現到「半自動化」，仍需一定人手進行不同環節的操作，相信這解釋到為何香港在航運業的工作效率仍較其他地方遜色。反觀例如上海海洋山深水港四期碼頭，其所有環節均實現智能化，碼頭在「空無一人」的情況下，卻提升50%的工作效率，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貨櫃碼頭。
其實，鄰近的廣州以至新加坡等地，都採用全自動化的碼頭，提高航運業界生產力。面對其他競爭對手改革提升，我建議政府考慮推動善用碼頭的空置土地和後勤用地，先發展全自動化碼頭設備，轉以混合模式運作，循序漸進升級改造建設，推動本港的航運業向著高科技、高效能及高質量三大目標發展，才是將「新質生產力」帶到貨櫃碼頭，以逐步推行「全自動化」的形式，取代現時的人手工序，提升工作效率，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
當然，近年中美關係和地緣政治問題導致供應鏈重新執位，香港航運業亦受到影響。要鼓勵航運及物流公司的業務留在香港發展，或許當局亦要效法例如廣州的做法，透過現金獎勵政策，吸引各大小型貨船繼續或選擇經港，以及多開設經港新航線，以保持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6月27日，我在立法會上就“訂立規管漂綠專屬法規”議員議案發言：
「感謝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曾進行一項名為「Green Image Management in Supply Chains: Strategic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uppliers」的研究，發現人們在極端炎熱、森林大火、大型氣候災害發生期間，會更在意全球暖化的資訊，而散戶投資人甚至會賣掉高碳排企業的股票，入手ESG表現良好的公司。去年，香港兩度遇上「數百年一遇」的雨災，或許亦推動了香港反思綠色生活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尋求更「綠色」的生活習慣和消費行為，甚至投資選擇。
當然，企業亦會察覺市場轉變，因而打造綠色形象，但當各大企業為了急於求成，只以「漂綠」手段提升企業品牌和產品形象，但原來只為生意額和利潤而迎合公眾口味，最終只會令涉獵更多環保議題的意義大減。
去年，英國非營利金融智庫Planet Tracker發表有關企業漂綠個案的分析報告中，歸納一些常見的企業「漂綠」手法，其中綠色轉移（greenshifting）是指企業將一些環保責任推卸至消費者和公眾身上；綠色標籤（greenlabelling），則指企業聲稱旗下產品或營運模式與「綠色」掛鈎，但當中其實有誤導成分；綠色漂洗（greenrinsing），更是企業在未達成原定的ESG目標前，以「搬龍門」手法修訂目標。種種情況不但揭示企業涉及不準確、不真實，甚至虛假的訊息和包裝，公眾亦難以作出正確選擇，未能真正做到保護環境。
世界上不同地區為針對「漂綠」行為而制訂相關規管。2023年1月起，歐盟有「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CSRD）生效，要求歐盟、英國和歐洲總部的國際企業披露涵蓋氣候變化、污染、水和海洋資源、生物多樣性、循環經濟、社會和治理問題；法國近年亦實施《氣候與復原力法》（The Climate and Resilience law），希望透過強化廣告商承諾來打擊「漂綠」行為；亞洲地區的日本，日本金融廳於2022年發佈監管ESG基金「漂綠」的事項，並認為ESG基金需包含：將ESG因素作為投資資產選擇的重要考量，以及在基金產品文件揭露相關「基金目標」。當基金不符合相關標準時，名稱就不可有「綠色」、「減碳」、「可持續」等用字，以免投資者被誤導。
2020年，香港成立了「低碳綠色科研基金」，資助有助香港減碳和保護環境的科研項目；香港證監會於2021年刊發《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務求透過訂立相關指引，加強企業對於ESG的披露要求。財政司司長曾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加速香港發展成國際綠色金融中心，並提出向綠色認證及國際標準銜接推進，展望未來，我希望特區政府加緊做好監管工作，包括研究制訂讓企業跟隨的綠色審計原則，以及訂立相應刑罰，針對存有虛假的綠色產品和行為的企業，從而促進香港的綠色經濟健康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
在6月26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梁美芬議員的質詢“公營醫療服務的人手及資源”作追問，盧寵茂局長回應。
「早前港大醫學院獲香港賽馬會撥款約13億元，設立全港首間癌症綜合關護中心，集臨床醫療、癌症科研和復康服務等於一身，並接受由公立醫院和私家醫生轉介患者，但同時我亦關注癌症病人對關護中心服務的排期情況，有否供不應求，希望有需要的話，未來能加強中心對癌症病人的支援和服務，達到分流作用，舒緩公立醫院的負擔，讓本地醫生不再工作過勞、抑鬱情況，才能跟隨局長以身作則的步伐，「有仔趁嫩生」。同時，我想向當局了解，會否研究將癌症護理及科研中心的模式，將來能否應用於罕見病、慢性病患者等方面，加強相關的支援、研究和復康服務？」
我在6月21日“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委員會上的提問，由發展局回應：
1. 我明白政府今次訂立《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嘅目的，我亦相信條例應該有助改善建造工程業界上一啲現金流問題，而隨著未來香港會有大量工程發展項目，我相信到時《條例》嘅效用會更大。喺度我想了解下，審裁機制下嘅審裁員資格問題，審裁員要具備建造合約管理或處理工程糾紛經驗嘅專業人士，原則上我係認同嘅，我係關心人選有冇機會有潛在利益嘅衝突，可唔可以講下呢方面嘅核實機制？
2. 另外就係，一單工程合約當中涉及一定工程可以有好多份合約，而現金流問題有時係業主與大判、再到分判咁樣環環相扣，除此之外，呢啲合約應該唔會同時簽訂，所以我相信到時會有情況係：上層嘅合約同下層嘅合約分別喺條例實施前同後簽訂。如果真係出現呢啲情況，例如二判同三判有付款爭議，雙方合約係喺條例實施後簽嘅，而付款爭議係源於上層啲嘅合約雙方有付款爭議，而上層嘅合約就係條例實施前簽嘅，咁會唔會造成較下層嘅申索方都係乜野都做唔到？
我在6月20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支援輔助生育政策”議員議案的發言：
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香港出生率跌至全球最低，平均每名香港婦女只生育 0.8名嬰兒，若情況持續，人口老化情況越趨嚴重，加重香港社會的撫養負擔，更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出生率偏低，與港人生活壓力大和經濟考慮不無關係，這導致有人遲婚，遲育，甚至選擇不生育。去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公布，向新生嬰兒父母發放港幣20,000元一次性現金獎勵，再加上輔助生育稅項扣除和增加公營輔助生育服務名額，應可有助解決因經濟考慮而受壓制的生育意願。不過今日，我想探討一下其他與生育有關的問題。
提到代母懷孕，或會涉及到道德倫理問題，而需求方和代理懷孕方之間亦可能會產生爭議和法律問題，但無論如何，代母懷孕亦被視為醫學輔助生殖的方法。在今屆立法會，有議員同事曾就代母懷孕作出提問，當局回覆時只表明「不反對，不鼓勵」的一貫立場，但目前香港生育率偏低，當局應積極擴闊思維，認真研究任何提高生育率的合適方法，我亦相信這是時候探討一下，香港現行有關代母懷孕的法例和政策是否有調整和鬆綁空間。
2000年制定的《人類生殖科技條例》，其中第17條訂明禁制商業性質的代母懷孕，而《條例》第14條提到代母安排只可使用屬婚姻雙方的委託夫婦的配子，以及《條例》第2條，代母懷孕須經由生殖科技程序而達成，可見《條例》規管完善，代母懷孕在香港亦非「有錢大晒」，加上當中已設有不少關卡，香港的夫婦必須「排除萬難」，才能選擇代母懷孕。
特區政府對代母懷孕嚴格規管，並不代表會令需求退卻，例如有夫婦選擇前往較為寬鬆，有完善法律擔保的美國進行代母安排。只是當父母及後向入境處為代母所生的孩子申請享有永久居留權的核實證明書時，個案或會轉交警方調查，例如早前有一對來港定居，並找代母產子的內地夫婦，他們就曾一度涉虛假聲明而被捕，其後雖獲撤銷檢控，卻進一步反映香港的政策和法例對委託代母懷孕的父母，以至執法部門都多了不少工夫。
另外，2022年曾有傳媒報導指，內地「三孩政策」令代孕產業鏈「吐絲結網」。當然，我並非指香港要把握機會發展代母產業，而是想指出現時香港確實有空間重新探討代母懷孕的合法性和規管程度，與時並進。我明白當局是有其考慮，例如防止濫用代母安排，但若然代母懷孕在香港得到多點應用空間，我深信能讓有需要的夫婦一圓生兒育女意願，亦有助減少非法代孕的問題及相關爭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6月3日我在“2024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中就的士加價的提問，由運輸署作答：
我知道這個小組會議是因應的士加價涉及的規例改動而召開，但我本人都期望政府對於的士加價對業界的好處可以解釋多點。在會議的參考資料摘要中，提到考慮的士加價申請的主要準則，包括有「維持的士服務在車輛供應、乘客候車時間和乘客服務意見等方面與可接受水平」。在此我盡量避免問一些年代久遠的資料，請問局方，在對上一至兩次加價後，政府有無檢視的士服務是否真正做到文件提及的五項準則？
或者，每次加價實施前，政府有無預期一些效果，例如加價會為前線司機帶來多少收入增幅？因為，若然政府沒有訂立有關指標，我們又從何得知加價是否真正令的士業界，包括司機待遇和享用服務的乘客受惠呢？
如果在加價後，繁忙時間難截車、司機拒載等服務差劣行為仍然無改善的話，其實只會令市民更加對加價反感，不會認同加價能為的士服務水平帶來改善，最後只會造成矛盾點更大，反而變相慢性殺死的士行業，所以，我希望在今次加價
我在6月3日資訊科技及廣播服務委員會上就”推動數碼共融“的提問, 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回應：
感謝當局為了推動數碼共融所做的工作，會議文件中亦提到好幾個工作計劃，以及一些網上學習平台，務求長者對例如使用「HA GO」、「智方便」、電子錢包、網上理財等有所認識。
教育香港一班長者善用網絡科技，的確有助他們改善生活品質，同時相信不少人亦想到長者如何面對網絡安全的問題。在文件中，我見到「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談及防騙課程內容，教育長者應對千變萬化的詐騙行為。不過，近年涉及網上詐騙案件越來越猖獗，而受害人更涵蓋不同年齡層和專業人士，似乎越熟悉對網上服務的使用，反而更易招惹騙徒，加上近日警方公佈指，有長者被網上的假冒客服職員騙走44萬，請問當局如何在教育長者使用好服務和產品，但同時能夠取得平衡，避免他們成為騙徒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