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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對官員的提問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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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我在《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對官員的提問如下：
黎棟國議員:
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這項條例修訂的政策目標是否最終會完全取代所有紙本的罰款通知書,而改為使用 電子方式進行有關工作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沒錯,我 們為了推動智慧城市和節省紙資源,以實現綠色執法,我們的 政策目標最終都是希望實現無紙化,即以電子化方式進行執 法。我們只是在推行時,需要考慮市民的準備程度和情況,並 以逐步的方式轉為電子化執法。我們會在條例中保留紙本方 式,因為在過渡期間我們仍然會有紙本,最後也作為一個後備 方案。換句話說,如果電子方式無法達致,我們仍然可以紙本 方式來進行執法工作。多謝主席,多謝議員。
黎棟國議員:
這樣跟着就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剛才大家都討論過,當局需要在運輸署獲取車輛登記車主以及駕駛執照持有 人的電子聯絡方式,即是電郵地址和手機號碼。因為家居電話 號碼,我想無法收到SMS,對嗎?好啦,現在我聽了這麼久, 我了解到主動權在執法部門。在一個違例的案件中,我可以有 幾種選擇,一是使用紙本形式,另一種是使用電子方式,是這樣嗎?而這選擇是由你們決定,不在車主那邊,也不在司機那 邊,對嗎?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一個車主,如果我不想 收到當局的電子,那該怎樣辦呢?因為主動權在當局手中,而 我是被動的,我不是主動的。於是我便會想辦法,不向當局提 供我的電郵地址,或者提供電話號話,但所提供的是家居電話 號碼,這樣當局便無辦法以電子方式給我發送通知書。如果是 這樣的話,當局便需要長期用回紙本方式,對嗎?
為何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因為實際上,香港現時有相當數量的市民並沒有使用電郵。在這情況下,即使當局要求他 們提供電郵地址,他們只會請其他人替他們開設一個電郵帳號而已,但他們永遠不會查看。這是“僵屍電郵”。 因此,如果當局知道他們提供了一個電郵地址,當局要發送任 何通知給他們,也一定無法送達,這樣有一個好處,如當局無 法送達,正如當局所說,在繳費期限過後,這回當局會發信予 他們,對嗎?這更好,當局發信又可遲些再繳款。因此,就會 出現這些情況,當局有否考慮過如何處理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謝謝主席。首先,在續牌方面,車 輛牌照需要每年續期一次,而司機的駕駛執照,現時除非年滿 70歲,否則有效期為10年。在進行續牌時,有關人士必須提供 其電子聯絡方式,才能成功為牌照續期。
黎棟國議員:
主席,不好意思,我要打斷一下。現時在法律上 是否已有這個規定、這個要求,有關人士必須向當局提供電郵 地址?因為我看到現時當局在藍紙草案修訂內提及,如果他 們的電郵地址有所更改,他們必須在更改後72小時內通知當 局。大家剛才所討論的都是這一部分的內容。所以第一,最基本的原則是,今天有否這個要求?好啦,即使當局有這要 求,但如果有關人士向當局表示他們沒有,他們沒有,那麼當 局是否會表示,如果他們沒有,就不替他們續牌,要求他們自 己開一個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主席,多謝議員。是的,我們會在 條文中要求提交電子聯絡方式才可以續領牌照。而且,在條文中,我們會規定,可 以透過短訊方式確認收到(計時器響起)罰單或告票,這樣才算 確立這個電話是用得到,我們便將之稱為可接受的電子聯絡 方式。在方法上,例如接收SMS的,就會有一次性密碼進行驗 證。看到這個電話號碼真是用得到,運輸署才會接納該電話號 碼作為有關人士的電子聯絡方式。我們會這樣去做的。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
謝謝主席。或許我就黎Sir的問題作 少許補充。正如他剛才所提到,有一種情況是車主或駕駛者故 意提供一些有問題的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但其實在香港法 例374章已經有相關規定。車主或司機如向運輸署提供有問題 而失實的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即屬犯法,最高可處以5,000元 罰款和6個月監禁。這項規定本身已具法律約束力,在某程度 上有一定的阻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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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牙科診所的空缺問題。
根據附件中的資料，各種工作崗位都存在不足的情況，但有一個職位類別特別突出，就是實驗室服務員。這個職位的空缺率非常高。從2021年到2022年，8個職位中有4個是空缺的，空缺率為50%。到了22-23年，增加了5個職位，但23-24年更為嚴重，有6個空缺，只有2個人擔任2個職位。因此，我想問一下，對於這個職位類別，你們是遇到了招聘困難嗎？還是這個職位已經過時了？如果沒有人擔任這個職位，是否考慮取消它？
沒有理由八個職位只有兩個實際擔任的人，你們最多還能維持三年。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編號為2266 HHB022的問題，涉及控煙酒辦。根據附件中的數據，特別注意到在2023至2024年期間，你們將撥款從過去幾年平均每年一億增加到一億六千萬，多了六千萬。我想問一下，增加這六千萬的資源撥款的目的是什麼？有什麼成效？
政府回覆：
關於實驗室服務員的問題，牙科診所中的中央牙科技術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央牙科技術室是提供牙科治療所需的支援結構，涉及到牙疾診斷、修復器材的調整等方面的處理。因此，這個單位需要一些相關技術人員，包括實驗室服務員在內。我們注意到這個職位存在短缺的情況。目前來看，這還未對服務和實驗室方面的影響產生，但我們會進一步審視招聘方面是否需要加強措施。我們會仔細評估情況，以確保服務的順利運作。
關於控煙酒辦的資源撥款增加問題，我們主要是增加了戒煙服務方面的支援。隨著多種渠道和措施的推行，戒煙需求逐漸增加，例如去年加稅後，我們觀察到尋求戒煙幫助的人數增加。因此，我們在戒煙熱線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戒煙服務方面增加了撥款。在執法方面，我們也加強了宣傳工作，例如在屋邨推行反煙宣傳等。同時，我們加強了跨部門合作，以提升執法效果。感謝您的關注。
4月15日，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第二節 - 司法, 法律行政提問與政府官員答覆如下：
問題編號為247，政府的答覆是JA012。該問題是由管浩鳴議員提出，關於每年司法機構所收到的司法覆核入稟許可數目。根據數據顯示，從2019年到2023年，每年大約有95%的司法覆核申請許可與免遣返聲請者有關。而且從2019年到2023年，這一趨勢呈現回升的趨勢，從1439增加到2089。
政務長在發言中指出，從2016年到2023年，大約收到2萬宗個案，其中有13000宗已經處理。司法機構每年處理的個案數約為1500宗。換句話說，即使有7000宗新申請，即使申請的速度不增加，這7000宗個案也會長期保留在這個狀態。
我注意到司法機構的網站上顯示，仍然在處理2019年的司法覆核申請許可。當他們提交司法申請許可時，法庭無法處理，他們就可以繼續留在香港，入境處的政策並不會遞解他們出境。
香港長期以來大約有15000名這類申請者。去年我也問過這個問題，政務長的答覆是「增加人手，資源精簡處理」。首先，我想問今年你們做了什麼努力，進一步簡化程序？第二，你們有沒有計算預期何時可以清理積壓的個案？面對這類司法覆核申請的激增，你們將如何應對？我對政務長剛才的發言非常失望，因為他並沒有提到處理這類司法覆核的法官人數增加。
政府：
我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即遣返申請案件的增加。事實上，每年我們正處理著這些案件。我們之所以需要這麼多時間，是因為所有這些案件都必須由高等法院的法官來處理。同時，這幾年來，高等法院的刑事法官處理工作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這也是我們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的原因。
除了原有的法官之外，我們目前還在尋找一些有經驗的法官，有時也會有一些退休的法官來幫助我們處理這些案件。我們會以試用法官的形式加快處理這些案件。過去和將來，我們都會盡量增加更多的人手，因為人手不足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更多人手來處理這些案件，進展將會更快。
對於過去的案件，我們已經能夠每年追踪到進展情況。但我們明白還有一些積壓的案件，我們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才能處理。我們將繼續努力。謝謝主席。
關於結束時間，我們無法預測，因為通過入境處的數據顯示，這種情況仍在持續增加，並沒有停止的跡象。所以我們很難預測何時才能完全處理完這些數據。謝謝主席。
4月10日，我在立法會就着《2023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 二讀恢復辯論發言，內容如下：
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3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亦支持通過局方動議的修正案。
劏房戶面對重重困難，其中一重就是他們被業主濫收水費，令生活百上加斤。有鑑於此，本會在三年前已通過《2021年水務設施(水務設施 規例)(修訂)條例草案》，規定劏房業主只可根據水務署發出的水費單向劏房戶收回水費。儘管如此，水務署一直難以取得足夠證據去檢控懷疑濫收租戶水費的人士。而法案生 效至今三年，情況亦沒有改善。年間水務署合共收到108 宗懷疑濫收水費的投訴，但居然有高達78宗個案未能作進一步調查或檢控，原因正是投訴人未能提供相關資料或不願作證。
當局今次再次修訂《水務設施條例》，賦予水務署署長有要求資料及參考文件的權力，相信能有效改善難以成功檢控濫收租戶水費人士的問題，我絕對支持。而《條例草案》亦加重了罰則，相信能夠增加阻嚇作用，我亦同樣支持。
另外，我亦感謝當局接納我的兩點意見，並納入了待會局方動議的修正案。
第一點是關於《條例草案》第4條第2款。正如我在審議法案期間提出，《條例草案》當時的寫法，即 「裁判官...『可』命令賣方付還就有關用水而從買方收取的超過以下款額的款項」，而《條例草案》這裏亦是用「may」，「may」同「可」都不是強制性的。換言之，如果用當局原本建議的字眼，可能會出現不符合立法原意的情況，例如如果劏房業主已經因為多收款項而被判罰，裁判官不一定要自動命令他付還超收的水費，到時是否需要控方，或甚至劏房戶自己，去向法庭申請取回多付有關水費。
雖然當時在會議期間，官員就回應指，用「可」是參考了其他條文，要把酌情權留給法庭。但我認為這個顧慮是不必要的。首先，關於酌情權方面，我必須指出，條文這裏要求付還多收水費而並非判罰。既然是付還而非判罰，就不應有廣泛的酌情權，多收了多少便返還多少，以免給市民帶來「多收水費不一定要償還」的錯誤信息。
其次，其他條文未必一定最適合今次的情況。當我們閱讀草擬的條文，首先要理解相關的政策原意。會上局方向我確認了，政策原意就是要付還多收的水費款項。 既然政策原意是如此清晰，我認為亦無需用「可」這種字眼，並建議直接改用「必須」的「須」，英文是「must」。
最終，局方部分採納我的建議，將 「可命令」改為「須命令」，但同時在前面加入「除非裁判官在考慮整體情況後認為不適合如此行事，否則」的字眼更清晰帶出政策原意之餘，亦賦予法庭酌情權。這個是行政立法之間的良好互動，我亦理解並接受局方這個折衷的做法。
主席，第二點是關於《條例草案》第5條。《條例草案》本來建議，任何人向水務監督提供虛假或誤導性文件或資料，最高可處以10,000元的第三級罰款及監禁三個月。我在會議期間提出，《水務設施條例》第 32條的本質與《條例草案》第5條較為相近，而前者最高是可處以 25,000元的第四級罰款及監禁六個月後者的罰則明顯過輕。細看條文，現行的《水務設施條例》第32 條訂明，任何人妨礙水務監督根據該條例行使任何權力、執行任何職 責或職能，即屬犯罪。而如果有人在濫收水費的調查過程中故意或輕率地提供虛假的文件、誤導的資料等，這不正是妨礙了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最後，當局同意我的觀察，將《條例草案》第5條的罰則提升，與有關妨礙水務監督執行任何職責的《水務設施條例》第32條看齊。我認為，這個改動是合適的，既不會因過輕而欠缺阻嚇力，亦避免了當局日後要動輒要把案件轉介警方，使用最高監禁14年要 的《刑事罪行條例》去檢控。
主席，雖然夏寶龍主任三年前寄語我們要「告別劏房」，但在努力實現這個目標前，的確亦有必要透過其他各種方法去減輕劏房戶的負擔。我期望，這條《2023年水務設施(修訂)條例草案》通過，當局終於掌握合適的法律手段後，劏房戶被濫收水費的情況可以大大減少。
我謹此 陳詞。
黎棟國議員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二讀發言
1月24日，我在立法會上向政府提出有關酷刑聲請的口頭質詢，內容如下：
黎棟國議員：
據報，香港長期受到酷刑聲請問題困擾。截至去年十月底，仍有約14 700名聲請人滯留香港。有意見認為，政府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徹底杜絕酷刑聲請人留港「打黑工」的誘因。此外，去年六月，法庭在審理一宗涉及聲請人的案件的判決中指出，被羈留等候遣送離境的酷刑聲請不獲確立者，只需拒絕合作申領旅行證件，就能夠令羈留變得不合理地長，繼而申請人身保護令，挑戰羈留的合法性。法庭進一步指出，打破這個僵局的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方法，是將這些拒絕合作的行為刑事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接納及何時落實法庭的上述建議；如不接納或仍未有時間表，原因為何；
（二）過去三年，當局曾多少次行使《入境條例》第37ZK條的權力羈留酷刑聲請人，以等候其聲請的最終裁定；及
（三）會否考慮更改政策，全面行使《入境條例》第37ZK條的權力羈留提出酷刑聲請的人士，從而杜絕其打黑工的情況？
政府：
政府高度重視免遣返聲請的問題，並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保安局於二○二三年修例將勵顧懲教所納入為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羈留地點，使羈留名額增加33%至900個。入境處會致力利用現有設施，依法羈留對社會治安有較大風險的聲請人。另一方面，更新的遣送政策由二○二二年十二月七日起生效，若聲請不獲確立者就其免遣返聲請提出的司法覆核或相關許可申請被原訟法庭拒絕後，即使有尚待處理的法律訴訟程序，入境處一般仍會執行遣送行動。自更新政策實施至二○二三年年底，入境處共遣送1 851名聲請人離港，包括215名根據更新政策被遣送。二○二三年的數字，較二○二二年大幅上升63%。
就黎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我現回覆如下：
（一）政府在二○二一年修訂了《入境條例》，加入了針對聲請人拖延策略的條文，適用於衡量羈留期是否合理合法，例如該人有否在申領回國證件時合作，以及有否阻礙遣返工作等。
提問所指的判詞提出可參考英國的法例，訂明如免遣返聲請人在申領回國證件時不合作而令遣返工作受阻，屬刑事罪行，服刑期不受制於行政羈留原則。我們研究了該判詞並認為即使訂立類似法例，不合作的聲請人服刑後仍可堅持不合作。重覆引用相關條文去起訴同一名持續不合作的被羈留人士，除了合法性引起爭議和法律挑戰外，亦涉及大量處理刑事案件調查的資源，因此必須審慎。
最近，另一宗上訴法庭的判詞更有助解決聲請人不合作的行為。政府於二○二三年七月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批准一名曾因強姦被判入獄的聲請人的人身保護令申請提出上訴（CACV 229/2023）。三位上訴法庭法官於二○二三年十一月一致裁定政府上訴得直。相關判詞指明被羈留人士的不合作或不合理行為而導致延長其羈留期或延長處理其免遣返聲請，不應被視為或計算為不合理羈留期，否則會導致一個荒謬的結果，即被羈留人士越不合作地阻延遣送程序，他們便越有機會獲釋，有違相關普通法原則的原意。此判決直接為相關普通法原則提出了明確法律指引，大大有助政府依法羈留聲請人，而無須另外立法後耗費時間和資源在刑事檢控上。
（二）及（三）根據《入境條例》第37ZK條，提出聲請有待最終裁定的人可被羈留。二○二一至二○二三年，曾被入境處根據第37ZK條羈留的聲請人分別為263、241及538人。對比同年全年新接獲聲請人的比率分別約為10%、19%及25%。
在考慮引用第37ZK條羈留方案時，政府必須小心衡量法律問題、資源運用，以及保安方面的考慮。政府須根據相關法例、普通法下法庭訂立的法律原則例如相稱性和合理性及羈留政策，再考慮每個個案的情況，包括是否能在合理時間內取得聲請的最終裁定；該名人士是否曾干犯嚴重罪行，以致不將其羈留是否相當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威脅或安全風險；以及該名人士是否有潛逃、犯罪或再次犯罪的風險等。於二○一四年，終審法院裁定在進行遣送程序時，入境處須遵守普通法中的Hardial Singh原則，即入境處只能行駛權力羈留有關非法入境者一段合理時間，而若入境處不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遣送程序將他遣返，則不能繼續羈留該人。
在資源運用方面，政府亦必須考慮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和政策可持續性。根據二○二三年收到約2 100個新聲請，以及過去三年聲請人當中平均滯留在港三年作推算，全面引用第37ZK條或其他條例即需要約6 300個新的羈留名額。以最大的懲教院所赤柱監獄為例，其收容額約為1 500個，政府如要增加6 300個羈留名額，即需要興建約四個赤柱監獄規模的羈留所，另外每年撥備數以十億計的營運開支及增聘數以千計人員以落實有關政策，所以我們必須審慎考慮。
在保安方面，大規模羈留聲請人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治安問題絕不能低估。當年越南船民禁閉營集體毆鬥事件無日無之，甚至發生多次暴亂引致人命傷亡，包括一九九二年石崗羈留中心發生越南船民互相襲擊，並放火焚燒營房導致24人死亡。現時，聲請人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保安風險更大。
我們考慮過包括法律、財政資源及保安方面的因素，認為全面羈留所有聲請人的建議不合適。政府會繼續善用現有羈留設施，集中羈留對社會治安有較大風險的聲請人，並會盡快將聲請不獲確立者遣送離港。執法部門亦會繼續加強針對入境罪行和非法受僱的執法行動，以減低聲請人的經濟誘因。
黎棟國議員：
廣大嘅市民同我本人都一樣，對局長第二第三部嘅答覆非常失望。處理呢個老大難問題，單靠源頭堵截，完全不足夠，必需要用有力嘅措施，杜絕佢哋留港打黑工嘅誘因。局長喺答案之中，用咗3年滯留嘅時間去估算，全面行使第37 ZK權力所需要嘅資源係非常之片面。
保安局先前提交本會嘅文件顯示，入境處指需要動用10個星期嘅時間就可以完成審查，而上訴委員會積壓嘅個案去年減少咗72%，只剩1400宗。如果在這方面加大一啲嘅力度。4到6個月完成最鬆嘅裁定呢？我相信係可以做到嘅目標。局長你嘅估算基礎，我認為應該係要用行使37Z被羈留嘅實際時間作為依據。
請局長告訴本會，對於呢一啲人被羈留嘅用咗幾多時間去完成最終嘅裁決嘅數字。
1月23日，我在《2023年護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向官員提問如下：
問題圍繞於文件第5段及第8段。關於特別註冊登記、有限度註冊或登記的資格。第五段A指負責把關的是護士管理局，而護士管理局根據什麼標準去決定可以簽發承認核證團體，便完全沒有介紹到。我想問究竟是什麼東西，特別是有沒有語文的要求？
第2點是文件5B段。我看到如果是特別註冊，就需要最少3年診所或者醫院的詮釋經驗。第8段指這一個工作經驗？是一年受僱相關臨床經驗，兩者有什麼不同？
第3個問題。如果有人在香港可以用這個有限度註冊，因為他是一年的經驗，當他在香港工作兩年之後，做完3年，可否轉？
第4個問題。當一個人要在香港從事這個職業，是先向入境處申請簽證先？抑或是先做登記，然後再去入境處申請簽證？現有一般入境政策，又有專才優才，高才等。你們有否與入境處溝通？文件中沒有任何說明。
最後一點。申請注冊需要符合良好品格同埋良好專業操守。這2個條件用什麼標準衡量他有良好品格或者良好專業操守？
1月19日，我在《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對官員的提問如下：
黎棟國議員:
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這項條例修訂的政策目標是否最終會完全取代所有紙本的罰款通知書,而改為使用 電子方式進行有關工作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沒錯,我 們為了推動智慧城市和節省紙資源,以實現綠色執法,我們的 政策目標最終都是希望實現無紙化,即以電子化方式進行執 法。我們只是在推行時,需要考慮市民的準備程度和情況,並 以逐步的方式轉為電子化執法。我們會在條例中保留紙本方 式,因為在過渡期間我們仍然會有紙本,最後也作為一個後備 方案。換句話說,如果電子方式無法達致,我們仍然可以紙本 方式來進行執法工作。多謝主席,多謝議員。
黎棟國議員:
這樣跟着就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剛才大家都討論過,當局需要在運輸署獲取車輛登記車主以及駕駛執照持有 人的電子聯絡方式,即是電郵地址和手機號碼。因為家居電話 號碼,我想無法收到SMS,對嗎?好啦,現在我聽了這麼久, 我了解到主動權在執法部門。在一個違例的案件中,我可以有 幾種選擇,一是使用紙本形式,另一種是使用電子方式,是這樣嗎?而這選擇是由你們決定,不在車主那邊,也不在司機那 邊,對嗎?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一個車主,如果我不想 收到當局的電子,那該怎樣辦呢?因為主動權在當局手中,而 我是被動的,我不是主動的。於是我便會想辦法,不向當局提 供我的電郵地址,或者提供電話號話,但所提供的是家居電話 號碼,這樣當局便無辦法以電子方式給我發送通知書。如果是 這樣的話,當局便需要長期用回紙本方式,對嗎?
為何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因為實際上,香港現時有相當數量的市民並沒有使用電郵。在這情況下,即使當局要求他 們提供電郵地址,他們只會請其他人替他們開設一個電郵帳號而已,但他們永遠不會查看。這是“僵屍電郵”。 因此,如果當局知道他們提供了一個電郵地址,當局要發送任 何通知給他們,也一定無法送達,這樣有一個好處,如當局無 法送達,正如當局所說,在繳費期限過後,這回當局會發信予 他們,對嗎?這更好,當局發信又可遲些再繳款。因此,就會 出現這些情況,當局有否考慮過如何處理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謝謝主席。首先,在續牌方面,車 輛牌照需要每年續期一次,而司機的駕駛執照,現時除非年滿 70歲,否則有效期為10年。在進行續牌時,有關人士必須提供 其電子聯絡方式,才能成功為牌照續期。
黎棟國議員:
主席,不好意思,我要打斷一下。現時在法律上 是否已有這個規定、這個要求,有關人士必須向當局提供電郵 地址?因為我看到現時當局在藍紙草案修訂內提及,如果他 們的電郵地址有所更改,他們必須在更改後72小時內通知當 局。大家剛才所討論的都是這一部分的內容。所以第一,最基本的原則是,今天有否這個要求?好啦,即使當局有這要 求,但如果有關人士向當局表示他們沒有,他們沒有,那麼當 局是否會表示,如果他們沒有,就不替他們續牌,要求他們自 己開一個呢?主席。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
主席,多謝議員。是的,我們會在 條文中要求提交電子聯絡方式才可以續領牌照。而且,在條文中,我們會規定,可 以透過短訊方式確認收到(計時器響起)罰單或告票,這樣才算 確立這個電話是用得到,我們便將之稱為可接受的電子聯絡 方式。在方法上,例如接收SMS的,就會有一次性密碼進行驗 證。看到這個電話號碼真是用得到,運輸署才會接納該電話號 碼作為有關人士的電子聯絡方式。我們會這樣去做的。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
謝謝主席。或許我就黎Sir的問題作 少許補充。正如他剛才所提到,有一種情況是車主或駕駛者故 意提供一些有問題的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但其實在香港法 例374章已經有相關規定。車主或司機如向運輸署提供有問題 而失實的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即屬犯法,最高可處以5,000元 罰款和6個月監禁。這項規定本身已具法律約束力,在某程度 上有一定的阻嚇效果。
上星期五，我在財務委員會就著入境事務處持續推行提升處理身份證申請能力措施的所需開支向官員提出意見 。
上星期五（1月19日），我在財委會就著推行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向政府當局提問。
星期四（1月18日），我在立法會就著「加強粤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議案辯論發言，內容如下：
主席,我支持容海恩議員提出的議案。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重大的國家戰略,香港絕對有責任為建設大灣區盡一分力。要加強大灣區共同發展,我最關注的是人才的流通,尤其是我們的青年。特區政府在2021年已開始試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並在去年三月起恆常化計劃,目的就是培育具備大灣區工作經驗的本港青年。計劃的初心非常好,亦完全配合建設大灣區的國家戰略,成效卻難言理想。
計劃試行期間，企業反應頗為踴躍,合共417間公司提供了 3,494 個職位空缺,但最終,試行計劃只有1,091 名畢業生入職,填上的空缺僅有不足三分之一。從這組數據的對比,已經能看出香港青年對計劃不甚感興趣；或者退一步一來說,至少感興趣者的數目亦同特區政府預期相去甚遠。更甚者,試行計劃共1,091名入職者中,未能完成 18個月僱用期的,人數高達404人。換言之,試行計劃的首 18 個月的整體離職率高達三成七,可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成效實在不如預期。這麼高的離職率本身已是信號,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這個計劃已經是由特區政府向 聘用香港青年的企業發放每人每月一萬港元的補貼,那大灣區對香港青年的實際吸引力就更加要再打個折扣。
歸根究底,我認為,這個計劃強行推高了大灣區的薪酬, 並進而不合理地推高了香港青年的期望,令不少青年甚至在18個月的政府補貼發放完成前已急急離去。很老實地說,正常不經計劃的年輕人剛入職,在內地大灣區的薪酬固然不及香港,但當你考慮到大灣區的物價水平,如果真正在該處生活,其實生活水平絕對不比在香港差,而且大灣區的潛力更是非常巨大,值得青年人去發展。
既然現時有一個機會擺在香港的青年眼前,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全面發展前,先到那裏獲取寶貴的經驗,我認為這本身已是一個極大的誘因。但我們卻要靠政府一萬元的補貼,才吸引到計劃預期的三分一人數去大灣區工作,而且很多這些青年在計劃完成前已離去,或是計劃後不再留在內地城市發展,我認為,是反映了計劃成效不彰,亦可能走錯了方向。
主席,我認為,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逐步減少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企業提供的補貼,一來節省開支,二來可以減少同公司的內地同事因同工不同酬而孤立香港青年的情況,等他們更容易融入當地，三來亦能夠吸引真正想到大灣區發展的青年。另外,我亦建議特區政府放寬計劃的學歷要求,尤其是一些創科相關的職位,因為據我所知,香港亦有不少個別科目成績出眾，語文能力不達標而無法升讀大學的人材,他們在創科相關的範圍上有足夠的能力,亦是大灣區所需的人才。最後,我建議特區政府為計劃定下關鍵績效指標,致力減低計劃18個月內的離職率,以及提升計劃完成後願意在大灣區留下繼續打拼的青年人數。
主席,我僅此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