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學位進退維谷 一技傍身方為王道 　   文章,焦點,專題探究,教育 　   2018 年 4 月 11 日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原創者為KOKUYO） 智經研究中心近日於《星島日報》撰文，2018年4月2日刊於《星島日報》教育版（取於2018年4月9日） 2015年1月21日 （取於2018年4月9日） 30 July 2012, last accessed on 9 April 2018. 2017年7月11日（取於2018年4月9日） 2017年8月7日（取於2018年4月9日）

不止批判的思考 　   文章,教育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的概念源於1994 年的「美國教育法案」，後來，香港教育統籌局在課程改革短期目標中（2001 年至2006 年），提出優先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即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創造力），並將之融入現行科目或學習領域中，以提高學生建構知識的獨立學習能力。自此， 「批判性思考」一詞，在香港逐漸為人所熟悉。 可惜，由於教育當局翻譯上的謬誤， 將西方提倡的critical thinking 譯為「批判性思考」，令不少教師和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學生可能對很多事情還未作深入分析，便妄下定論，既削弱他們分辨事物的邏輯能力，亦妨礙培養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而綜觀整份《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也未見教統局對「批判性思考」有任何明確或詳細的定義。 其實所謂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理性客觀地分析。Critical 源自古希臘的字根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如果參考在1941 年最早提出該概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Glaser 的定義， critical thinking 非以批判為主，而是以客觀的理性分析為重心。 那麼為何critical 會被翻譯成「批判」呢？ 「批判」一詞的翻譯，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 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胡仁源翻譯本。當時正值文白交替，而且胡先生並非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德文原著翻譯，因此很多翻譯用詞都有商榷的餘地。當年，教統局卻未有考慮到今天我們討論critical thinking 的語境已時移世易，只張冠李戴地把胡先生的舊翻譯套用在新概念上。 教統局在critical thinking 翻譯上的謬誤， 反映有關當局欠缺critical thinking，令教育工作者、學生， 甚至是家長都對critical thinking 產生誤解。我早於2008 年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教育局將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法改為「明辨性思考」，局方終在2014 年同意更正。我希望有關當局日後在翻譯字詞前，先深入了解字詞的本義，避免重蹈覆轍。 （原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刊於《明報》D05【副刊/時代】三言堂）

「母語教學」惹的禍 　   文章,教育 　   2017 年 10 月 9 日 前文提到本港新高中學制有七大問題，這次繼續跟大家探討第二個問題：香港學生英語水平持續下降。雖然教育局經常引用數據，指香港人於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的表現優於大部分亞洲國家或地區，但不少僱主認為香港畢業生的英語能力仍有待加強。 現時香港學生在英語運用上主要有兩個問題：用錯文法，以及表達能力弱。我認為要學好英語，掌握文法尤為重要。可是，不少香港學生英文文法基礎薄弱，在寫作時易犯文法錯誤。其次，普遍香港學生的英語詞彙量不足，以致難以深入、準確地用英文表達自己的看法。若然學生連最基本的文法和詞彙都未能好好掌握，又談何得心應手地用英語跟別人溝通呢？ 為使學生可以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港府早於八十年代已提倡在中學推行「母語教學」，並於九十年代末大力鼓勵學校以粵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教育局於二○一○年實施新教學語言政策後，中文中學佔全港中學的比重遂由12%升至75%，現時全港僅餘約一百間英文中學。由於就讀中文中學的學生缺乏接觸英語的機會，導致香港學生整體英語能力出現下降的迹象。 教育局近年積極推行公營中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NETScheme），讓學生透過與外籍英語老師在課堂互動，改善英語水平。不過，每所學校一般只有一至兩位外籍英語教師，他們大抵只能起輔助作用，對鼓勵學生多聽多講英語的幫助不大。此外，政府雖先後向語常會轄下的「語文基金」注資近五十億元，惟審計署今年四月發表的評估報告指出，近半參與「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學校達標情况未如理想。 英語一直被視為國際語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學生英語水平每况愈下的情况實非我們所樂見。既然「母語教學」政策的後患已逐漸浮現，政府必須亡羊補牢，檢討相關的教學語言政策。我認為要學好英語，學校既要給予學生嚴謹的文法訓練，也要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並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海外交流機會，同時確保全體英語教師的師資水平。政府與學校相互配合，才能真正保障香港學生的福祉。 （此文於2017年10月9日刊於《明報》D05【副刊／時代】三言堂）

優質教育不止靠撥款 　   文章,教育 　   2017 年 10 月 3 日 上文提到，近年特區政府在教育資源的投放大幅遞增，除了落實15 年免費教育，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不久便宣布增撥36億元經常性教育開支。香港教育資源的「量」無疑在持續增加，但教育的「質」能否相應地提升仍屬未知之數，值得深究。 自2007/08 學年起，教育局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以學券形式向學童的家長提供學費資助。「學券計劃」每年涉及逾20 億元政府開支，但在政府增撥資源的同時，幼稚園的學費和雜費亦有上升的趨勢。以2015 年為例，教育局將學券面額上調至22,510 元後，學券制（全日制）幼稚園的學費上限亦由60,040 元調高至67,540 元。 不少中產幼稚園學童家長都向我反映，為子女選校時主要考慮三點。第一，學校的地理位置是否方便；第二，能否負擔學費；第三，幼稚園老師是否有愛心，以及能否為孩子提供一個有愛和尊重的學習環境。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增加撥款，另一方面要加強規管幼稚園學費調整、師資等方面，方能真正提升香港幼兒教育的質素。 香港的小學教育同樣令人憂慮，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存廢問題便是一例。教育局設立TSA 的原意是為政府及學校提供全港學校學習範疇水準的數據。TSA初衷雖好，可惜在實際操作上出現各種問題，除了考題愈趨艱深外，也有意見指教育局直接或間接以TSA成績向辦學團體施壓，漸漸造成操練的現象，校方、老師、家長及學童也承受壓力。 反觀美國的基礎和小學教育，較茩姥Зㄙ瘍擙碻賰狻M創意思維，小學生作業數量較少，學校亦不鼓勵老師過度操練學生。而且，美國不同州份也有不少優質學校，美國小學生的升學壓力比香港小學生輕得多。香港的小學生無法愉快地學習，政府固然難辭其咎，但不少家長過分催谷子女「贏在起跑線」，也是學生學習壓力的源頭。 我深信學校不單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應該是孩子鍛煉體格、建立正確價值觀的地方。長遠而言，特區政府在增加教育撥款的同時，有必要盡快檢討整個教育制度，還香港學生快樂的學習環境和童年。 作者： 葉劉淑儀 文章載自： 《 明報》專欄

教育兩極化與操練化 　   文章,教育 　   2017 年 10 月 3 日 上回探討了香港幼兒和小學教育的問題，這次就談談中學教育。傳統上，亞洲人極為重視教育，香港人亦承繼了此文化傳統。按道理香港在發展教育有一定優勢，可惜，香港的中學教育出現明顯的兩極化現象，以致有部分學生失去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 香港現時約有五十所國際學校，以及約八十所直資及私立學校，這幾類學校愈來愈受有經濟能力的中產家長歡迎，即使學費高昂也爭相為子女報讀。這些學校不論硬件或軟件都比一般津校優勝，例如校舍佔地廣闊、有一流的體育設施等。此外，學校的學生大多家境富裕，父母不但學歷較高，而且有能力投放大量資源栽培子女。因此，這些學校集中了全港大部分尖子，為他們提供優良的教育和學習環境，自然成為國際教育文憑課程（IB）狀元的搖籃。 另一邊廂，香港約有二十八間建於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火柴盒」學校，這類學校校舍殘舊不堪，部分樓齡達四十年，惟爭取多年依然重建無期。「火柴盒」學校恍如危樓，外牆和天花石屎剝落、課室風扇搖搖欲墜、要與附近居民共用籃球場等的情况已是司空見慣。再者，學生中不乏跨境學童及基層家庭子女，家庭經濟條件普遍較差，他們不論在學業支援或參加課外活動方面的資源都相對匱乏。這批弱勢學生可謂「輸在起跑線」，所接受的教育難與富家學生相提並論。教育兩極化擴大貧富學生的學習差距，但更令人痛心的是香港教育「操練化」的歪風。追求學問的真諦在於啟發學生主動探索知識，從而發展自己的潛能，香港教育卻背道而馳。為了迎合以應試為本的教育制度，日校老師不得不催谷學生操練試題；學生在課餘時間也要到補習社繼續操練。香港教育鼓吹「求學只是求分數」的問題已為人詬病多年，但教育局多年來未有正視糾正教育理念的迫切性，只着手處理如學位分配、修訂課程等操作層面的問題。 眼見莘莘學子盲目地視考試為學習的終點，不少「高分低能」的學生成了香港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我衷心希望特區政府反思教育的本質，讓香港的教育制度早日重回正軌。 作者： 葉劉淑儀 文章載自： 《 明報》專欄

「美國校園上的言論自由、政治運動與學術自由」研討會 (新聞稿) 　   新聞稿,教育 　   2016 年 10 月 18 日 美國校園近年示威與爭議不斷，不少大學既要保障學術和言論自由，同時又需要維持校園氣氛融洽，確保學生互相尊重，兩者如何並存？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更令事情變得難上加難。校方應該如何處理課堂內外的政治論爭，對港美兩地來說都是重要課題。 匯賢智庫今日（10月18日）假中環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舉辦「美國校園上的言論自由、政治運動與學術自由」研討會，由美國著名大學Pomona College校長David W. Oxtoby教授分享他的經驗。 研討會先由立法會議員及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致歡迎辭，她感謝David W. Oxtoby教授應邀演講，並指今次活動的熱烈反應反映這個議題和香港的環境息息相關。 校長David W. Oxtoby教授主講時指美國校園素有學術自由的歷史，但學校同時有責任為師生提供融洽的環境。兩者並不對立，而大學作爲一個專研學術的地方應該對兩者都有所追求。教授亦指出校方應謀求與學生攜手令社會進步，同時鼓勵學生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 David W. Oxtoby教授主講後，研討會隨即進入開放討論環節，以及觀眾問答。出席研討會人數約有六十餘人，包括大學校長、學者和各界專業人士。活動至下午四時結束。 在社會日趨分化之時，各方更需冷靜，彼此聆聽。希望各地社會能以理性作為核心價值，求同存異，齊心協力改善社會。 Pomona College校長David W. Oxtoby教授主講 Oxtoby教授與觀衆的互動環節 -完-

中學文憑考試出題須更謹慎 　   文章,教育 　   2016 年 5 月 14 日 自2012 年起，每年約有七至八萬修畢本地高中課程的學生應考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以獲得升讀本地大專院校的基本資格。由此觀之，文憑試對學生的前途影響深遠，故而其所提供的科目、必修和選修科目的安排等均備受關注，我亦曾表達應將通識教育科由必修科目轉為選修科目的意見。然而，即使不同人對文憑試的架構和安排有不同意見，所有人都會同意文憑試必須公正考核每位學生，使學生不會因為考試機制的問題而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 可惜，近年的文憑試出現種種技術性問題，削弱人們對文憑試的信心。以英文科為例，過去兩份閱讀試卷的深淺程度差距頗大：2015年的閱讀試卷中有試題引用美國衛斯理大學校長Michael S. Roth 在紐約時報就博雅教育撰寫的評論文章，當中引用哲學家盧梭的名言「思考者是墮落的動物」，內容對中六學生而言顯然過深；而今年的閱讀卷則問及美食車，有教師評價問題「大路兼直接」，屬歷屆最易。考題過難，固然會使考生信心低落，或會影響應考其他科目的表現；但考題過易，則會無法辨別考生英文水平的優劣。 除了試題深淺程度外，文憑試亦疑曾出現試題考核內容不在必修課程以內，甚至試題內容出錯的問題。最近有教師向我投訴指今年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企會財）科試卷懷疑出現試題內容錯誤的問題。根據該名教師所述，試卷卷一乙部問題第一部分第1（a）題所考核的「日記分錄」概念已從必修範疇變為會計部分的選修內容，對並未選修該部分的考生不公；另外，試卷卷二乙部第5 題的資料懷疑有錯，使根據題目資料計算所得的現金帳出現一個不可能的數值。該名教師亦提及2012 年首屆文憑試的企會財科試卷亦曾疑似出錯試題，結果引發一連串的投訴，最後需要申訴專員公署介入調查。 當然，上述問題仍有待教育局和考試及評核局進一步調查是否確有其事，但作為對學生前途影響深遠的公開考試，文憑試的試題理應在校正階段時便已消除任何疑似有錯的試題，盡量避免惹來踰越課程要求或內容不準確的質疑。教育局和考試及評核局宜檢討並改善不足之處，使師生毋須終日猜度試題有否出錯，而是專心應試，在公正的試場上為各自的未來奮戰。 來源：明報

用多媒體工具入名校有優勢？ (下) 　   文章,教育 　   2016 年 5 月 3 日 上文引述《時代雜誌》報道美國愈來愈多招生辦事更重視學生的「真實性、富同情心、有創意」等因素，並不會單憑成績錄取學生。美國約百間大學成立聯盟，鼓勵學生利用網絡及多媒體工具遞交入學申請，如個人電子檔案及短片，表現自己真實及獨特的一面，同時方便招生辦全面評估學生的資質。 然而，經濟條件優厚的學生在利用網絡工具方面更有優勢，因他們有能力投資昂貴的多媒體編輯軟件以提高短片質量，貧困學生未必有相應資源。再者，由於成功入讀美國名牌大學極為艱難，據《時代雜誌》報道，史丹福大學今年收到43,997 個申請，但只錄取4.7%的學生，入名校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因此，富裕家長通常都會提早安排子女參加入學考試訓練，聘請顧問修改子女的論文，安排子女在高中報讀難度較高的學科，並且鼓勵他們參加過百小時的義工活動，以提高錄取機會，貧困學生或因資源有限，未必能有這麼「豐富」的準備。 曾有數據顯示弱勢學生並非學業表現差而不能入讀名校，而是一開始就沒有申請名校。《時代雜誌》引述2012 年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研究指出，2008 年過半數成績好的低收入學生（平均最低成績A-，SAT 及ACT 分數佔頭10%，來自收入低於$41,472 的家庭）沒有報考競爭激烈的名牌大學。根據該項研究標準，美國約有18,000 位低收入合資格的學生可入讀頂級大學卻一間也沒有申請。這些學生是不是因為了解名牌大學競爭激烈，並非單憑成績突出就能入讀而放棄申請？ 不少學校認為，透過推出多媒體工具可為弱勢學生提供更多申請誘因。美國一間博雅大學Goucher 稱，為保持公平競爭，該學校在審視個人短片時，只評估短片內容而撇除高科技效果等等因素。Goucher 表示自引入多媒體申請平台，透過短片申請的學生有所提高（例如2014 年便有40%非裔美國人使用多媒體工具），且他們較普通程序申請人表現更佳，就讀第一年GPA 已有3.0 以上。 然而，博雅大學的數據欠缺代表性，若要認真檢視多媒體工具對提高弱勢學生入讀名牌大學的幫助，還需觀察「聯盟學校」推出多媒體申請平台之後，弱勢學生的使用率及弱勢學生在名牌大學的入學率，以及評估多媒體工具是令入學程序更繁複，還是給學生多一個表現的機會。 來源：明報

用多媒體工具入名校有優勢？(上) 　   文章,教育 　   2016 年 4 月 29 日 很多美國學生為入讀大學，通常申請前一兩年就準備升學申請。據《時代雜誌》報道，近來不少學生申請入學時，向學校發送個人短片以展現自己獨特的一面。 Hannah Chapman 是一位來自美國十七歲的女生，希望報讀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Elon 博雅大學。她通過ZeeBee 社交媒體平台製作個人短片及圖片介紹自己，希望突顯自己在校外的一面。據《時代雜誌》報道，很多學校表示他們希望招生時能找到這類型的學生。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Dr. Amy Gutman表示： 「我們希望尋找一些真誠的、未必完美的學生，同時具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人。那些擅長考入學試的青年反而未必最適合。」 去年底，包括常春藤、部分州立大學及私人大學合共約一百間美國學校合作成立一個組織——「Coalition for Access, Afford ability and Success」（聯盟學校），旨在提高校園學生的背景及種族多樣性，並在本月推出一系列免費網絡工具協助貧困學生提早做升學計劃，以縮減其與條件較優厚學生的差距。計劃將為報考「聯盟學校」的學生提供專用申請渠道，鼓勵他們提早申請及遞交具創意的自我介紹，如個人短片、電子檔案等材料，望能更全面地展現學生的資質。 該計劃雖為學生提供更多渠道展現優勢，但是否真的有助貧困學生增加錄取的機會呢？第一，學生要在九年級開始準備，令原本約十八個月的申請準備延長至四年，反而提高升學壓力。但是，哈佛大學的一項報告指出學生不應臨時抱佛腳，報考前才做各種缺乏持續性的義工、短期課程及交流團。相反，學生應持續地做一件事或參與一項活動，以表誠意。假如大學有這種看法，學生參加多項活動便不能佔優勢，因為無論貧困或富有，都必須通過長期參與某種活動來展現自己的強項。因此，將準備時間延長四年，或許對長期堅持努力及表現出色的學生較公平。 第二，《時代雜誌》稱現時很多學生已全力推銷自己課外的一面，部分學校擔心利用網絡工具只會令招生程序更繁複，條件好的學生有機會通過購買高科技多媒體編輯軟件，製作精美的短片推銷自己。但貧困學生是否就沒機會突圍？下回繼續討論。 來源：明報

美國的考試產業（下） 　   文章,教育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上期談及營運SAT 和ACT 的公司覷準商業潛力龐大的高中考試市場，積極游說州政府以SAT 或ACT 取代與Common Core 相關的考試，而目前至少有九個州份已宣布採用SAT或ACT 作為滿足聯邦政府要求州政府評核高中學生學業表現的考試。 除了考試公司積極拓展生意外，SAT和ACT相對於與Common Core相關的考試而言，有着不可忽視的優勢：對學生而言，與其應考一個旨在評核過往學習成果的考試，倒不如應考一個同時有助升讀大學的考試，一石二鳥；對於州政府而言，由Common Core 所引起的過度考試（Over-testing）爭議已經變成一個棘手的政治議題，而兼能準備學生升讀大學的SAT和ACT對於各州官員和議員而言，不啻是一劑減省州內考試數量、化解政治爭議的良藥。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州政府自然和考試公司一拍即合，迫走聯邦政府力推的全國統一測試制度。 另一個使Common Core 影響力減弱的原因，是《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於2015 年被《每名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Success Act）》取代。新法案明文禁止聯邦教育部影響、鼓勵或強迫州政府採用Common Core 標準或其他獲多個州份共同採用的學術標準，使聯邦政府無法如以往般透過增減對公立學校的撥款以影響州和地區政府的教育政策， 因而大幅削弱其推廣Common Core 的能力。然而，新法案保留了舊法案的部分內容，要求公立學校從三年級到八年級進行標準化考試，以觀察學生學業進展狀况的條文，反映了聯邦政府認為有必要繼續評估全國學生學習進度的政策方針。 當然，由私人公司營運的SAT和ACT究竟能否準確量度學生的學習進度，以至會否對少數族裔學生不公等問題仍有待觀察，而受聯邦政府資助的CommonCore 考試機構亦積極研究如何改善試卷內容，以吸引更多州份選擇應考。然而，無論這場私人考試公司和國家政府贊助考試機構之間的角力誰勝誰負，學生都不能迴避對其學習進度的評核。 最近，香港有意見認為應實施「零功課」政策，以減輕學生面對的壓力。然而，即便是很多人認為功課壓力相對較輕的美國亦不可能構築一個學生之間完全無競爭的學習環境，評核的壓力不可避免。因此，我認為與其追求「零功課」的學習環境，倒不如着重功課的質素與分量，使學生既能學習如何面對壓力，又能做到學習和遊戲兩不相誤，方為上策。 來源：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