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秘書處
新民黨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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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11樓D-F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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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100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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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3100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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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info@np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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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葉劉淑儀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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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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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立法會綜合大樓8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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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37 3267 / 2537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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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810 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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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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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6C新城大廈地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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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80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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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818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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鰂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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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鰂魚涌街31號Z2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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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68 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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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562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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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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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地下G17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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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18 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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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518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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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恩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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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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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立法會綜合大樓8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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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77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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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877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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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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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水新康街73號2樓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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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68 1588 / 2503 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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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209 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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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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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62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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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403 6068 / 2403 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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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403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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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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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24A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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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77 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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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677 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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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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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圍新翠邨新月樓112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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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707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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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3460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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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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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圍海福花園19號舖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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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253 1316 / 2253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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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港島）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鰂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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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鰂魚涌街31號Z2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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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727 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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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562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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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海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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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地下G17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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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18 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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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518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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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新界）
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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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62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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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403 6068 / 2403 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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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403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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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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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24A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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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77 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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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677 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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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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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水新康街73號2樓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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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868 1588 / 2503 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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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209 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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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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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圍海福花園19號舖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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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253 1316 / 2253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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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事處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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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屯門海榮路9號萬能閣5樓53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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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451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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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613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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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潛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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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警方因應疫情及風險評估，拒絕了三個組織的七一遊行申請，七一當日，警方動用大量人手戒備，並引用《公安條例》封閉了維園的足球場、籃球場及中央草坪，禁止人群聚集。當日雖然沒出現大型非法集結或非法遊行，但是警方在巡邏時截查及拘捕了兩名可疑人士，一人藏有仿製槍械，另一人則藏有摺疊刀，可見的確有危險人物隱身於鬧市中，警方高度戒備，並非無的放矢。
果然，晚上真的有事發生！銅鑼灣祟光百貨外，一名穿黑衣的男子突然持刀刺向一名軍裝警員左肩。他從背後施襲，警員重傷倒地，需送院救治。兇徒則刀插自己心臟，送院搶救無效死亡。從流傳的事發片段所見，現場氣氛平靜，兇徒是慢步走近警員行兇的，而不是受到挑釁在不能控制的情緒下發難。後來警方找到兇徒的遺書，反映兇徒是有計劃有預謀行兇的。
這件事就像平地一聲雷，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過去黑暴期間的種種畫面彷彿重現，社會神經又再繃緊起來。保安局經常強調香港有恐怖襲擊的苗頭，並非空口講白話，今次的孤狼式襲擊行為只是其中一種襲擊模式，相信社會上仍潛藏仇視中央、特區政府或警察的人，在伺機行動。而在事故發生後，竟有人到事發現場悼念兇徒，甚至把他形容為義士、英雄，這種扭曲的是非觀念更令人擔心，儼如社會的隱藏炸藥，高危，不得不拆。
一方面，當局當然要提高警覺，加強網上巡邏及情報收集，防範於未然，保障警員及公眾安全；亦要加強宣傳教育，不能讓扭曲的是非觀漫延下去。
最後，我謹向遇襲警員致以深切慰問，祝願他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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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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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慧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辯論（6月23日），指「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逾十八年，並未能充分達致其目的」，因此「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以提升治理水平」。麥美娟議員提出了修正議案，要求「分拆或合併部分現任主要官員的職權，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 ......」。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倡重組政策局，因此不獲通過；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則獲得通過。
會議當日很多議員踴躍發言，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回歸後親歷及目睹主要官員問責制十多年來的演變，有不少想法，值得和大家分享。
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當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無非是為了建立自己在政府內的班子，做法無可厚非。再者，當時的主要官員來源主要是政務官，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辦事能力高，但是缺乏商界及市場經驗，金融、科技專才更是欠奉；因此，董建華引入了金融精英梁錦松做財政司長、楊永強醫生做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環境顧問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都可補政務官人才的不足，是正確的選擇。
換句話說，要有效發揮問責制的優點，就要找對的人做對的範疇。舉例說若找我這個非醫療專才去做食衛局局長，便是找錯人了。
除了專業背景及能力、在業界有江湖地位，我認為人選還要對政府工作充滿熱忱，誠心服務香港，願意為落實「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才可。若只視主要官員的工作是份賺取厚祿的筍工，抱歉，那絕非適當的人選。
副局長並非「紅褲子」出身
後來，主要官員的工作愈來愈繁忙，立法會對局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局長經常要到立法會發言，解釋政策、拉票等等，再加上要出席很多會議、活動、典禮，有時實在分身乏術。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讓副局長分擔局長的工作，概念上合情合理。
這令我想起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例如九十年代我在工商司工作，出任副工商司，便是工商司周德熙的「大寶」，即是他的副手。那時候工商司經常要往海外工作，四處奔波，進行談判、游說等，大部分時間也不在香港，「大寶」副工商司除了要向各經貿辦發出談判指引，便需全面管理部門運作，包括分配資源、安排人事、制訂政策等等，鉅細無遺，必須全面掌握。
可是，今日大部分副局長都不是「紅褲子」出身，毫無政府經驗，對局內運作不熟悉，有些更欠缺相關專業背景，入職後只能分擔部分工作，例如負責個別「計劃」或「專案」，未能全盤掌控局內狀況，能否真正做到局內的第二把手，頓成疑問。
誠然，時移世易，我們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不過，我仍然認為局長或副局長至少需有相關的專業背景或公共行政經驗，才能有效發揮其職能。
政助表現參差 局長責無旁貸
至於政治助理，當初最為人咎病的莫過於過高的薪酬。後來，議員及傳媒朋友關注他們的職責及表現。顧名思義，政治助理理應主理政治工作，即是作為局長的心戰室，協助局長爭取民意民心，例如如何善用社交媒體、適當地落區接觸市民等等。不過，目前政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聯絡政黨和議員。
這些年來，大部分的政治助理都是政府的過客，鮮有讓公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表現參差。當中，財政司政助何翠萍和環境局政助區詠芷表現不俗，但也有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兩位政助那樣，極少來立法會，極少和議員打交道或拉票的。前局長曾解釋其政助的主要工作是資料搜集及撰寫講稿，我認為那並非政助的工作，不如另聘資料搜集員或撰稿員好了。果不其然，該兩位政助都先後離職了。
不過，我認為政助表現不佳的話，其局長可謂責無旁貸。作為頂頭上司，局長是絕對有責任發掘下屬的才能，培訓、引導下屬好好發揮的，這樣政助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局長的「政治助理」。
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
此外，問責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副局長是政助的升職位嗎？
雖然過往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由政助升官至副局長甚至局長的例子，但我認為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傳媒及公眾也不應有這錯覺。
道理很簡單，副局長是政策局的第二把交椅，理應像上文所說的「大寶」那樣，能鉅細無遺地掌握及管理整個政策局，並且深入參與制訂政策。相對地，政助的資歷及職級跟首長級官員相去甚遠，工作範圍也大相逕庭，因此並非相應的升遷路徑，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
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
那麼，應怎樣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讓各類人才累積更多經驗、有更大的發揮？我認為可以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open directorate）的做法，例如在政策局內開設首長級D2的職位，讓有潛質有熱忱的政助、人才在局內磨練，若真的合適又累積了經驗，日後才考慮擢升為副局長甚至局長，這樣才是真正擴大特區政府的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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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道歉及時 惜問題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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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變種病毒來勢洶洶，並且有第一宗變種病毒個案進入了社區，特區政府二話不說第一時間實施非常特殊措施，把相關大廈的全部居民列為密切接觸者，全部送到檢疫中心隔離檢疫二十一天；幾日後特區政府又放寬安排，這批密切接觸者檢測結果屬陰性後可離營回家。
寫出來是這樣的簡單清脆，可是實際情況卻是怨聲載道，連日來電台、報章、網絡都報道了很多隔離實況，從入營安排混亂、膳食難哽、有市民食到肚屙、單位內水壓太弱或廁所堵塞、冷氣機故障漏水、床褥有蝨。到出營安排更加混亂，有市民竟然因為「沒有記錄」而阻延離營等等，基本上是有彈無讚，市民叫苦連天。可是，為甚麼會這樣？香港已抗疫一年有多，竹篙灣檢疫中心亦已全面啟用半年，理論上應已運作暢順才對，為甚麼一次大規模遷入便弄得焦頭爛額，單位彷彿日久失修？這無疑是反映了在抗疫戰上，即使有更好的硬件，都要有及格的軟件(日常管理)配合才可。這個回合，特區政府又一次把加分變成失分。
行政長官在星期二(5月11日)早上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對於居民在檢疫中心有不愉快經歷表示歉意，又指已向他們發出感謝信等等。可是，那邊廂就有隔離市民手撕感謝信表達不滿。當事人意難平，可以理解。不過，行政長官今次的道歉，算是及時，從公關角度看亦算及時拆彈，總比不聞不問或不認錯好。
不過，單是道歉並不能解決問題，特區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盡快檢視檢疫中心的管理及運作，改善工作程序，維修單位等等並及時開誠布公。抗疫持久，市民既願意配合特區政府的檢疫措施，便應獲得良好待遇。變種病毒威脅未除，若檢疫中心變成累積民怨的根源，真是得不償失。
同時，每星期二早上行政長官會見傳媒的環節，漸漸變成行政長官公布及回應施政措施的時段，且看明天(5月18日)有甚麼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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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強烈讉責 美方制裁中聯辦官員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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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昨晚（16日）美國政府假借中央政府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沒有對香港履行責任等等「理由」，宣布制裁七名中聯辦官員及首次針對香港發出營商警告，新民黨表示極度憤慨及強烈讉責。
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態度堅定，不畏西方強權，不辭勞苦，為香港做了大量工作，讓香港由亂轉治。中聯辦官員克盡厥職，協助人大常委落實《港區國安法》與及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鞏固香港安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如今竟遭受美方如此横蠻無理的指控及不公制裁，新民黨表示憤慨。
新民黨認為由美國財政部與國務院、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聯合發出的營商警告，同樣是假借中央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之名，指美商在港所冒風險大大提高，指控特區政府打壓人權及新聞自由等等，是毫無理據。其目的是惡意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營商中心的地位。特區政府正推出一系列立法工作，包括修改《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打擊侵犯私隱的起底行為，與及研究打擊發放虛假消息的法例等等，都是為了保障市民個人私隱，促進社會安全及穩定。很多外國司法管轄區均有類似法例，可見上述指控完全沒理據，而且極度不公平。
此外，新民黨留意到，美國政府近日不斷向在港美商放風，指在香港營商的風險正日漸提高，該等言論惹在港美商強烈不滿，已有美商指拜登政府這種行為實屬瘋狂，而且毫無建設性。
美國商會亦已就美國政府的行徑發出聲明。聲明指美國商會在港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目前有一千四百多個會員，他們一直在港營商，認為當中有一定挑戰及風險，但是認同香港是國際商貿樞紐，在促進中西方商貿往來中角色活躍，起著關鍵作用。聲明亦指香港具有亞洲中發展最好的基建、有國際認可的商業法律系統，有先進開放的數碼基建，其金融市場更在世界前五名。因此，美國商會將繼續代表在港美商及各持份者，共同建設香港的未來。由此可見，外商對美方各種無理指控及制裁並不認同。
新民黨認為美方制裁及警告無效，不會影响中央對港政策，只會傷害美商在港利益。新民黨將一如以往，堅定不移地配合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工作，落實一切保障國家安全及香港社會穩定的法例，讓香港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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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回應 警方拘捕傳媒高層
新聞稿
對於警務處國安處昨日（17日）根據《港區國安法》，拘捕《蘋果日報》五名高層，指他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並根據法庭手令，搜查位於將軍澳的壹傳媒大樓及該五位高層的住所；隨後英美及歐盟指控中國及特區政府利用《港區國安法》壓制異己、扼殺香港的新聞自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等等，新民黨有以下回應。
新民黨認為，香港一直享有新聞自由，上述指控屬政治操作，批評並不恰當。警務處國安處的行動定必基於充分的證據，法庭批出手令亦必基於其獨立判斷。
對於美國國務院指控拘捕行動針對傳媒，並要求釋放五位被捕人士等等，新民黨認為美方此舉屬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必須予以譴責。新民黨指出，美方必須尊重香港的法治，停止對香港當局依法採取的行動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此外，英國及歐盟對香港並沒有管轄權，並沒有法律地位肆意批評；相關指控反映他們仍心存過時的帝國主義心態，企圖對世界指指點點。
現實情況是，自《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在港實施後，成效立竿見影，社會回復治安、安全、秩序，香港大部分市民歡迎及支持落實《港區國安法》，認為其有助香港的和平穩定。
新民黨強調，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屬嚴重罪行，世界上沒有政府會容忍。世界各國均有法例禁止別國插手或干預內部事務，中國自然亦有權維護其國家安全，因此，新民黨支持警務處依法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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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推出 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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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政府呼籲，提高市民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及本港整體的防疫屏障，新民黨今天（9日）舉行記者會，公布將推出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藉以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韓世灝博士、中央委員石榮基先生（Vijaykumar Chandulal SHETH）、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中央委員廖添誠先生、顧問閰偉寧先生，及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梁國興先生出席今天的記者會，公布將舉辦禮品大抽獎活動。凡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新民黨黨員或新民之友，將有資格參加大抽獎，禮品總值約百萬元，藉以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葉太捐出私人珍藏古董名錶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新民黨希望協助政府抗疫，特別是我們留意到本港疫苗接種率較低，對社會整體保護率不足，加上不斷有新的新冠病毒變種，深信我們將會不斷與病毒搏鬥，需要透過注射疫苗，保障社會每一個人的健康，增加香港的競爭力。我很支持商界捐助禮品鼓勵市民打疫苗。至於新民黨，我們雖然只是細規模政黨，而且不是企業，力量有限，很高興在我們呼籲之下，黨內的中委、顧問與友好都大力支持，捐出很多禮物，總值約100萬元。」
葉太更會捐出私人珍藏多年的古董名錶，「我捐出的禮物，是私人珍藏的勞力士 (Rolex Cellini) 18K金手錶，配原裝錶鍊，鑲有鑽石及兩夥Tourmaline寶石的手錶。感謝勞力士廠的協助，為手錶進行打磨。手錶為1991年出廠，是我當年工作升級，獎勵自己的禮品。當年售價約10,000美元，勞力士廠更捐贈名貴禮盒顯示其貨真價實，我很樂意捐出手錶。」
葉太稱：「另一份禮品，是我私人珍藏，滙豐銀行慶祝150周年發行的紀念鈔票，為一套三十五連張、每張面值150元的紀念炒票，市值不少於40,000元。因賭博規例不可捐贈鈔票用作抽獎，就由善長認購該套紀念鈔票，兌換成4張10,000元，合共40,000元的購物禮券給市民。」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呼籲市民踴躍接種疫苗：「注射疫苗，是世界上唯一最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的方法，注射兩劑疫苗不但可保護自己，更可保護家人、同事、朋友，甚至整個香港，使我們生活能盡快回復正常。希望各位市民都踴躍在9月之前注射疫苗，齊心抗疫。」
中委與顧問捐出名貴實用禮品 籲市民接種疫苗
新民黨中央委員石榮基先生（Vijaykumar Chandulal SHETH）、顧問閰偉寧先生、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梁國興先生、副主席韓世灝博士，在記者會上分別展示捐出14K白金鑲天然鑽石吊墜、50份總值約130,000元的全身體檢套票、1,000名價值約300,000元本地遊禮券，及時款電子產品如手提電腦及手提電話，鼓勵市民踴躍接種疫苗，參加大抽獎。另外，中委黃復華先生也捐出1,000張、每張價值100元的餐飲現金券作抽獎禮品。
新民黨中委廖添誠先生則捐出他旗下餐飲集團的2,000杯咖啡，分別可在港九新界分店使用，他希望香港市民踴躍打針，戰勝疫情，讓香港經濟盡快回復正常。
是次新民黨舉行的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將於今年6月29日早上10時正開始接受登記，凡為新民黨黨員或新民之友、年滿18歲、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完成接種兩劑港府推行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的新冠疫苗，而兩劑疫苗必須在香港接種人士，即可參加；亦歡迎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士登記成為新民之友。合資格參加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新民黨辦事處、葉劉淑儀議員辧事處，及容海恩議員辦事處，填寫簡單個人資料及出示疫苗注射紀錄登記即可參加。大抽獎將分別於7月、8月及9月，分三次進行。8月31日將截止登記。其他詳情將稍後公布。
新民黨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活動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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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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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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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讓市民看清真相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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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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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立法會事務
2019年4月18日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主席：
今年預算案其中一項較受關注的措施，是政府建議在未來3年，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早前，我在特別財委會提問，希望向社署了解他們在物業採購方面會有甚麼機制，包括如何招標、怎樣評估價格水平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會否由具有與土地和房屋發展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處所購置工作等。
不過，署長的答覆未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署長只表示，政府推出有關建議措施是應對殷切需求的社福服務及解決處所短缺的問題。她又話，社署和政府產業署將會成立工作小組，以進行採購研究，包括探討物業市場的供應情況、制定採購的策略，並會就採購安排及程序諮詢財經事務局和廉政公署，以確保公帑得以妥善使用。顯然，現階段署方仍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落實有關措施，希望署方可以早日得出結果，盡快向市民交代具體執行細節。
主席，現時多區社福設施不足的情況都相當嚴重，部分公共屋邨，尤其是舊屋邨，更是因為邨內缺乏社福設施，居民需要跨區才能享用社區服務。不少老人家、小朋友和弱勢社群，他們往往是最需要使用社福服務的一群，但偏偏他們在區內卻找不到相關服務提供機構，唯有辛苦些、行遠些，走到隔離區去用這些服務，長遠來說，這種做法既不切實際，亦不可行，政府有必要認真研究哪一區究竟欠缺和需要什麼設施。歸根究底，為什麼有些屋邨嚴重缺乏這些社區服務呢，我認為都係領展獨大造成的禍害。
領展的歷史我不在此詳述。據報道，過去2年至少有6間原本租用領展旗下公屋商場鋪位的社福機構，因為租約期滿或整幢物業出售而要搬走。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社福機構在領展或轉售的公屋商場續租遇到困難的問題，否則再購買幾多物業，都是永遠不會足夠，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有關問題。
長遠而言，與其花費巨額在市場購置私人物業，政府更應該先檢討是否已經做好社福規劃，我曾在不同場合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探討過，利用大數據進行人口結構分析事實上對於香港發展規劃十分重要。如何在賣地條款中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以及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以區內人口結構為基礎的社區服務規劃比率，及早預留合適土地，用作提供社福服務設施亦十分重要。同時，政府亦應全面檢討政府各類型閒置處所的運用，包括空置校舍、政府宿舍和公屋內非住宅空置單位等，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妥善運用。
主席，政府在今份預算案宣佈將會預留220億元，落實多個「一地多用」發展項目。多年來，我一直要求政府善用土地資源，在各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社區託管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室內運動場、街市、診所、長者護理中心和停車場等。早前，陳議員亦提及香港缺乏足夠停車場的問題，我也認同這不是單獨某個地區出現的問題，而是全香港需要面對的情況。這與不鼓勵市民使用私家車的政策方向關係不大，事實上，香港現時情況是路面上有大量私家車和商用車輛，卻沒有足夠的位置供他們停泊，導致部分車輛在路邊停泊，進一步加劇交通擠塞的情況。政府真的應該重新檢視，研究多利用大數據分析和創新科技興建更多智能停車場，當然政府表示會在6處興建地下智能停車場，包括深水埗、荃灣、上環等區，希望政府檢視有關計劃的成效，盡快在全港各區推行智能停車場，解決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規劃標準》對於這些新型智能停車場未必適用，政府亦應檢討如何規劃和為各區提供足夠的泊車位。
主席，作為一個雙職媽媽，我很關注政府支援在職家庭方面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和到位。以幼兒照顧服務為例，現時全港有約10多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但資助託兒服務名額卻只有747個，平均2百多人爭1個位。至於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平均使用率，自 2011/12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99%或以上，有家長在懷孕初期便已開始輪候服務，直至產後仍需等候超過1年才獲得安排。我自己亦正輪候托兒服務，然而到我孩子現時差不多三個多月仍未有任何消息，我相信有不少家長的情況都與我相若。有社福機構更表示，旗下日間幼兒中心的輪候人數，足足是服務名額的5倍，反映現時幼兒照顧服務供求已經達到嚴重失衡情況。
所以，我歡迎政府在預算案中增撥約1.56億元，提升幼兒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加強人員培訓和在北區、觀塘、沙田、葵青及元朗增加合共約4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可惜對比現實情況，仍然是大落後。除了服務名額嚴重不足，託兒服務的收費亦頗高，莫講基層家庭，對於很多中產家庭亦是沉重負擔。上星期，我在特別財委會上亦有反映過，現時幼兒中心的收費，大約是每名幼兒6000-8000元不等，家長的負擔實在很重，當時羅致光局長亦認同，現時有關收費很高，對中上收入人士造成不少負擔。但局長再補充，原來政府打算將資助水平，由現時的15%-20%提高至40%，原來只是希望減低加價壓力，家長未來仍然要繼續承受沉重負擔，相信不少家長（至少我本人）是感到失望的。我認為這1.65億實在是無法幫到一般市民，減輕他們育兒的經濟負擔。希望局長再三考慮，如何能夠為在職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此外，政府應增撥資源，檢視各區的服務需要，發掘合適地點設立更多育嬰及託兒設施，例如以發展社區綜合大樓的模式，容納不同的社福服務和文娛市政設施，滿足社區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主席，預算案進一步提高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至8000元，令長者能夠更有彈性地使用醫療券。過去，不時有媒體報道長者醫療券疑遭濫用，有長者被服務提供者濫收費用，或要求配貴價眼鏡和購買保健品。根據衛生署進行的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期檢討，只有約8%的醫療劵被用作預防性護理，我認為，防患於未然更為重要，政府應加強宣傳，教導老友記如何善用醫療券，提升長者預防疾病的意識。同時，我建議政府考慮取消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讓長者更靈活地使用醫療券，減低他們的醫療負擔。
事實上，香港的醫療問題近年不斷升溫，急症室大排長龍、病房迫爆、醫護人手嚴重短缺，工作量超出負荷，令到醫護人員士氣低落、地區門診和夜診服務不足，市民被迫走到急症室苦等、醫護資源錯配等，這些都不是單純用錢可以解決。我希望，政府能夠從醫管局的管理問題著手，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正視屋邨因商場加租而趕走屋邨診所醫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多區都相當嚴重，所以我再次促請政府在沙田圓洲角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增加夜診服務，減低對鄰近醫院使用急症室及病房的壓力。
另外，我亦希望政府能夠改善長者基層牙科服務，目前全港18區只有11間牙科診所，街症服務名額供不應求，服務已達飽和，而私家診所牙醫收費十分昂貴，僅靠長者醫療券及關愛基金無法應付長者的牙科服務需求。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現有牙科診所的使用情況，在有需要地區開設更多牙科診所和延長公眾服務時間，並考慮在長者健康中心增設牙科服務，讓更多長者能夠受惠。
最後，我想講公務員方面，過去我一直爭取並要求政府及早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適切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福利待遇。有不少紀律部隊人員反映，現時他們的薪酬待遇竟然是差過入職學歷要求相若的政府文職人員，包括頂薪點和跳升點都有差距，特別是員佐級人員的差距更加嚴重。此外，他們亦希望政府考慮讓2000年前入職的人員，同樣可以自願選擇將退休年齡由55歲延至60歲。事實上，政府在2015年已經將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我認為，政府應該一視同仁，考慮讓舊制紀律部隊人員亦能自願選擇退休年齡，同時政府應全面檢討並提升紀律部隊人員的福利待遇，包括逾時工作補償、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善用土地資源，加快興建紀律部隊宿舍，並且提供更多私家車及電單車的泊車位，應付他們的住屋和泊車需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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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警方因應疫情及風險評估，拒絕了三個組織的七一遊行申請，七一當日，警方動用大量人手戒備，並引用《公安條例》封閉了維園的足球場、籃球場及中央草坪，禁止人群聚集。當日雖然沒出現大型非法集結或非法遊行，但是警方在巡邏時截查及拘捕了兩名可疑人士，一人藏有仿製槍械，另一人則藏有摺疊刀，可見的確有危險人物隱身於鬧市中，警方高度戒備，並非無的放矢。
果然，晚上真的有事發生！銅鑼灣祟光百貨外，一名穿黑衣的男子突然持刀刺向一名軍裝警員左肩。他從背後施襲，警員重傷倒地，需送院救治。兇徒則刀插自己心臟，送院搶救無效死亡。從流傳的事發片段所見，現場氣氛平靜，兇徒是慢步走近警員行兇的，而不是受到挑釁在不能控制的情緒下發難。後來警方找到兇徒的遺書，反映兇徒是有計劃有預謀行兇的。
這件事就像平地一聲雷，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過去黑暴期間的種種畫面彷彿重現，社會神經又再繃緊起來。保安局經常強調香港有恐怖襲擊的苗頭，並非空口講白話，今次的孤狼式襲擊行為只是其中一種襲擊模式，相信社會上仍潛藏仇視中央、特區政府或警察的人，在伺機行動。而在事故發生後，竟有人到事發現場悼念兇徒，甚至把他形容為義士、英雄，這種扭曲的是非觀念更令人擔心，儼如社會的隱藏炸藥，高危，不得不拆。
一方面，當局當然要提高警覺，加強網上巡邏及情報收集，防範於未然，保障警員及公眾安全；亦要加強宣傳教育，不能讓扭曲的是非觀漫延下去。
最後，我謹向遇襲警員致以深切慰問，祝願他早日康復。
最近，李慧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辯論（6月23日），指「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逾十八年，並未能充分達致其目的」，因此「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以提升治理水平」。麥美娟議員提出了修正議案，要求「分拆或合併部分現任主要官員的職權，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 ......」。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倡重組政策局，因此不獲通過；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則獲得通過。
會議當日很多議員踴躍發言，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回歸後親歷及目睹主要官員問責制十多年來的演變，有不少想法，值得和大家分享。
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當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無非是為了建立自己在政府內的班子，做法無可厚非。再者，當時的主要官員來源主要是政務官，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辦事能力高，但是缺乏商界及市場經驗，金融、科技專才更是欠奉；因此，董建華引入了金融精英梁錦松做財政司長、楊永強醫生做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環境顧問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都可補政務官人才的不足，是正確的選擇。
換句話說，要有效發揮問責制的優點，就要找對的人做對的範疇。舉例說若找我這個非醫療專才去做食衛局局長，便是找錯人了。
除了專業背景及能力、在業界有江湖地位，我認為人選還要對政府工作充滿熱忱，誠心服務香港，願意為落實「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才可。若只視主要官員的工作是份賺取厚祿的筍工，抱歉，那絕非適當的人選。
副局長並非「紅褲子」出身
後來，主要官員的工作愈來愈繁忙，立法會對局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局長經常要到立法會發言，解釋政策、拉票等等，再加上要出席很多會議、活動、典禮，有時實在分身乏術。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讓副局長分擔局長的工作，概念上合情合理。
這令我想起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例如九十年代我在工商司工作，出任副工商司，便是工商司周德熙的「大寶」，即是他的副手。那時候工商司經常要往海外工作，四處奔波，進行談判、游說等，大部分時間也不在香港，「大寶」副工商司除了要向各經貿辦發出談判指引，便需全面管理部門運作，包括分配資源、安排人事、制訂政策等等，鉅細無遺，必須全面掌握。
可是，今日大部分副局長都不是「紅褲子」出身，毫無政府經驗，對局內運作不熟悉，有些更欠缺相關專業背景，入職後只能分擔部分工作，例如負責個別「計劃」或「專案」，未能全盤掌控局內狀況，能否真正做到局內的第二把手，頓成疑問。
誠然，時移世易，我們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不過，我仍然認為局長或副局長至少需有相關的專業背景或公共行政經驗，才能有效發揮其職能。
政助表現參差 局長責無旁貸
至於政治助理，當初最為人咎病的莫過於過高的薪酬。後來，議員及傳媒朋友關注他們的職責及表現。顧名思義，政治助理理應主理政治工作，即是作為局長的心戰室，協助局長爭取民意民心，例如如何善用社交媒體、適當地落區接觸市民等等。不過，目前政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聯絡政黨和議員。
這些年來，大部分的政治助理都是政府的過客，鮮有讓公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表現參差。當中，財政司政助何翠萍和環境局政助區詠芷表現不俗，但也有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兩位政助那樣，極少來立法會，極少和議員打交道或拉票的。前局長曾解釋其政助的主要工作是資料搜集及撰寫講稿，我認為那並非政助的工作，不如另聘資料搜集員或撰稿員好了。果不其然，該兩位政助都先後離職了。
不過，我認為政助表現不佳的話，其局長可謂責無旁貸。作為頂頭上司，局長是絕對有責任發掘下屬的才能，培訓、引導下屬好好發揮的，這樣政助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局長的「政治助理」。
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
此外，問責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副局長是政助的升職位嗎？
雖然過往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由政助升官至副局長甚至局長的例子，但我認為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傳媒及公眾也不應有這錯覺。
道理很簡單，副局長是政策局的第二把交椅，理應像上文所說的「大寶」那樣，能鉅細無遺地掌握及管理整個政策局，並且深入參與制訂政策。相對地，政助的資歷及職級跟首長級官員相去甚遠，工作範圍也大相逕庭，因此並非相應的升遷路徑，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
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
那麼，應怎樣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讓各類人才累積更多經驗、有更大的發揮？我認為可以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open directorate）的做法，例如在政策局內開設首長級D2的職位，讓有潛質有熱忱的政助、人才在局內磨練，若真的合適又累積了經驗，日後才考慮擢升為副局長甚至局長，這樣才是真正擴大特區政府的人才庫。
因應變種病毒來勢洶洶，並且有第一宗變種病毒個案進入了社區，特區政府二話不說第一時間實施非常特殊措施，把相關大廈的全部居民列為密切接觸者，全部送到檢疫中心隔離檢疫二十一天；幾日後特區政府又放寬安排，這批密切接觸者檢測結果屬陰性後可離營回家。
寫出來是這樣的簡單清脆，可是實際情況卻是怨聲載道，連日來電台、報章、網絡都報道了很多隔離實況，從入營安排混亂、膳食難哽、有市民食到肚屙、單位內水壓太弱或廁所堵塞、冷氣機故障漏水、床褥有蝨。到出營安排更加混亂，有市民竟然因為「沒有記錄」而阻延離營等等，基本上是有彈無讚，市民叫苦連天。可是，為甚麼會這樣？香港已抗疫一年有多，竹篙灣檢疫中心亦已全面啟用半年，理論上應已運作暢順才對，為甚麼一次大規模遷入便弄得焦頭爛額，單位彷彿日久失修？這無疑是反映了在抗疫戰上，即使有更好的硬件，都要有及格的軟件(日常管理)配合才可。這個回合，特區政府又一次把加分變成失分。
行政長官在星期二(5月11日)早上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對於居民在檢疫中心有不愉快經歷表示歉意，又指已向他們發出感謝信等等。可是，那邊廂就有隔離市民手撕感謝信表達不滿。當事人意難平，可以理解。不過，行政長官今次的道歉，算是及時，從公關角度看亦算及時拆彈，總比不聞不問或不認錯好。
不過，單是道歉並不能解決問題，特區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盡快檢視檢疫中心的管理及運作，改善工作程序，維修單位等等並及時開誠布公。抗疫持久，市民既願意配合特區政府的檢疫措施，便應獲得良好待遇。變種病毒威脅未除，若檢疫中心變成累積民怨的根源，真是得不償失。
同時，每星期二早上行政長官會見傳媒的環節，漸漸變成行政長官公布及回應施政措施的時段，且看明天(5月18日)有甚麼新猷。
對於昨晚（16日）美國政府假借中央政府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沒有對香港履行責任等等「理由」，宣布制裁七名中聯辦官員及首次針對香港發出營商警告，新民黨表示極度憤慨及強烈讉責。
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態度堅定，不畏西方強權，不辭勞苦，為香港做了大量工作，讓香港由亂轉治。中聯辦官員克盡厥職，協助人大常委落實《港區國安法》與及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鞏固香港安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如今竟遭受美方如此横蠻無理的指控及不公制裁，新民黨表示憤慨。
新民黨認為由美國財政部與國務院、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聯合發出的營商警告，同樣是假借中央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之名，指美商在港所冒風險大大提高，指控特區政府打壓人權及新聞自由等等，是毫無理據。其目的是惡意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營商中心的地位。特區政府正推出一系列立法工作，包括修改《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打擊侵犯私隱的起底行為，與及研究打擊發放虛假消息的法例等等，都是為了保障市民個人私隱，促進社會安全及穩定。很多外國司法管轄區均有類似法例，可見上述指控完全沒理據，而且極度不公平。
此外，新民黨留意到，美國政府近日不斷向在港美商放風，指在香港營商的風險正日漸提高，該等言論惹在港美商強烈不滿，已有美商指拜登政府這種行為實屬瘋狂，而且毫無建設性。
美國商會亦已就美國政府的行徑發出聲明。聲明指美國商會在港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目前有一千四百多個會員，他們一直在港營商，認為當中有一定挑戰及風險，但是認同香港是國際商貿樞紐，在促進中西方商貿往來中角色活躍，起著關鍵作用。聲明亦指香港具有亞洲中發展最好的基建、有國際認可的商業法律系統，有先進開放的數碼基建，其金融市場更在世界前五名。因此，美國商會將繼續代表在港美商及各持份者，共同建設香港的未來。由此可見，外商對美方各種無理指控及制裁並不認同。
新民黨認為美方制裁及警告無效，不會影响中央對港政策，只會傷害美商在港利益。新民黨將一如以往，堅定不移地配合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工作，落實一切保障國家安全及香港社會穩定的法例，讓香港走向光明。
為響應政府呼籲，提高市民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及本港整體的防疫屏障，新民黨今天（9日）舉行記者會，公布將推出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藉以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韓世灝博士、中央委員石榮基先生（Vijaykumar Chandulal SHETH）、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中央委員廖添誠先生、顧問閰偉寧先生，及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梁國興先生出席今天的記者會，公布將舉辦禮品大抽獎活動。凡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新民黨黨員或新民之友，將有資格參加大抽獎，禮品總值約百萬元，藉以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葉太捐出私人珍藏古董名錶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新民黨希望協助政府抗疫，特別是我們留意到本港疫苗接種率較低，對社會整體保護率不足，加上不斷有新的新冠病毒變種，深信我們將會不斷與病毒搏鬥，需要透過注射疫苗，保障社會每一個人的健康，增加香港的競爭力。我很支持商界捐助禮品鼓勵市民打疫苗。至於新民黨，我們雖然只是細規模政黨，而且不是企業，力量有限，很高興在我們呼籲之下，黨內的中委、顧問與友好都大力支持，捐出很多禮物，總值約100萬元。」
葉太更會捐出私人珍藏多年的古董名錶，「我捐出的禮物，是私人珍藏的勞力士 (Rolex Cellini) 18K金手錶，配原裝錶鍊，鑲有鑽石及兩夥Tourmaline寶石的手錶。感謝勞力士廠的協助，為手錶進行打磨。手錶為1991年出廠，是我當年工作升級，獎勵自己的禮品。當年售價約10,000美元，勞力士廠更捐贈名貴禮盒顯示其貨真價實，我很樂意捐出手錶。」
葉太稱：「另一份禮品，是我私人珍藏，滙豐銀行慶祝150周年發行的紀念鈔票，為一套三十五連張、每張面值150元的紀念炒票，市值不少於40,000元。因賭博規例不可捐贈鈔票用作抽獎，就由善長認購該套紀念鈔票，兌換成4張10,000元，合共40,000元的購物禮券給市民。」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呼籲市民踴躍接種疫苗：「注射疫苗，是世界上唯一最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的方法，注射兩劑疫苗不但可保護自己，更可保護家人、同事、朋友，甚至整個香港，使我們生活能盡快回復正常。希望各位市民都踴躍在9月之前注射疫苗，齊心抗疫。」
中委與顧問捐出名貴實用禮品 籲市民接種疫苗
新民黨中央委員石榮基先生（Vijaykumar Chandulal SHETH）、顧問閰偉寧先生、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主席梁國興先生、副主席韓世灝博士，在記者會上分別展示捐出14K白金鑲天然鑽石吊墜、50份總值約130,000元的全身體檢套票、1,000名價值約300,000元本地遊禮券，及時款電子產品如手提電腦及手提電話，鼓勵市民踴躍接種疫苗，參加大抽獎。另外，中委黃復華先生也捐出1,000張、每張價值100元的餐飲現金券作抽獎禮品。
新民黨中委廖添誠先生則捐出他旗下餐飲集團的2,000杯咖啡，分別可在港九新界分店使用，他希望香港市民踴躍打針，戰勝疫情，讓香港經濟盡快回復正常。
是次新民黨舉行的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將於今年6月29日早上10時正開始接受登記，凡為新民黨黨員或新民之友、年滿18歲、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完成接種兩劑港府推行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的新冠疫苗，而兩劑疫苗必須在香港接種人士，即可參加；亦歡迎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士登記成為新民之友。合資格參加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新民黨辦事處、葉劉淑儀議員辧事處，及容海恩議員辦事處，填寫簡單個人資料及出示疫苗注射紀錄登記即可參加。大抽獎將分別於7月、8月及9月，分三次進行。8月31日將截止登記。其他詳情將稍後公布。
新民黨疫苗百萬禮品大抽獎活動主網頁：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