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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穩全球舞台：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文章,青年委員會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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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布的「2024年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及「2024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顯示，香港的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和科創企業在2024年雙雙創下新高。其中，駐港公司總數從去年的9,040間增至9,960間，增長10%；科創企業數量則由去年的4,257間增至4,694間，也錄得10%的增幅。調查進一步指出，科創企業的僱員總數達17,651人，按年增長7%。這些數據反映香港對創業者及科技創新領域的吸引力，以及科創生態圈的持續增長。然而，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創科中心，香港仍需克服不少挑戰。
香港一直以普通法法律體系、兩文三語的多元文化環境，以及成熟的金融基建，吸引眾多國際企業和科創企業進駐。然而，高昂的經營成本、有限的本地市場，以及對創科專業人才吸引力不足，限制了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在區域競爭中，香港面臨來自新加坡和深圳的挑戰，這兩座城市在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方面的經驗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啟示。新加坡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及靈活的創業資助計劃，如Startup SG，成功吸引了大量國際初創企業進駐。其高效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以及與多個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增強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深圳則以完整的供應鏈和產業集聚效應著稱，幫助企業從原型開發到大規模生產。較低的經營成本和政府補貼，亦令深圳成為國內外科創企業的熱門選擇。
相比之下，香港在吸引國際企業和人才方面仍需努力。簡化簽證政策及改善居住環境，例如提供更多專業人士適合的居住設施，將有助於提升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同時，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也是未來的重點，讓香港科創企業能更快速地進入內地市場。借助深圳前海的合作平台，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具規模效益的產品，進一步提升成本效益和市場競爭力。此外，香港需要吸引更多國際加速器進駐，並提供更多早期資金支持，幫助科創企業穩步發展結合香港自身的優勢，例如其全球連接能力和成熟的金融服務，將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創科樞紐的地位。
未來，香港若能透過政策創新、區域合作及吸引國際資源，將有望成為全球創業者和科技企業的理想基地。香港不僅是金融中心，更應是以創新和科技為核心的國際舞台，讓創科成為城市的重要標誌，推動經濟邁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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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作為一個擁有超過10億活躍用戶的全球短視頻平台，無疑是中國科技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大亮點。然而，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剝離美國業務，否則將全面封禁。事件不僅突顯了數據隱私在全球化時代的敏感性，也引發了對國際科技市場中公平性和透明度的廣泛討論。
美國政府對TikTok的主要指控是數據安全風險，認為TikTok可能會將美國用戶數據傳輸至中國政府，從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種憂慮在國際數據流動日益頻繁的背景下，確實值得關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TikTok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降低風險，包括在美國建立本地數據中心，並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監管。即便如此，美國對TikTok的審查仍然持續，並且在立法和行政層面達成了一定共識。這讓人不禁思考，TikTok是否因其特殊的背景而承受了更嚴格的要求。
大量用戶轉投其他短視頻平台，例如小紅書，後者在美國的下載量上升了35%。這現象表明用戶對短視頻平台的需求仍然強勁。然而，平台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吸引力之外，用戶對數據透明度和隱私保護的期待也越來越高。這對於小紅書等其他中國科技企業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未來，這些平台或企業能否在國際市場中站穩腳跟，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建立有效的合規框架，並持續與用戶進行透明溝通。
在更大的背景下，TikTok的處境反映了科技競爭加劇對國際市場的深遠影響。過去十年，科技行業在全球市場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技術、數據和資源的分配問題也日益受到關注。對於任何國家來說，數據作為一種新型資源，其安全性與經濟價值的平衡，是政府與企業共同面臨的挑戰。美國對TikTok的關注顯示了在數字時代，國家對於控制和保護數據的需求正在提升。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平衡創新與合規，將會是長期課題。
國家在《十四五規劃》把香港定位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樞紐，這定位讓香港成為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香港的法治環境和國際化的商業氛圍，可以幫助中國科技企業建立更完善的合規框架，應對國際監管挑戰。TikTok和小紅書等企業未來可以考慮在香港設立專門的數據透明度中心，邀請國際第三方機構參與數據監管，從而提升用戶和市場的信任度。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高度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國際化的法律體系，為企業的國際化提供了穩定的融資和營商環境。香港在《十四五規劃》的定位進一步強化其作為中國企業連接全球市場的樞紐角色。對於像TikTok這樣的科技企業而言，香港能夠提供一個中立的平台，不僅方便企業尋求國際投資者的支持，還可以通過香港完善的法律框架，協助企業在數據合規和透明度建設方面與國際標準接軌。這種環境為企業應對國際監管壓力和推動業務全球化奠定了基礎。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TikTok的監管風波對所有科技企業都具有警示意義。在全球化的今天，科技不僅是技術創新的代名詞，更是跨文化交流和經濟合作的重要工具。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如何平衡科技發展與數據安全之間的關係，如何避免科技競爭被過度政治化，都是各方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對於中國科技企業而言，未來的關鍵在於如何在透明度、合規性和創新能力之間找到平衡，講述令人信服的中國故事。
通過香港這個國際化平台，中國企業可以更好地與世界接軌，展現開放與負責任的形象。同時，國際市場的持續成長也需要各國企業和政府攜手合作，才能真正實現技術進步為全人類帶來福祉的願景。如何在科技發展與監管需求之間找到平衡，如何讓技術進步惠及更廣泛的群體，將成為所有國家和企業共同需要回答的問題。過程中，任何一方都需要以理性、合作和共贏為基礎，共同塑造更加包容和可持續的科技生態系統。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世人將迎來「特朗普2.0」的時代。比之2016年的他，這次的特朗普更為危險：共和黨「特朗普化」，難有人與之非議；參眾兩院歸共和黨控制，日後較易推進法案；最高法院意識右傾，早前更裁定美國總統在執行憲法職權之時，擁有「絕對」刑事豁免權，讓美國總統「勇敢地且無畏地」執行政策。法庭話音未落，特朗普已在說上任後第一天做「一日的獨裁者」....
特朗普的提名官員人選逐漸揭曉：陰謀論者獲提名作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反疫苗者獲提名領導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有朋友說道，當下美國政治的混亂和有違常理的程度，「電視編劇也不敢這樣寫。」
所謂「真實比小說更荒誕」，特朗普未上任，環球社會已在為未來暴風雨作防備。對於「特朗普2.0」下的美國，筆者對兩方面較為關注。
首先，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通過提名保守派法官，改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平衡，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特朗普亦不只一次宣揚自己是「推翻羅訴韋德案」的關鍵人物。「羅訴韋德案」是美國法律史上的標誌性案例，最高法院於1973年裁定，墮胎權為美國憲法中肯定及賦予所有女性的權利，受到美國憲法保障。當時法院裁決一出，美國大約30個州墮胎禁令即予無效。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於最高法院安插意識形態右傾的法官，當時最高法院立場傾向保守，終在2022年推翻「羅訴韋德案」的裁決。隨著裁決遭推翻，美國目前已有十三個州全面禁止墮胎，於女性權益上走回頭路。僅於2023年便有超過171,000人需要跨州穿梭以獲得墮胎護理。
女性墮胎權在美國政治上涉及女權主義、宗教價值、貧富差距、種族問題等多個社會概念，箇中爭議亦成民情兩極的主因之一，是故不少學者及學術期刊(如《哈佛法律評論》及《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均警告，特朗普正式上台後，女性的生育及身體自主權看來將無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在自由派視之為重大倒退的同時，保守派為社會倫理價值的「復常」而歡呼，亦勢將加劇美國的政治分裂局面。
第二，特朗普於競選時多次提及對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地位的重視。在一場於芝加哥經濟俱樂部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由彭博社主持的訪談中，特朗普重申他認為美元世界貨幣地位受創「猶如美國打敗仗」的想法。這一點筆者倒也認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及交割(Settlement)貨幣的地位，長期以來是美國經濟霸權與國際影響力的基石。事實上，美國聯儲局掌控環球經濟呼風喚雨能力的主因，亦與美元作為實質世界貨幣的地位有直接關係。然而，特朗普提出用以保持美元地位的政策，卻似乎鞏固不了美元的地位，於經濟學上更只徒削弱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在彭博主持人問及如何應對目前一些去美元化的討論時，特朗普毫不猶豫地指會向任何「離棄美元的國家設下百分之一百的關稅」。問題是，美元之所以能成為主流儲備及交割貨幣，主要是基於其高流通性及低使用風險的特性。單邊主義政策及關稅威脅等武器化美元的手段只會進一步削弱全球對美元穩定性的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著名經濟學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亦指出，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只會給予其他大型經濟體如歐盟、中國和俄羅斯加速推進去美元化進程的理由，使用本幣或其他貨幣(如人民幣或歐元)進行國際貿易結算。
但這些似乎都不是特朗普的考慮在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施政重心似乎是外設關稅、內增投資。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指出，特朗普的政策若全盤落實，將會為美國增加若七萬億美元債務，導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隨著債務飆升，國際投資者可能對美國國債的信心下降，甚至可能導致長期利率上升，使美元地位受到威脅。事實上，評級機構惠譽於2023年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同年穆迪亦將美國信用前景調為「負面」。2024年9月，穆迪更罕有地指美國下任政府的財政狀況將會更趨頹勢。此番操作，到底能促使特朗普重新審視其政策，還是會讓評級機構成為特朗普的打擊對象，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兩個關注點是眼下較能引起筆者關注的範疇。「特朗普2.0」將如何在波譎雲詭的環球政經局勢下掀起另一番風起雲湧，不禁叫筆者想起《雙城記》一句：「這是最好的時刻，也是最壞的時刻。」
特區政府公布的「2024年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及「2024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顯示，香港的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和科創企業在2024年雙雙創下新高。其中，駐港公司總數從去年的9,040間增至9,960間，增長10%；科創企業數量則由去年的4,257間增至4,694間，也錄得10%的增幅。調查進一步指出，科創企業的僱員總數達17,651人，按年增長7%。這些數據反映香港對創業者及科技創新領域的吸引力，以及科創生態圈的持續增長。然而，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創科中心，香港仍需克服不少挑戰。
香港一直以普通法法律體系、兩文三語的多元文化環境，以及成熟的金融基建，吸引眾多國際企業和科創企業進駐。然而，高昂的經營成本、有限的本地市場，以及對創科專業人才吸引力不足，限制了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在區域競爭中，香港面臨來自新加坡和深圳的挑戰，這兩座城市在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方面的經驗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啟示。新加坡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及靈活的創業資助計劃，如Startup SG，成功吸引了大量國際初創企業進駐。其高效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以及與多個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增強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深圳則以完整的供應鏈和產業集聚效應著稱，幫助企業從原型開發到大規模生產。較低的經營成本和政府補貼，亦令深圳成為國內外科創企業的熱門選擇。
相比之下，香港在吸引國際企業和人才方面仍需努力。簡化簽證政策及改善居住環境，例如提供更多專業人士適合的居住設施，將有助於提升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同時，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也是未來的重點，讓香港科創企業能更快速地進入內地市場。借助深圳前海的合作平台，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具規模效益的產品，進一步提升成本效益和市場競爭力。此外，香港需要吸引更多國際加速器進駐，並提供更多早期資金支持，幫助科創企業穩步發展結合香港自身的優勢，例如其全球連接能力和成熟的金融服務，將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創科樞紐的地位。
未來，香港若能透過政策創新、區域合作及吸引國際資源，將有望成為全球創業者和科技企業的理想基地。香港不僅是金融中心，更應是以創新和科技為核心的國際舞台，讓創科成為城市的重要標誌，推動經濟邁向新高度。
最近OpenAI公司宣布啟動為期12個工作日的特別活動，每天通過直播公布一項全新的人工智能(AI)功能或產品，受到廣泛關注，發布會不僅是OpenAI技術更新的展示，也是AI產業未來格局的重要信號。目前已發布的AI工具和模型涵蓋從自然語言處理到視覺生成的多個維度，而且每項新功能都在原有產品基礎上進行深度擴展，這些更新不僅增強了OpenAI的產品鏈條，也為未來的AI技術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也是在12月中旬，Google重磅推出全新的量子芯片——Willow(共105個量子比特)，破解了量子計算30年的難題，在科技圈引發巨響，預計將對人工智能、新藥發現、電池設計、核聚變等領域帶來重要影響。儘管目前距離真正的成功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可以看出在當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人工智能浪潮洶湧而來，給我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深刻的變革。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科技進步對生產效率有深遠的影響。人工智能技術能夠自動化許多內容創作和數據處理任務。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爲例，這是一個描述生産過程中資本、勞動和技術如何相互作用的模型。AI技術通過提高效率、創造新的工作方式和産品，直接提升全要素生産率，還可能改變勞動和資本的産出彈性，意味可以用較少的投入來獲得更多的産出。
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OpenAI推出的ChatGPT等大模型AI工具，開啟了新一輪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引發人工智能大模型浪潮。相較於最近一輪的互聯網浪潮改變了生產關係，人工智能所引發的生產力革命，讓普通個人的創造和產出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歷史意義可能更加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個體的我們要如何在AI時代成長進步、不被淘汰成為了重要問題。當前階段，我們應該盡快學習使用AI工具，而如何與大模型溝通顯得尤為重要，提示詞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在塑造AI模型的行為和輸出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年輕人需要學習和掌握提示詞工程，這是適應AI時代的必備技能，通過巧妙運用提示詞，人們能夠更好地引導AI模型為自己服務，獲取更精准的有用信息，從而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發揮更大優勢。
人工智能時代的加速來臨，不可避免地給許多崗位帶來巨大的挑戰，但同時蘊含無限的機遇。那些能夠迅速適應新技術、善於利用AI工具的人，將能夠在這一輪變革中脫穎而出。因此，對於希望在AI時代有所作為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好時機。通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學會掌握並與AI協同工作，充分利用科技進步帶來的紅利，不斷探索提高個人生產力的方法，反而能夠開啟屬自己的成功之路。
隨著南區人口增長和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現有的交通基礎設施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南港島線(西段)的建設將會是緩解交通壓力、適應人口增長的關鍵基建。運輸及物流局宣布，南港島線(西段)將不會採用傳統的重型鐵路方案，而是效仿效啟德及東九龍線，轉為採用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如「雲巴」、「智軌」等技術，並將於2025年內開展詳細規劃與設計工作，於2027年開展前期建設工作。
南港島線(西段)不單有望促進南區經濟的繁榮，更希望通過改善交通基礎設施吸引更多商業和旅遊投資，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便捷的交通條件也將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令居民能夠更加輕鬆地享受城市提供的各種服務和設施。對於公眾提出的關於「雲巴」是甚麼及其建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當局表示，選擇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是基於綜合考量整體經濟效益和線路地形等因素。
「雲巴」是指膠輪有軌電車，由中國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的一種新型交通工具，屬於小型運輸系統；以科技感強、智能化水平高、建設成本低、施工週期短等優勢著稱；具備高安全性、高智能化、高適應性、美觀性、低成本、低噪音的「四高兩低」特點，較為契合此次鐵路設計的目標。
在規劃過程中採用新技術，尤其是高架橋的建設，可能會引發市民對噪音和景觀等問題的擔憂。特區政府可通過定期與社區持份者、組織和團體等溝通諮詢等方式，及時向公眾通報項目進展及相關影響評估結果。此外，建議邀請環境噪音和景觀設計專家參與項目規劃，在公開會議上解釋專業問題，保持溝通，藉此減少對居民造成日常生活的影響。
從南區的發展需求以及香港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南港島線(西段)的建設利大於弊。黃竹坑路段作為港島西側的重要通道，近年經常發生水管爆裂事故導致路面交通嚴重擁堵的情況。新線路的建設不僅能大幅縮短通勤時間，提高公共交通效率和可靠性，為市民帶來實際的生活便利，還將有機會促進區域經濟繁榮，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通過實施全面的噪音和景觀應對方案，可以有效控制項目的負面影響。最終，這條線路將有機會成為支持南區至整個香港持續發展的基石，實現長期惠及市民的目標。
近年來，人工智能（AI）技術的發展速度令人驚歎，許多人都在討論AI是否愈來愈像人類，甚至能在某些情境中「以假亂真」。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並非AI變得愈來愈像人類，而是人類自身的行為和思維正在逐漸向AI靠攏。這種「人類AI化」的現象，並非源於技術對人類的強加，而是反映了人類對外界認知的斷裂。
技術是人類創造的工具，其發展方向始終取決於人類的需求與選擇。AI的高度自動化和模式化，其實是我們自己行為習慣的影射。人類對外界的認知越來越傾向於簡單化、標準化，逐漸放棄對複雜現實的深入理解，並用技術將世界簡化為可計算、可操作的框架。AI的模仿之所以讓我們感到「像人類」，是因為我們自己早已在某種程度上以更模式化的方式理解自己，這種認知上的斷裂才使得AI的「類人」表現如此貼合。
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中提到，人類的思維分為快速直覺的「系統1」和慢速分析的「系統2」。隨著社會對效率的過度追求，我們愈來愈依賴「系統1」進行直覺性決策，而「系統2」所需的深度分析則逐漸邊緣化。這種思維模式的轉變不僅體現於我們的日常行為，還滲透到技術的設計與開發過程。AI的算法本質正是以規律化、標準化的邏輯來模擬人類的思考，這並非AI主動影響了人類，而是我們自己先選擇了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人類與外界的聯繫正經歷認知上的斷裂。過去，我們通過親身體驗和人際互動來理解世界，這是一個充滿情感與多樣性的過程。而如今，信息過量與技術的便利使我們更傾向於依賴技術代替直接的認知與判斷。比方說，我們使用導航應用程式來決定路徑，而不再記住地圖；依賴推薦算法選擇娛樂內容，而非主動探索其他可能性。這種行為背後，實際上是我們對外界理解能力的退化，將世界簡化為一種符號化的存在。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道，AI公司Anthropic推出了一項新功能，允許其AI模型Claude自動操作用戶的設備，包括輸入文字、點擊按鈕和瀏覽網頁。表面上看，這項技術旨在減輕用戶的重複性工作負擔，提升效率，但其本質卻是迎合了人類對「簡化一切」的追求。技術的發展並未主動改變我們，而是我們在追求便利的過程中，選擇性地放棄了自主行動的能力。
同樣的現象在情感表達上也有明顯跡象。AI如今已能模仿人類的情感反應，通過語音語調、文字表達等方式與人類互動，甚至可以用來安撫孤獨感。這是否表明AI正變得「有人性」？事實上，這更多是因為我們自身的情感表達日益標準化和可預測。當我們將情感簡化為一組模式或規律時，AI自然可以更輕易地模仿並滿足這些需求。從某種意義上說，並非AI愈來愈像人類，而是我們自己已經先成為了「可模仿的對象」。
《科技新報》（TechNews）有文章指出，AI在醫療診斷領域的表現已超越了人類專家，例如在癌症篩查的準確率上領先。然而，部分醫生對AI的過度依賴，導致自身專業判斷能力下降。AI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主動侵佔了醫療領域，而是因為我們選擇將複雜的診斷過程外包給技術，以換取效率的提升。
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重新審視人類與技術的關係。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技術的本質是一種工具，其存在應服務於人類的多樣需求，而非讓我們被其塑造。教育和文化建設應注重培養創造力和慎思明辨，幫助我們保持對外界的多層次理解，而非單純適應技術導向的標準。其次，技術開發者需要在設計產品時更多地考慮人性的複雜性，而非一味追求效率的極大化。社會也需反思我們在追求便利的過程中，是否忽略了人類獨特性的價值。
人類行為日益「AI化」的現象，並不是技術的錯，而是我們自身選擇的結果。AI的進步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時也提醒我們，如何在便利與自主之間找到平衡。人類塑造技術，技術反映我們如何理解和應對世界。未來的方向依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只要我們能重建對外界的深刻認知，並保持人性的核心價值，技術與人類的共存並非不可調和。
著人工智能(AI)和雲服務的快速發展，全球對數據中心需求激增。路透社報導指出，投資者對科技公司如微軟和Alphabet的能源使用愈發關注，尤其是AI驅動的增長可能在2030年前導致數據中心電力需求激增160%。這趨勢使數據中心成為全球創科競爭的焦點，而香港的超算中心計劃則是其中的關鍵。
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穩健的金融市場及完善的法律制度，一直是亞太區的重要數據樞紐。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建設超算中心可促進與深圳、廣州等地的協作，為金融科技、AI醫療及生命科學等高端行業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持，吸引國際企業進駐。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首階段設施預計於2024年底啟用，並獲特區政府撥款30億港元支持人工智能相關科研項目，進一步提升本地創科產業競爭力。
然而，超算中心的建設面臨巨大挑戰，能源問題尤為突出。香港能源結構以進口為主，可再生能源佔比較低，可能導致超算中心運營成本過高，加重環境壓力。在高度依賴外部能源供應的情況下，超算中心的巨量用電需求可能會惡化供應瓶頸，威脅能源安全。此外，區域競爭加劇，新加坡和深圳已在數據中心建設方面遙遙領先，香港如何實現差異化突破，避免淪為跟隨者，將成為政策制訂者的重要挑戰。
香港應積極探索可再生能源，如海上風能和光伏發電，並引入智慧能源管理技術，不僅緩解能源壓力，還能符合國際投資者對ESG(環境、社會及管治)標準的要求。此外，通過與大灣區城市協同合作，香港可整合區域資源，共同分擔建設和運營成本，實現超算中心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如果能在能源使用和區域競爭中找到優化方案，超算中心有潛力成為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強力引擎；但若無法克服營運成本和環境壓力，則可能成為一項沉重負擔。未來，香港的超算中心應不僅是科技實力的象徵，更是可持續發展的典範，為創科產業和社會進步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未來幾年，全球能源政策的走向將對地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當國際社會不斷討論氣候變化、能源轉型與可持續經濟，不同國家的政策取向卻開始分化，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方向。美國的能源政策逐步傾向化石燃料，而歐洲與亞洲則繼續推動綠色能源轉型。列國在政策上的分歧，既反映不同經濟模式與國家利益的需求，也預示未來國際能源市場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美國最近的能源政策表明，其核心目標是重振傳統能源行業。有分析指，特朗普回歸後，可能會放寬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限制、削弱對電動汽車的補貼政策，以及暫緩對海上風電項目的支持，這無疑展現了對化石燃料的傾斜態度。這些政策的出台，短期內或許能為美國經濟注入活力，但從減排責任的角度看，卻可能成為氣候變化治理的重大阻礙。那邊廂，歐盟則推進綠色新政，積極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應用；中國等亞洲國家也正致力實現「雙碳目標」，嘗試在環保與經濟增長之間尋找平衡。
在全球政策分化的格局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無可避免地將受到多方影響。現時，香港的能源結構主要依賴進口的化石燃料，尤其是天然氣與煤炭。隨著國際能源價格不斷波動，這種高度依賴的能源供應模式可能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為了應對未來的能源變局，香港需要在政策層面進行優化，同時大力引入科技手段來提升能源效率與安全性。
香港是一個人口密集、建築集中的城市，能源消耗主要集中於住宅和商業建築領域。因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應成為香港未來政策的重要方向。例如通過推動建築能源效益升級，提升空調、照明等系統的效能，將有助減少整體的能源浪費。同時，香港也應考慮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儘管本地資源有限，但離岸風電和太陽能光伏技術仍具備一定潛力，尤其是利用建築物屋頂空間發展分散式能源系統。
科技的角色將會日益關鍵。香港面對能源轉型的挑戰，必須積極採用先進技術，以提升能源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先，智能電錶的運用和推廣是重要一環。中華電力（中電）自2018年起，啟動了為期七年的智能電錶安裝計劃，預計至2025年，為所有客戶安裝智能電錶。這些智能電錶能夠透過無線網絡自動讀取及發送電錶讀數，讓客戶隨時查閱用電量，並透過中電流動應用程式進行用電管理。
港燈亦積極推動智能電錶的安裝，計劃於2025年完成為所有58萬客戶更換智能電錶。此外，港燈推出了全新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客戶全天候處理與電力相關的事宜，並查閱每半小時的用電量紀錄。
智能電錶的應用，讓用戶能夠實時監控和管理用電情況，從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浪費。結合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能源消耗的精準監控與優化，可在宏觀層面上減輕電網負荷，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幫助市民和企業主動參與節能減排，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
第二，香港應積極建立數字化能源管理平台，將大數據和物聯網技術融入能源政策的執行過程。這些技術能幫助政府和企業更有效地制訂能源策略，並在需要時迅速應對突發變化。
然而，推動能源政策的變革，不僅需要技術層面的支持，更需要政府與社會的共同努力。香港需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與鄰近地區共享技術與數據資源，並借鑑其他城市在能源轉型中的成功經驗。在本地層面加強市民對綠色能源的認識，通過舉辦教育活動，鼓勵企業加入綠色認證計劃，並推動市民採用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全球能源政策的調整，無疑是未來經濟與氣候博弈的重要戰場。科技為香港提供了創新與應對的工具，只要善加利用，香港不僅能在能源挑戰中穩步前行，還能成為亞洲智慧能源轉型的典範。以科技為基礎的可持續能源政策，將是香港在全球舞台上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動基層醫療的措施備受關注。這不僅是為了應對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更是改善市民健康保障的關鍵舉措。根據《施政報告》，特區政府計劃制訂社區藥物名冊及推出社區藥房計劃，以更低廉的價格提供基層醫療常用藥物，這將直接惠及許多需要長期治療的患者。
基層醫療的重要性在於能夠有效減輕公立醫療系統的壓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加強基層醫療的投入可以顯著降低整體醫療成本。以英國為例，國民保健署（NHS)通過完善的家庭醫生制度，成功將80%的健康問題在基層範圍內解決。這不僅提高服務效率，還減少對專科醫療的需求，從而大幅降低醫療開支。
在本地層面，香港浸信會醫院即將在牛頭角開設日間醫療中心，以響應《施政報告》的號召。這一舉措旨在為市民提供更加靈活便捷的醫療服務。日間醫療中心的設立，不但能夠為病患提供及時護理，還可有效分流非緊急的求診需求，進一步優化醫療資源的配置。
此外，《施政報告》還提出多項基層醫療的改革措施，例如大幅提升白內障手術數量。這對患有視力障礙的老年人而言尤為重要。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的人數已超過180萬。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快推進基層醫療建設實在刻不容緩。
綜上所述，大力發展基層醫療不僅能提升整體醫療服務水平，還能在長遠角度減輕特區政府的財政負擔。作為一名醫療科學專家，我堅信上述措施將為香港的醫療衛生體系帶來根本性的改善，為廣大市民營造更健康安康的生活環境。讓我們攜手並肩，共同推動香港基層醫療事業的蓬勃發展。
近年，在全球氣候變遷等壓力下，綠色轉型是大勢所趨，不同國家城市均講求推動綠色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當中，推動「環境、社會與企業管治（ESG）」便顯得分外重要。在最近舉行的「綠色科技峰會2024」上，香港展示了應對氣候變遷和推動綠色科技方面的決心，ESG正是這一努力的基礎。ESG強調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要兼顧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這些理念在香港的企業中逐漸生根發芽，尤其是在綠色科技企業方面，已有不少突破。特區政府設立的「綠色科技基金」和「創新科技基金」便為減碳和環保項目提供支持。企業也開始更多地參與社區環保活動，幫助提升公眾的環保意識，為香港邁向全球領先綠色科技城市奠定基礎。
然而，在實踐中，我們面臨政策執行力不足、技術商業化應用困難等挑戰。誠然，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研基礎雄厚，但如何確保創新技術能夠走出實驗室，真正轉化為市場動力，是一大挑戰。如果創新技術未能順利轉化為商業成果，只是困在實驗室無法走向市場，則會影響香港在綠色科技領域的發展潛力。
香港擁有不少綠色科技企業和頂尖人才，香港科技園和數碼港聚集了超過250家綠色科技公司，部分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具備競爭力，成功進入內地和國際市場。此外，香港的科研實力不容小覷，是亞洲唯一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的城市，這些都是推動創新的重要資源。如何確保這些優勢能成功轉化為市場競爭力，則仍需各界努力和更精細的政策支持。
特區政府和企業需要更密切的協作，推動產學研的合作成果進入市場，例如特區政府的「新型工業化加速計劃」和「研學產一加計劃」等措施，在促進技術研發和商業化方面發揮一定作用，並為初創企業提供必要的支持。要成為全球綠色科技的典範，香港需要的不僅是潛力和資源，還必須有實質性的行動來讓政策落地、企業激勵及技術商業化等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