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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關於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案件向律政司司長作口頭質詢
立法會事務
2025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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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謝主席。《基本法》第三章訂明了包括基本人權在內一系列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另一方面，終審法院於2016年就“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其他人訴城市規劃委員會”一案，確立了衡量基本人權的四部曲相稱原則測試，而終審法院於去年在“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再次確認上述測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5年，就政府涉嫌過度限制基本人權而入稟法院的司法覆核案件宗數、當中政府勝訴和敗訴的宗數及其所佔百分比，以及政府所招致的法律費用為何(分項列出)；政府就該等敗訴案件所需支付的訟費分別為何；及
二、過去有否出現政府經考慮上述測試後認為勝算不高但仍堅持上訴的案件；如有，政府堅持上訴所考慮的因素為何；政府未來會如何要求有關官員就該等案件敗訴問責？
律政司司長：
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律政司審視了相關的紀錄，在剔除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後，總結出在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以上61宗案件中，有14宗(23%)尚等待原訟法庭的判決，有42宗(69%)的案件，屬原訟法庭或上級法庭裁定政府勝訴或裁定政府沒有對基本權利施加不相稱或過度的限制，或申請人撤回其司法覆核申請的案件。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
政府就上述案件所招致的法律費用，主要包括處理有關案件的律政司內的員工開支、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如有的話）的費用，及支付申請人訟費的開支（如適用）。我們沒有備存律政司的員工處理該等案件招致的法律費用數據。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港幣3,890,000元，而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按年平均約為港幣119,000元。
一般而言，政府在司法覆核案件獲判勝訴時會獲判訟費，這些訟費由申請人支付，並不一定全數由公帑支付。當政府就個別案件獲法庭判給訟費時，該訟費包括（i）律政司的員工開支（包括專業費用），及（ii）外間法律服務的費用（例如外聘大律師的費用）。在上述61宗案件中，政府合共獲判訟費約為港幣4,150,000元。至於以上提及的五宗結果不利於政府的案件中，政府需要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及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合共約為港幣922,000元。
終審法院確立的「相稱性測試」原則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法律概念，目的是判斷不論是行政決定、政策還是法律條文對於人權自由施加的限制是否合理。相關評估涉及四個步驟：（i）施加限制的目的是甚麼?是否一個正當合理的目的；（ii）若然是的話，該措施是否與該目的有邏輯關連；（iii）該措施是否達致該目的之合符比例、不過度方法；以及（iv）該措施所帶來的社會利益，是否與保護個人權利取得合理平衡。在個別案件如何適當運用「相稱性測試」，常常出現極大爭議，並非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法律問題。
每當面對涉及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律政司必先與相關政策局詳細了解受覆核的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的背景和目的等，經仔細研究法律後才向相關政策局提供法律意見；遇到重大議題時，政府亦會經常徵詢外聘獨立本地或海外大律師的意見。
每一個訴訟的決定及策略，都是在相關政策局諮詢律政司，並經考慮一籃子因素後所作出的決定。準確評估訴訟結果本身已是相當困難；更重要是，勝算只是其中一個，但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特別是要顧及整體公眾利益，例如假若司法覆核成功可能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對運用和分配有限及寶貴公共資源的深遠影響等。
政府所作出的每一個決定、制定的每一項政策(包括經行政會議通過的)，由政府提出經立法會通過的每一條法例，都是事先已經過審慎考慮，亦真誠相信是符合基本人權自由。故此，當遇到司法覆核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般而言，有必要據理力爭，向法庭、市民大眾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
當然，有一些個案較具挑戰性，但仍有充份理由政府需要在法律程序上堅持到底。首先，就重大議題，必須通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一個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更關鍵是，訴訟最重要除了是結果外，是判決的理由。即使假若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極為重要是必須了解法庭的判決是基於甚麼原因；這對於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十分重要，政府必須先理解及釐清法庭為何認為某一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不符合人權要求，才能重新作出決定、制定新政策、或提出立法或修法建議，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必需做的事情，否則亦難以向社會大眾、行政會議以及立法會作充分解說。
事實上，即使在過去一些涉及基本人權案件，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但法庭亦從未批評政府濫用法律程序或表現不合理、浪費資源或時間。
在未來，政府在作出任何決定、制定任何政策、提出任何立法建議時，都必然會致力確保符合《基本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自由。
多謝主席。
我：主席，我很高興能聽到律政司總結出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這61宗案件中，只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數百萬港幣，而非數億。當然，我對此感到疑惑。以去年為例，“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聘用的三組律師，包括御用大律師（King’s Counsel）及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我知道政府未必會透露此案的律師費用，但若費用按年平均只需數百萬，確實讓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向政府質詢，正如司長剛才提及，一些較複雜的個案以及重大議題必須經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另外，我注意到最近兩年，司法覆核個案有所下跌，不知是否因為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若上訴人因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而不能透過司法制度取得終局權威的客觀定斷，律政司是否會擔心這會削弱司法覆核制度呢？
律政司司長：
多謝主席。就著葉議員的提問，數字的下跌歸因於多種原因，雖然我未有詳細分析原因，但我要重申，法律援助制度並不在律政司的職責範圍之內。根據現行的法援制度，除經濟原因外，還需證明案件具有和可爭辯性。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高門檻，目的是確保香港市民在合理理據下，充分利用法律程序來解決一些法律問題的權利。根據《基本法》，這是享有“access to court”的權利，我相信這個權利現今並未有減少。因此，我不認為因為一些數字上的變化，會削弱香港市民享受享受“access to court”的權利。如今，我們有些較高的法治水平，任何有合理理據的爭議，都應該享有公平的權利，由法庭作出獨立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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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政府早前接受我們新民黨的建議，專注於打造銀髮經濟。事實上，本港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在65歲及以上，因此在法定退休年齡的研討上，我們新民黨多次向政府表達意見，希望能夠更清晰地界定長者和退休的定義。目前，相關方面尚未釐清，而各項社會福利也缺乏統一的年齡要求，導致社會上存在不同的認知。因此，在發展銀髮經濟的同時，我們必須在本港的人口政策上多下功夫，為退休年齡提供明確的定義。
當前，全球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齡化浪潮，迅速重塑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並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與其他亞洲地區相比，如印尼和泰國有超過四成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因而其經濟活力日益增強，顯示出人口結構對經濟的重大影響。而老齡化對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巨大的壓力。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公共財政負擔加重，這可能導致社會福利和醫療系統的崩潰。此外，老齡化還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的萎縮，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此外，為應對老齡化挑戰，世界經濟論壇（WEF）在去年發布了《長壽經濟原則：未來財務韌性的基礎》報告，其中提出了六項“長壽經濟”原則，內容都是值得參考。
適老化的經濟體系最重要的無疑是確保長者的財務可持續性，同時為他們提供高質量的退休生活，期望政府在有關方面能夠持續有更多優化。
以下是我在大會就「中醫轉介職能」回應局長的主體答覆，詳情可見上一個貼文【口頭質詢：為中醫界發聲 (上)】
黎棟國議員：
局長在其回答的第三段中指出，專業自主是醫療專業及其發展的重要原則。因此，必須先在中醫及相關醫療專業之間達成共識。
然而，局長的回應似乎忽略了《基本法》第138條，該條款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在制定中西醫藥發展及促進醫療衛生政策方面的主導責任。鑑於中醫界對政府計劃以工作崗位而非執業專業來去釐定轉介權，有「大細超」，甚至是不符合《基本法》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之嫌。
為消除這些疑慮，請局長明確表示，在即將提交本會的修訂輔助醫療專業條例草案中，是否會全面容許放射醫療師等醫療專業人員接受中醫師轉介的規定，而將實施的具體方案，根據所提及的中醫工作小組自行作出專業落實安排？
局長答覆：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案中提到的，中醫的工作與現有社區內的門診中醫師工作有很大分別。因此，在考慮推動中醫轉介至輔助醫療專業，特別是在影像和化驗檢測方面時，我們認為中醫院可以更快地執行。因為中醫院的轉介僅限於院內，而且已經擁有自己的專業基礎和跨專業團隊，能夠制定相對全面的轉介方案。
我們不僅要讓中醫師清楚自己的需求和責任，還要尊重輔助醫療領域中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在接受中醫師轉介過程中的安排。
因此，這一措施不會與市民的權益或《基本法》中的權利抵觸。我們所考慮的一切都是為了確保市民在使用醫療服務中的安全和質量。
謝謝主席。
周三（15日）大會上，我就「中醫轉介職能」向醫務衛生局局長進行口頭質詢。以下是我的口頭質詢內容，以及局長的答覆。
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的立法建議
黎棟國議員問：
政府於2023年就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向本會提交的文件建議，第一階段容許在中醫醫院內工作的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接受同樣在該院工作的中醫師轉介，為病人提供有關檢測及檢查。然而，有業界代表認為，所有註冊中醫師同樣根據《中醫藥條例》取得執業資格並接受規管，以工作崗位而非執業資格釐定轉介權並不合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以中醫師工作崗位而非執業資格釐定轉介權的理據為何；
(二)鑒於據悉，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中醫組會就全面落實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接受註冊中醫師轉介，進行討論及提出建議，有關討論的進度及提出具體建議的時間表為何；及
(三)為促進中醫師及輔助醫療專業人員的跨醫療專業協作，政府有否主動和各專業醫療團體討論，以釐清及理順中醫師在轉介過程中牽涉的流程、責任及義務；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局長答覆：
就黎棟國議員的提問，我現綜合回覆如下: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中醫藥服務及專業發展，以加強中醫藥 在整體醫療系統的角色。隨著中醫藥服務模式持續發展，預期中醫師將 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在基層、第二層及第三層的醫療服務上有更多協作 及互動。
事實上，跨醫療專業協作是醫療服務發展的大趨勢，而在有需 要時為病人作適當的轉介，亦是醫療專業人員必須具備的專業能力和責 任。現行法例雖然無限制中醫師為有需要的病人作出轉介，但在部份條 文中尚未容許放射技師等醫療專業人員接受中醫師的轉介。
因此，政府 希望透過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第359章)，為有關輔助醫療專業 人員接受中醫師的轉介提供明確法例基礎，進一步理順不同專業之間的 轉介機制，從而體現促進跨醫療專業協作的政策方向。專業自主及保障病人利益是醫療專業規管和發展的重要原則。
就有關中醫師在執業過程中使用現代科技及技術輔助診斷治療的建 議，政府認為亦應遵從有關原則，由中醫與有關醫療專業之間取得共識 後推行。具體而言應先交由中醫專業確立所需的知識、技能、專業水平 及操守等標準，並在過程中與相關醫療專業持份者作充分諮詢。同時， 中醫專業亦應確保中醫師具備足夠和適當的專業訓練，並清楚明白有關 醫療行為的專業要求(包括相關診斷延伸的跟進工作)，以及其所附帶 的專業和法律責任，以保障病人安全及利益。在業內形成共識方案後，中醫及相關醫療專業的法定管理委員會應就具體程序及機制進行討 論，雙方在進一步訂立或修訂相關守則或指引後，落實具體轉介安排。
醫務衞生局(醫衞局)預計於2025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 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的立法建議，當中包括容許放射技師和醫務化 驗師接受中醫師轉介。在有關修訂條例正式生效後，如中醫與相關醫療 專業的法定管理委員會完成前述討論和專業守則修訂等預備工作，即可 落實具體轉介安排。
與此同時，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將於2025年年底分階段投入服 務。作為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的旗艦機構，香港中醫醫院在病人臨床診 療需要、臨床管治架構及服務模式等方面與現時主要在社區層面提供的 中醫藥服務截然不同，亦有實際需要且具備足夠能力在院內進行跨專業 轉介。香港中醫醫院將提供以中醫為主的第二層及第三層醫療服務，而 住院病人的病情預期會較門診病人複雜，無論在臨床診斷和治療等方面 均需要跨專業團隊的配合，包括有更多機會需要放射診斷及病理化驗的 服務支援。香港中醫醫院亦將設有完善的臨床管治架構，以及臨床診 療、臨床審計與風險評估的指引和機制，院內也有包括中醫師、西醫、 護理和專職醫療人員的跨醫療專業團隊的支援，更有全面的醫療設備配 套和培訓機制，對醫療水平及風險有嚴格的管理。因此，立法建議將即 時落實容許香港中醫醫院內的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接受院內的中醫 師的轉介，確保院內中醫師與其他專業的協作能順利進行。
就第二及第三部分的提問，為促進中醫師與輔助醫療專業人員 的溝通，並就跨專業轉介衍生的議題進行專業討論，醫衞局在2023年 12月已主動致函邀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及轄下中醫組設立工作小 組，就中醫師轉介病人接受診斷成像檢測及化驗檢查的事宜開展專業討論。
工作小組已就中醫師進行相關轉介時的核心專業能力要求、培訓需 要及附帶的醫療專業責任等事宜進行深入研究，並正計劃制訂參考標準 及訂立相關指引。
工作小組下一步將與西醫及相關輔助醫療專業團體會 面，討論相關細節及配套，以進一步凝聚共識。此外，醫衞局自2024年年中起已舉行9場會議，就《輔助醫療業 條例》修訂的各項立法建議與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會面，包括中醫組、中 醫藥發展藍圖小組委員會和相關工作小組，以及基層醫療委員會等。
醫 衞局亦已諮詢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管理局)和其下每個輔助醫療業的管 理委員會，包括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及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管理局及兩個專業的管理委員會均認為，作為落實立法建議的前提，放射技師 和醫務化驗師必須與中醫專業就轉介事宜的詳情，包括中醫師的培訓要 求、可轉介的範疇、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與中醫師的權責、就檢驗或 化驗結果的跟進安排等達成廣泛共識，方能確保轉介安排的有序落實， 最大程度保障病人的安全。
醫衞局將繼續促進不同專業持份者以專業自主的原則加強溝 通，並密切留意有關專業討論的進展，以期在法例修訂及具體執行方面 作出配合及協調，讓轉介安排得以有序落實。
多謝主席。
上星期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涉款5,500萬港元的天文台相控陣天氣雷達網絡承擔額，當中包括購置3台相控陣天氣雷達，以及建立1個覆蓋全港的相控陣天氣雷達網絡。會上我跟進了相關雷達網絡如何配合大灣區氣象發展，例如政府如何推動香港與大灣區在氣象數據方面的合作，因是次撥款中末有涵蓋相關氣象研究費用，故促請政府交代新雷達網絡與大灣區氣象合作發展、促進低空經濟等方面的詳情。
環境及生態局副局長黃淑嫻回應時指，是次撥款主要用於購置3台雷達費用，當中可以與大灣區交換數據資料，能支援相關工作。至於低空經濟方面，雷達的掃描範圍可低至數百米的低空空域，可幫助監察低空天氣狀況，為無人機、低空飛行器提供氣象資訊，確保低空飛行安全。
而鑑於無人機發展日漸普及，我亦有跟進政府如何向市民提供雷達所掃描的低空氣象資訊。就此，香港天文台台長陳栢緯解釋，雷達所得的相關資料會上載到天文台網頁、手機應用程式上，開放予市民及業界使用。
我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支持「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適老化』經濟體系」議案。
香港正面臨人口老齡化，預計到了2046年將有36%人口為65歲或上長者，對養老保障體系帶來壓力，同時帶來勞動力減少、消費結構改變等一系列經濟社會轉型問題。就此，我認為香港必須做好超前謀劃和戰略部署，當中發展銀髮經濟是關鍵舉措，可借鑒內地經驗大力培育養老產業，圍繞老年群體多層次、多樣化需求，加快發展醫養結合、文旅康養、養老金融、智慧養老等新業態新模式。
中國銀髮經濟規模預計在2050年可達49.9萬億元人民幣，香港應把握相關機遇，打造在全球具備影響力的養老服務業。同時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善用成熟資本市場，完善養老金融政策，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流向銀髮產業，並做好粵港澳大灣區養老服務合作，以及加大智慧養老、康復輔助、老年食品等領域研發投入，推動銀髮經濟。
人力資源方面，目前香港60歲以上勞動人口參與率僅30%，低於其他發達經濟體，而隨健康水平提高和教育普及，不少長者知識豐富、閱歷深厚、經驗獨到，是寶貴的人力資本，故此我建議完善現有人才政策，鼓勵銀髮族重返職場。
最後，我建議高度重視老年健康，除了做好預防工作，亦要配合中醫中藥做好抗衰老工作，加強全生命週期的慢病預防，推進社區醫養結合，和發展以老人照護為重點的專業服務。此外，香港亦要做好生命科技，如幹細胞、基因治療等前沿技術研發，不斷探索逆齡科技、延緩衰老、提高老年生活品質的新途徑，將健康長壽打造成香港品牌。
我：多謝主席。《基本法》第三章訂明了包括基本人權在內一系列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另一方面，終審法院於2016年就“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其他人訴城市規劃委員會”一案，確立了衡量基本人權的四部曲相稱原則測試，而終審法院於去年在“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再次確認上述測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5年，就政府涉嫌過度限制基本人權而入稟法院的司法覆核案件宗數、當中政府勝訴和敗訴的宗數及其所佔百分比，以及政府所招致的法律費用為何(分項列出)；政府就該等敗訴案件所需支付的訟費分別為何；及
二、過去有否出現政府經考慮上述測試後認為勝算不高但仍堅持上訴的案件；如有，政府堅持上訴所考慮的因素為何；政府未來會如何要求有關官員就該等案件敗訴問責？
律政司司長：
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律政司審視了相關的紀錄，在剔除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後，總結出在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以上61宗案件中，有14宗(23%)尚等待原訟法庭的判決，有42宗(69%)的案件，屬原訟法庭或上級法庭裁定政府勝訴或裁定政府沒有對基本權利施加不相稱或過度的限制，或申請人撤回其司法覆核申請的案件。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
政府就上述案件所招致的法律費用，主要包括處理有關案件的律政司內的員工開支、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如有的話）的費用，及支付申請人訟費的開支（如適用）。我們沒有備存律政司的員工處理該等案件招致的法律費用數據。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港幣3,890,000元，而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按年平均約為港幣119,000元。
一般而言，政府在司法覆核案件獲判勝訴時會獲判訟費，這些訟費由申請人支付，並不一定全數由公帑支付。當政府就個別案件獲法庭判給訟費時，該訟費包括（i）律政司的員工開支（包括專業費用），及（ii）外間法律服務的費用（例如外聘大律師的費用）。在上述61宗案件中，政府合共獲判訟費約為港幣4,150,000元。至於以上提及的五宗結果不利於政府的案件中，政府需要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及向申請人支付的訟費合共約為港幣922,000元。
終審法院確立的「相稱性測試」原則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法律概念，目的是判斷不論是行政決定、政策還是法律條文對於人權自由施加的限制是否合理。相關評估涉及四個步驟：（i）施加限制的目的是甚麼?是否一個正當合理的目的；（ii）若然是的話，該措施是否與該目的有邏輯關連；（iii）該措施是否達致該目的之合符比例、不過度方法；以及（iv）該措施所帶來的社會利益，是否與保護個人權利取得合理平衡。在個別案件如何適當運用「相稱性測試」，常常出現極大爭議，並非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法律問題。
每當面對涉及基本人權的司法覆核，律政司必先與相關政策局詳細了解受覆核的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的背景和目的等，經仔細研究法律後才向相關政策局提供法律意見；遇到重大議題時，政府亦會經常徵詢外聘獨立本地或海外大律師的意見。
每一個訴訟的決定及策略，都是在相關政策局諮詢律政司，並經考慮一籃子因素後所作出的決定。準確評估訴訟結果本身已是相當困難；更重要是，勝算只是其中一個，但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特別是要顧及整體公眾利益，例如假若司法覆核成功可能所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對運用和分配有限及寶貴公共資源的深遠影響等。
政府所作出的每一個決定、制定的每一項政策(包括經行政會議通過的)，由政府提出經立法會通過的每一條法例，都是事先已經過審慎考慮，亦真誠相信是符合基本人權自由。故此，當遇到司法覆核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般而言，有必要據理力爭，向法庭、市民大眾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
當然，有一些個案較具挑戰性，但仍有充份理由政府需要在法律程序上堅持到底。首先，就重大議題，必須通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一個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更關鍵是，訴訟最重要除了是結果外，是判決的理由。即使假若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極為重要是必須了解法庭的判決是基於甚麼原因；這對於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十分重要，政府必須先理解及釐清法庭為何認為某一決定、政策、或法律條文不符合人權要求，才能重新作出決定、制定新政策、或提出立法或修法建議，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必需做的事情，否則亦難以向社會大眾、行政會議以及立法會作充分解說。
事實上，即使在過去一些涉及基本人權案件，法庭最終判政府敗訴，但法庭亦從未批評政府濫用法律程序或表現不合理、浪費資源或時間。
在未來，政府在作出任何決定、制定任何政策、提出任何立法建議時，都必然會致力確保符合《基本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自由。
多謝主席。
我：主席，我很高興能聽到律政司總結出過去五年入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合共有61宗涉及申請人聲稱政府過度限制基本人權的案件。在這61宗案件中，只有五宗(8%)案件，屬政府被法庭裁定因過度限制基本權利而敗訴，或因政府妥協而和解的案件。根據現有資料，政府需要在上述案件中向代表政府一方的外聘大律師支付的費用按年平均約為數百萬港幣，而非數億。當然，我對此感到疑惑。以去年為例，“Nick Infinger及李亦豪訴香港房屋委員會”兩案中聘用的三組律師，包括御用大律師（King’s Counsel）及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我知道政府未必會透露此案的律師費用，但若費用按年平均只需數百萬，確實讓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向政府質詢，正如司長剛才提及，一些較複雜的個案以及重大議題必須經過上訴程序，才能取得對該爭議具終局性和權威性的定斷。另外，我注意到最近兩年，司法覆核個案有所下跌，不知是否因為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若上訴人因未能申請法律援助，而不能透過司法制度取得終局權威的客觀定斷，律政司是否會擔心這會削弱司法覆核制度呢？
律政司司長：
多謝主席。就著葉議員的提問，數字的下跌歸因於多種原因，雖然我未有詳細分析原因，但我要重申，法律援助制度並不在律政司的職責範圍之內。根據現行的法援制度，除經濟原因外，還需證明案件具有和可爭辯性。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高門檻，目的是確保香港市民在合理理據下，充分利用法律程序來解決一些法律問題的權利。根據《基本法》，這是享有“access to court”的權利，我相信這個權利現今並未有減少。因此，我不認為因為一些數字上的變化，會削弱香港市民享受享受“access to court”的權利。如今，我們有些較高的法治水平，任何有合理理據的爭議，都應該享有公平的權利，由法庭作出獨立的裁決。
我在立法會1月8日大會上就推動體育產業的質詢和追問，文體旅局長回應。
我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支持"加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發展，打造新經濟增長點"議案。
政府早前公佈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勾勒了園區的發展藍圖，當中我認為河套香港園區是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舉措，能推動香港與內地在不同社會制度、經濟和司法體制下互聯互通，進一步強化兩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為河套合作區打造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
在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發展的過程中，我認為應把握以下三點，一是做好數據連動；二是科學規劃河套香港園區與香港科技園的發展定位；三是政府加大對科技園公司的支持力度，推動香港創科事業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實現更大發展。
就數據連動方面，鑑於數據是新時代的重要生產要素，香港應打造國際領先的數據交易市場，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數據支援，數據是新時代的重要生產要素，也是驅動創新發展的關鍵。香港擁有健全的法治體系、國際化的商業環境、龐大的海外網絡，是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重要紐帶。
此外，科技園公司還應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積極搭建兩個園區與海內外創科資源的對接平台。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國際科研機構落戶兩個園區， 以及引導兩個園區的企業和科研成果走向大灣區乃至全國市場，拓展更大發展空間。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發力，不斷拓展兩個園區的創新網絡和產業版圖，推動香港創科事業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實現更大發展。
我認為河套合作區建設事關香港長遠發展，需要特區政府和科技園公司形成合力，共同推進。特區政府要從資金、政策、人才等方面給予科技園公司更多支持，幫助其強化在合作區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同時，特區政府還要加強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和科技園公司要攜手合作，為園區營造更優發展環境， 並且以高標準高質量建設好河套香港園區，以創科發展引領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大作為。
以下是我在1月8日立法會大會，向政府當局提出就有關「移居海外人士回港接受福利及服務」的口頭質詢：
提問：
主席，如果要找出哪些是移民海外的市民回港看醫生，無疑是一個費時且繁瑣的過程，這會影響前線醫護人員的職責執行。
局長在早前的回答中提到需要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事實上，香港有不少非永久居民持有身份證，但他們可能已經離開香港，且未必會歸還身份證，因為法律並不強制要求這樣做，而身份證本身也沒有有效期限。
在這種情況下，醫管局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判定這些非永久居民的身份證是否仍然有效呢？謝謝主席。
本屆政府在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方面，實際上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工作。例如，接納了我們新民黨的建議，將香港海運港口局改為香港海運港口發展局，以協助政府制訂政策和長遠發展策略。
當然，政府仍有許多可以進一步優化的地方。我十分贊同政府應加快與業界協作，培訓本港高端航運服務業的人才，特別是在海商法領域。畢竟，自2000年以來，香港已獲得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BIMCO）指定為全球第四個仲裁地，僅次於倫敦、紐約和新加坡。鑒於國家希望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考慮到現代海商法大部分基於普通法，香港作為國家唯一的普通法地區，理應承擔起推動和發展本地海事仲裁國際地位的責任，進而協助國家完善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
在這方面，本屆政府也有所作為，於2023年9月推出的「海事人才培訓資助計劃」專門針對法律行業，為已從事海事業務的律師行或大律師提供實習生見習培訓的資助。然而，計劃已推出超過一年，尚不清楚有多少實習律師或實習大律師實際受益於該資助，投身於海事法律工作。回顧計劃的運作方式，我有些擔心，從事海事業務的律師行或大律師是否僅僅是聘用原本計劃中的人手，而未能真正增加香港海商法的人才儲備。因此，政府最好能收集並公布相關數據，並與前幾年的數字進行比較，這樣我們才能了解該計劃是否促使更多年輕實習律師或實習大律師投入海事法律領域。如果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則應考慮如何改善計劃以實現原先的目標。
此外，在海運人才方面，雖然高端航運服務業人才是未來發展的關鍵，但實際出海的海員對航運業的發展同樣至關重要。海員長期以來是一個男性主導的行業。根據2021年BIMCO與國際航運公會的報告，全球女性海員僅佔1.2%。隨著科技進步和新技術的應用，未來海員在船上的體力任務將逐漸減少，這也會增加女性入行的機會。除了成為海員，具備技術專長的女性未來甚至可能在陸上船舶管理中擔任更多職位。我認為，政府未來應當致力於改善現時的「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著力吸引更多女性投身業界，接受航運或領港等相關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