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拆解「美國香港對話」
文章
2020 年 3 月 17 日
![]()
我在3月初，聯同陳智思、廖長江及張國鈞三位行政會議成員，一起參加了由World Affairs Council主辦的「美國香港對話」（US-Hong Kong Dialogue），我們在美國加州逗留了幾天，和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費德瑋（Johnathan Fritz）、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幕僚等專家，進行了兩天的交流，我們積極向美方反映香港的實況。
兩次跨黨派交流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泛民推動制裁
這次訪美引起傳媒注意，但是傳媒的關注點仍然只是制裁、有沒有制裁名單、誰在名單上等等。這正是泛民議員一直推動《法案》的目的，他們高調地向支持者告狀，要求美方盡快啟動制裁機制。
我認為這些純屬政治動作，因為《法案》條文本身寫得相當清楚，第七條（Sec. 7）列明總統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名單。
過往已有美方官員、國會議員等多次向我們解釋，實施制裁的門檻是非常高的。《法案》第七條 1A 列出的範圍，包括非法移交（extrajudicial rendition）、非法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酷刑（torture）等等。香港沒有這些狀況，也沒發生第七條 1B 所指的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事件（other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n HK），因此我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
此外，美國國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月份的文件指出，國會的動機（intent of Congress）是預防、糾正，而非懲罰（more preventive and corrective than punitive）。即是美方希望防止或糾正香港出現一些他們認為侵犯人權或違反西方核心價值的狀況，而非為了利用《法案》來懲罰香港。
制裁不在議程上
回說這次「對話」是有正式的議程（agenda）。從美方設計的議程及交流形式看來，制裁並非是次「對話」的重點，sanction這字甚至不在議程上。
3月6日（五）的主題是「美港關係」（US-HK relations），第一部分由國會資深政策專家向我們解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及《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背景、目的，也澄清一些誤解。第二部分集中討論美港雙方的經濟合作及貿易（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探討如何加強貿易、投資等等。下午的重點則是如何加強文化、教育、專業交流（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
3月7日（六）早上的主題是「對話溝通的技巧」（tools for dialogue and mediation）及「香港社會的對話選項」（Hong Kong: options for societal dialogue），由民間機構Civic Health的專家主講，向我們介紹怎樣以新的形式進行溝通對話，我們建制泛民議員也一起參加了討論及玩遊戲。下午則由美方專家主講「廣義的美中關係」（US-China: some big pictures reflections）。
由上述議程設計可見，是次「美國香港對話」是從廣義、多角度探討美中及美港關係及發展，制裁並非焦點。在兩天的正式會議上，未見泛民議員要求美方制裁香港哪些官員，也未見泛民議員提交制裁名單。當然，他們有沒有在會議外私下做這些事情，則不得而知了。
《法案》干擾香港
在我看來，《法案》的政策目標表達了美國支持民主發展的核心價值，無可厚非。但是《法案》第三條（Sec. 3）要求香港在2020年進行雙普選，則是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
每個國家地區的政治、社會環境及民情都不同，甚麼時候適合實施西方民主選舉，應該由當地政府及社會，在廣泛諮詢及深入理性的討論來決定，決非由外國政府在其法例內決定，這是不合理的。
泛民莫做千古罪人
當然，《法案》經已通過，等於箭在弦上，何時發射，主動權還在美國行政當局手上。但是泛民議員因為對政府及警察不滿，因為私怨，把香港污名化，把美港關係收窄到制裁官員、報復警察；假如日後國際社會知道香港有官員遭制裁，將會對「一國兩制」、香港的國際聲譽造成嚴重打擊。泛民議員的行為非常要不得，完全不符合港人利益。
我認為泛民議員應該深切反省，別做傷害香港的千古罪人。
|
上篇最後提到英國名著The Hopkins Manuscript 。故事講述主角發現月亮愈來愈大，判斷月球已脫離原有的軌道，並將撞向地球。起初政府不想造成大眾恐慌便將此事隱瞞。後來各國終於合作應對，卻仍然阻止不了月球撞落大西洋。捱過天災後，科學家發現月球遺骸含有珍貴資源。於是，人們非但沒有互相幫助重建家園，反而引起各國爭奪，促成另一場浩劫。小說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作者欲諷刺各國縱然察覺到希特勒的野心，但出於貪婪和自私仍繼續內訌的情景。
藉着小說的寓意，我請各國掌權者反思現况。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敵視中國，多次堅持病毒源自後者，使兩國關係緊張。如今當地疫情嚴峻，特朗普政府竟企圖利用中國轉移國民的注意力。事實上，現時還未有確鑿的科學根據追溯病毒的發源地。在香港，早前袁國勇教授和龍振邦教授撤回了相關文章。况且，今日美國的苦况分明是因為早期只顧隔岸觀火，未有做好防護工作所致。相比之下，一些現時疫情較輕的地區防患於未然，如香港，早於1 月已把當時還是不明病症的COVID-19肺炎列作必須呈報的疾病。
更讓人唏噓的是美國的不近人情。截至3月23日，伊朗確診人數已逾2.1萬，超過1600人死亡。伊朗曾多次促請美國解除制裁，好讓其使用全球銀行系統購買藥物，但均遭拒絕。目前全球疫情蔓延，若仍要抱着敵意彼此算計，試問對應付疫情有何益處呢？The Hopkins Manuscript 面世已逾80年，我希望人類除科研外，政治智慧和道德倫理方面也會有長進。各國務須明白守望相助比互相爭鬥更能有效應對困境，並付諸行動，共同抗疫。
新冠肺炎席捲全球，中國內地反而是第一個能夠控制疫情。回想疫症爆發之初，很多國家揶揄取笑我們，以為自己可獨善其身，但現在都身陷疫境。最新確診數字顯示，美國是全球最多確診個案的國家，想當初美國是第一批從中國大陸撤僑的國家之一，也未能免於疫情大爆發。有評論指很多國家的政府對疫情掉以輕心，這批評可算非常中肯。
香港經歷兩個多月防疫大作戰，在市民高度戒備下，本來疫情已有緩和下來的曙光，但由於外國大流行，大量海外香港居民及留學生湧回香港避疫，使香港的確診數字急劇上升。3月27日更有六十多人確診，形勢凶險。
行政長官企圖推行禁酒令，禁止酒吧及賣酒場所賣酒，惹來全城批評。禁止賣酒就能防止人群聚集？焦點錯得離譜。後來，行政長官在諮詢行政會議後，在星期五(3月27日)宣布不推行禁酒計劃，同時採納社會上的廣泛意見，禁止超過四人聚集。這做法似乎較切實可行，也算對症下藥。
再者，由於今次是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599章)而新增的「規例」，是「先制定，後審議」，即在立法會審議前便可馬上生效實施。需知道現在立法會大部分工作已經停頓，在泛民各種拉布下，連內務委員會主席也未選出。若在疫情如此嚴峻下仍要待立法會審議，要等到甚麼時候呢？
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行政長官擱置禁酒令是不是跪低。其實以目前情勢而言，若再用這種觀念看待事情，拘泥於跪低與否，我們無法認真有效地應對疫情。相對地，香港市民應該上下一心，眾志成城，大家願意作出某種形式的暫時犧牲，配合特區政府的措施，避免人群聚集，才能一起闖過疫情大關。
世衛於3 月11 日正式宣布全球COVID-19 肺炎大流行。執筆時，意大利受感染死亡人數為3405，數目已超中國。美國和歐洲多個主要城市包括紐約、巴黎等由於人煙稠密，疫情較難控制，於是接連封城。截至3 月19 日，美國紐約市確診人數為約4000，比前一天增長一倍。為了控制疫情，總統特朗普先於3 月13 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及後簽署了「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更有政府官員和議員促請國會盡快通過逾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措施，包括向每名成年人發放1000 美元，與特區政府向市民派發10,000元的政策相似。
疫情當前，不少國家互相幫助。2 月中國疫情嚴峻，日本不吝捐贈抗疫物資，紙皮箱上貼着「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為中國打氣；3 月中國成功控制疫情後，即向疫情加速蔓延的日本提供物資，回覆「青山一道，同擔風雨」。如今作為最早本土確診個案清零的國家，中國更向意大利、伊朗等國派出醫療專家團隊分享抗疫經驗，歐盟委員會主席也為此向中國表達了感謝。
然而近日特朗普公開強調
COVID-19 肺炎為「Chinese Virus」，企圖把責任全部歸咎於中國，又在某次記者會中提到美國和某些地方正研製抗疫藥物和疫苗，唯獨沒提及中國科學家已發現日本藥物Favipiravir能有效治療COVID-19 肺炎。我感到既失望又憤怒。失望的是特朗普身為國家元首，公然侮辱中華民族，有失風範；憤怒的是在這麼艱難的情况下他竟火上加油，煽動種族歧視和仇外。這種行為使我想起舊日修讀英國文學時念過的The Hopkins Manuscript 。下篇再續。
DSE原本在3月27日開考，考生們好不容易捱過2月「究竟幾時考試？」的不穩定狀態，進入直路衝線模式，考試如箭在弦。誰不知遇上疫情「國際大流行」，大量海外留學生湧回港，伴隨其他外地輸入個案，香港的單日確診個案創新高，疫情進入第三波最高風險階段，隨時有社區大爆發的風險。執筆時(3月21日)教育局宣布DSE延期一個月至4月24日才開考，並且取消中英文科口試。
消息一出，考生、老師、家長群組奔走相告，反應各異。新民黨有好些同事家有考生，自然積極交流。考生本身成績優異的，感到相當懊惱，摘星之路又要再拖一個月，要長期維持高強度備試狀態，壓力不減反增。成績平平的、沒那麼自律的，覺得既來之則安之，卻難為老師要繼續遙控，確保他們不會一懶到底。家長更是皇帝唔急太監急，恨不得代仔女上陣，了卻心願。
其實「延至4月24日開考，取消中英文科口試」，是教育局當初考慮的「第二方案」。2月尾的時候，教育局認為疫情趨向穩定，決定採取「第一方案」如期開考。今天回頭看，當時如果能夠眼光放遠一點，保守一點，多留一段緩衝期而選擇這個「第二方案」的話，現在就不用在臨開考前宣布延期，考生也不用如此折騰了。但願香港安然度過疫情第三波，不需要有「第三方案」。
當局因時制宜現在決定延考，為時未晚，總好過在開考後有考生或監考員確診或受感染，屆時整個試場的考生及監考員演變成大型感染群組，要隔離、要入院，更影響之後的考試安排，應變難度更大。因此，教育局今次的延考決定，雖然難為了考生，但算是反應及時，值得一讚。同時，教育局不能掉以輕心，每天都要徹底做好試場的衛生監督及消毒工作，向每位考生提供多一個口罩，並在試場的枱和椅噴上抗毒塗層等等。
可惜的是，考生不是超人，相信考試越拖延，今屆DSE的整體成績會越差，個別同學的成績可能因為取消了口試，連帶影響其他科的發揮，成績會和自己預期的有更大落差，也在所難免。作為補救方案，新民黨一直建議，當局應容許考生在DSE放榜後有較長的JUPAS改選時間期，以及容許考生增加可改選的科目數量。校方及老師也應及早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屆時為同學提供最適切的輔導及指引，讓他們選讀到合適的大學及主修科，結束這大半年來的紛擾，邁向人生新階段。
我在3月初，聯同陳智思、廖長江及張國鈞三位行政會議成員，一起參加了由World Affairs Council主辦的「美國香港對話」（US-Hong Kong Dialogue），我們在美國加州逗留了幾天，和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費德瑋（Johnathan Fritz）、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及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幕僚等專家，進行了兩天的交流，我們積極向美方反映香港的實況。
兩次跨黨派交流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這次「美國香港對話」緊接我去年8月到美國蒙大拿州參加的「美港議員交流會」。上一回是由美國智庫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主辦，美國駐港總領事邀請了數名建制及泛民立法會議員出席，美方的主要參加者是國會議員，當時有兩位共和黨議員及兩位民主黨議員參加，屬於議員之間的交流。至於今次則沒有國會議員參加，主要是官員，性質是「對話」（dialogue）。兩次交流均是跨黨派的（cross party），以達致比較平衡的觀感。
兩次交流，一次以議員為主，另一次則以官員為主。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去年8月的時候，《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尚未於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希望在《法案》通過前，透過跨黨派交流，讓美國議員有多些機會了解香港情況。
而《法案》在11月27日通過了後，議員的角色已結束，之後負責執行的是行政機關。例如《法案》要求國務院、商務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或「認證」（certification），總統也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提交制裁名單等等。
泛民推動制裁
這次訪美引起傳媒注意，但是傳媒的關注點仍然只是制裁、有沒有制裁名單、誰在名單上等等。這正是泛民議員一直推動《法案》的目的，他們高調地向支持者告狀，要求美方盡快啟動制裁機制。
我認為這些純屬政治動作，因為《法案》條文本身寫得相當清楚，第七條（Sec. 7）列明總統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名單。
過往已有美方官員、國會議員等多次向我們解釋，實施制裁的門檻是非常高的。《法案》第七條 1A 列出的範圍，包括非法移交（extrajudicial rendition）、非法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酷刑（torture）等等。香港沒有這些狀況，也沒發生第七條 1B 所指的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事件（other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n HK），因此我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
此外，美國國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月份的文件指出，國會的動機（intent of Congress）是預防、糾正，而非懲罰（more preventive and corrective than punitive）。即是美方希望防止或糾正香港出現一些他們認為侵犯人權或違反西方核心價值的狀況，而非為了利用《法案》來懲罰香港。
制裁不在議程上
回說這次「對話」是有正式的議程（agenda）。從美方設計的議程及交流形式看來，制裁並非是次「對話」的重點，sanction這字甚至不在議程上。
3月6日（五）的主題是「美港關係」（US-HK relations），第一部分由國會資深政策專家向我們解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及《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背景、目的，也澄清一些誤解。第二部分集中討論美港雙方的經濟合作及貿易（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探討如何加強貿易、投資等等。下午的重點則是如何加強文化、教育、專業交流（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
3月7日（六）早上的主題是「對話溝通的技巧」（tools for dialogue and mediation）及「香港社會的對話選項」（Hong Kong: options for societal dialogue），由民間機構Civic Health的專家主講，向我們介紹怎樣以新的形式進行溝通對話，我們建制泛民議員也一起參加了討論及玩遊戲。下午則由美方專家主講「廣義的美中關係」（US-China: some big pictures reflections）。
由上述議程設計可見，是次「美國香港對話」是從廣義、多角度探討美中及美港關係及發展，制裁並非焦點。在兩天的正式會議上，未見泛民議員要求美方制裁香港哪些官員，也未見泛民議員提交制裁名單。當然，他們有沒有在會議外私下做這些事情，則不得而知了。
《法案》干擾香港
在我看來，《法案》的政策目標表達了美國支持民主發展的核心價值，無可厚非。但是《法案》第三條（Sec. 3）要求香港在2020年進行雙普選，則是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
每個國家地區的政治、社會環境及民情都不同，甚麼時候適合實施西方民主選舉，應該由當地政府及社會，在廣泛諮詢及深入理性的討論來決定，決非由外國政府在其法例內決定，這是不合理的。
泛民莫做千古罪人
當然，《法案》經已通過，等於箭在弦上，何時發射，主動權還在美國行政當局手上。但是泛民議員因為對政府及警察不滿，因為私怨，把香港污名化，把美港關係收窄到制裁官員、報復警察；假如日後國際社會知道香港有官員遭制裁，將會對「一國兩制」、香港的國際聲譽造成嚴重打擊。泛民議員的行為非常要不得，完全不符合港人利益。
我認為泛民議員應該深切反省，別做傷害香港的千古罪人。
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以來，香港的抗疫步伐歷經多個階段，社會焦點隨疫情推展而轉移，最近漸漸討論如何回復正常工作及生活，教育界焦點也由何時復課、網上教學，轉移到怎樣復課。
早前，教育局公布了復課日期將不早於4月20日，若DSE在3月27日順利「安全」開考，中小學便有望分階段復課。中學生有自理能力，懂得判斷情況及保護自己，只要學校做好衛生防疫工作，調節課節安排，勤加監督及指導，中學大可首先復課。
相對地，小學生自理能力較低，全日留校，一起午膳一起玩遊戲，交叉感染風險較高，幼稚園幼兒更甚。於是，最基本的防疫用品──兒童口罩成為復課關鍵。
之前因為長期停課，小朋友不用上學不用外出，對兒童口罩的需求不明顯，市民主要搶購成人口罩。踏入3月，隨著復課期近，大家醒覺原來兒童口罩的供應同樣不足，抬價情況嚴重，有藥房加價至三百多元一盒、一百元四個等等，一點也不便宜。
新民黨一直認為特區政府應該主導口罩供應，防止抬價行為。可惜特區政府不肯做， 任由市民通宵排隊瘋購貴口罩，至今仍為人詬病。而且特區政府沒有從中反省，依然沒有為全港學校提供兒童口罩的意思。
其實根據「學校數量X學生人數X每天用量」來計算，兒童口罩的每天需求量有數得計，特區政府大可透過「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要求申請的生產商必須設立兒童口罩生產線，便可穩定供應，小學復課有期。
可是特區政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做不到，既不供應兒童口罩，也不主動為學校統籌抗疫物資，教育局只是著學校「善用防疫津貼」，有錢就能夠買到嗎？簡直是官僚作風冷漠僵化的好例子。
教育局不做，教育界要靠自己。早前便聽聞有小學校長四出聯絡口罩生產商，希望對方能生產兒童口罩，校長們為了同學四出奔走，努力值得喜許。也有家長校友慈善團體捐口罩給學校，可是數量畢竟有限，未能止渴。
日前有報道指教育工作者聯會成功跟本地生產商達成協議，優先為學校生產兒童口罩，4月中開始每日生產二十萬個兒童口罩，並以不高於市價售予學校。校長、業界如此費心，是真心為同學著想。相反，教育局的官僚作風，讓人汗顏。
我在3 月2 日晚出發到三藩市，至3月9 日凌晨離開，在此7 天期間，美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感染及死亡人數急劇上升，當我抵埗時，只有華盛頓州及加州出現確診個案，合共124 人感染，6 人死亡。在華盛頓州，主要是西雅圖郊外一間護老院有一群長者集體感染，數目有限。但當我離開時，美國的感染個案已急升至709 宗，26 人死亡。
在美國逗留的一星期裏，我目睹很多熟悉的現象。美國與香港一樣，因為受到「公主號」的影響，出現不少確診個案。「至尊公主號」共有2500 多名乘客及千多名船員，截至3 月6 日，共有21 名船員和乘客受感染。加州居民出現恐慌，均不希望船上人士上岸。經過在海上拋錨多日後，在我離開時，加州政府才決定讓這艘船在奧克蘭靠岸。
縱使美國的感染數字急劇上升，但不論是在我住宿的三藩市，抑或是在釀酒區納帕谷（Napa Valley），都沒有人戴口罩，亦沒有人使用酒精搓手液。當地又不像香港般，公共地方如商場外設有消毒地氈、電梯按鈕亦會每小時消毒一次，可以說在社區內是完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加上在不少餐館，或是機場等公共場所內，所有坐廁均沒有設置上蓋，而且冲水力度甚強。換句話說，倘若有帶菌者剛上過洗手間，後果便不堪設想，社區散播的機會甚高。
而最令我吃驚的是美國副總統在第一次公開談及疫情時，竟然說他們不夠測試藥劑。作為一個先進大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他在第二次談及疫情時，又指他們有100 萬支測試藥劑，但醫療專家卻指出只有10 多萬。特朗普將美國缺乏測試藥劑的責任，推到奧巴馬前總統身上，但原因為何？下回分解。
上文提及各國面對美國可怕的制裁，採取不同的方法嘗試取代美元。《經濟學人》的文章 Spooked by sanctions 指出，這些方法仍不足以威脅美元的國際地位，而且美國金融的主導角色一再被各國挑戰，對於世界的影響有利亦有弊。
首先，歐洲用以繞過美國與伊朗進行貿易的機制「INSTEX」尚未投入運作，而受美國控制的環球金融交易網絡「SWIFT」仍難以被任何替代品取代，加上美股持續強勢的表現，以及現時世界金融市場中絕大部分衍生工具皆與美元掛鈎，凡此種種都證明美元地位目前依然牢固不破。
文章亦指出美元的挑戰者都有自己的軟肋，例如歐元區缺乏統一的金融和貨幣政策，令歐洲央行作宏觀經濟調控的施政空間有限。歐元區亦缺乏如「美國國庫債券」般的「零風險」避險資產。因為美國政府的公信力被國際認可，市場相信美國不會出現違約行為，因此美債的利率被公認為是「零風險」，但市場對歐元區的主要避險資產「德國國債」的信心較弱。德國於2019 年發行20 億歐元的30 年期債券，市場反應冷淡，亦同時反映德國正面對經濟衰退。
美元經受多方面的挑戰， 長遠為不同的國際儲備貨幣（global reserve currencies）締造更平衡的局面，藉此加強全球金融系統的抗震能力，但文章亦指出這個長遠願景實現前，難關重重。首先，美國為應對挑戰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制裁，例如持有萬億美元資產的中國就是一個絕佳目標，但大國較勁必然造成世界金融震盪；而隨着美國金融愈趨政治化，他國市場和銀行將失去一個可靠的緊急融資者；更有經濟學家相信世界缺乏金融霸權是導致當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原因之一，所以美國的金融霸權得以保持，是好是壞，未知；但美國的金融霸權能否保持，也是未知。
中美在1月中簽定首階段貿易協議，中國同意兩年內以2000 億美元採購美國商品。表面上環球經貿關係的緊張局勢漸趨平穩，但事實上國際商務環境正在不停演變，為應對美國的金融霸權尋找出路。1 月18 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刊登一篇題為Spooked by sanctions 的文章，分析國際社會針對美元主導體制採取的不同措施效果，及其對國際金融環境的利弊。
文中指出美國素來以制裁、徵收關稅，以及禁運等強硬手段對付「黑名單」公司，這些舉動嚇怕其他國家，從而促使他們以各種方法自救，目標脫離以美元壟斷的金融網絡。美元一直主導環球商務，國際至少一半的交易發票是以美元作媒介，而大部分的跨境交易最終都會在紐約結算。自2001 年911 恐襲開始，美國便以美元體制作為地緣政治武器（geopolitical weapon），而今天總統特朗普更變本加厲，以制裁手段（sanctions）作為他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甚至對其盟友實施所謂「第二級別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亦即懲罰任何與美國黑名單對象交易的國家，威脅把他們剔除於美國的金融系統，令他們不能與其他國家交易，對他們的國家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面對可怕的制裁，各國採取不同的方法以圖脫離對美元的依賴。俄羅斯正全面地在貿易往來、外債，以及銀行資產等範疇「去美元化」（de-dollarised），俄羅斯的能源巨企已經開始以盧布（rouble）作為合同的交易貨幣；中國與俄國、印度等國家亦正簽訂以本國貨幣結算的多邊貿易協議；歐洲則建立交易機制「INSTEX」以避過美國制裁措施與伊朗進行貿易；中國和歐洲的央行銀行家亦正探求以電子貨幣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的方案。這些國際社會的動作，可能令環球金融體系重奪平衡，但對於美元地位，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為何，我們下一篇續談。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內地逐漸得到控制，香港疫情仍然嚴峻，市民仍是一罩難求。韓、日、意、伊、美等國家的疫情愈來愈厲害，連帶航空交通亦大受影響，政府更呼籲市民避免外遊，但是我們的生活及工作都要繼續。而對政黨而言，除了落區向街坊派發防疫物資外，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更逼在眼前。各黨各派也在籌謀出戰人選，協調也好，初選也罷，新聞日日有，傳言滿天飛。
我出任常務副主席的新民黨也沒有怠慢，我們年初開始醞釀初選，構思成形後一再優化，最後經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初選機制終於出台。我在星期六(3月7日)便代表新民黨召開了記者會，介紹我們的初選機制。
我想，我們的機制和其他政黨的最大分別，是我們開放初選給愛國愛港，認同新民黨理念的黨外人士報名參加，而且他(她)不用立即入黨，而是可以在勝出初選後才入黨，正式代表新民黨出戰立法會選舉。
我們在制訂細節的過程中，研究過各種方法，最終決定作最大程度的開放，原因很簡單，既然我們的目標是選拔最具真材實料的人參加立法會選舉，就不要把目光規限在黨內，而且黨內的候選人也要有與認同新民黨理念的黨外人才比併及勝出的決心。
這次的初選機制非常嚴謹，候選人要過五關斬六將。第一關是要取得指定數量的黨內提名票，下一關是要通過黨內遴選委員會的評估，包括面試及筆試，而壓軸重頭戲當然是選舉論壇了。論壇是一個相當好的壓力測試擂台，不單止能夠考驗候選人的口才和反應，亦可以測試候選人的議政能力、對全港性議題的熟悉程度和政治敏感度。候選人到底有多少功夫和能耐，擂台上一目了然。
由於勝出者最終是要代表新民黨出選的，他(她)必須取得黨友的支持。因此，他(她)必須在「遴選委員會評估」、「地區支持度」及「新民黨整體支持度」三方面都取得高票數，才有望脫穎而出。
我希望候選人經歷過初選的試煉，會更珍惜出選機會，全身心投入立法會選舉，迎接九月份這場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