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 切斷社區傳播鏈
文章
2022 年 1 月 17 日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兩年，早前香港曾持續零確診一段時間，奈何近日一名染疫機組人員將病毒帶入社區，造成第五波疫情爆發。政府雖已隨即收緊防疫措施，惟事件反映政府在跟蹤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時有所不足，如未能迅速尋回部份曾到訪高風險地區的市民，甚至未能掌握確實到訪人數。故此，筆者與另外14名立法會議員日前已聯署去信行政長官，促請政府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同時促請政府堵塞防疫政策上的漏洞，以全面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現時並非進出所有場所均需掃瞄「安心出行」，故此很多市民的行蹤紀錄並不齊全，造成追蹤上的困難，如商場人流較多，進出商場卻毋須強制掃瞄「安心出行」，結果一旦出現確診者亦無法追蹤所有同一時段到訪的市民，只能靠市民自律檢測或申報，形同守株待兔。而實際上，市民無法記得自己所有行蹤，即使有使用「安心出行」時亦會忘記「離開場所」，導致逗留時間不準確，降低了「安心出行」的追蹤效能。
惟抗疫關乎全港市民健康，政府必須解決「安心出行」當前的問題。筆者和另外14名議員建議「安心出行」採用實名制，同時與「智方便」、「香港健康碼」等數碼身份認證互通，同時加入定位功能，因目前「安心出行」需市民主動掃瞄，實際操作時難免會有所錯漏，若能加入定位，不但能自動紀錄，方便市民使用；亦能確保紀錄準確，提升政府的追蹤效率，以及能杜絕使用截圖、假冒程式等情況。
若要達至全面追蹤，政府需要設立完善的中央數據庫，讓「安心出行」實時上載行蹤紀錄，由中央數據庫統一追蹤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並參考「香港健康碼」的顏色系統，如市民獲「綠碼」可以如常出行；「黃碼」、「紅碼」則需要施以相應限制，如禁止出入某些特定場所等。此外，政府亦可以公佈「黃碼」、「紅碼」人士曾到訪的公眾場所和時間，一方面加強阻嚇作用，減低傳播風險；另一方面更有效追蹤未有按檢疫要求作出跟進的人士。
筆者理解上述做法或會引起社會大眾擔心私隱問題，因此亦有向政府提出一些釋除公眾疑慮的建議，包括中央數據庫必須加密，防止資料外洩，以及政府必須承諾數據只會保留最近30天，而且僅用於抗疫用途，數據會在疫情過後刪除。此外，安排由獨立第三方認證相關數據的處理方式，確保政府能達到公開的標準。相信種種做法結合將能平衡抗疫需要的和市民的顧慮。
至於社會上仍有不少長者、低收入人士沒有智能手機。對此，筆者和其他議員建議政府可以改為向這些市民派發二維碼，同時推出「安心出行企業版」，讓市民在到訪各場所時出示二維碼，讓餐廳、商場等派人代為掃瞄，便能紀錄有關市民的行蹤。
總合而言，目前「安心出行」的追蹤功能相當有限，實際上仍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筆者和其他議員均認為政府應當善用科技，擴大「安心出行」的功能，加強追蹤，藉以在出現社區傳播時盡早切斷傳播鏈。此外，政府亦應當檢視目前機組人員免檢疫制度，因第五波疫情乃部份機組人員不自律所致，政府必須加強監察，務求做到外防輸入、有效追蹤、全面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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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十年的政府改組
醞釀良久的政府改組，終於有點眉目，行政長官在第七屆立法會首次答問大會（1月12日）上宣布了相關建議，包括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為運輸及物流局、房屋局；食衛局改組為醫務衛生局、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環境局擴大為環境及生態局等，即是把目前十三個政策局增至十五個，其中九個政策局撥歸政務司司長，六個政策局則撥歸財政司司長，同時建議增設一位副司長。由於這是屬於大規模政府架構重組，不是一時三刻能成事，而現屆政府只餘下不足半年任期，行政長官指新建議會交由3月產生的候任行政長官考慮採用，並在本屆任期完成前、6月初完成所有相關修例、審批程序。
新民黨十一年前已提改組
政府政策局的分工落後於社會發展，並非今天的事。而最早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建議的，是我和新民黨。我在2011年1月創立新民黨，並且在2011年6月26日召開了「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發布會」，提出多項政府改組建議，包括：
（一）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土地房屋及發展局；
（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三）增設兩個副司長，協助司長處理統籌協調等工作；與及其他建議。
十一年來，社會環境不斷變遷，各政策局的發展未能發揮最大效能，我不斷向特區政府建言，亦多次撰文解釋倡議改組的細節，以利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記得2018年，行政長官仍然堅稱「暫時完全沒有這個（改組）計劃」（《香港經濟日報》2018-07-03）。來到2022年，很欣慰行政長官終於了解到重整政府架構的重要性，其建議方向亦與新民黨的倡議吻合，分拆運房局、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亦已於上屆立法會達成共識。
喜提創科與再工業化
回顧歷史，我於2011年創立新民黨時，其時擔任新民黨顧問的羅范椒芬積極參與政府改組的討論。後來，羅范椒芬辭任新民黨顧問，改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梁振英甫上台即推政府改組為五司十四局，羅范椒芬還親自來立法會游說議員。可惜改組建議引起反對派議員反彈，未獲立法會通過；連帶創新及科技局也要拖至2015年才得以通過成立。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新民黨的倡議之一，因為香港在創科領域大大落後於內地及鄰近地區。香港自港英時代起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以賣地及轉口港貿易為主要收入來源，缺乏投資科技的誘因。五十年代，香港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發展蓬勃令經濟持續暢旺，港府未意識到有推動創科發展的需要。
猶記得我出任工業署長時，「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帶領多位本地學者深入研究香港科技的未來發展方向，並於1991年出版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有穩健的製造業基礎，但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力陳「工業2.0」（即轉型至以科技生產模式）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出路。後來，工業署委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香港未來的工業發展定位，研究團隊於1997年將研究結果輯錄成《Made By Hong Kong》一書，指出在深入研究紡織、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三大範疇後，得出傳統工業發展已不合時宜的結論，更指若香港要保住長遠競爭優勢，就必須轉型發展高科技工業，並支持本地大學培育更多科技專才。可惜港府當時未有落實上述兩項研究結果，亦一直沒有制定長遠的科技政策，遑論成立政策局。
回歸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有意推動創新科技，並於1998年成立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但是後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痛擊，特區政府即使有意推動創科，也無能為力。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更加「去科技化」，將工商及科技局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令行政機關沒有專責處理創科事宜的專責人才。而且，當時他只依賴「自由行」及地產業振興經濟，整體拖慢了香港的創科及工業發展。因此，當創新及科技局終於2015年成立時，香港的創科發展已然滯後了很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5月親自作出批示，強調要加強粵港兩地合作；「十四五」規劃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而且資金可以「過河」，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因此，如今行政長官重新肯定再工業化的重要性，建議把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我認為是切合國家發展大局，未來香港必須好好發展新田科技城，擴大現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運房局不得不拆
我一直認為運輸及房屋局範疇及責任過大，簡直萬千問題在一身，任何一位局長也無法同時完美處理運輸及房屋這兩大熨手山芋，結果必然「兩頭唔到岸」。特別是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錯把航運及民航事務這經濟項目撥入運輸，當時航運業界便曾埋怨，指特區政府不應把航運和本地交通工具列為同類。自此之後，海陸空出事，都關運輸事，房局需花大量氣力在運輸交通事務上，責任重大。而近年社會上接連發生的重大事故，都屬「運房局惹的禍」，包括最近疫情下國泰容許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來避過檢疫，國泰機組人員在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而引發第五波疫情，正好反映運房局力有不逮，未能有效監察或控制各公營機構的運作。
再數房屋那一塊，香港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樓價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市民擠住劏房寮屋工廈，問題之嚴重，比運輸更甚。由此可見，把運輸及房屋兩大火頭集於一局，是何等超負荷，局長縱有三頭六臂亦難以兼顧。
鑑於交通運輸往往涉及大型基建工程，當年新民黨建議分拆運房局，成立運輸及工務局，一併管理運輸與工務；另方面則成立土地房屋及發展局，把土地、房屋及發展的職責撥歸同一政策局。
然而，時至今日，發展局本身的職能也十分龐大，包括推動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區等多個新發展區，相信已不適合增加房屋事務，否則同樣超負荷。故此，我認為現在應回復回歸前的做法，另設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主力增加房屋供應，改善市民居住質素。我也認同把物流併入運輸，成立運輸及物流局。相信拆局後，局長各有專職，兩局也能更針對性地處理交通運輸及房屋問題。
文化旅遊體育三方拉動
我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建議，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這樣可以讓新的政策局具備一定規模，三個範疇互相拉動，整體發展會更好，而這個建議在上屆立法會已有共識。
先說負責範疇，文化的部分可包括（但不限於）現在民政事務局旗下的文化藝術事務，例如藝術中心資助的九大藝團，與及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音樂、印刷及出版，以及電視等八大創意產業。
體育的部分則可把體育盛事化、「M」品牌計劃與文藝活動、創意產業有機結合，方向正確。同時，旅遊和文化體育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例如「M」品牌計劃、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資助渣打香港馬拉松、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國際賽事在香港舉辦，便同時帶來大量運動員、旅客及遊旅收益。
香港幾個本土活化計劃也頗成功，例如活化舊中區警署的大館、由1950年代舊紡織廠改建而成的 The Mills 南豐紗廠、前身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PMQ 元創方，與及中環街市等等，再加上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Ｍ+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陸續面世。這些景點在未來將為香港帶來旅遊收益。
此外，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對香港在四個新興領域的支持，當中包括「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正好對正這個核心目標。
必須加強青年工作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一直為人詬病，例如由富二代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而被指離地，本屆行政長官上任之初強調要與青年同行，惟2019年黑暴期間卻有大量年輕人因反政府抗爭而被捕，反映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失敗，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普遍薄弱。
而當民政事務局有關文化及體育的職能將撥調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民政事務局將有餘裕增加其他工作內容，因此，我認同把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讓民政與青年工作有機結合，真正了解青年的所思所想與需要，未來才能真正與年輕人同行。
此外，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很多地區已沒有區議員為他們服務，或者區議員政治掛帥卻對該區事務一無所知，市民感到無助。因此，新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必須多關注地區事務，改善地區民生，以補現時區議會的不足。
最重要還是人才
最後，我亦認同增設副司長職位，認為可提升各政策局之間的協調效能。如今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立法會已重回正軌，社會氣氛亦有助推進政府改組的工作，然而今次的改組規模非常大，當中涉及修改法例、人事調動、增加編制等工作，未來特區政府必須積極向立法會各相關事務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詳細介紹及解釋改組細節。
而除了架構上的改動，其實最重要還是人才。要找到具備適合經驗，有一定的政務資歷，熟悉政府程序及有高度政治手腕的人才出任改組後各政策局的局長、副局長、常秘，一點也不容易。我們拭目以待。
一年容易又新年，本來全港市民以為今年終於可以安安樂樂過肥年，食團年飯、逛花市、拜拜年、派派利是，可是人算總不如天算，Omicron不讓我們平平靜靜過新年，
隨著第五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先後於 1月5日及14日宣布重啟各項抗疫措施，包括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禁晚市堂食、取消各項大型活動等等，包括一刀切取消十五個大型花市及大埔林村放馬莆新春市場。
猶記得去年今日，香港疫情反覆，特區政府一度宣布取消花市，引起花農抗議。特區政府隨即改變主意，在減少攤位數量、加密人員檢測、加強人流控制等措施下，又容許續辦花市，期間並沒爆出花市群組，可見上述措施發揮了效用。同時，花農靈活變通，轉移到花墟甚至是商場臨時舖位散貨，於是花墟人流如鯽，其實同樣有爆疫風險，慶幸去年大步檻過，並沒爆出花墟群組。
一年過去，今年面對同樣的爆疫風險，特區政府卻沒有考慮或優化去年的方案，而是一刀切取消花市。特區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明知這個決定會衍生其他尾巴，花農必定會轉移到花墟及商場散貨，屆時人流湧到花墟及商場，難道爆疫風險就比花市低？特區政府的決定只是把播疫風險由場地甲轉移至場地乙、場地丙而已，看來對遏止疫情沒大效用。
食衛局局長說取消花市是兩難決定，特區政府會退還花農已繳費用及提供補助，而對於花農會另覓地方散貨，局長說會留意是否要在花墟實施人流控制措施，與及打擊非法擺賣。這些說法讓市民摸不著頭腦，轉移了爆疫風險高的場地，再實施人流管制措施，更容易產生磨擦衝突， 豈不是多此一舉？希望不會弄巧反拙。
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舉行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隨後，西方政府及傳媒諸多批評，指中央政府操控我們的選舉。近日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撰文，指最拿手操控選舉結果的其實是英美兩國。
江樂士指出，英國在選舉周期開始時，保守黨競選總部（Conservative Campaign Headquarters，CCHQ） 便啟動挑選候選人的機制，有意成為保守黨候選人的人士必須加入CCHQ。經過審查後，他們便會由CCHQ 的議會評核委員會（Parliamentary Assessment Board，PAB）評核，就有意參選人士的溝通技巧、對黨的忠誠度及是否具備從政素質等等，決定他們是否適合參選。同時也得確保他們當選後會繼續「聽話」，以黨的利益為先，否則，再無參選機會。他舉例指十九世紀一位政治家Benjamin Disraeli的口號是「damn your principles, stick to your party」，即不論自己的原則為何，他都會跟隨。江樂士亦指出，即使有已退黨的獨立人士參選，他們必定遭到打壓而最終無法勝出。如此看來，英國是否由政黨操控選舉？
美國亦如是。十九世紀，麻省州長 Elbridge Gerry 為了確保自己的政黨能夠勝出，在1812 年通過了一條條例，改劃當時地方選區的界線，將選區改為「mythological salamander」，即改劃後的選區變得十分古靈精怪，從地圖上看猶如神話中一隻奇形怪狀的動物。而「gerrymandering」一詞亦因他而命名。美國歷史不斷循環，例如共和黨輸了選舉後便修改選區劃界，增加自己的勝算。
美國這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對付自己的黨員更絕不手軟。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年代主理中東事務的助理副國務卿的Liz Cheney，是前副總統Dick Cheney 的女兒，本身是共和黨懷俄明州眾議員及黨組主席，作風十分保守，卻因支持調查國會山莊叛變及彈劾特朗普，遭到特朗普支持者大肆抨擊及抹黑，最終還遭罷免。誰才是操控選舉的能手，事實勝於雄辯。
特區政府當初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原意是為了方便追蹤新冠肺炎確診者及緊密接觸者，從而堵截傳播鏈，遏止疫情擴散。可是特區政府因為私隱顧慮，自綁手腳，「安心出行」半桶水，完全沒有追蹤功能，即使市民下戴及使用「安心出行」，進入處所時「掃一掃」，到達記錄只是儲存於市民手機內，而特區政府則全無掌握。即使出現了確診者，甚至爆發群組感染，特區政府並不能靠「安心出行」找出同一時段在同一處所出現過的市民。程式只是向在同一時段同一處所出現過的市民發出公告，至於市民會否根據公告去做強制檢測，會否自行現身聯絡衛生防護中心，完全要靠市民自律。換句話說，「安心出行」只是被動式存在。
抗疫分秒必爭 追蹤食客耗人力物力
望月樓群組爆疫正正暴露了「安心出行」的盲點──國泰機組人員違反檢疫指引，在家居隔離期間，離開住所，與家人到望月樓用膳，導致其他食客受到感染。在確定確診者後，衛生防護中心卻無法透過「安心出行」快速地找到在同一時段幫襯的其他食客，反而要透過追蹤信用卡結賬記錄、八達通消費記錄，甚至要花大量人力翻查食肆及附近的閉路電視片段等等刑事偵緝手段來找尋其他食客。最後「出口術」表示可能會通緝他們，才能找齊所有食客，對分秒必爭的抗疫工作而言，既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亦拖延了進度。
那麼，應如何突破盲點？我有以下建議：
早前特區政府已公布擴大疫苗氣泡，2月24日開始，所有進入表列處所的人士都要出示有效的打針證明，而目前針卡上有個二維碼，內裡有獨一無二的針卡序號，市民也可把打針記錄上載至「安心出行」。
建議增處所掃描針卡二維碼條款
我建議在疫苗氣泡計劃中，加入要求表列處所掃描針卡二維碼的條款，特區政府推出掃描應用程式，供表列處所下載。計劃實施後，市民進入表列處所時必須出示「手機本」或「紙本」針卡二維碼給工作人員「掃一掃」，該處所便有該市民的針卡序號記錄。程式保留記錄三十天後自動銷毀。若不幸有曾進入該處所的市民確診，特區政府便能透過處所在程式內儲存的針卡序號記錄，得知有哪批市民與確診者同時段進入過該處所，加快找出這批市民，迅速有效地進行下一步的檢疫工作，包括強制檢測、隔離檢疫等等。
當然，要實施這措施，要開發一些專用應用程式，表列處所也要增加人手和掃描設備，涉及一些資源。但我相信特區政府，特別是創新及科技局，有足夠能力處理，亦希望受影響的處所負責人理解支持，做到既能有效抗疫又可以盡快恢復正常商業活動，減少限制措施。
事在人為，不在乎科技，只在乎魄力！
近日，美國有愈來愈多評論員及民主學者撰文，分析美國是否瀕臨內戰，美國社會有這種想法並非無的放矢。國會山莊被襲一周年，美國總統拜登在1月6日的國會發表了充滿怒火的演說，表面上捍衛民主，實際是大罵前總統特朗普。首先，拜登大力譴責當日衝入國會山莊的武裝暴徒，形容當日的事件為武裝叛變（armed insurrection），指他們企圖顛覆憲制。拜登雖沒有指名「特朗普」，但不斷重複「前總統」（former president）字眼，指摘他是說謊者，在2020年總統選舉後，為誣衊拜登竊取選舉寶座而不擇手段。拜登批評「前總統」不接受民主選舉，重視權力多於原則，重視個人利益多於國家利益，其狂妄自大的價值觀比美國的民主及憲法更為重要。拜登所採用的字眼等同平日批評獨裁政體的字眼。
拜登讚揚部分共和黨議員倒戈，同意調查當日的叛變，是英勇的表現。同時，他認為美國已來到轉折點，期望美國人民看清楚自己的靈魂，美國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會否接受政治暴力，接受有政治偏見的官員推翻選舉結果；又反問國民，美國是否一個堅守真理的國家，還是追隨謊言的國家。
拜登的演辭顯示他對美國民主前途的焦慮，事實上，共和黨對付黨內異見者並不手軟。前副總統Dick Cheney的女兒Liz Cheney，本身是共和黨懷俄明州眾議員及黨組主席，擔任過前總統小布殊年代主理近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 Liz Cheney本屬鷹派，對中東及對華態度都十分保守，但本職是律師的她，並不認同暴力推翻選舉結果，於是聯同另外9名共和黨黨員，支持調查國會山莊叛變及彈劾特朗普，結果遭到特朗普支持者大肆抨擊及抹黑，最終還遭罷免。共和黨就是這樣對付自己人，民主黨亦有內訌，情况岌岌可危。
我已經是第五次參加立法會選舉，第四度當選立法會議員，回望每一次的選舉經歷，我都有不同的體驗，市民的回饋也有不同的啟示。就像今次8個星期的立法會選舉，因為新選區劃界的關係，港島西選區包括東涌及離島，於是我花了不少時間走訪東涌，除了映灣園等私人屋苑，還有逸東、滿東、迎東及富東等屋邨。而無論我走到哪裏，市民普遍向我反映、他們最關心的，主要都是菜籃子的問題——買餸太貴了！
以往已有很多市民投訴領展霸權，指領展收購商場街市後，藉翻新街市抬高租金，趕走小商戶，引入連鎖店，導致菜價、肉價、海鮮價都貴得驚人，天水圍、屯門、東涌等多區居民都飽受貴餸之苦，也曾有天水圍居民向我大吐苦水，表示寧願跨區去元朗買餸，也不買天水圍的貴餸，可見問題有多嚴重。
東涌居民捱「天價肉」 叫苦連天
這次我走訪東涌逸東邨，情況亦不遑多讓。領展把逸東街市改頭換面，並外判予建華集團管理，全新面貌的「香港街市」以懷舊香港為主題，裝潢美輪美奐，代價就是昂貴的餸菜！牛肉統一價160元一斤，豬肉柳梅150元一斤，真是「天價肉」，牛肉豬肉變了奢侈品，難怪居民叫苦連天！也有居民告訴我，即使他們願意跨邨，但是滿東邨街市地方細、肉檔也少，滿足不到需要。
東涌居民一直要求特區政府興建市政大樓，新民黨時任東涌區議員傅曉琳亦多番與特區政府周旋。2018年，特區政府一度選址在東涌港鐵站A出口側興建公眾街市，可是遭居民反對。部分居民認為選址距離屋邨太遠，例如滿東邨居民要等15分鐘一班接駁巴士，花10分鐘車程抵達東涌港鐵站，加上回家的車程，那麼買餸的來回時間便很長；另有居民認為選址本身是十分繁忙的公共交通交匯處，興建街市並不合適；也有居民認為，如街市建在港鐵站旁邊，租金將會較高，屆時菜價肉價也不會便宜到哪裏去。
臨時街市工程 只聞樓梯響
興建公眾街市一再拖延，直至去年6月，特區政府宣布在東涌港鐵站側興建臨時街市，惟時隔半年，仍未見工程展開。
另一個失敗例子是西營盤街市，地點不就腳，地方細檔口少，人流冷清生意欠奉，特區政府要求西營盤街市的檔主搬去正街街市的頂樓，檔主們卻不願意；相對地，石塘咀街市、大埔街市、鴨脷洲街市算是較成功例子，做到交通方便、價廉物美、人流如鯽，其中鴨脷洲街市還有「香港版築地」之稱。換句話說，市政大樓或中央街市並非一定成功，若選址不方便、檔口不夠多、價格不親民，便難以吸引居民幫襯。
放下規劃限制 便利社區檔販經營
除了東涌，我還走訪上環、西環、堅尼地城一帶，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找到便宜又受歡迎的「實惠肉」。不用走入市政大樓或街市，街上很多社區肉店、菜店，例如標榜「不賣隔夜肉」的，強調肉類新鮮，隨時有折扣，平買平賣，豬肉柳梅85元一斤，只是東涌肉價的一半，難怪經常排長龍；也有主打本地菜、有機菜的檔口，各適其適，人頭湧湧。
此外，賣兩餸飯的也十分旺場，我曾在中午幫襯過兩餸飯，排隊輪候了15分鐘左右，兩餸、白飯加例湯，盛惠30多元，非常抵食，可供打工仔及基層醫肚。經營兩餸飯不用很大的門面，不用大量侍應等人手，入場及營運成本自然比一般食肆低，所以雖然疫下經濟低迷，兩餸飯卻如雨後春筍開遍大街小巷。
說了這麼多，若特區政府真心為市民的菜籃子着想，不想市民買得貴食得貴，便應放下各類規劃限制、放下官僚思維，以靈活的方式方便更多社區肉檔、菜檔、海鮮檔經營，當這些檔口開得成行成市，價格下調，市民自然有更多選擇，不用再捱霸權下的貴街市；而要做到這些，官員們首先要多落區、多考察、多研究，總比出席宴會飯局有價值。
特區政府另一敗筆離地之作，非美食車莫屬。回想2015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財政預算案》宣布推動「美食車先導計劃」時，原來他並不知道要發牌；後來因為牌照問題，美食車只能定點經營，不能「通街走」。當時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坐在我隔壁的陳婉嫻議員嘀咕，若要發牌給美食車，不如重新發牌給流動熟食小販？
至於曾俊華把美食車定位為吸引遊客的旅遊項目，撥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我更覺匪夷所思。我理解曾俊華曾在海外留學，會對當地便宜又美味的美食車食物回味無窮，正如我在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時，也喜歡幫襯一輛經常停在校園內、售賣中式食品的美食車，一碟滿滿飯餸只是5美元，對學生而言非常抵食。
港府缺營商思維 美食車離地敗筆
不過，外國的美食車不是旅遊項目，而是切切實實的本地經濟，美食車經招標、發牌後，可以在學校、球場等地方大、人流多的地點經營；香港的經營環境恰恰相反，香港地小路窄，美食車停在市區只會阻街，再加上牌照限制，最終只能在偏遠人流少的「景點」定點經營，生意自然冷清，久不久便聽到有營運商退出計劃，美食車買少見少。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將於今年6月1日正式結束「美食車先導計劃」，那十多間投資數百萬的營運商，投資就付諸流水，血本無歸。「美食車先導計劃」的失敗，反映特區政府欠缺營商思維，官員必須汲取教訓，深入了解市民的真正需要，從而制定切實可行的利民政策，才能讓廣大市民受惠。
2021 年12 月19 日立法會選舉後，美國隨即帶頭與五眼聯盟、G7 及歐盟批評香港的選舉，指特區政府削弱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以及立法會再沒有「有意義的反對力量」，對此我頗有意見。根據《基本法》第39 條第一款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CESCR）和國際勞工公約繼續在香港有效；第二款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而且該等「限制不得與第一款規定抵觸」。ICCPR 及ICESCR這兩項最重要保護人權的公約，是港府在1991 年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後才在港生效，而《基本法》確保香港人在回歸後的基本人權自由獲得保障。
香港回歸後，有人不斷將人權自由放大，但他們忽略了各條約組織就解釋人權條約而訂定的「一般性意見」，例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經常發出相關的「一般性意見」，討論ICCPR 如何在世界各地按照不同情况落實及酌情處理，亦會為立法原意解釋。根據專家的解釋，投票權及參選權並非絕對，素來都可以依法限制，例如在香港，投票人士必須年滿18 歲及在港居住滿7 年等；如要參選立法會，亦不可以被判監超過3 個月，否則在5 年內不得參選；美國在立國之初，婦女及奴隸不可投票；英國亦要到《1918 年人民代表法令》生效後，才擴大投票權至大部分年滿21 歲的男性及年滿30 歲擁有物業的女性。
西方國家批評我們通過了《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要求立法會參選人必須忠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亦設有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參選人，這做法又有何不妥呢？美國會讓一個不支持憲法的人擔任議員嗎？英國亦如是，愛爾蘭新芬黨的領袖Gerry Adams 由於不肯宣誓效忠英女王，因此不能在西敏宮行使他的議事權。由此可見，要求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政府是十分合理。
早前因為參加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委員會界別）而暫停了《黎SIR事務處》專欄，現在選舉結束，也正好踏進2022年，我在這裡祝各位《am730》讀者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回顧2021年，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積極的表現。不少反中亂港的頭面人物先後被捕、被控，2019年黑暴相關案件陸續上庭聆訊。終審法院就《港區國安法》、特別是有關保釋的條款，作出了權威性的解釋，警方可以更準確地執行法例。
暴亂告一段落，社會慢慢恢復和平、秩序，公眾安全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安心上街，不用擔心因為政見不同而遭遇危險或「私了」，這點對社會穩定十分重要。
此外，人大會議於3月11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根據「決定」，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立法會則於5月3日完成審議《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並於5月27日三讀通過。從此，香港的選舉制度揭開了新篇章，確保政治安全，實現「愛國者治港」的目標。
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換屆選舉已先後進行。兩場選舉均在和平、理性、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圓滿完成。雖然期間有反對派人士鼓吹杯葛選舉、呼呼籲投白票等違法行為，但是最終沒有暴力或不愉快事件發生，像2019年在黑暴下進行的區議會選舉那些禁錮候選人、火燒辦事處等等刑事事件亦不復見。事實上，這些暴力事件不應該出現在香港的選舉，但願今後也不會發生。
踏進2022年，本文刊登之日（1月3日），正是新一屆立法會宣誓的日子，我和其他八十九位來自地區直選、選舉委員會界別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將會宣誓就任，開展未來四年的立法會工作。
事實上，香港仍有很多深層次問題未解決，土地房屋短缺、劏房問題嚴重、產業結構單一、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動等等，而為23條立法，讓香港履行其憲制責任，更是重中之重，可見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一點也不能鬆懈。
同時，已肆虐香港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止息，Omicron變種病毒已悄悄入侵社區，我們已抗疫兩年，即使再累也不能掉以輕心，特區政府固然要收緊各項防疫措施，市民也要加倍小心，做好個人衛生，大家一起抗疫，讓2022年成為健康的一年！
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我成功連任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從今期起恢復在《三言堂》和大家交流。
完善選舉制度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已在12月19日順利有序地進行，有一百三十五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百分之三十。選舉前，有人唱淡投票率，更有人在境外鼓吹市民不要投票，以示杯葛。我認為在全新的選舉制度下，投票率有百分之三十已經相當不錯。立法會改組後由三大板塊組成，分別通過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功能界別選舉及地方選區選舉，選出九十位議員。當中，選舉委員會其實是個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而通過選舉團選出立法會議員並不是新奇事。
1984年6月，在中英談判接近尾聲的時候，港英政府匆匆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一九八四年〕(Green Pap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便有選舉團的概念。當年的立法局議員由官守及委任議員出任，港英政府因為要交還香港予中國，便匆匆改組立法局，推行代議政制，即所謂「還政於民」，以制衡中央政府的管治。一開始，港英政府建議成立一個由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各區議會的所有民選議員和全部委任議員合共433人組成的選舉團，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1985年，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便有由選舉團選出的議員，其他議席則由原有的官守、委任議員及新增的功能組別組成。至於大家熟悉的地區直選議席，要到1991年才設有。
1982年，我時任首席助理政務司，在政務處與上司鍾逸傑一起推動第一次由普選產生的區議會選舉，當年的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我的港英上司已認為相當了不起，更向我發出嘉獎信。由此可見，在新的選舉制度下，能夠有百分之三十的投票率已是難能可貴。特別在疫情下，很多港人因滯留內地或在隔離中未能投票，百分之三十的投票率實在是相當不錯。下文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