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選舉鐘擺回建制？ 2020年見真章
文章
2018 年 12 月 3 日
![]()
因為2016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引發的九西補選，上周日（11月25日）結束，和「311」（3月11日）補選同樣有出人意表的結果，連續兩次打破建制派無法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中獲勝的宿命。
猶記得「311」前，傳統分析認為，在泛民建制的黃金六四定律下，建制難以取勝。在新東和九西，雙方一向的得票差距頗大，新東更是泛民票倉，建制候選人無優勢可言，反而港島的雙方得票較接近五五，當時普遍認為陳家珮有力一拼，結果則是鄭泳舜在九西創造歷史，建制派首次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中獲勝。
鄭泳舜模式珠玉在前 泛民失策
鄭泳舜得票107,479，以2,419票力壓打着「反DQ（被取消資格）」旗幟的姚松炎（得票105,060），除了坊間說笑的「顏值票」外，我認為鄭泳舜有三大優勢。一、鄭泳舜已做了十年區議員，地區工作及網絡紮實，樁腳全力支持；二、他外形討好，背景中產，曾在海外留學，洗刷典型民建聯候選人的形象；三、宣傳攻勢一早起步，既打着「港姐藝人胡杏兒的姐夫」這身份，又出動謝霆鋒一起派飯等，大推明星效應。
對比泛民策略錯誤，高估「反DQ」效應，讓零地區工作的姚松炎空降，他的選舉手法離地，輕視基層區，結果在基層區失票而輸掉。
有了鄭泳舜珠玉在前，面對「1125」這第二場九西補選，建制派能否照辦煮碗，泛民能否汲取教訓，將會影響政壇大局，兩派陣營也不能掉以輕心。眾所周知，建制派原屬意前食衞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出選，估計由「民望高」出馬，配合地區樁腳出票，料可穩勝。惟高醫生一心重操故業，婉拒出戰，最終建制派由高醫生的前政助陳凱欣上陣。
陳凱欣沒個人票 動員建制明星
套用鄭泳舜的勝利模式，一、雖然陳凱欣沒地區經驗（李卓人也是空降的），但是建制派地區組織、區議員和樁腳傾巢而出，發揮了最大效用；二、陳凱欣比對手年輕得多，而且是女性，發揮了柔性力量。她既是政治素人，並無佔中、政改等包袱；但她曾經做過食衞局政助，熟悉政府運作及相關政策。三、宣傳來得猛，而且除了「全天候傍住」的高永文醫生，還動員了一批較少登場站台的前高官名人，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等，簡直是建制明星總動員。
在上述模式下，陳凱欣勝出了，得票106,457，比李卓人（得票93,047）和馮檢基（得票12,509）「加埋」的105,556票還要多出901票，證明在群星拱照下，素人也可過票。陳凱欣過了鄭泳舜99%的票，成績理想，可同時反映，她沒有個人票，在開拓票源方面沒有寸進。如果由高醫生出選，其知名度及個人魅力可能會吸納到二、三萬個人票、中產票，為建制派開拓票源。
泛民連輸兩局，而且對比2016年換屆選舉泛民得票16萬，今次李卓人和馮檢基總得票只有約十萬，流失6萬票，泛民擔心是應該的。而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過往泛民高舉的旗幟漸漸失色了。
一是意識形態動員，過往泛民打着反專制、反獨裁、反政府，即是反北京的旗幟，挑起恐懼，黑化建制，吸引憧憬西方民主，反對共產黨的市民支持；這種反對票在梁振英年代作用最大。梁振英與立法會關係對立，但凡有修例、撥款，泛民都會因為梁振英而反對。經典例子是《醫生註冊條例》，條例當中包括改革醫委會，加入非醫生、非業界代表（即病人組織代表），但當時泛民的拉布原因是不信任梁振英，也就不信任梁振英委任的人。在梁振英任內，社會撕裂嚴重，泛民高舉「反梁振英」這張王牌，無往而不利，2015年區議會選舉便有多名建制派因此掉馬。
泛民旗幟失色 難炒作谷投票
林鄭月娥上場後，懂得爭取不同黨派支持，向泛民伸出橄欖枝，例如向教育界增撥83億元教育新資源等，行政立法關係改善，社會氣氛緩和，即使近日「明日大嶼」計劃有爭議，也未能激發大量反對票。
二是政府在取締民族黨及馬凱被拒入境事件上，讓社會明白港獨是違法的、沒有空間的、沒有出路的。泛民大事炒作的馬凱事件，馬凱是外國記者，他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沒有香港居留權，政府拒絕他入境相信是因為他提供平台予陳浩天宣揚港獨，當中不涉侵犯其人權。
政府並沒有批評或阻止馬凱任何一篇新聞報道，沒有影響新聞自由，也沒有影響港人的言論自由，相信市民明白，因此港獨及人權等議題沒能炒成選舉議題而激發投票；也有分析指，李卓人無法吸納激進、本土派年輕人的票。
相對地，佔中搞手戴耀廷得不到中產人士支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在選舉日狙擊陳凱欣，這些不文明行為在很多市民，特別是中產眼中都是要不得的。
2019區會選舉 地區工作關鍵
三是泛民明星褪色。以往泛民明星例如李柱銘、余若薇出選，均能推高投票率，而投票率高便對泛民有利。2007年港島補選，陳方安生和我對決的「兩太之戰」，投票率便高達52.06%，甚至比2008年立法會大選投票率更高，皆因除了陣營票，我們兩位「阿太」的個人票、朋友票、粉絲票也紛紛出動。可是今次兩位泛民老將也有點過氣，未能發揮明星候選人的吸票作用，更沒法激起年輕人的投票意慾，故投票率只有44.45%。
因為宣誓風波引發的補選，還有一場新東之戰。新東本是泛民票倉，而且本土派活躍，2016年新東補選，本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便橫空得6萬多票，可是在泛民連敗兩回，年輕人有票不投的形勢下，泛民將派何人出選已夠他們頭痛。
至於2019區議會選舉，我始終認為紮實的地區工作才是致勝關鍵。兩年後的2020立法會換屆選舉，才能真正看清大局，且看鐘擺是否已擺回建制一邊。
|
12月5日，我在立法會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有33位議員發言，麥美娟、鄭泳舜、梁耀忠及尹兆堅4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在跨黨派支持下，我的議案及3個修正案均獲通過（鄭泳舜議員修正案撤回），反映議會認同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政府有必要盡快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水平及升幅、租務保障、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等等，讓21萬劏房居民得到保障。
可是，當日運輸及房屋局蘇偉文副局長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甚至憤怒。蘇副局官樣文章式的回應，把針對劏房的規管建議形容成一般房屋租賃，不冷不熱，不痛不癢，反映政府對毫無議價能力的基層劏房戶漠不關心，連研究立法的意欲都不大，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劏房居民大概會感到「心塞」。
反駁一：租務管制不會減少劏房供應
首先，蘇副局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是「適得其反」，會「減少出租房屋的供應」，「令業主更嚴格挑選租客」，「無法有效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等等，我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正確。
香港的情況與外國不同，基層市民一般寧願居於接近上班的地方，大量劏房單位集中於市中心，位置便利的劏房租金驚人，例如位於西區僅80呎的劏房，月租可高達8000元；加上房屋供應趕不上，劏房需求長期殷切，對業主而言是很吸引的市場。我便有律師朋友購入深水埗的舊樓單位，改裝成頗企理的劏房出租，租金回報率可高達雙位數字。正正因為投資劏房的回報率比起一般物業高那麼多，早前便有發展公司將豪宅劏成約530個分間單位，我就此向局長投訴，事後多個位於山頂、赤柱及壽臣山的「豪宅劏房」被地政總署「釘契」。由此預視，即使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業主依然有利可圖，劏房供應不會減少。
反駁二：不要用「干預自由市場」迴避規管
第二，蘇副局把租務管制形容為干預自由市場，認為「業主與租客在訂定租約時，應先行協議各項條款，包括終止租約的通知期和安排，以及租金和其他費用（例如水電費）的水平和計算方法。」我認為這正正是劏房戶面對的嚴峻問題－－他們欠缺議價能力，在缺乏規管的情況下，經常遭濫收水電費，甚至無理加租、逼遷而求助無門。11月28日，「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到立法會請願，多位劏房戶代表也表示面對這些困難，一家人前路茫茫，政府應該好好聽聽他們的聲音。因此我的動議及4位議員的修正案均要求當局為劏房單位設獨立水錶電錶，這種規管政府是有能力做到的。
蘇副局認為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Landlord and Tenant（Consolidation）Ordinance）會「對香港的物業權益（包括租住權）的轉讓制度產生基本影響」，我不苟同。這條例是香港法例第七章，歷史悠久，條例目標包括規管業主與租客的關係、規管租金水平及規管租金加幅等等，即是說，香港早已推行過租務管制。條例引進了幾種租金概念，包括「容許租金」（Permitted Rent）、「市面租金」（Prevailing Market Rent）及「標準租金」（Standard Rent），同時引入租約管制，例如訂明在若干情況下業主必須與租客續租、租客如遭剝削可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等等。今時今日，劏房戶遭剝削問題嚴重，政府不應以干預自由市場做擋箭牌，推搪迴避。
反駁三：過渡性房屋杯水車薪
第三，我在2016年參選行政長官時曾探訪劏房戶，了解他們的困難，隨即建議政府購入整棟工廠大廈，分間成指定單位，如當年的「臨時房屋區」般，用以安置正輪候公屋的市民，讓他們脫離生活條件惡劣的劏房。
蘇副局指「運房局轄下的專責小組會就過渡性房屋提供一站式的統籌支援，……包括就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財政資助等。」可是，我在12月3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詢問運房局局長陳帆時，他根本無法說出目前能提供的過渡性房屋的數量，只表示當局會利用政府的空置樓宇及由善心業主提供的廠廈，可見這類過渡性房屋的數量非常有限，相比21萬劏房居民絕對是杯水車薪。
反駁四：規管分間單位 英國新加坡早有先例
當日蘇副局的整體回應大耍語言偽術，把議員針對劏房的管制建議，說成一般房屋租賃管制，讓市民誤以為議員有意全面引進租務管制。可事實並非如此，我今次的議案是針對「分間樓宇單位」即劏房這特定房屋市場，希望保障基層市民。事實上，規管分間樓宇單位，英國新加坡早有先例，並非新事物，也不是不能做到。
我建議政府仿傚英國，按樓宇分類推行租務管制。英國很多城市都有劏房，很多初抵英國的南亞裔人士都居於劏房單位。英國政府早於1985年已就分租單位 （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作出初步定義，並於2004年通過《2004年住宅法》（Housing Act 2004），作出全面規管，引進一個新的房屋類別「大型分租單位（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即「A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254 to 259」，清晰界定哪類單位需受租務管制，並推出發牌制度，從而確保大型分租單位的安全、防火、衛生、採光標準符合規格。
新加坡政府也於2012年出招打擊「鞋盒屋（Shoe-box Housing）」，即面積500呎以下的單位，今年10月更公布新指引，規定發展商不可在中央區外興建平均面積少於915呎的私人樓宇單位。新加坡政府重視市民住屋環境的程度可見一斑，香港政府實在難望其項背。
可研究租金津貼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幾位議員的修正案均要求為已輪候公屋逾三年的劏房戶提供租金津貼。蘇副局的答案則是「在當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租金津貼很可能會促使業主上調租金，間接使租金津貼變成額外租金，租客未必能得到實質的幫助。」
我以往也對實施租金津貼有保留，想法與政府接近，擔心最終是業主得益。然而，我最近做過一些研究，認為若政府願意動腦筋制訂一些新措施，租金津貼可以考慮。例如像訂立印花稅那樣，租金津貼提交立法會便即時生效；或者引進條例，規定若租金加幅超過市面租金或容許租金，即規定業主必須減租；或者規定現有租客有優先拒絕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即現在租客拒絕續租，業主才可把單位租給他人等等。
總括而言，在公屋輪候時間創19年新高、長達5.5年，有21萬基層市民擠住租金昂貴卻環境惡劣的劏房的今天，我認為即使實施了劏房管制，在仍有合理利潤的情況下，劏房供應不會減少，因此，政府不能再推搪，必須盡快立法規管，保障基層市民。
我對運房局的消極態度極為失望，不排除新民黨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月初於溫哥華轉機時被補，事件震驚全球。
據悉，美國指控孟女士涉嫌透過香港公司Skycom 向伊朗出售通訊設備，違反美國制裁伊朗決議案。
加拿大當局是應美國要求扣留孟女士，美國亦已按美加兩國簽訂的引渡協議向加國要求引渡孟女士到美國受審。中方就此作出強烈抗議，並敦促加方立即釋放被拘押人員。
我相信是次拘捕行動與中美貿易及科技角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近年積極發展5G 網絡，在全球創科領域的影響力日增，無可避免會挑戰到美國作為傳統科技大國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近年頻頻向中國的科技巨企埋手，繼今年4 月封殺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後，這次又向華為開刀，其背後用意可謂昭然若揭。
英國廣播公司（BBC）近日刊登了一篇題為「5 張圖表看華為急速增長」的報道，指華為由一家小型交換機生產商搖身一變成今天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生產商，無疑是中國科技發展里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雖然華為的電訊設備曾被質疑存在保安風險，亦有傳美國極力游說其盟友棄用華為產品，但華為的全球市場佔有率依然穩步上揚。
載列於報道中的圖表和數據顯示，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是華為急促發展的關鍵，華為的盈利自2009年起持續上升，全年盈利在短短8年間由約200億美元急增至超過800億美元。
其次，華為同時為顧客提供高階及中低檔價位的智能手機選擇，成功在短期內打入海外市場，令華為上季的智能手機出貨量首次超越蘋果，躍升全球第二位。
承接上文，縱然中國沒有因入世而成為西式的民主國家，但這改變不了中美兩國在經濟上互相依靠的事實。
美國學者Dr. Zachary Karabell 表示，在經濟學上，美國沒有理據去發動這場冷戰；但在戰略上，又是否有需要？
美國時常認為自己需要一個敵人：過往的冷戰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抗爭；在美蘇對峙的時代，美國國安系統認為要不斷發展以對抗蘇聯；911 之後，美國忙於應付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挑戰。
不過，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地方大，人口多，加上近年軍事上的發展，及外交和經濟實力的擴張，被美國視為取代了蘇聯，成為新敵人，但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國也不想與美國有任何衝突。
中國在自己鄰近的南中國海顯示實力，目的是為了抗衡東亞其他國家如日本、南韓、泰國及越南，以保護自己的後花園，做法有如美國在19世紀推行的Monroe Doctrine，旨在保護拉丁美洲這個美國後花園。因此，美國應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
文章續指，美國國安系統將中國視為敵人或許滿足了21世紀的劇本需要，但這場冷戰並不會令美國變得更富裕、更安全，甚至更穩固。
對中國入口貨品加徵關稅改變不了現時中美兩國在供應鏈上的角色，生產重心亦不能因此而轉移到美國。
這場冷戰只是剛開始，但如果冷戰持續，最終只會傷害了一個互惠的經濟關係，更加會提高真正衝突的風險，對雙方不利。
美國時常都有先下手為強的想法，但這只是在極為罕有的情况下才需要出現。因此，美國宜懸崖勒馬。
美國學者Dr. Zachary Karabell指出，美國不斷指摘中國，刻意發動冷戰，做法並不必要。中國近年忙於擴張其勢力和影響力，包括透過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大型投資項目，以獲得天然資源、原材料及新市場；中國亦在南中國海建立軍事勢力，以擴大其勢力範圍，其實這做法與美國過往在拉丁美洲一樣。美國於19 世紀初推出一項名為 Monroe Doctrine 的外交政策，指明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花園，如其他歐洲國家進一步對拉丁美洲「打主意」，都會被視作侵略行動。因此，美國也有保護自己後花園的政策，中國擴張自己的勢力以保護自己領土，做法並無不妥。
文章續指，中國作為一個半經濟開放的國家，會限制美國及其他國家的電訊及網絡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但其實美國亦一樣，會排外以保護自己的敏感工業。美國又指摘中國會要求外國公司將科技轉移，以作為他們在中國營商的先決條件。但正如 Karabell 所指，如美國覺得這個做法有違世貿規則，大可向世貿投訴，而非發動冷戰。
作者表示，現時聽到最多的「埋怨」，是中國沒有實現當年美國對她加入世貿的期望。當年美國讓中國入世，除了放寬對中國的限制、令中國經濟起飛外，亦希望可以令中國變得更民主及自由。雖然自入世後，中國開放了自己的市場，讓美國的大企業，不論Nike、Starbucks 或蘋果，都在中國尋找到不少新商機，但不少未能分一杯羮的美商仍不滿意。
兩國的經濟互相依靠，縱然近年的增長放緩，但兩國的貿易金額仍超過7000億美元，關係依然密切。
美國智庫學者 Dr. Zachary Karabell 罕有在美國權威外交期刊 Foreign Policy 撰文，指特朗普政府刻意挑起冷戰，目的是營造一個假象，為美國製造一個敵人。第一件武器是加徵關稅：特朗普於今年3月下令對中國開出500億美元的貨品清單，第一輪的制裁於7月6日向340億的中國入口貨品加徵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第二輪於8月23日向餘下160億的中國入口貨品加徵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貿易戰於9月24日再度升溫，美國正式落實向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入口貨品加徵百分之十的關稅，稅率更會在明年1月1日調高至百分之二十五。雖然在近日的G20國峰會上兩國達成協議，休戰九十天，但如果雙方在九十天後仍未能達成共識，美國會依舊在明年將關稅提升至百分之二十五，進一步打擊雙方的貿易關係。
文章續指，第二件武器是美國傳媒對中國有不少負面報導。彭博有報導指中國供應商已成功入侵美國主要科技企業，但亞馬遜及蘋果等知名企業已相繼否認。面對美國一系列的報復性關稅及警告，中國已明確表示不會在受威脅下而妥協，更不會因此而向美國屈服。北京謹慎回應，態度雖然強硬，但十分克制。
Karabell表示美國不應把中國視作敵人，因為兩國的利益不存在矛盾。華府不應將中國的崛起視作為美國的衰落，這不是零和遊戲，現時美國種種做法，只會將中國推去敵對面。然而，這是不必要的，兩強可以共存，「一山可藏二虎」。
粉紅浪潮是美國現代女性爭取兩性平權的掙扎。
根據2016年10月世界經濟論壇中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指出全球男女要達致平等，按目前進展需時170年。我相信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場，他公然侮辱及貶低女性的作風，使性別差距再拉遠一段距離。這段日子美國的女性受夠了，似是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遂訴諸行動反抗起來，在2018年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掀起一場「粉紅浪潮」，締造了史上最多女性參選的創舉，她們來自各界，有科學家、退役戰士、律師、商界領袖、母親等不同身分，也成功造就新一屆國會女性議員數目創歷史新高，是新一個「女性之年」(Year of the Woman)，反映美國的女性希望有更多女性參議員代表她們的聲音。
過往兩年是女性備受蒙羞的年度，性侵性騷擾事件接連發生，引發全球性「Google罷工」(Google Walkout)及#MeToo運動。早前涉嫌性騷擾一名年輕女性求職者的Google X lab前總監德沃爾(Richard DeVaul)，於本年10月30日向Google請辭並獲允許。受性騷擾指控困擾的「Android之父」魯賓(Andy Rubin)離職時，Google仍向他支付一筆9000萬美元的巨額離職補償。美國性侵風氣成習，令女性覺醒起來，繼於11月1日Google女員工發起「Google罷工」示威活動，引發遍佈全球24個Google辦公室，男女員工離開辦公室罷工，要求公司高層正視性騷擾及歧視問題。而於較早前2017年10月起全球網上掀起#MeToo網上運動，大家facebook都被洗版了，各界鼓勵女性打破沉默，讓受害者勇敢地公開從前不敢告人的性騷擾歷史，倡議反性侵反性騷擾。
無論在職場上及公開場合上，特朗普的管治醞釀出是次「粉紅浪潮」，喚醒更多女性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並勇於爭取政治上及社會上應有的平等對待，值得全球女性借鑑。
上月初上映的Bohemian Rhapsody（港譯：《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述說Queen樂隊已故主唱Freddie Mercury 的一生。電影以樂隊最膾炙人口的首本名曲為片名，根據樂隊結他手Brian May的說法，Bohemian Rhapsody是Freddie Mercury的brainchild（ 原創作品）。Bohemia（波西米亞）位於今日捷克西部，但Bohemianism（波希米亞主義）卻與捷克風馬牛不相及。Bohemianism 起於19世紀初的法國，當時有不少藝術家聚居於物價、租金較為低廉的吉卜賽人區，逐漸衍生一種離群索居、和社會格格不入的藝術風格，可以說是當時的Hippies。當時法國人誤以為吉卜賽人來自波希米亞，故以Bohémien稱之。今時今日，Bohemian作為形容詞，泛指偏離社會主流風俗，略帶misfits（格格不入） 之意，這在曲中的歌詞亦有迹可尋。至於Rhapsody則是狂想曲，是古典音樂的曲式之一，通常具史詩般的氣勢和風格。Queen的Bohemian Rhapsody一曲由五段不同風格的部分組成，起承轉合俱備，以Rhapsody自居絕不為過。
至於歌詞的意思則眾說紛紜，有人說是Freddie Mercury對同性傾向的掙扎；例如 "Beelzebub has a devil put aside for me" 這一句就有人詮釋為天啟宗教形容罪人死後將接受的懲罰，"So you think you can stone me and spit in my eye?" 當中的stone 亦可能是指針對同性戀者的石刑，spit則意指社會普遍唾棄同性戀者。在文學當中，經常出現 The Tortured Artist 一說，通常指飽歷風霜、或內心充滿掙扎的人才能創造出偉大的文藝作品，例如詩人 Sylvia Plath 有嚴重的抑鬱症，最終自殺身亡；梵高的精神病亦令其自殘、自殺；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者，和Freddie Mercury 一樣。當時社會不接納同性戀，同性性行為亦是刑事罪行。
今時今日，已甚少聽聞有同志群體在文明社會面對暴力甚或生命威脅。精神病亦透過社會開始廣泛討論而逐漸去污名化。文明進步，可見於此。
在G20 峰會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又放狠話，揚言要對中國入口的汽車加徵百分之四十的關稅。有傳聞指美國曾要求其他西方國家罷買華為產品，又指控福建晉華生產的新記憶晶片，威脅美國軍用系統晶片供應商的生存空間，將晉華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向晉華出售零件、軟件及科技產品。
其實晉華與美國之間的糾紛，始於去年12 月，美國記憶體晶片生產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指控晉華抄襲其晶片設計。中國法院反告美光侵權，並在今年7 月頒布臨時禁令，禁止美光在中國出售26 種半導體產品。以上種種迹象顯示中國已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全面打壓的對象，現時兩大經濟體的對壘，有如冷戰重臨。
美國智庫Envestnet 的首腦Dr.Zachary Karabell 罕有在美國權威外交期刊Foreign Policy 撰文，表示若冷戰來臨，責任並不在中國。中美關係近年不斷轉差，最近更嚴重惡化，一切源於現任美國總統及他背後的國安組織，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敵人，因而營造一個假象，單方面啟動這場冷戰。Karabell 指出美國營造這對立關係是不必要的，因為這樣不會令美國變得更強大，亦不可能改變中國發展的軌道，新冷戰反而會產生更多問題。
文章續指，10 月4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了措辭非常嚴厲的「檄文」，全方位指摘中國極權、充滿奧威爾主義（專制色彩）及不斷向外擴張。彭斯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會再根據國際法規去討好及游說北京，而是會用「強而有力」的行動去懲罰中國，為這場冷戰揭開序幕。
因為2016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引發的九西補選，上周日（11月25日）結束，和「311」（3月11日）補選同樣有出人意表的結果，連續兩次打破建制派無法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中獲勝的宿命。
猶記得「311」前，傳統分析認為，在泛民建制的黃金六四定律下，建制難以取勝。在新東和九西，雙方一向的得票差距頗大，新東更是泛民票倉，建制候選人無優勢可言，反而港島的雙方得票較接近五五，當時普遍認為陳家珮有力一拼，結果則是鄭泳舜在九西創造歷史，建制派首次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中獲勝。
鄭泳舜模式珠玉在前 泛民失策
鄭泳舜得票107,479，以2,419票力壓打着「反DQ（被取消資格）」旗幟的姚松炎（得票105,060），除了坊間說笑的「顏值票」外，我認為鄭泳舜有三大優勢。一、鄭泳舜已做了十年區議員，地區工作及網絡紮實，樁腳全力支持；二、他外形討好，背景中產，曾在海外留學，洗刷典型民建聯候選人的形象；三、宣傳攻勢一早起步，既打着「港姐藝人胡杏兒的姐夫」這身份，又出動謝霆鋒一起派飯等，大推明星效應。
對比泛民策略錯誤，高估「反DQ」效應，讓零地區工作的姚松炎空降，他的選舉手法離地，輕視基層區，結果在基層區失票而輸掉。
有了鄭泳舜珠玉在前，面對「1125」這第二場九西補選，建制派能否照辦煮碗，泛民能否汲取教訓，將會影響政壇大局，兩派陣營也不能掉以輕心。眾所周知，建制派原屬意前食衞局局長高永文醫生出選，估計由「民望高」出馬，配合地區樁腳出票，料可穩勝。惟高醫生一心重操故業，婉拒出戰，最終建制派由高醫生的前政助陳凱欣上陣。
陳凱欣沒個人票 動員建制明星
套用鄭泳舜的勝利模式，一、雖然陳凱欣沒地區經驗（李卓人也是空降的），但是建制派地區組織、區議員和樁腳傾巢而出，發揮了最大效用；二、陳凱欣比對手年輕得多，而且是女性，發揮了柔性力量。她既是政治素人，並無佔中、政改等包袱；但她曾經做過食衞局政助，熟悉政府運作及相關政策。三、宣傳來得猛，而且除了「全天候傍住」的高永文醫生，還動員了一批較少登場站台的前高官名人，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等，簡直是建制明星總動員。
在上述模式下，陳凱欣勝出了，得票106,457，比李卓人（得票93,047）和馮檢基（得票12,509）「加埋」的105,556票還要多出901票，證明在群星拱照下，素人也可過票。陳凱欣過了鄭泳舜99%的票，成績理想，可同時反映，她沒有個人票，在開拓票源方面沒有寸進。如果由高醫生出選，其知名度及個人魅力可能會吸納到二、三萬個人票、中產票，為建制派開拓票源。
泛民連輸兩局，而且對比2016年換屆選舉泛民得票16萬，今次李卓人和馮檢基總得票只有約十萬，流失6萬票，泛民擔心是應該的。而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過往泛民高舉的旗幟漸漸失色了。
一是意識形態動員，過往泛民打着反專制、反獨裁、反政府，即是反北京的旗幟，挑起恐懼，黑化建制，吸引憧憬西方民主，反對共產黨的市民支持；這種反對票在梁振英年代作用最大。梁振英與立法會關係對立，但凡有修例、撥款，泛民都會因為梁振英而反對。經典例子是《醫生註冊條例》，條例當中包括改革醫委會，加入非醫生、非業界代表（即病人組織代表），但當時泛民的拉布原因是不信任梁振英，也就不信任梁振英委任的人。在梁振英任內，社會撕裂嚴重，泛民高舉「反梁振英」這張王牌，無往而不利，2015年區議會選舉便有多名建制派因此掉馬。
泛民旗幟失色 難炒作谷投票
林鄭月娥上場後，懂得爭取不同黨派支持，向泛民伸出橄欖枝，例如向教育界增撥83億元教育新資源等，行政立法關係改善，社會氣氛緩和，即使近日「明日大嶼」計劃有爭議，也未能激發大量反對票。
二是政府在取締民族黨及馬凱被拒入境事件上，讓社會明白港獨是違法的、沒有空間的、沒有出路的。泛民大事炒作的馬凱事件，馬凱是外國記者，他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沒有香港居留權，政府拒絕他入境相信是因為他提供平台予陳浩天宣揚港獨，當中不涉侵犯其人權。
政府並沒有批評或阻止馬凱任何一篇新聞報道，沒有影響新聞自由，也沒有影響港人的言論自由，相信市民明白，因此港獨及人權等議題沒能炒成選舉議題而激發投票；也有分析指，李卓人無法吸納激進、本土派年輕人的票。
相對地，佔中搞手戴耀廷得不到中產人士支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在選舉日狙擊陳凱欣，這些不文明行為在很多市民，特別是中產眼中都是要不得的。
2019區會選舉 地區工作關鍵
三是泛民明星褪色。以往泛民明星例如李柱銘、余若薇出選，均能推高投票率，而投票率高便對泛民有利。2007年港島補選，陳方安生和我對決的「兩太之戰」，投票率便高達52.06%，甚至比2008年立法會大選投票率更高，皆因除了陣營票，我們兩位「阿太」的個人票、朋友票、粉絲票也紛紛出動。可是今次兩位泛民老將也有點過氣，未能發揮明星候選人的吸票作用，更沒法激起年輕人的投票意慾，故投票率只有44.45%。
因為宣誓風波引發的補選，還有一場新東之戰。新東本是泛民票倉，而且本土派活躍，2016年新東補選，本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便橫空得6萬多票，可是在泛民連敗兩回，年輕人有票不投的形勢下，泛民將派何人出選已夠他們頭痛。
至於2019區議會選舉，我始終認為紮實的地區工作才是致勝關鍵。兩年後的2020立法會換屆選舉，才能真正看清大局，且看鐘擺是否已擺回建制一邊。
自從中國「富起來」，中國城市成為了緬因州龍蝦的主要市場。今年7月，中國對美國入口的海產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對緬因州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有見及此，上文提及的《彭博周刊》文章指出緬因州的龍蝦出口商MarkBarlow 嘗試開發新市場，將龍蝦出口至其他東南亞國家，包括新加坡及台灣等地。前銀行家Luke Holden 於2009年開設龍蝦餐廳Luke's Lobster，現時已成為一所國際龍蝦連鎖店，他表示他面對兩大難題：一、加拿大的威脅；二、行業面臨結構性的改變。
由於中國沒有對加拿大實施關稅，加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與歐盟簽訂的貿易協議，加拿大的殼類水產出口到歐洲是免關稅的，而美國出口到歐洲的龍蝦則有百分之八的關稅。由此可見，單單是出口到歐洲的龍蝦已令美國失去競爭力，更不用說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因此，緬因州的龍蝦商打算經營保稅區，將入口的龍蝦儲存在保稅區內，再直接將龍蝦運送至歐盟及中國，以避開關稅。他們又會將龍蝦運送到加拿大然後再轉運到中國售賣，但加拿大的龍蝦商亦對此做法表示十分不滿，認為不是在加拿大出產的龍蝦不可當成加拿大的出售。
文章又指出，另一難題是行業面對結構性的改變。現時，中國的海鮮公司已直接與加拿大批發商聯絡，每星期安排包機將龍蝦直接由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運送到中國，令緬因州的龍蝦商生意大減。
由此可見，關稅大大影響貿易，加上氣候暖化，令水溫上升，龍蝦的棲息地亦會逐漸北移，緬因州的龍蝦會因而逐漸減少。面對貿易戰不斷升溫及行業的變遷，緬因州的龍蝦商只感到前路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