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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防疫基金 應照顧漏網之魚
文章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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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香港足足一年，第4波疫情相當嚴峻，清零之路漫長；百業蕭條，經濟民生大受打擊，市民苦不堪言。為了救經濟、保就業，特區政府先後於2月、4月和9月推出了3輪「防疫抗疫基金」，再加上《財政預算案》的紓困措施，合共逾3,000億元，支援受疫情打擊的各行各業。不過因為疫情持續時間太長，3輪基金後仍是一池死水，特區政府必須再次出手，又於12月宣布推出第四輪基金共64億元，繼續幫各行業保命。
最新基金補助 餐飲業佔過半
表面上，第四輪基金照顧了多個行業，包括餐飲業、美容院、按摩院、派對房間、飯商、校巴、幼兒中心、健身中心、補習學校、藝術文化界，甚至遊戲機中心及麻將館等等，但是支援方法不外乎是向過往三輪基金已獲補助的受影響業界加碼，其他受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士則未能受惠。加上今次基金過分側重單一行業，餐飲業的支援金額達34億元，佔總數過半，達53%，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特區政府的做法難免讓人詬病。
特區政府做法守舊，只因循舊有模式，貪求行政方便，只根據發牌制度、有規管的行業、強積金戶口來「認行業」、「認人頭」，於是很多制度外的行業、工種、自僱人士、自由業者、散工，便成為漏網之魚，得不到支援，分分鐘一蚊都拿不到，因而叫苦連天，我便收到很多求助。
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把手伸長一點，盡力幫助這些漏網之魚，我在這裏簡單列舉幾個例子吧。
食肆面積計算資助 恐傾斜大集團
第四輪基金的「餐飲處所資助計劃」旨在援助因特區政府推行社交距離措施以致生意受到嚴重影響的食肆，指定持有普通食肆牌照、小食食肆牌照、水上食肆牌照和工廠食堂牌照的4類食肆，資助金額則以食肆處所的面積計算，700平方米以上的處所可獲50萬資助，傾斜大集團的味道甚濃，而且遺漏了持「食物製造廠」牌照的食肆。
特區政府指，「食物製造廠」牌照所涵蓋地方是純粹製造食物，光顧的客人只可外賣不准堂食，因而不受禁晚市堂食的影響，惟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以西九龍中心美食廣場為例，大業主在中心7樓及8樓持有6個「食物製造廠」牌照，並將場地劏開，分租予大約40間小型美食檔。這些美食檔明顯經營堂食，卻得不到補助。再者，這些微企很多是家庭式作業，大抵也未能受惠於「保就業」計劃，好些攤檔捱不住，已經結業了。
特區政府既然認為「多年來，食物業界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FCR（2020-21）77），便不應厚此薄彼，傾斜大集團，而冷待這些微型食肆。
第二類得不到補助的，是自由音樂人、演奏者。
根據第四輪基金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必須是因為 各藝文場地 關閉而受影響的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才獲得補助，粵劇界從業員則可透過香港八和會館作為代理人獲得資助。然而，社會上有一群與 康文署及八和會館 都沾不上邊，也沒有在 上述藝文場地 演出的音樂人，他們平日在主題節慶、公司聚餐、私人派對或婚禮等活動上表演，疫情下大多已一年沒有工作，卻遭特區政府遺忘，得不到補助。
自由音樂人 亦遭政府遺忘
我收到這些音樂人的求助，有的表示因欠租已沒地方住，有的查詢哪裏可取得食物券，反映他們的情況很惡劣。
這批人為數不多，估計大約1,000、2,000人，卻因為是自僱人士，大多沒有強積金戶口，特區政府認為難以核實他們的職業及收入。我理解官員的想法，但是正因為這批音樂人「甚麼也沒有」，才更需要特區政府支援！我認為官員應突破舊有行政手段，想一些新的方法，例如若他們能提交這一年內的工作證明、收入證明或客戶支薪單據等等，便可獲得補助。
旅業支援 獨漏跨境觀光巴士
第三類被特區政府遺忘的是旅遊業者，不過並非旅行社、導遊或領隊，而是跨境旅遊觀光巴士的持牌人。
旅遊業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受影響的行業，這點無容置疑，特區政府在之前的3輪基金及「保就業」計劃都提供了極大支援，本年度《施政報告》亦為旅遊業推出了額外5.6億元紓困措施，旅行社、導遊、領隊及旅遊巴司機等大致都囊括了，卻偏偏沒有跨境旅遊觀光巴士的份。可是在旅遊業大停頓下，跨境旅遊觀光巴士同樣零生意，特區政府不能獨漏他們。
篇幅所限，我在這裏只是略為舉例，但我深信社會上仍有其他極需補助的行業。我期望特區政府拿出多一點魄力，花多一點腦汁，思考多一些新方法，幫助更多行業及從業員捱過疫境，絕處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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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香港足足一年，第4波疫情相當嚴峻，清零之路漫長；百業蕭條，經濟民生大受打擊，市民苦不堪言。為了救經濟、保就業，特區政府先後於2月、4月和9月推出了3輪「防疫抗疫基金」，再加上《財政預算案》的紓困措施，合共逾3,000億元，支援受疫情打擊的各行各業。不過因為疫情持續時間太長，3輪基金後仍是一池死水，特區政府必須再次出手，又於12月宣布推出第四輪基金共64億元，繼續幫各行業保命。
最新基金補助 餐飲業佔過半
表面上，第四輪基金照顧了多個行業，包括餐飲業、美容院、按摩院、派對房間、飯商、校巴、幼兒中心、健身中心、補習學校、藝術文化界，甚至遊戲機中心及麻將館等等，但是支援方法不外乎是向過往三輪基金已獲補助的受影響業界加碼，其他受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士則未能受惠。加上今次基金過分側重單一行業，餐飲業的支援金額達34億元，佔總數過半，達53%，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特區政府的做法難免讓人詬病。
特區政府做法守舊，只因循舊有模式，貪求行政方便，只根據發牌制度、有規管的行業、強積金戶口來「認行業」、「認人頭」，於是很多制度外的行業、工種、自僱人士、自由業者、散工，便成為漏網之魚，得不到支援，分分鐘一蚊都拿不到，因而叫苦連天，我便收到很多求助。
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把手伸長一點，盡力幫助這些漏網之魚，我在這裏簡單列舉幾個例子吧。
食肆面積計算資助 恐傾斜大集團
第四輪基金的「餐飲處所資助計劃」旨在援助因特區政府推行社交距離措施以致生意受到嚴重影響的食肆，指定持有普通食肆牌照、小食食肆牌照、水上食肆牌照和工廠食堂牌照的4類食肆，資助金額則以食肆處所的面積計算，700平方米以上的處所可獲50萬資助，傾斜大集團的味道甚濃，而且遺漏了持「食物製造廠」牌照的食肆。
特區政府指，「食物製造廠」牌照所涵蓋地方是純粹製造食物，光顧的客人只可外賣不准堂食，因而不受禁晚市堂食的影響，惟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以西九龍中心美食廣場為例，大業主在中心7樓及8樓持有6個「食物製造廠」牌照，並將場地劏開，分租予大約40間小型美食檔。這些美食檔明顯經營堂食，卻得不到補助。再者，這些微企很多是家庭式作業，大抵也未能受惠於「保就業」計劃，好些攤檔捱不住，已經結業了。
特區政府既然認為「多年來，食物業界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FCR（2020-21）77），便不應厚此薄彼，傾斜大集團，而冷待這些微型食肆。
第二類得不到補助的，是自由音樂人、演奏者。
根據第四輪基金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必須是因為 各藝文場地 關閉而受影響的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才獲得補助，粵劇界從業員則可透過香港八和會館作為代理人獲得資助。然而，社會上有一群與 康文署及八和會館 都沾不上邊，也沒有在 上述藝文場地 演出的音樂人，他們平日在主題節慶、公司聚餐、私人派對或婚禮等活動上表演，疫情下大多已一年沒有工作，卻遭特區政府遺忘，得不到補助。
自由音樂人 亦遭政府遺忘
我收到這些音樂人的求助，有的表示因欠租已沒地方住，有的查詢哪裏可取得食物券，反映他們的情況很惡劣。
這批人為數不多，估計大約1,000、2,000人，卻因為是自僱人士，大多沒有強積金戶口，特區政府認為難以核實他們的職業及收入。我理解官員的想法，但是正因為這批音樂人「甚麼也沒有」，才更需要特區政府支援！我認為官員應突破舊有行政手段，想一些新的方法，例如若他們能提交這一年內的工作證明、收入證明或客戶支薪單據等等，便可獲得補助。
旅業支援 獨漏跨境觀光巴士
第三類被特區政府遺忘的是旅遊業者，不過並非旅行社、導遊或領隊，而是跨境旅遊觀光巴士的持牌人。
旅遊業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受影響的行業，這點無容置疑，特區政府在之前的3輪基金及「保就業」計劃都提供了極大支援，本年度《施政報告》亦為旅遊業推出了額外5.6億元紓困措施，旅行社、導遊、領隊及旅遊巴司機等大致都囊括了，卻偏偏沒有跨境旅遊觀光巴士的份。可是在旅遊業大停頓下，跨境旅遊觀光巴士同樣零生意，特區政府不能獨漏他們。
篇幅所限，我在這裏只是略為舉例，但我深信社會上仍有其他極需補助的行業。我期望特區政府拿出多一點魄力，花多一點腦汁，思考多一些新方法，幫助更多行業及從業員捱過疫境，絕處逢生。
擾攘多時的《禁止蒙面規例》是否合憲的司法覆核官司終於了斷，終審法院於12月21日裁定特區政府終極勝訴，裁定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合法合憲。泛民終極敗訴，要付「堂費」。這官司走過三審10位大法官，除了申請人破天荒有25名時任及前任泛民立法會議員外，更動用了星級大律師13人，可謂非常大陣仗。
猶記得當初原訟庭接納《基本法》只授權立法會制訂本地法例，裁定《緊急法》違反《基本法》、《禁止蒙面規例》違憲時，泛民一審贏了，喜不自勝，言論大言不慚，如今看來，都是妄語，信唔過。之後，上訴庭指《緊急法》由1922年訂立至今，期間制訂過多條緊急規例，遇過兩次司法覆核挑戰均勝訴，而且回歸時，人大常委會並沒宣布《緊急法》與《基本法》有牴觸，根據法律的延續性大原則，《緊急法》在回歸後繼續有效，認為《緊急法》沒有違憲，《禁止蒙面規例》則是根據《緊急法》合法制訂。
終審法院三審也對《緊急法》和《禁止蒙面規例》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Issues）及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Issues）作了十分詳細的審查。
首先，終審法院指出，雖然根據《基本法》，立法權力歸於立法會，但立法會可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附屬法規。而根據《緊急法》在緊急及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訂附屬法規的權限，既寬廣且有彈性（wide and flexible），也受多層制約。只要依法行事，無越權，又能夠通過法院訂定的測試標準，便沒有違憲。
第二，任何法例的訂立都有其背景。終院判詞以詳盡篇幅列出反修例抗爭演變成黑暴的8大重點，指出抗爭者蒙面後起了「壯膽作用」（emboldening effect），行為愈來愈離譜，法治及社會秩序受嚴重破壞，說明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的合理性。這8大重點包括：
1、抗爭次數愈來愈多及頻密，規模愈來愈大；
2、暴力程度逐次升級，大量使用汽油彈等，社會秩序崩潰；
3、抗爭者採用「黑群」戰術，以黑衣物黑面罩隱藏樣貌，企圖躲過警方追捕；
4、和平集會往往演變成暴動；
5、愈來愈多年輕人及學生參加抗爭及暴動；
6、無辜途人遭「私了」，包括一人遭縱火燒傷及一人遭磚頭擲中致死；
7、即使《禁止蒙面規例》生效後暴動沒止息，公共及交通設施遭破壞；
8、抗爭者蒙面妨礙警方有效使用催淚煙，警方需要提升武力級別才能驅散人群，愈來愈多人被拘捕。
第三，終審法院指《禁止蒙面規例》是政府對上述社會情況所作的相稱回應，符合「相稱驗證法」（Proportionality Test）的四個原則，即目標要合法、措施要與目標有合理關係、有合理需要和在個人權益及社會整體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即是說，終審法院認同雖然《禁止蒙面規例》限制集會、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但是這些權利並非絕對，而是可以受到合法限制的。當公眾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權利受侵害，上述權利便要受合適的限制。因此，《禁止蒙面規例》禁止市民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時蒙面，是合乎比例的，並已在顧及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歸根究底，這場司法覆核並非源於《禁止蒙面規例》本身，而是源於去年黑暴嚴重破壞社會安全及秩序，而終院的判決證明社會需要適當的法律工具以保障整體利益。這次終院判詞理據清晰，簡單易讀，堪稱判詞範本，相信對下級法庭有指導作用，也有助社會撥亂反正，意義重大。在此，祝願黑暴隨2020年離去不返，市民共迎平安新年。
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撰文 : 黎棟國，原文刊載於東方日報)
https://npp.org.hk/npp/article/p/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
歷任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都曾遭詬病欠缺長遠規劃藍圖，大多在不同範疇設立各種基金、委員會等等，老調不斷重彈，沒甚麼新意。相對地，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多了長遠計劃，內容算是豐富，除了強調有中央支持，香港如何配合大灣區發展外，還有「堅持一國兩制」、「走出疫境」、「注入經濟新動力」、「增加房屋與土地」、「建設宜居城市」、「持續改善民生」及「培育人才及青年發展」7大範疇。
當中，「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港鐵研究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及南港島綫（西段）等都屬長遠規劃；行政長官積極推動的「明日大嶼」更是紙上造地的超長遠願景，不單落實需時，能否成事還要視乎特區政府的魄力及執行能力。
如果沒有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如果2020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沒有下跌3.4%（預計全年衰退6.1%）、如果失業率沒有高升至6.4%、如果沒有滿街吉舖，我相信廣大市民會對這份《施政報告》更加喜聞樂見。
市民最期待 大規模救市措施
可是，現實很骨感。第四波疫情的確診數字日創新高，歌舞群組已累計300多人確診，連養和醫院都失守有小型爆發，小市民面對失業威脅和沉重的經濟壓力，市民最期待的是大規模救市措施，盡快實施全民強制檢測，盡快清零，盡快和內地通關，盡快回復正常工作及生活，重新推動經濟活力。
偏偏這份《施政報告》沒提救市方案，「走出疫境」的部分只有6段，盡管標題是「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強調「必須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第35段），卻只提出「更廣泛地推行沒有病徵人士『願檢盡檢』，或再次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第35段），並沒提及全民強制檢測，也沒對何時通關作出承諾。
專家指出，全民強制檢測不單需要龐大的工作人手、化驗人員、化驗室、試劑，市民接受檢測後需禁足至少7天，以確保沒有把病毒傳開，並要解決市民禁足期間的一日三餐，追蹤系統亦要更精密、更先進，現在的「安心出行」程式未能應付。甚至有官員以為，全民強制檢測等於封城、停股市，經濟損失會很慘重。
願檢盡檢 不能截斷社區傳播
說穿了，特區政府認為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困難重重，在「措施的法律基礎、市民的承受能力和對經濟的影響」（第33段）之間卻步，沒有信心實施。
我認為特區政府沒看清的是，所謂「願檢盡檢」，正正走漏「不願意檢」或有意隱瞞的人士，不能揪出所有隱形傳播者，因此不能截斷社區傳播鏈，第四波爆發就是「內防反彈」失敗。
「外防輸入」方面，香港的入境檢測措施及隔離安排一直被批漏洞重重，例如沒有專車接載檢疫人士到指定檢疫地點、沒有指定檢疫酒店、留宿檢疫酒店的又可以離開房間或接受探訪等等。我認為必須採取更嚴謹的措施，做到滴水不漏，例如境外回港人士須強制隔離21日，提高回港的時間成本，從而減少入境人數等等。
長痛還是短痛？ 港府要抉擇
眼看第四波疫情愈爆愈勁，經濟將進一步萎縮，特區政府要抉擇，香港要走向「內循環」或「外循環」？要長痛還是短痛？
要救市，要提振經濟，便需盡快清零，讓內地接受香港是低風險地區，同意通關，恢復經濟活動，走向「內循環」。我認為全民強制檢測是重要一步，即使市民要禁足數天，也是短痛，相信市民願意配合忍耐。再者，我不認為實施全民強制檢測等於封城或停股市，藥房、超市、緊急服務等將維持，特區政府做好安排及宣傳便可。
若特區政府繼續所謂「張弛有度」的抗疫態度，維持「外循環」及境外輸入，不敢推行全民強制檢測，社會只會持續有隱形傳播，久不久爆發一波，難道我們只能坐等疫苗？屆時香港的經濟將會萎縮到甚麼地步？民怨又會累積多深？
在周六(11月21日)的衛生防護中心記者會上，張竹君醫生指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升得來勢洶洶」，讓市民的抗疫神經又再繃起來。事實上，周六那天單日有四十三宗確診個案，初步確診個案逾六十多宗，是久違了的「大額數字」；跳舞群組反映群聚活動始終高危，社區傳播鏈仍在。
新冠病毒傳播力強，人類防不勝防。即使中國在很早期已控制疫情，至今仍有零星個案，最近(11月13日)便有單日通報國內五個地方(山東、湖北、福建、甘肅、河南)在進口冷凍食物包裝上驗出新冠病毒；也有發現物傳人的個案。在食物包裝上驗出新冠病毒並非新鮮事，香港也曾於6月爆發馬莎群組，確診者便是包裝工場員工，負責為進口蔬果貼上標籤。希望政府部門把好關，嚴防病毒隨入口冷凍食物包裝來襲。
聖誕臨期，將會有大量香港留學生返港，要避免疫情像第二波那樣爆發，特區政府必須吸取教訓，未雨綢繆，加強入境檢疫工作，例如檢疫人士必須入住指定檢疫設施，確保他們在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並須謝絕探訪等等，要做到滴水不漏才可。
猶記得數月前，澳洲維多利亞省疫情大爆發，就是因為入境檢疫出現重大漏洞，檢疫酒店措施粗疏，部分保安員同時兼職酒店及老人院，病毒從入境人士傳給保安員再傳給老人院長者，引致社區大爆發。維多利亞省封城六星期，幾乎停止一切活動，疫情才受控，期間人命及經濟損失慘重，反映入境檢疫何等重要。
香港的第四波疫情究竟是小波濤還是大爆發，接下來十四天自有分曉。若特區政府抗疫一年仍未能吸取教訓，未能及早果斷地推出措施，大力遏止疫情，市民必會大失所望。
原定於2020年9月19日舉行的新西蘭大選已於10 月17 日完成，由工黨取得眾議院過半數議席，年僅40歲的女工黨黨魁，也是上屆總理的傑辛達· 阿德恩（Jacinda Ardern）成功連任。《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在大選前刊登文章 'Jacinda-mania' is Back in New Zealand ，剖析阿德恩的性格特點和個人魅力。
文章指，阿德恩的強項是擁有「真誠和同理心」（authenticity and ability to relate to others）。這種個性讓她安然度過上屆的黑暗時期，包括造成51人死亡的恐襲、21 人死亡的火山爆發，以及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文章也指，雖然阿德恩未能有效應對房屋、貧窮兒童等問題，加上「經濟蕭條」（ slumping economy），以及敵對的國家黨利用減稅政策「討好」（woo）選民，但是阿德恩的人氣絲毫未受「損傷」（dent）。文中的 dent 為動詞，而其名詞的意思是「凹陷」，一般形容受猛烈撞擊形成的凹陷。
阿德恩的抗疫措施成功抑制新冠肺炎蔓延，使她於各項競選民調中脫穎而出。10 月1 日，阿德恩前往尼爾森進行造勢活動時更「受支持者簇擁」（was mobbed by supporters）。文中的 mob是動詞，若以名詞形態出現時，其釋義為「一大群人」，在某些特別的情况中更可解作「一群罪犯」。
工黨前黨魁安德魯· 利特爾（Andrew Little ）自2017 年「把領袖的位置授予阿德恩」（ handed Ardern the reins ）後，工黨終於大獲全勝，成為新西蘭國會的執政黨。文章認為，這位年輕的女總理在上屆就任時，已在政壇迅速「上位」。Hand over the reins 是隱喻（metaphor），通常用於上級卸任時權力交接的情境，例如： The manager handed over the reins to him before he left the company（經理離任前把職權交付給他）。
相信這篇文章見報時，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初步完成，進入點票階段。然而在選舉前夕，不少美國學者均表示，若由特朗普勝出大選，將是美國地位勢力的結束（the end of American power）。美國新聞網站沃克斯（Vox）刊登Sean Illing 與美國學者Pippa Norris 的對談2020 election: Why the Republican Party threatens democracy ，指出11 月大選中，若由共和黨繼續勝出，將是對美式民主的考驗，認為這場選舉並非選出美國領袖那麼簡單，而是將民主的前途放在選票上（democracy on ballot），也是對美國人民的考驗，因為他們的選票終將導向往後「自由民主」何去何從。
Norris 指出，共和黨近年發展愈趨惡劣。他們的「鐵票」中，大部分都是年老的白種人，而這個群組正持續老化及萎縮。特朗普掌政的四年裏，共和黨不斷利用權力更改遊戲規則，只為方便獲取自身政治利益，其實是扭曲美國的民主進程，因此值得抨擊。
Norris 提到美國選舉的其中一項難處，是各州份有不同的選舉制度。這樣一來，如果只要一個州份發生爭議，整個選舉進程都會被拖延。例如，在2000年喬治布殊對戰戈爾的大選中，由於佛羅里達州的點票工作出現問題，直接拖慢了整個點票過程，最後需要法院為誰主白宮裁決。而且，兩黨掌控不同州份的政府，使出各種對己有利的手段，與香港的選舉截然不同。在香港，選舉委員會獨立於各黨派，負責按照法例監察整場選舉和安排行政事宜，並不能輕易更改程序，以示公平公正。
除此以外，2019 年，Norris 曾諮詢2000 位專家有關全球主流政黨，分別在稅務政策、醫療福利及環境政策等議題上的取態。結果顯示，美國共和黨的政綱與歐洲非法政黨相似，如希臘新法西斯主義組織金色黎明（Golden Dawn），處處透露着民主將在美國逐漸變質的迹象。
第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周在北京閉幕（10月29日），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為國家的未來5年發展定調；而在「公報」中有關香港的表述，則因為只有「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短短13字，引起各種解讀，有說已沒提及「一國兩制」，甚至揣測及憂慮中央政府不再重視香港，擔心香港被邊緣化等等。
我認為上述分析過於片面。每次這類會議或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中提及港澳，都反映中央領導人的最新思維，而要理解當中深意，香港如何配合推進，需看全局。
正如去年10月舉行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一句「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25字反映香港回歸以來遲遲未就《23條》自行立法，存在國家安全的短板及法律漏洞，掀開「港區國安法」的序幕。今年5月，人大會議審議了「港區國安法」的議案。6月30日，「港區國安法」便在香港正式實施，同時成立了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特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等。隨後陸續有反對派、港獨派及勇武派活躍分子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被捕。對中央政府來說，「港區國安法」算是成功落地，穩住了局面。
香港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迎來五中全會那13字珍言的。我認同有內地學者分析，指「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長期繁榮穩定」是香港必須維持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國家建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升自己，更有作為。
棄粗放型經濟 科技創新成重點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等重要方向。五中全會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作視像致辭，也是強調「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說來說去，重點詞就是「科技創新」，反映國家未來的發展重點，已擺脫過往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及高速增長的態勢，開始調整至重質多於重量，達致提高人民各方各面生活水平的目標。
在這個格局下，香港應該怎樣作為？我認為，在既有優勢之上改革、創新、提升水平，是必須的、重要的。這樣才能做到五中全會提出的「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引進專才 加快發展河套創科園
例如行政長官剛於10月30日與廣東省省長簽署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便是好的開始。粵港兩地將共同推進8大範疇共57項措施，包括「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等等。香港大可好好運用既有的國際化優勢及科研環境，引進更多國際化科技專才及學者，打造高端科技產業，以及加快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都會有利粵港合作，有利香港高新科技的長遠發展。
總括而言，我認為國家今後的惠港政策，不會再像2003年那樣送來大量「自由行」旅客，反而會着重如何讓香港融合國家科技創新的發展大局。至於行政長官的藍圖內容及實質措施，相信待她上京歸來，便有分曉。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倉促解散的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在上周二(10月27日)早上企圖進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不過手還沒拍上領事館的門，在一馬路之外的啡咖店被警方國安處拘捕了，尋求美國政治庇護的行動，功虧一簣。
今次不是鍾翰林第一次被捕，早於今年7月，他便因涉嫌分裂國家等罪被捕，當時獲准保釋，但是扣起了護照，不能離開香港。原本按照事態發展，他只要按時向警方報到，本可維持人身自由。如今他再次被捕，被控分裂國家、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及洗黑錢等罪名。而更重要的是，法官指他有棄保潛逃的可能(都企圖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了)，拒絕其保釋申請，即時還柙壁屋懲教所至明年1月7日再訊。即是說，他連原本保有的人身自由都即時失去了。
鍾翰林有港獨背景，有國安官司在身，大抵真的很想逃離香港。可是證件已被扣留，想循合法途徑離港幾乎是沒可能；循海路的話，分分鐘會重蹈「十二瞞逃」覆轍，遭公安拘捕，風險甚高。搜索枯腸，最終想到政治庇護這條「絕世好橋」。
協助鍾翰林的組織向傳媒表示，行動前已與美國政府聯繫，他們指控領事館沒有即時伸出援手十分可恥。我不知道他們與美國政府的「誰」聯繫，但是他們以為步入領事館便「安全」的想法，相當無知。
鍾翰林只有19歲，本身只是學生，未知他(及背後協助他的組織)是否理解何謂政治庇護(political asylum)。根據國際慣例，政治庇護是指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原居地，在抵達目標國家後，向當地政府尋求庇護，要求留在當地。一般而言不會作境外處理。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已公開回應事件，指申請庇護的人士只能在到達美國後才可提出申請，領事館不會提供政治庇護 。換句話說，即使鍾翰林成功進入領事館，也是徒然。
還有，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及其他相關法例，雖然領事館內香港法律管不到，但只要該人踏出領事館一步，香港的執法機關便可對其執法。難道鍾翰林想好像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那樣，躲在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避足七年？
從鍾翰林「如此這般」被捕看來，這些所謂港獨派、勇武派，不單「理想」走歪，而且思想相當幼稚天真，年輕人一生前途從此毁，哀哉！
西方國家素來擁抱「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更認為民主最能保障公民的人權和自由。數百年來，民主使西方國家富強，造就人民美好生活，因此很多國家或地區均希望跟隨西方國家的腳步，追求民主自由。然而，全球政局發展至今，這個制度仍然有效運作嗎？今天便來簡介民主制度的歷史，邀請各位一起思考。
民主的發展源遠流長，最為家喻戶曉的古代例子是雅典民主。「Democracy」（ 民主） 是合成古希臘語「demos」和「cracy」， 意思是「rule of the people」。雅典民主屬於「直接民主」，因為當時雅典的人口少，公民可在公民大會上議事和決定政策。不過，「公民」的釋義狹隘，只有20 歲以上的男子合乎資格，外國人、婦女和奴隸則不能享有相同權利。其後，民主理念透過希羅文化不斷流傳，一直影響西方國家，並在當地醞釀、演進。1688 年，英國「光榮革命」推翻了君王的絕對權力。1689年威廉三世簽署《權利法案》後，君主立憲制正式在英國形成，並奠定代議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基礎。
到了1990 年代實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蘇聯解體後，實行民主制的美國被公認為引領世界的超級大國。這個局面彷彿證明了「自由民主」大獲全勝。美籍日本學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1992年出版的書籍《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中大力讚許民主制，稱其終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政府的最後形式。然而，回顧英美國家近30 年的情况可見，所謂「自由民主」已發展成截然不同的景象，福山後來也糾正了其結論。以是次美國大選為例，選舉前夕紛爭不斷，兩黨互相謾罵，社會嚴重撕裂，民間更已出現武鬥。有學者甚至認為這次選舉是考驗美式民主的存亡。是否如此，相信日內便有分曉。
上文提到，著名管理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行政總裁Julie Sweet 接受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 ）訪問時指，疫情使世界各國及企業意識到全球連結的特點，並將更積極達成各種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正好回應了習近平主席一直強調的觀點——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譬如說，某個國家嚴重侵害當地氣候，亦會影響其他國家，加劇全球暖化。又譬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惡意針對中國，刻意挑起中美貿易戰，不單使兩國關係撕裂，同時也會波及其他國家，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或會大受影響。Sweet 明言，經此一「疫」，各國已明白，再次爆發嚴重疫情的機會極高。
Sweet 認為現時是為人們提供大量提升技能訓練的最佳時機，使大家能盡快適應融入科技的新生活模式。面對轉變，埃森哲改革口號為「Let there be change」，並訂立新目標：「to deliver on the promis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ingenuity」，旨在利用人類的獨創能力開發新科技。Sweet 也指出，目前首要是讓企業採用嶄新戰略方案，日後以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綱領。
Sweet 直言，企業不應只為股東服務、把賺取利益視作最大目標，而是要多走一步，為不同持份者考慮，建立企業良知。事實上，很多《財富雜誌》世界500 強企業已陸續支持這種新理念。我也曾向領展和港鐵等本港大企業提議，除注重盈利，企業應向乘客、 員工、政府等等持份者負責。例如把市民負擔的車費減到最低、確保員工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合理的薪酬福利等等；甚至在聘請外判員工時，亦要保證他們得到最低工資，並在疫情期間獲得充足的防疫裝備。長遠而言，上述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最終都對企業有利，能創造更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