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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舉制度 應對民主崩壞
文章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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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於3月30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團體票是「831」原意 李飛早有說明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作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 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作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一人一票 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甚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 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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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警方因應疫情及風險評估，拒絕了三個組織的七一遊行申請，七一當日，警方動用大量人手戒備，並引用《公安條例》封閉了維園的足球場、籃球場及中央草坪，禁止人群聚集。當日雖然沒出現大型非法集結或非法遊行，但是警方在巡邏時截查及拘捕了兩名可疑人士，一人藏有仿製槍械，另一人則藏有摺疊刀，可見的確有危險人物隱身於鬧市中，警方高度戒備，並非無的放矢。
果然，晚上真的有事發生！銅鑼灣祟光百貨外，一名穿黑衣的男子突然持刀刺向一名軍裝警員左肩。他從背後施襲，警員重傷倒地，需送院救治。兇徒則刀插自己心臟，送院搶救無效死亡。從流傳的事發片段所見，現場氣氛平靜，兇徒是慢步走近警員行兇的，而不是受到挑釁在不能控制的情緒下發難。後來警方找到兇徒的遺書，反映兇徒是有計劃有預謀行兇的。
這件事就像平地一聲雷，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過去黑暴期間的種種畫面彷彿重現，社會神經又再繃緊起來。保安局經常強調香港有恐怖襲擊的苗頭，並非空口講白話，今次的孤狼式襲擊行為只是其中一種襲擊模式，相信社會上仍潛藏仇視中央、特區政府或警察的人，在伺機行動。而在事故發生後，竟有人到事發現場悼念兇徒，甚至把他形容為義士、英雄，這種扭曲的是非觀念更令人擔心，儼如社會的隱藏炸藥，高危，不得不拆。
一方面，當局當然要提高警覺，加強網上巡邏及情報收集，防範於未然，保障警員及公眾安全；亦要加強宣傳教育，不能讓扭曲的是非觀漫延下去。
最後，我謹向遇襲警員致以深切慰問，祝願他早日康復。
最近，李慧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議案辯論（6月23日），指「主要官員問責制推行至今已逾十八年，並未能充分達致其目的」，因此「促請政府因應最新形勢，積極求變，檢討主要官員問責制，以提升治理水平」。麥美娟議員提出了修正議案，要求「分拆或合併部分現任主要官員的職權，將現時房屋、發展、運輸及環境政策範疇重組為房屋及發展局、交通運輸局、環境及工務局，以及成立文化及體育局 ......」。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倡重組政策局，因此不獲通過；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則獲得通過。
會議當日很多議員踴躍發言，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回歸後親歷及目睹主要官員問責制十多年來的演變，有不少想法，值得和大家分享。
問責制要找對的人
當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無非是為了建立自己在政府內的班子，做法無可厚非。再者，當時的主要官員來源主要是政務官，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辦事能力高，但是缺乏商界及市場經驗，金融、科技專才更是欠奉；因此，董建華引入了金融精英梁錦松做財政司長、楊永強醫生做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環境顧問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都可補政務官人才的不足，是正確的選擇。
換句話說，要有效發揮問責制的優點，就要找對的人做對的範疇。舉例說若找我這個非醫療專才去做食衛局局長，便是找錯人了。
除了專業背景及能力、在業界有江湖地位，我認為人選還要對政府工作充滿熱忱，誠心服務香港，願意為落實「一國兩制」有所承擔才可。若只視主要官員的工作是份賺取厚祿的筍工，抱歉，那絕非適當的人選。
副局長並非「紅褲子」出身
後來，主要官員的工作愈來愈繁忙，立法會對局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局長經常要到立法會發言，解釋政策、拉票等等，再加上要出席很多會議、活動、典禮，有時實在分身乏術。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讓副局長分擔局長的工作，概念上合情合理。
這令我想起回歸前，是由資深政務官擔當類似副局長的工作的，俗稱「大寶」，首長級D4級官員屬senior deputy，D3級的則屬junior deputy。例如九十年代我在工商司工作，出任副工商司，便是工商司周德熙的「大寶」，即是他的副手。那時候工商司經常要往海外工作，四處奔波，進行談判、游說等，大部分時間也不在香港，「大寶」副工商司除了要向各經貿辦發出談判指引，便需全面管理部門運作，包括分配資源、安排人事、制訂政策等等，鉅細無遺，必須全面掌握。
可是，今日大部分副局長都不是「紅褲子」出身，毫無政府經驗，對局內運作不熟悉，有些更欠缺相關專業背景，入職後只能分擔部分工作，例如負責個別「計劃」或「專案」，未能全盤掌控局內狀況，能否真正做到局內的第二把手，頓成疑問。
誠然，時移世易，我們不能以當日「大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副局長，不過，我仍然認為局長或副局長至少需有相關的專業背景或公共行政經驗，才能有效發揮其職能。
政助表現參差 局長責無旁貸
至於政治助理，當初最為人咎病的莫過於過高的薪酬。後來，議員及傳媒朋友關注他們的職責及表現。顧名思義，政治助理理應主理政治工作，即是作為局長的心戰室，協助局長爭取民意民心，例如如何善用社交媒體、適當地落區接觸市民等等。不過，目前政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聯絡政黨和議員。
這些年來，大部分的政治助理都是政府的過客，鮮有讓公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表現參差。當中，財政司政助何翠萍和環境局政助區詠芷表現不俗，但也有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兩位政助那樣，極少來立法會，極少和議員打交道或拉票的。前局長曾解釋其政助的主要工作是資料搜集及撰寫講稿，我認為那並非政助的工作，不如另聘資料搜集員或撰稿員好了。果不其然，該兩位政助都先後離職了。
不過，我認為政助表現不佳的話，其局長可謂責無旁貸。作為頂頭上司，局長是絕對有責任發掘下屬的才能，培訓、引導下屬好好發揮的，這樣政助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局長的「政治助理」。
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
此外，問責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副局長是政助的升職位嗎？
雖然過往有陳岳鵬、陳百里及徐英偉等由政助升官至副局長甚至局長的例子，但我認為副局長不應是政助的升職位，傳媒及公眾也不應有這錯覺。
道理很簡單，副局長是政策局的第二把交椅，理應像上文所說的「大寶」那樣，能鉅細無遺地掌握及管理整個政策局，並且深入參與制訂政策。相對地，政助的資歷及職級跟首長級官員相去甚遠，工作範圍也大相逕庭，因此並非相應的升遷路徑，揠苗助長可能適得其反。
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
那麼，應怎樣優化主要官員問責制，才能讓各類人才累積更多經驗、有更大的發揮？我認為可以仿傚回歸前設立「開放首長級職位」（open directorate）的做法，例如在政策局內開設首長級D2的職位，讓有潛質有熱忱的政助、人才在局內磨練，若真的合適又累積了經驗，日後才考慮擢升為副局長甚至局長，這樣才是真正擴大特區政府的人才庫。
因應變種病毒來勢洶洶，並且有第一宗變種病毒個案進入了社區，特區政府二話不說第一時間實施非常特殊措施，把相關大廈的全部居民列為密切接觸者，全部送到檢疫中心隔離檢疫二十一天；幾日後特區政府又放寬安排，這批密切接觸者檢測結果屬陰性後可離營回家。
寫出來是這樣的簡單清脆，可是實際情況卻是怨聲載道，連日來電台、報章、網絡都報道了很多隔離實況，從入營安排混亂、膳食難哽、有市民食到肚屙、單位內水壓太弱或廁所堵塞、冷氣機故障漏水、床褥有蝨。到出營安排更加混亂，有市民竟然因為「沒有記錄」而阻延離營等等，基本上是有彈無讚，市民叫苦連天。可是，為甚麼會這樣？香港已抗疫一年有多，竹篙灣檢疫中心亦已全面啟用半年，理論上應已運作暢順才對，為甚麼一次大規模遷入便弄得焦頭爛額，單位彷彿日久失修？這無疑是反映了在抗疫戰上，即使有更好的硬件，都要有及格的軟件(日常管理)配合才可。這個回合，特區政府又一次把加分變成失分。
行政長官在星期二(5月11日)早上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對於居民在檢疫中心有不愉快經歷表示歉意，又指已向他們發出感謝信等等。可是，那邊廂就有隔離市民手撕感謝信表達不滿。當事人意難平，可以理解。不過，行政長官今次的道歉，算是及時，從公關角度看亦算及時拆彈，總比不聞不問或不認錯好。
不過，單是道歉並不能解決問題，特區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盡快檢視檢疫中心的管理及運作，改善工作程序，維修單位等等並及時開誠布公。抗疫持久，市民既願意配合特區政府的檢疫措施，便應獲得良好待遇。變種病毒威脅未除，若檢疫中心變成累積民怨的根源，真是得不償失。
同時，每星期二早上行政長官會見傳媒的環節，漸漸變成行政長官公布及回應施政措施的時段，且看明天(5月18日)有甚麼新猷。
人大於3月30日作了完善香港選舉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於3月30日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4月13日刊憲，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於4月17日展開工作，經過兩星期的密集式會議，於4月26日完成審議《草案》，5月3日完成審議所有修訂案，並訂定5月26日將於大會恢復二讀。《草案》將於月內通過，應無懸念。
委員會14位議員在短時間內審議達600頁的《草案》，包括6條主體條例和24條附屬規例，盡責盡職，一點也不粗疏。除了技術性修訂沒有爭議外，議員提出不少問題，更推動了兩項修訂，過程有序順暢。
猶記得我於2018年出任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時，10多位泛民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反覆提問、拉布，肆意喧嘩，動輒衝向主席台，擾亂秩序，中斷會議，情況混亂，委員會花了3個月才通過這條只有7條條文的《一地兩檢》草案。更惡劣的是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泛民議員的激烈抗爭，我們很多時根本進入不了議事廳，連開始審議工作都有困難。立法會今次高效運作，反映泛民議員總辭撤離後，立法會回復理性及效率，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團體票是「831」原意 李飛早有說明
雖然立法過程順利，但是新選舉制度的細節並非沒有爭議，特別是人大常委賦予選舉委員會新的組成及職能，除了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選委會將提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將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選委會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此外，外界關注選委會取消個人票，5大界別的40組別，除了鄉議局、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人大政協，其他全部變成團體票。其實這點並非新猷，早在2014年人大常委秘書長李飛對《人大常委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831框架）作出的「說明」已清楚列出，「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即是現在的改動，與當年「831框架」的原意同出一轍。
愛國者治港與一國兩制 不能分割
另一爭議是立法會雖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議席分布改變了，選委會選出40席，功能組別30席，餘下地區直選只有20席。
對於信奉「一人一票」等於「民主」的泛民人士來說，直選議席減少了，群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減少了，就等於偏離普選原則，就是不公義，就是民主倒退。
我理解他們的非議，可是我們要反思，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回歸以來，若香港政局穩步發展，中央政府需要作出如此大動作嗎？很明顯，自2014年違法佔中以來，立法會的亂局、泛民「35+」攬炒香港的計謀，都反映制度有缺陷，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我們要知道，愛國者治港及一國兩制不能分割，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等國家圍堵中國的情況下，若不能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墮入外國代理人的手裏，一國兩制便不能延續。
此外，我們也需反思，「一人一票」是否就等於公義？是否就能達到最佳的管治效果？
事實上，近年西方社會也在反思這議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著作。他們發現，西方側重普選的民主體制出了問題，使國家陷入混亂、撕裂的局面，例如英國脫歐公投、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兩者共通點都是勝方只險勝些微票數，成敗雙方都不服對方，國家極端撕裂。
近日，美國哲學家Jason Brennan出版了著作《Against Democracy》（反對民主），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論點，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Brennan指出，有別於個人的生命權利，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不是基本人權，而是涉及政治的權利，並且會影響社會及其他人。舉例說，個人結婚與否，或與誰結婚，純粹是個人選擇及權利；但是若投票支持脫歐，投票結果便會影響反對脫歐的人。換句話說，投票權、選舉權及參選權是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如果個人錯誤行使權利，便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
一人一票 不能達最佳管治效果
Brennan認為，社會應該對於行使這些權利的個人（選民）有較高要求，他們應該對於自己行使權利的議題本身有深刻的認識，簡單來說就是知道自己「做緊咩」，例如要知道脫歐的前因後果及結果的影響、知道若投票給特朗普是代表哪些價值及會造成甚麼後果等等。
因此，相對於一般人，選舉的權利應該由高度掌握知識及資訊、能作出理性分析、有政治判斷能力的人士去行使。
第二，書中指出，選舉不單不能凝聚共識，更會撕裂社會，讓朋友變成敵人（make friends become enemy）。我相信很多港人對這點都深有體會，香港近年便因為各級選舉的激烈競爭而陷入內鬥，2015年、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黃藍」撕裂，泛民鑽選舉空子醞釀奪權，不同政治立場的家人朋友反目。
4大建議 拆解民主崩壞惡果
要拆解民主崩壞造成的惡果，Brennan提出了一些建議，某程度上和新選舉制度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減少普選元素，減少群眾直接參與；相對地，讓有識之士行使投票權。Brennan甚至提出選民應該先考試，證明有政治判斷能力等等，才能投票。
二、相對於「一人一票」，Brennan提倡「一人多票」（plural voting），即是具知識、掌資訊、能力高的人，可以投多於一票。
三、實行賢人政治（Epistocracy），以賢人掌握政權，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倡議由「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治國。不過，賢人治國在中西歷史也絕無僅有，要用制度補充，讓賢人有一定話語權，例如很多國家採用兩院制，就是制衡無知、非理性的群眾。雖然英國的兩院制蛻變到上議院只有否決權，但是上議院不會廢除，以保留發聲；又例如黑暴期間英國下議院不斷譴責香港警察，衛奕信爵士便力排眾議，為香港警察說了公道話。
美國亦分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員兩年一任，議員甫上任便要為下屆競選拉票，因此容易被群眾牽着鼻子走；參議院則是6年一屆，參議員因此有時間做政策研究，或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可見即使達不到理想的賢人政治，很多國家也在制度上做到制衡，讓地位超然、學識較高、思想獨立的人有話語權。
四、加權投票（weighted voting），即賢人、知識分子等等能行使更大的投票權。
套用香港的情況，就是指選委會新的構成包括了「法定團體」代表、「當然委員」（例如大學校長），每名選委可以提名最多5名候選人等等，即是制度假設了這些人選是賢人、能人，透過落實賢人政治，減少群眾參與，達致平衡，以期最終達到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目標。
可是，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如今改善了制度，是減低發生憲制危機的風險，但是實際操作及成效如何？新選舉制度將有多大程度受裙帶關係影響？未來成為選委、晉身立法會的人，將會是一般社會賢達，抑或是真正懂立法、願意履行職務服務香港的才識之士？大家拭目以待。
猶記得2019年區議會選舉在黑暴下舉行，反對派取得大量議席後，雄心萬丈，計劃在立法會選舉中直搗黃龍，以「35+」議席來癱瘓特區政府。而區議會在換屆後變得全面政治化，越級關注政治議題，集中火力反中仇警，離民生越來越遠。以往，區議會是特區政府的地區夥伴，如今兩者漸行漸遠。區議會代表本來在選舉委員會中佔118席，反對派區議員圖謀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左右大局，怎料中央政府出手完善香港的選舉機制，強調要愛國者治港，改組選舉委員會，把他們摒諸門外。
相對地，新的選舉委員會吸納了地區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讓這些組織一夜爆紅，走進傳媒及公眾視線。由於這些組織成員可以互選產生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誰獲委任難免惹起關注。待委任名單陸續公布，有人歡喜有人愁，現任反對派區議員榜上無名，忙不迭在網上反嗆；反之，一直在地區默默貢獻的前區議員及地區人士紛紛獲得委任，引來反對派媒體大肆抨擊。
所謂事出必有因，回顧過去一年，反對派把持區議會後，一直和特區政府對著幹，很多議案也不符合區議會職能，例如油尖旺區議會便通過了「重組警隊，停止濫暴」議案。此外，有區議員拒絕服務政見不同的市民，有區議員把求助個案「轉介」給建制政黨處理，有區議員因涉嫌串謀詐騙選舉開支申報被捕。近期更陸續有區議員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有區議員潛逃離港，有區議員陸續辭職，棄地區棄街坊於不顧，我相信這些區議員的表現都不符合社會及市民的期望，試問特區政府怎能委以重任，把他們納進選舉委員會？
如今，隨著這些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塵埃落定，期待他們繼續發揮功能，與特區政府好好合作，在地區上服務市民，共同體現愛國者治港的目標。
抖音可謂中國推出最成功的手機應用程式之一。Sensor Tower的最新數據顯示，至2020年5月，抖音及TikTok（國際版）在Google Play和Apple Store的總下載量已逾20億次，打敗了其他應用程式。《彭博商業周刊》一篇題為「How TikTok Makes a Hit」的文章分析其成功之道。當初朱駿從浙江大學畢業後遠赴美國三藩市工作，加入國際軟件公司SAP SE。在這期間，他留意到美國年輕人喜歡聽音樂和拍攝短片，於是創立Musical.ly，開發了一款供用家製作「對口型視頻」的應用程式。為了解用家行為模式，有指朱駿曾開設小號與中小學生互動，又與一些嶄露頭角的藝人會面，終使抖音走紅。
朱駿的計劃在遇上字節跳動公司創辦人張一鳴後得以擴展。2017年，字節跳動購入Musical.ly，為抖音注入更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並豪擲10億美元作重塑品牌的宣傳費。於是，抖音在中國及全球推出短短數年，用家量持續急升，成為藝人、網紅的「爆紅」渠道。但所謂「爆紅」的帖子，其實並非單靠視頻或帖文的內容，事實上，許多社交平台允許用家付費宣傳以獲取人氣及點擊量。有指TikTok會建議藝人用家如何運用平台宣傳，又會控制哪條影片可散播全球等等。榮獲今屆格林美獎的斯塔莉安（Megan Thee Stallion）便是成功例子之一，其歌曲Savage在TikTok上瘋傳成大熱，斯塔莉安更成為20年來首位奪得最佳新人獎的女性饒舌歌手。
TikTok來勢洶洶，引起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注意。去年8月，他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簽署兩項行政命令，強迫TikTok賣予美國公司才可繼續在美國營運，否則將直接封禁。至於 TikTok如何應對特朗普的施壓，留待下文再續。
上文提到，很多美國人相信極端組織的荒謬言論，實在匪夷所思。例如「匿名者Q」（QAnon）信奉「深國論」（deep state），有支持者在今年1月衝擊國會山莊，更有的成功當選國會議員。《時代》雜誌（TIME）一篇題為「QAnon Candidates Are Winning Local Elections.Can They Be Stopped?」的文章列舉多個例子，指出他們正滲透政府內部和教育體系。
華盛頓州史魁恩市的市長William Armacost不單在社交平台轉載「匿名者 Q」的帖文，更讚許「匿名者Q」是「一個鼓勵自省的運動」（a movement that encourages you to think for yourself）。去年8月，這位市長無視疫情嚴峻，在南達科他州參加了一場數十萬人摩托車集會，卻不願在回程後接受隔離。他的行為及處理疫情的手法都遭詬病。有報道指，該摩托車集會引致大規模感染。
而最令人擔心的是「匿名者Q」似乎正在滲透美國的教育體系。去年11月， Katie Williams成功選入內華達州克拉克縣地方教育董事會，據報她曾於推特上寫下「強制戴口罩只會讓兒童性販賣罪犯逃脫」，又惡意稱新冠肺炎為「China Virus」。此外，一名稱比爾蓋茨的前妻是「撒旦」的73歲退休教師Eve Dobler Drew，亦成功選入聖路易斯地方教育董事會（San Luis Coastal Unified School District's board）。這些「匿名者Q」支持者在教育體系擔當要職，藉機向青少年散播陰謀論及仇恨情緒，讓家長非常憂慮。
所謂陰謀論，其實是依附人類恐懼感而生。近年美國連遭新冠肺炎、政治紛爭、種族問題打擊，社會撕裂，人們在不安定的氛圍下便容易誤信謠言。「匿名者Q」支持者滲透體制，變相有機會主導國家財政預算、教育、惠民措施等政策制定，可對美國造成極大傷害。雖有不少市民、教師、家長等欲趕走這些陰謀論者，但礙於工作大多敢怒不敢言。再者，彈劾機制往往十分複雜，他們經民主選舉程序進入體制，以民意授權合理化激進行為，相信難以驅逐他們。
那邊廂，西方智庫基於其意識形態，大力貶低香港的經濟及政治自由度的評分。這邊廂，香港則在享譽餐飲業的榜單上揚威。在「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的2021 年排名榜上，香港分別奪得最佳及最多上榜餐廳。有餐飲業專家指出，「亞洲50最佳餐廳」的評級比「米芝蓮」更享負盛名，地位更高。過往，有香港餐廳、食肆在「米芝蓮」摘星或上榜後遭瘋狂加租，最終被迫搬遷甚至結業，因此「米芝蓮」被譏為「死亡之吻」。
相比去年只有8 間餐廳上榜，香港今年更進一步，在「亞洲50 最佳餐廳」中佔了11 間，大班樓更登上榜首。上榜的香港餐廳當中，有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季酒店法國餐廳Caprice 及中菜廳龍景軒、曾因疫情而關閉的意大利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位於置地文華的Amber、著名法國餐廳 Belon、由曾在藝人謝霆鋒主持的飲食競技節目《名廚爭鋒》中擔當評判的 David Lai 主理的Neighborhood、由另一本地名廚Vicky Cheng 開設的VEA 及著名粵式酒家家全七福等，反映香港的高級餐飲業享譽國際。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來港的遊客大減，但在如此艱難的情况下，香港的餐廳食肆孜孜不倦，不斷提高水平，排名不跌反升。由此可見，香港除了有高水平的廚師及優質的餐飲服務外，更有很多「識飲識食」的顧客。這條榜單不涉政治，顯示香港餐廳的真正實力，對香港旅遊的復蘇十分重要。以郵輪業為例，香港是多條行線的母港，只要有馳名的餐廳，遊客會早到或多留幾天，品嘗美食。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旅遊經驗。
與新加坡的8 間及日本東京、大阪和福岡共9 間上榜餐廳相比，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11 間餐廳上榜，而且奪冠，實在值得驕傲。我相信上榜餐廳會和餐飲業界攜手努力，繼續提升實力，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出一分力。
去年4 月初，IHME 預測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大約為6 萬人，現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Dr. Fauci 的預測亦與IHME 相若，特朗普政府根據 IHME 的預測，預視疫情將會緩和。可是，顧悠揚在去年4月19日表示，按照當時每天有1000至1500人死亡，疫情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並預測會出現第二波感染，沒有緩和的迹象。基於預測和後來現實上的偏差，IHME 不得不表示將改良預測模型。
自此，愈來愈多人關注顧的預測數據。除著名生物學家Carl Bergstrom 轉發他的數據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亦開始將顧的數據上載到網站。而顧自設的網站更是每天有過百萬瀏覽量。即使2020年出現了不同的預測模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生物統計學系副教授Nicholas Reich 亦認為顧的預測模型是最頂尖的。Reich 指出，最準確的預測模型，必須是一個綜合所有數據的「綜合模型」。
做民調亦如是。2012 年，美國的神級民調專家Nate Silver 預測奧巴馬在各州的得票率，準確度高達99%，而他採用的，就是綜合多個數據的「綜合模型」。美國有多個民調機構，數據公開，研究者可以綜合多個數據，進行分析。有別於美國，香港只有兩三間民調機構，個別機構的主持人更有強烈政治偏向，加上數據並不公開，因此難以建構「綜合模型」來作準確分析。
本來，以顧的學術背景及才能，他大可在金融業「賺大錢」，他卻選擇離開熟悉的金融業，投身數據界，毅然創立全新的預測模型。在取得成功後，顧眼見業內已研發其他預測模型，他在去年11 月決定停下數據預測的工作。其勇於嘗試、不斷求新的精神，頗值得年輕人借鏡。
上文提及，《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一篇題為 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盡報道，輝瑞藥廠靠疫情牟取暴利。現時，輝瑞已生產9500 萬劑疫苗，並預計在2021 年的生產量將增加至20 億劑，在2021 年收入至少增至150 億美元。自去年5 月，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接觸各國領導人推銷疫苗。而隨着各國紛紛搶購疫苗，去年暑假開始，每劑輝瑞疫苗的價格已高達65 美元，與初時每劑最高30 美元相比，價格足足高出一倍，但訂單繼續滾滾而來，已有超過60 個國家向輝瑞訂購疫苗。
可是，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如預期。去年12 月，輝瑞把首批疫苗運送到以色列後，再在今年1 月把第二批70 萬劑疫苗送達，以色列總理還到特拉維夫機場親自迎接。原來以色列一開始便以高於美國50% 的價格，即每劑30 美元來搶購，可算是「快人一步，理想達到」。然而，輝瑞卻在首批疫苗運抵以色列後，通告其他國家，由於疫苗產量不足，全球供應將會減少，這信息觸怒了疫情重災國意大利。換句話說，輝瑞藥廠要求價高者得，以和國家領導人的聯繫和利益來分配疫苗。以色列成功搶購，其他國家卻「輸在起跑線」。
此外，疫苗亦反映「國家主義」，每個國家都只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只相信自己的疫苗；而英國方面，即使注射阿斯利康的疫苗或會出現凝血，約翰遜亦堅持注射。正如我早前出席「疫後世界秩序」高峰論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紛紛指出，在抗疫這件事上，發達國家之間欠缺領導和合作，其實他們不單可以分享疫苗，更可以分享製造疫苗的技術，以增加全球供應。目前，只有中國分發疫苗到貧窮國家，俄羅斯亦有分享他們製造疫苗的技術予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平日滿口人權道德，遇上國際共同危機時卻沒有做好領導工作，漠視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自私自利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