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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24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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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發言。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因為本人持有一些住宅物業，會受累進差餉制度的影響。但為了公眾利益，我會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關於累進差餉制度，我有幾個疑問。首先，累進差餉制度和酒店稅是政府財政整合計劃的一部分，希望用以減少財政赤字。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有提到，累進差餉制度預計每年帶來約8億元額外收入，但開支也要幾千萬。資源方面，推行累進差餉制度的資源牽涉經常性開支，我對此表示疑惑。剛才提及的增加稅務收入涉及的額外行政費用昂貴，我希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能就此調整行政費用，以及就增加人手作出回應。
財政赤字方面，特區政府於2024年9月30日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即截止今年8月31日），計入發行政府債券所得249億港元收入及償還政府債券78億港元的本金後，錄得1,839億港元赤字。政府債項為211,194百萬港元，而財政儲備跌至5, 507億港元。這些數字令人擔憂，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3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雖然我支持特區政府為了公眾利益修改法例，但若只是收到8億元累進差餉稅項，連同增加酒店稅，對於旅遊業復甦中的酒店業以及過夜客會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這樣的財政整合措施對減低財政赤字有何幫助？就此，我向特區政府質詢是否有其他措施達到開源和節流的效果。
另外，我對謝偉銓議員的發言表示認同，同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最新市場的分析和未來物業市場發展情況的原始數據。例如，剛剛有議員提出，今次增加累進稅是一刀切的，不論是自住還是公司形式持有物業出租，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數據。的確，從前樓價低時有市民會買入許多樓宇，現在樓價回升這些樓宇可能已變成豪宅。其實退休人士沒有很多真正的入息，那麼這些所謂的豪宅有多少是用來自住、以租養老，有多少是由大企業持有？我希望特區政府將來能夠提供相關數字。
我認為當經濟環境復甦時，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些數據作調整。其實全世界亦是如此。例如英國工黨政府稱，將於10月30日公布工黨政府上台後的首份財政預算案，據說包括針對向有資產的人士加稅。事實上，這些措施會影響市民勤奮工作，或企業增加收入的意欲，這樣的稅收效果不佳，甚至會導致個人或企業想辦法避稅或離開某個管轄區。眾所周知，香港不同於英國，不會像英國政府那樣大幅增加稅收。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就此作考慮，不參考奉行社會主義政黨的後塵，不斷向收入較高的人士徵稅，導致有能力的人士創造財富的意欲下降。
我謹此陳辭，並會支持修訂《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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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流感如期而至，成為人們健康的隱形威脅。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流感的症狀相對輕微，但對於高危人群來說，流感可能引發嚴重的併發症，甚至威脅生命。流感病毒變異迅速，每年都可能出現不同的流行株，這使得流感成為一種難以預測的疾病。在流感高峰季節，醫療資源面臨巨大的壓力。根據世衛估計，每年全球約有10億例季節性流感病例，其中包括300萬至500萬例嚴重呼吸道疾病病例。此外，除了與其他流感相關的併發症，估計每年有29萬至65萬人死於季節性流感相關的呼吸道疾病。
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接種疫苗後，人體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能夠識別並抵抗流感病毒。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評估，在流感季節，如疫苗的抗原與流行的病毒類型吻合，流感疫苗可減低整體人口患流感疾病風險達40%至60%。對於老年人、孕婦及有慢性病的人來說，流感疫苗更是保護生命的重要屏障。
特區政府制訂了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並針對高危人群提供免費接種服務。自9月26日起，合資格人士可以在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這一計劃的目的是減少流感的傳播，保護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如老年人、孕婦、以及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高危人群往往因免疫系統較弱而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因此及時接種流感疫苗對他們而言尤為重要。
接種流感疫苗不僅是保護自己，更是對他人的責任。在流感高峰季節，未接種疫苗的人群可能成為病毒的傳播者，給周圍的人帶來潛在風險。通過接種疫苗，個體不僅減少感染的可能性，還能保護那些無法接種疫苗的脆弱人群，如新生兒和免疫系統較弱的人。這種集體免疫的效果，能夠有效降低流感疫情的蔓延。
因此，請大家積極前往接種流感疫苗，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共同努力。
10月24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跟進新來港人才融入香港措施」議案發言。
主席，首先感謝尚海龍議員提出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香港的議案，並感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以下，我將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分享一些真實經驗。
事實上，與過往的優才和專才計劃不同，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入境人士並不需要擁有一份職業就能來香港。因此，來港人士不一定能留下或融入社會，也未必適合留在香港。很多來港人士其實都是碰碰運氣。舉幾個例子：我曾經幫助一位在羅馬一所名校就讀意大利文學但丁「神曲」博士的女士。我認為她找工作並不容易，但因為她的意大利文非常好，我便建議她到意大利商會工作。另一位來自復旦大學，有投資銀行經驗人士告訴我，他僅用一天就拿到了入境證並來到了香港。比拿到雙程證速度還快。他還計劃在香港購置高檔物業，如羅便臣道的住宅。我認為這類人士會留港投資、經商。
此外，還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優才生從深圳來港，他在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後，由於尚未決定選擇什麼工作，很快就回深圳了。還有一些人士認為香港最大的吸引力是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讀書。由於每間國際學校都有自己的管製架構，要求國際學校讓新來港人士優先入學確有難度。目前，除了英基等傳統國際學校，香港還有許多其他私人的國際學校，如Wycombe Abbey School Hong Kong、Malvern College Hong Kong、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等。
這些人士還提到，他們會自行申請一些自資大學的學士學位，以學生身份留港。我同意特首提到要「多多益善」，並不論國籍、宗教信仰等，對放寬人才入境計劃表示歡迎。然而，我認為對他們的幫助應該是有限度的。優才不需要保姆式的幫忙，過往的例子也證明了這一點。還記得過去有許多人才是通過游泳或爬山來港，憑藉自己的努力適應香港這個社會，並獲得成功。
我相信各位議員也會收到很多個案。雖然應該幫助他們，但必須有實際和合理的期望。我不認為每個入境人士都會扎根香港，但歡迎他們扎根，並給予他們一些機會尋找合適的崗位和生活方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要做保姆提供全方位服務，這可能會引起本地畢業生的不滿，抱怨政府不幫助他們找工作和住所。我不贊成這種過於依賴政府的心態。
主席，我僅此發言，希望各位議員對於協助新來港人士定居香港有合理的期望。
即將踏入11月，意味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無論賀錦麗還是特朗普勝出，雙方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策略，必將動搖未來環球政經佈局。不少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在美國兩黨對華強硬漸成兩黨共識的情況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兩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者加咸‧艾利遜(Graham T. Allison)提出的國際關係理論，描述崛起的國家與既有強權之間的緊張關係。此理論源於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年雅典作為新強權，其崛起導致斯巴達的不安。在舊強權面對新強權的威脅下，戰爭在所難免。
隨著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以往以世界霸權自居的美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導致中美雙方在貿易、科技、軍事等領域的摩擦加劇。於是，由數年前所看見的極限施壓，到如今的「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策略，已成為美國對華的新常態姿勢。似乎，修昔底德陷阱已隱然成形。
然而，國際社會以至全球人民，實負擔不起人類歷史上科技及文明最昌盛的兩大經濟體的衝突。隨着全球化浪潮及科技發達，現代社會問題已由國家層面演變成國際層面。未來關乎人類生存環境，以致引領下一世代工業革命的技術，都需要世界兩大經濟體的坦承合作，推動發展，解決問題。
全球暖化已成為當今世界最緊迫的議題之一。聯合國對全球暖化的目標為將氣溫上升控制至攝氏1.5度。要達致上述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025年達到封頂，並於2030年下降43%。就此，美國在拜登政府的推動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訂立到2030年減少50%-52%排放的目標；中國則承諾到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樣的背景下，兩國應當放下對立，尋求在清潔能源技術、碳交易市場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另一方面，在區域安全層面上，亞太地區局勢複雜多變，尤其是南海、兩峽區域中，美國常以挑釁姿態對中國施壓，於領土問題上謀生事端，導致緊張局勢升溫。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認識到，和平穩定的區域環境對於兩國乃至全球的繁榮至關重要。正如本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所述，通過建立對話機制和信任措施，美國和中國可以在軍事透明度、危機管理等方面展開合作，促進雙方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溝通，將有助減少誤解和誤判，避免衝突升級。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下，雙方才能更好地進行經濟和社會發展。
此外，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美國和中國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中，各自面臨不同的挑戰。美國需要克服供應鏈瓶頸和通脹問題，而中國則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可以探討協同增效的經濟合作模式。例如在醫療衛生領域，可以共同研發疫苗和治療方案，分享疫情防控的經驗和技術。此外，兩國可以在貿易、投資和科技等領域加強合作，促進雙邊經濟復甦，從而實現互利共贏。
特別是，當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正快速改變全球生產力的格局。美國在AI領域擁有先進的技術和人才，而中國則在應用和市場規模上具有優勢。兩國應當摒棄對抗思維，尋求在技術標準、倫理規範等方面的合作。
「三中全會」特別強調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一種，人工智能的使用以及發展的倫理問題上，兩國可以共同制訂相關標準，為全球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方針。在智慧城市、智能製造等領域，加強技術交流和合作，將有助於雙方共同受益，推動全球科技的進步。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關鍵在於摒棄對立思維，尋求合作共贏的道路。未來的美國總統必須在全球暖化、區域和平、後疫情經濟發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方面，與中國展開深入合作。只有通過對話與合作，才能為兩國和世界的繁榮與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劏房問題一直是香港的重大挑戰，這類不適切居所的環境普遍較差，有些樓房結構不符合安全標準，或缺乏安全檢查，住客權益及安全得不到保障。過去特區政府對劏房的管理和規範相對鬆散，現為了取締劣質劏房，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立法制訂住宅樓宇分間單位出租制度，要求劏房最小面積為8平方米，並必須設有窗戶及獨立廁所等等，日後合規的已登記劏房將命名「簡樸房」。行政長官在去年提出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今次《施政報告》正式提出「簡樸房」計劃，對劏房設立合規標準，反映特區政府敢於承擔及解決問題，值得一讚。
特區政府的「簡樸房」計劃展現解決劏房問題的雄心，但仍要及早評估可能衍生的問題。例如計劃推行後，新規劃的「簡樸房」租金便有機會高於目前的劏房，改裝成本將不可避免地轉嫁至租客身上。這對許多低收入家庭來說，將成為沉重的負擔，甚至可能導致部分市民面臨無處可住的困境。因此，特區政府推行「簡樸房」計劃時，必須考慮到這些潛在後果，妥善處理安置問題。
在立法規管劏房的過程中，符合條件的劏房單位在進行裝修時，住戶可能需要遷出。這種情況可能會超出特區政府的預期，導致大量居民面臨不必要的困擾。近日已有關注劏房的團體促請特區政府為受影響的劏房戶提供六個月的過渡性租金津貼，旨在減輕他們因搬遷而產生的經濟壓力，減輕政策實施過程中市民的不滿情緒。特區政府應提前預測這些潛在問題，超前部署，盡快制訂應對措施。
此外，規管起始租金問題也應該在適當時候一併處理，以確保租金水平不會對低收入家庭造成過大壓力。租金的合理設定對於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至關重要，避免因租金過高而使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期望特區政府在上述各方面均做好充分準備，從而實現改善劏房問題的目標，確保市民的基本居住權益得到保障。
日前我在立法會上發言支持「跟進新來港人才融入香港措施」議案。過往我一直積極跟進香港人口政策，並在由我出任主席的立法會研究人口政策和措施小組委員會上跟進了不少人才配置和措施，如為新來港人士建立共融社會、再培訓等，促請政府針對新來港人才的需要提供服務。
我樂見政府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放寬了不少入境計劃，從數字上亦能反映政府工作的成效，如截至今年9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一共收到38萬宗申請，當中24萬宗已獲批，並有16萬人及其家人已經來港，為香港帶來不少人才和勞動力。
然而，我認為除了招攬人才來港，亦有需要留住人才，政府需要協助他們融入香港生活，讓他們的下一代繼續留港建設，如加強香港與內地城市互聯互通，做到數據流通，在香港可以接收到全面內地資訊，而內地服務亦可以在香港享用，便利新來港人才留港生活。
日前我在立法會大會上支持「積極開發及善用土地，推動經濟及產業發展」議案。我認為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應當緊隨國家發展步伐，善用土地資源，推動經濟增長。
我認為香港應當善用大灣區標準、中國標準、中國速度來開發和利用土地，特別是近年國家在基礎建設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港珠澳大橋便體現了中國在設計、建造和管理方面的卓越能力。香港應協助提升中國標準的國際認受性，例如以中國標準推動活化工廈，加強土地的綜合利用。
此外，我建議政府推動地下空間開發，當中包括地下交通、商業、儲存等設施，釋放地面空間，做到充份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間，實現立體化開發；同時加快舊區重建，通過更新和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市民生活。透過多管齊下、全方位推進，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土地供應和空間保障，推動香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受全球經濟形勢和疫情影響，特區政府財政出現赤字，就此政府決定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稅率為3%。我認為這項措施不僅有助於增加政府收入，亦能夠為優化香港旅遊基礎設施籌集資金，提升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
目前香港酒店數量為321間，房間數目逾9萬間，而截至去年11月，酒店入住率已達87%，超過了疫情前水平。若連同1300間賓館提供的1.1萬間房間計算，香港酒店及賓館房間數目逾10萬間，這意味若果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相信能有助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
雖然增加了酒店房租稅或會略微增加住宿成本，但相信對大多數旅客而言仍屬可接受範圍。而我認為政府應善用相關收入增加旅遊基礎設施，推廣香港特色旅遊盛事，以及推廣的力度，藉以做到支持和促進整個旅遊業產業鏈發展，實現稅收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就有關《活化工業大廈》質詢的追問，發展局長回應。
局方在回應問題中提到延長活化工廈計劃下的多項措施至2027年年底，以持續鼓勵舊工廈重建或整幢改裝，我非常贊成推動善用土地資源的措施，活用工廈用地，同時我亦理解基於公眾安全考慮，當局將豁免措施下經指定的「非工業用途」，是不可涉及吸引公眾到訪的用途或活動。不過我亦留意到，因工廈通常較遠離住宅用地，在免卻噪音問題下，確是有條件改造成小型的音樂表演場地，所以我想請問局方，會否研究當中的可行性，讓業權較集中的工廈作用途整合並提升大廈的安全設備，從而讓整幢工廈有足夠條件改裝成藝術表演場地或工作坊的綜合大樓？
我在10月23日立法會大會上就政府徵收《酒店房租稅》的發言，呢個世界上，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初發表《財政預算案》，建議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並由明年1月1日起生效，而是次修訂《酒店房租稅條例》，就是將稅率修訂至3%。近年來，香港出現財政赤字的情況，而恢復徵收「酒店房租稅」，相信是特區政府希望實現收支平衡的開源節流措施，維持健康財政，支持香港的長遠發展。政府亦預期，復收「酒店房租稅」可穩定地帶來每年約11億元收入，同時又基於稅項並非以廣大香港市民為主要徵收對象，所以我相信司長是考慮過避免為民生造成負擔而作出的決定。
無疑，法例指明，「酒店房租稅」是在顧客支付的房租當中徵收，但目前酒店業經營情況不明朗，又要面對港人和內地旅客的消費模式轉變，酒店經營者或者不會貿然透過上調房租收費將稅轉嫁至租客。若屆時出現經營者幫旅客為稅項「埋單」的情況，酒店的經營環境將更加困難。
「酒店房租稅」是1966年時首次引入，及至2008年，將稅率被修訂為0%，為的是要香港旅遊業發展帶來刺激作用，目前香港旅遊業明顯未回復至高峰期，對此我非常關注特區政府能否打響如意算盤之外，以及擔心會為香港的酒店業、旅遊業以及相關行業造成打擊。
「如何留住訪港旅客，讓他們過多一晚，留港消費玩樂」，是近月社會和業界的討論熱話，好明顯，大家都在費煞思量，如何引領香港旅遊業和周邊行業有更美好光景。然而，就在業界想方設法，刺激本港旅遊業的時候重新徵收酒店房租稅，難免令我以至業界、公眾思考，現在是否合適的時機復收這個稅項。我希望真的能夠「好似半斤八兩」一樣「咁理想」，即是既能增加稅收，並對業界和市民影響輕微。同時，在旅游業、服務業的前景方面，我深信香港亦需要各有關政府部門的努力，積極將香港打造成比其他以旅遊業為重心的地區和城市更加有趣和好玩，那麼就算來港旅遊成本稍高，仍然無損香港對世界各地遊客的吸引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10月23日，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發言。
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因為本人持有一些住宅物業，會受累進差餉制度的影響。但為了公眾利益，我會支持《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
關於累進差餉制度，我有幾個疑問。首先，累進差餉制度和酒店稅是政府財政整合計劃的一部分，希望用以減少財政赤字。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有提到，累進差餉制度預計每年帶來約8億元額外收入，但開支也要幾千萬。資源方面，推行累進差餉制度的資源牽涉經常性開支，我對此表示疑惑。剛才提及的增加稅務收入涉及的額外行政費用昂貴，我希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能就此調整行政費用，以及就增加人手作出回應。
財政赤字方面，特區政府於2024年9月30日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即截止今年8月31日），計入發行政府債券所得249億港元收入及償還政府債券78億港元的本金後，錄得1,839億港元赤字。政府債項為211,194百萬港元，而財政儲備跌至5, 507億港元。這些數字令人擔憂，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在3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雖然我支持特區政府為了公眾利益修改法例，但若只是收到8億元累進差餉稅項，連同增加酒店稅，對於旅遊業復甦中的酒店業以及過夜客會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這樣的財政整合措施對減低財政赤字有何幫助？就此，我向特區政府質詢是否有其他措施達到開源和節流的效果。
另外，我對謝偉銓議員的發言表示認同，同樣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最新市場的分析和未來物業市場發展情況的原始數據。例如，剛剛有議員提出，今次增加累進稅是一刀切的，不論是自住還是公司形式持有物業出租，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相關數據。的確，從前樓價低時有市民會買入許多樓宇，現在樓價回升這些樓宇可能已變成豪宅。其實退休人士沒有很多真正的入息，那麼這些所謂的豪宅有多少是用來自住、以租養老，有多少是由大企業持有？我希望特區政府將來能夠提供相關數字。
我認為當經濟環境復甦時，特區政府可以參考這些數據作調整。其實全世界亦是如此。例如英國工黨政府稱，將於10月30日公布工黨政府上台後的首份財政預算案，據說包括針對向有資產的人士加稅。事實上，這些措施會影響市民勤奮工作，或企業增加收入的意欲，這樣的稅收效果不佳，甚至會導致個人或企業想辦法避稅或離開某個管轄區。眾所周知，香港不同於英國，不會像英國政府那樣大幅增加稅收。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就此作考慮，不參考奉行社會主義政黨的後塵，不斷向收入較高的人士徵稅，導致有能力的人士創造財富的意欲下降。
我謹此陳辭，並會支持修訂《2024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