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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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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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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我剛去了日本送舊迎新，在大阪的心齋橋大出血。很多香港人都去過心齋橋，見識過滿街遊客擠得水泄不通的盛況，比起全盛時期的旺角、上水，有過之而無不及。
除了滿街遊客，還有滿街藥妝店。日本的藥妝店即是我們的藥房，不過日本的店面大，貨品多，價格便宜，而且特設普通話售貨員招待內地遊客，也有特設櫃位替遊客即場辦理退稅手續。日本政府鼓勵遊客消費，遊客以銀聯卡付款藥妝還給予額外折扣。吸引力這麼大，遊客買龍角散、止痛膠布、護膚品、化妝品，真是買到手軟！
放眼望去，香港旅客固然多，更多的是內地遊客，藥妝店購物可以用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一應俱全。這讓我想起香港反內地客水貨客的情況，這些年來，反水貨客、踢喼、指罵內地旅客的情況沒有少，最近仍有號召在上水反水貨客。
過往大量內地遊客湧港，使香港人覺得生活空間及資源遭侵佔，那種感受，可以理解。可是，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換個角度看問題。
回到2003 年，當時沙士肆虐，香港經濟低迷，為了挽救香港經濟，中央政府容許內地居民以自由行的形式訪港，目的是促進消費，刺激經濟，當時的確成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之後香港進入經濟復甦期，就業機會大增，保住市民飯碗。只是後來特區政府再請求中央政府放寬讓更多城市的居民來港，衝擊了香港的承受力，才演變成後來部分港人對自由行、內地遊客、水貨客的反感情緒。比較日本對待內地遊客的禮遇態度，香港的反差就更大。
讓人感慨的是，經歷過去六個月的反修例抗爭，遊客區變了戰場，「香港那麼亂」，不單自由行遊客，其他外地旅客都已卻步，再加上武漢肺炎壓境，可以預視香港的經濟情況將比2003 年更差，也許農曆年後會有倒閉潮，失業率會急升，打工仔、小市民的生活會大受影響。
在如此寒冬下，不添衣補暖，想辦法刺激經濟，反而嚷著反內地客、反水貨客，真的有意義嗎？
上回我介紹土耳其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提到其左右為難，夾縫求存。近年土耳其遭受多次恐怖襲擊，弄得人心惶惶，國家岌岌可危。較為矚目的例子當屬2017 年在伊斯坦堡發生的元旦恐襲。當時，一名槍手喬裝成聖誕老人走進一所伊斯坦堡夜店大肆射殺，傷亡甚多。及後，極端伊斯蘭遜尼派支派組織伊斯蘭國（ISIS）公然承認責任。我認為這件事向大眾說明土耳其正面對教派鬥爭引發的矛盾。
導遊告訴我，土耳其是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伊斯蘭教國家。除了實行西式民主選舉外，國家沒有強求人民嚴格遵守伊斯蘭教的教條規矩。旅遊途中，我便充分感受到土耳其的服裝自由。譬如，在街上可看到形形色色的婦女穿搭，有的女士穿上傳統伊斯蘭教服飾，有的則穿著富歐美風格的衣物。導遊補充，土耳其的伊斯蘭教徒很溫和，雖然仍有什葉派、遜尼派等派系之分，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教徒之間不會發生衝突。
ISIS 近年來活躍於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國家。其教旨極為保守，成員奉行極端宗教，包括攻擊非伊斯蘭教徒和非傳統伊斯蘭教徒。於這些極端伊斯蘭教徒而言，土耳其已經西化，奉行的伊斯蘭教條寬鬆，偏離了原本的教義，讓他們心生不滿。加上ISIS 的重點活動基地臨近土耳其，土耳其因此容易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因此，近年土耳其邊境接壤敘利亞的地區經常發生衝突，造成兩方嚴重傷亡。
踏進2020年，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祈願香港和平，社會恢復寧靜。可是，大家別忘記，還有一條《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橫於香港頸上，將對香港造成深遠影響。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11月27日簽署的《法案》是《參議院版本》，整個《法案》共有十條（SECTION 1 to 10），香港傳媒及反對派只關注制裁名單，卻忽略了其他更具破壞力的重要細節。
制裁反人權官員 門檻甚高
有關制裁（Sanction）的條款（第七條），之前的《眾議院版本》包括了制裁人士的直系家屬（immediate family），最終《法案》則已刪掉這條款。此外，《法案》新增了日落條款（SEC 7（h）），列明整個第七條及由此衍生的制裁內容，均由《法案》簽署起計五年後終止無效。再加上制裁內容主要是針對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門檻甚高，特區政府及官員難以達到此門檻，可見單是制裁官員並不「辣」，《法案》「辣」在其他條款，以下逐一探討。
《法案》第七條是Sanctions relating to undermining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autonomy in Hong Kong，重點字是autonomy——自治。相信過去特區政府官員議員與美方交流時，均有明確表達，香港一直享有的是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high level autonomy），而非完全自治，香港也不是自治區。因此，美方根據甚麼客觀基準來做年度審核（Certification），審視香港是否足夠自治（remain sufficiently autonomous）等等，便份外值得商榷。
《法案》第四條（SEC 4）提出了這個準則——…indicates whether Hong Kong continues to warrant treatment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in the same manner as United States laws were applied to Hong Kong before July 1, 1997…即是以1997年回歸前的狀態作標準。
這個比較基準非常重要，然而，我認為原則上是錯誤的。道理很簡理，今日美方應以1997年前的模式比較今天的香港嗎？不能吧。因為香港的憲制地位已發生了質的改變，現在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是不可以違背或傷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
舉個例，《法案》第四條提出檢視15個範疇，包括「制裁的執行」（sanctions enforcement）。1997年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而英國作為美國盟友，追隨美國而命令香港一起制裁北韓的話，香港做得到。可是回歸後，香港只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若中國沒要求香港制裁北韓，香港不會隨美國要求加入其制裁行列。這種情況下，香港是高度自治受損嗎？當然不是。但是若美方因此而評定香港沒有足夠自治，就太不合理了。
法案最辣處 美呼朋喚友打壓
此外，我認為《法案》最「辣」的地方，是美國不單止自己處處限制香港，還要呼朋喚友一齊來，《法案》第三條（SEC 3）第11款寫得十分清楚，美國會和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及韓國等盟友協調，合力推動香港的民主及人權發展云云。
例如《法案》第四條（SEC 4）提到，若有個別香港人士或學生因為政治動機被捕、被拘留、被檢控，而該人士要離開香港，申請去美國讀書、工作的話，美國會發出簽證；而且美國領事館會持續更新上述活躍人士的名單。
美國國務卿更會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通報美國對香港抗爭者的相關政策，鼓舞盟友們採取相同措施。換句話說，美國開宗明義會聯同其他國家包庇及保護香港的政治抗爭者。
《法案》第八條（SEC 8）第6款更列明，美國總統呈交制裁報告（Sanctions Reports）後，會鼓勵其他國家採取類似制裁措施來制裁香港！
美國企圖合多國之力圍堵小小的香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美國顧忌誰，想打擊誰，其目標昭然若揭。
打擊港國際地位 衝中國而來
我認為，美國刻意在香港陷入反修例風暴難以自拔之際，修改1992年立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當然別有用心，當中很多條款（例如我曾撰文討論過的「大灣區條款」（第五條SEC 5），見本欄2019年12月3日「人權法礙港科技發展．人才資金難留」文），其實都是衝着中國而來，而且還會聯同其他國家再踩香港一腳。香港作為中美角力的重要棋子，面對口口聲聲要制裁的《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躲不開也避不過，只能硬着頭皮應對。
若美方根據《法案》實施各種制裁措施，香港的國際關係及地位受到打擊，惟有更加依賴中國尋找出路，實際效果就是把香港推向「一國一制」——美國實在「功不可沒」。
反國教、違法佔中及今次的反修例抗爭均有共同特點，就是年輕人特別多，大學生甚至中學生成了抗爭中堅者。大學變了武器庫，中學人鏈浪接浪。近半年來的被捕人士中有大量學生，最年輕的只有十二、三歲，他們涉及縱火、刑毀、藏有甚至製造汽油彈等武器，讓人吃驚。理大遭佔據，便有數十位中學校長親到理大「執仔」，讓社會醒覺，香港的教育出了很大問題。
也是這半年，我們從傳媒報道或網絡消息得知，有老師被捕、公開散播仇恨言論、欺凌警察子女、製作仇中仇警工作紙等等，顯然是把個人立場及情緒帶入校園，對學生的學習及成長有負面影響，很多家長向我們表達憂慮。教育局調查投訴慢半拍，對涉事老師大多警告了事，懲處沒有阻嚇性，未能改善問題。
在我看來，香港教育千瘡百孔，非一日之寒。教改至今二十年，中史非必修，通識卻必修，加上教育局經常拿「校本管理」做擋箭牌卸責，萬事推給「教學專業」，終於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通識科一直受盡質疑，既是必修科，教科書卻不用送審，內容欠缺監察，老師怎樣教，灌輸了甚麼，沒有標準。DSE 通識科考試經常出「政治參與題」，老師同學花在「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兩大單元的時間自然較多，潛移默化，莫過於此。
不過，根據近月來網上流傳的眾多「仇中仇警工作紙」看來，問題已擴散至中小學不同的年級及科目，幼稚園工作紙也未能倖免，已絕非通識科「獨秀」。
出版社教科書尚且有送審制度，但是校內製作的教材、工作紙則沒有，老師製作教材、工作紙或試卷的流程有多嚴格，學校有沒有把關，因校而異。讓問題工作紙面世，校方責無旁貸，教育局更是難辭其咎。
老師一直是備受尊重的專業，數十年前，人們申請教師執照時，需要請兩位社會知名人士做擔保，原意就是要證明該位老師有良好的品格及道德操守。時至今日，我相信大部分老師都是專業可敬的，但若有老師把個人政治立場及仇恨情緒灌輸給學生，荼毒下一代，就必須果斷處理。教育局必須正視問題，加強把關，撥亂反正，否則後果堪虞。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 周一刊登
今天是大除夕，轉眼間，香港便會在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邁進二○二○年，伴隨暴力抗爭而來的，還有經濟寒冬。根據報道，估計已有五百間食肆結業，特別是在抗爭熱點區，結業情况更加嚴重，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手停口停的打工仔。
為了刺激經濟，新民黨建議財爺向全港六百萬名十八歲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派發每人一萬元本土消費券，並且要用簡單快捷的方法把消費券送到市民手上。傳統實體消費券當然是考慮方法之一，以電子形式發放也是另一個可行途徑。例如把一萬元消費金額存入市民的個人八達通卡內，市民使用八達通卡消費便可扣款。可是，或會有人質疑，這樣是不是等於把六百一十三億錢轉移給八達通口袋，八達通公司還可因為這筆現金而衍生大量利息？
又例如參考很多商戶的做法，市民網上登記或者下載某個App，消費時「嘟一嘟」電子券扣款；微信支付或PayMe也是可行模式；更甚是採用區塊鏈（Blockchain）等新科技，不愁找不到簡單有效的方法。
考慮到長者或部分市民未必接受或者懂得使用電子方式，政府可以提供選擇，市民在填表時選定一種領取消費券的方式，政府便容易處理。
面對經濟困境，政府不能再耽擱下去了，新建議新科技就擺在眼前，政府應抓緊機會，摒棄上回亂七八糟的派錢模式，好好地運用科技，化繁為簡，把一萬元消費券快捷地送到市民手上。二○二○年要怎樣開始，就掌握在政府手裏了。
回想我們小時候，香港是在中華大地裡最隆重慶祝西方節日的地方，12月25和26日都是公眾假期。12月裡，到處都聽到聖誕歌曲、見到聖誕燈飾。平安夜裡，連非教徒都會到教堂參加子夜彌撒，唱聖詩、報佳音。辛苦了一年，朋友會聚在一起開聖誕派對，一家人會去餐廳食聖誕大餐，普天同慶氣氛濃濃。今年6月前，有誰會想得到，2019年的聖誕會充斥黑色暴力？
有大型商場遭黑衣暴徒破壞殆盡，聖誕樹都燒了，整個商場至今仍是關門停運。其他商場害怕「被裝修」損失慘重，聖誕裝飾變得非常簡約，人流也非常慘淡。為了避開黑暴，很多市民離開香港，甚至湧去深圳的商場過聖誕；在香港的，則多數寧願留在家裡。同時，來港旅客非常之少，同期對比，整體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內地旅行團更勁跌九成，每天不足二十團，難怪旅遊和零售業喊住過聖誕，恐怕中小微企倒閉潮指日可待。
更慘的是，一連幾日都有黑衣暴徒響應網上「和你shop」號召，去各大商場搞事，任意叫囂、破壞、恐嚇旅客、縱火，甚至進入店舖大肆搗亂，導致遊人旅客受驚，店舖落閘，商場關門，營業額大跌，損失慘重。
毫無疑問，這些全屬違法行為，卻發生在香港這個長期被稱譽為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的法治之地。黑衣暴徒的權力從何來？他們造成了各種實質及非實質破壞，卻沒有承擔刑責及賠償，香港仍是法治之都？還是一個奉行原始「叢林法則」、拳頭在近之地？
黑暴已持續超過半年，不單沒有平息迹象，黑衣暴徒使用的武器越來越大殺傷力。汽油彈已是小兒科，還有煙霧彈、鏹水彈、弓箭、實彈手槍，連AR15長距離步槍都有！黑衣暴徒是怎樣取得這些武器的？背後是誰在安排、操縱、資助？
上一次黑色聖誕應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攻打香港，想不到六十多年後黑暴重臨。黑暴聖誕一次也嫌多，踏入新的一年，相信很多市民和我一樣，新年願望都是香港盡快回復和平，萬萬不能讓香港變成充斥形形式式的暴力的城市。
葉太聖誕假期外遊，讓我代班「三言堂」，聖誕佳節，首先祝廣大讀者聖誕快樂！
我在香港生活了一輩子，以往每逢聖誕，市面濃濃的節日氣氛，好不熱鬧。只有今年，大抵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年（但願是唯一一年），市面上丁點聖誕氣氛也沒有，商場給砸爛關門，聖誕樹給燒掉，市民留意着哪區有抗爭活動，避走為妙，消費、購物，統統忘掉。
在這樣蕭條的環境下，財政司長先後推出四輪合共250億元紓困措施，可惜措施散碎，市民不察不覺，沒有丁點掌聲，也沒有發揮提振市民心情的效用；而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又將於2月面世，究竟葫蘆裏要賣什麼藥，才能真正提振經濟，讓市面復蘇，減低市民怨氣？
特區政府應放棄那些「多快好省」、「有好過冇」的小恩小惠，轉而針對性地重鎚出擊，例如新民黨提出的消費券。
各種數據均顯示，在持續半年的反修例風暴下，香港經濟已受重創，零售、飲食及旅遊業首當其衝，裁員潮、結業潮即將淹至。新民黨建議向全港大約600萬名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一次性的一萬元本地消費券，預計開支約617億元，紓困也好，舒啖氣也好。
建議只是一次性從政府的萬億儲備拿一筆錢，並不涉及長期開支，對財政負擔僅屬九牛一毛，只要政府有決心及意志，要做到毫無困難。
消費券劍指刺激本地消費，避免派錢給市民當作儲蓄而不花掉的副作用，而為了提高市民的消費慾購物慾，立竿見影地快速振興經濟，市民須在6個月內使用消費券，過期無效。
此外，消費券針對性拯救重災行業，把一萬元分為零售業4000元、飲食業4000元及旅遊業2000元。市民必須在這三個範疇消費，而不能用這筆錢來參加書法班插花班等等。
上回特區政府派4000元因為官僚手續繁複、欠缺效率，弄得民怨四起。這回派消費券必須派得簡單直接，讓市民盡快受惠，才能真正達到激活經濟，救救近火的效果。
聖誕前夕，選舉新聞仍然浪接浪，區議會選舉剛落幕，各種選舉不公的投訴沸沸揚揚，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新聞再添一筆。
連串官司好比一齣長篇法庭連續劇，因為2016年立法會宣誓風波而引發2018年的「311補選」，港島區參選人周庭及新界東參選人劉頴匡分別遭選舉主任DQ，二人進行選舉呈請，指選舉主任沒有給予他們解釋政治立場的機會，是違反普通法自然公義原則，程序不公。高等法院原訟庭審理後，判兩位呈請人勝訴，同時根據選舉法例，宣布這兩場選舉的勝選人，即區諾軒及范國威，「非妥為當選」(not duly elected)，選舉結果無效。因應這個判決，區諾軒及范國威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法官聽了雙方陳詞後，拒絕批出上訴許可，二人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
連續劇的法律程序終告結束，可是在法院門外，二人繼續在傳媒鏡頭前大放厥辭，指他們的上訴是針對違法程序而非挑戰選舉結果，選舉主任的行政失誤要他倆承擔責任「相當荒謬」云云。
在我看來，他們是強詞奪理，輸打贏要又食又拎。法例規定，選舉呈請是用來挑戰選舉結果，即是要求法庭宣告選舉過程或某些決定出錯，因此選舉無效。在庭審時，二人保持中立，即是不反對呈請，也不提出抗辯。現時卻指判決不公，要保留議席，簡直是自打嘴巴，要求法庭不理會法例規定，作出適合他們心意的裁決。法律豈能這樣兒戲？
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庭上指出，選舉呈請是嚴肅的法律程序，但凡選舉呈請就是為了挑戰選舉結果。原訟庭判決周庭的選舉呈請勝訴，即選舉結果無效，區諾軒並非妥為當選，這是唯一的必然結果，裁決合法合理合邏輯。若因為區諾軒是周庭的Plan B而要保留其議席，周庭當初乾脆不提選舉呈請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判詞清楚指出，區諾軒及范國威在清楚周庭及劉頴匡提出選舉呈請的理據及知曉裁決會影響其議席的情況下，卻在原訟時保持中立，沒有提出任何陳詞及理據要求法庭保留他們的議席。被判當選無效後提出上訴時才提出區諾軒是周庭PlanB等論點，不是輸打贏要又是甚麼？上訴的目的為何，市民心中有數。
今次法庭的判決反映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同時反映有人企圖利用法律程序達到政治目的。要法庭跟從他們的意願裁決才是公義嗎？不滿意結果就大力鞭撻，是香港一貫珍重的法治精神嗎？
英國大選在當地時間12月12日順利舉行， 由約翰遜（BorisJohnson）帶領的保守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在共650席的下議院中贏得過半的365 席，比上次大選增加了47 席，是保守黨自1987 年以來最大的勝利。至於工黨和蘇格蘭民族黨則分別較上次大選減少59 席和增加13 席。
是次選舉中，保守黨的得票率為總投票率的百分之43.6，共獲得逾1390 萬票。而其實2017 年時由英國前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領導的保守黨曾獲得了總投票率的百分之42.4，與是次大選得票率相差無幾。然而，當年保守黨卻失去13 席，未能取得過半議席。同為牛津大學畢業生、同屬保守黨、同樣以脫歐為政綱的文翠珊和約翰遜，雖然擁有相似的背景，領軍出戰英國大選卻有不同結果，約翰遜的成功之道值得研究。
我認為約翰遜勝出的重要因素是其個人政治魅力、堅持脫歐的決心，以及積極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魄力。這與其背景關係匪淺。約翰遜在正式參政前曾在多間英國媒體先後當過記者和主編，雖然他在任職記者時曾錯誤引用權威的說話，卻沒阻礙他成為備受矚目的人物。他撰寫尖銳諷刺的書籍，鮮明的風格讓民眾留下深刻印象。約翰遜的傳媒工作經驗造就他有出色的公關技巧，懂得如何掌握傳媒，引導民意，讓英國民眾對他的政綱和能力充滿信心，並認為他能為人民解憂。
以處理脫歐一事來說，之前文翠珊任首相時，與歐盟周旋甚久，多番談判仍沒結果，人民覺得她缺乏能力，對她失去信心，連帶也對英國的前途存疑。相比之下，約翰遜跟歐盟談判時強勢出擊，表明寧死不屈（die in a ditch），最終與歐盟談判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