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 會見 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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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先生、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副主席潘國山先生、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女士、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先生，與新民黨多位成員共廿八人（出席名單下段詳列），今天（19日）下午與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先生會面，就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提出四大範疇建議。
會議後新民黨多位成員於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位於的入境事務大樓地下會見傳媒。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表示：「今天很高興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先生抽空見新民黨仝人，我們共有廿八位成員出席，包括新民黨主席團、執委、中委與社區發展主任。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先生向我們解釋政府架構改組的必要性，我們也趁此機會向他提出四個主要問題。」
加強地區建設與統籌工作
葉太稱：「四個我們關注議題，首先包括地區行政，如何加強地區統籌工作，讓地區服務做得更好。我們的副主席潘國山先生對行政長官提出的十八區關愛隊表示支持。」
葉太引述行政長官當選人表示，未來政府會多走進社區，接觸市民，李家超先生的政綱有十八區關愛隊，葉太、潘國山副主席與新民黨各社區發展主任都會經常接觸市民，了解到民間有眾多力量，特別是青年人，葉太與新民黨各人均認為關愛隊應該動員更多青年人與政府未來加強各方面協作。
防疫抗疫 絕不鬆懈
另外，新民黨今天也在會議中分享地區的抗疫工作，青委會副主席張柏源先生觀察到有些問題可以怎樣處理得更好，向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先生分享地區抗疫經驗。
加強金融創新
葉太也稱，「今天我們有與會的金融界代表——中委羅卓堅先生，向李家超先生提出金融方面的意見，例如協助中小企融資、創業板改革、虛擬資產與數字貨幣發展等。」
關注旅遊發展
另外，代表旅遊業的新民黨中委葉慶寧先生，今天也向李家超先生反映很多旅遊業發展的意見，特別是公海遊與航班熔斷機制等。「感謝行政長官當選人與我們有很坦誠的交流，他的態度很謙和，樂於聆聽意見，令我們有愉快的交流。」葉太總結。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先生稱：「今天會面主要討論四個範疇，行政長官當選人非常仔細聽了我們的講述，就我們提出的意見，作出良好的回應。我們對此表示高興。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與地區團體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他又稱，受會議時間所限，今天主要與特首當選人討論四大範疇，未來會與新一屆政府加強溝通，就香港未來更多社會關注議題，與政府建立更暢通的溝通渠道，表達民意。
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說：「感謝行政長官當選人細心聆聽地區的聲音，尤其承諾建立十八區關愛隊。我們分享到地區組織如何協助政府施政，讓民生措施得以落實，這是十分重要，做到以民為本。我們希望與行政長官當選人與新一屆政府各部門緊密合作，令到市民有幸福感與獲得感。」
新民黨副主席潘國山先生表示：「很高興見到行政長官當選人比較貼地，了解到我們地區基層服務的團隊工作，希望以後政府施政更加有效，落到實處，實實在在讓市民受惠。我們期望地區服務的團隊，與政府有良性的合作，令市民有獲得感。」
出席今天會議的新民黨主要人士包括：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副主席潘國山先生、執委陳家珮女士、中委李梓敬先生、執委譚榮邦先生、執委曾向群先生、政策顧問王瑤琦女士、中委蘇炤成先生、執委甘文鋒先生、中委傅曉琳女士、中委葉慶寧先生、中委王家揚先生、中委羅卓堅先生、中委詹美清女士、中委暨青委會主席劉文杰先生、中委何敬康先生、中委廖添誠先生、社區發展主任姚嘉俊先生、青委會副主席張柏源先生、青委會副主席崔添偉先生、社區發展主任林梓鴻先生、社區發展主任郭浩景先生，及社區發展主任林宇星先生等。
新選制下特首選舉標誌香港邁向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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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5 月8 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李家超以1416 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得票率高達99%，高踞歷屆特首候選人之首。繼全國人大去年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終於選出能夠全面團結各黨各派的新特首，曾經的陣營分明、彼此對峙終於消弭無形。
李家超作為一名新時代的領袖，並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站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中心點，從團結建制派開始，一步步走出去接觸廣大市民。由15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就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社會各個階層皆包含在內。從李家超宣布參選特首開始，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籌備好政綱、收集了各方民意，迅速獲得建制派一致支持，可謂旗開得勝。
李家超高票當選，足見民心所向，可是G7 和歐盟卻對此視而不見，分別在8 日、9 日連發聲明，詆毀香港的新選制，充滿敵意、態度偽善、不乏政治偏見，說什麼本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然而，眾多迹象表明，西式民主已見頹勢，在解決民計民生問題方面都力有不逮，西方本應好好反思自身的制度弊端，如今卻反而拿出已然不合時宜的制度對香港指手畫腳。
美國有過百名學者警告西方民主制度湧現危機，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將民主選舉政治化，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壓制選民投票。近年來舉行的公投、普選已經引發社會撕裂，人民因政見不同而走向極端，當選一方即使勝出亦無法有效施政，英國脫歐公投即是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並未承諾過會在香港實施西方民主制度，更不用說普選。而中英雙方在草擬這份聲明時香港仍受英方獨裁統治。「一國兩制」的主要任務是要讓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英國在150 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真正在香港發展民主，雙方談判時香港亦無民主制度，因此中方不可能同意在港實施一個未曾存在的西式民主制度。所以，那些指摘「北京違背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之說實為無中生有，意圖不外詆毀中國。
《基本法》為港人指明落實普選的路線圖，目標是實現「雙普選」，而大前提還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對此，人大常委會於2014 年作出「8.31 決定」，特區政府就此框架制定出雙普選實施方案，但卻遭到所謂民主派執意否決。
回顧特別行政區成立的25 年來，香港已經為推行民主作出努力，因阻礙重重而進退失據。那些所謂「民主派」議員自詡擁護人權、自由，卻走向逢中必反的歧路，不僅與建制派大搞對立，還不惜反對特區政府。
目前，各項深層次矛盾困擾香港，房屋和土地供應、退休保障、貧富懸殊以及青少年向上流動等重大問題已積存多年，亟需解決，可是，有些議員罔顧社會民生的需要，不斷採取極端手段阻撓立法會正常運作，大搞政治鬥爭甚至暴力衝突，導致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社會因而停滯不前。
幸而全國人大把握時機，適時頒布法規以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重回正軌。市民殷切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能夠着手解決重大民生問題，期待盡快與內地通關、重振本地經濟、提升本港競爭力。
李家超是當前的領軍人物，有能力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互動。他執法經驗豐富，充分理解法治和司法獨立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人身自由、公民權利的重要性。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可見他志在必得，不會被官僚程序綁住手腳。在基本民生問題多年議而不決之後，如今港人翹首以待，盼望政府能拿出切實行動、解決實際問題，對那些搞一些空頭承諾、喊兩句口號蠱惑人心的政客，市民已經深感厭倦。
李家超為人謙虛誠懇、具備團隊精神、能夠虛心聆聽不同意見，是特首的不二之選。現在，他作為候任特首已是眾所矚目，還望他能迅速組織好管治班子，盡快安排好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各部門主要官員的人選，抓緊時間制訂可行方案。李家超能夠順天應時，完全有能力為香港揭開新篇章。
「復和」不是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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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行政長官經已選出，當選人李家超在政綱提出了四大施政方向，在提升施政效能方面，提出了「我和我們」的團隊精神，也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可是在修補社會撕裂、保障人權自由、教育等等其他範疇，則未有詳細論述。
香港近年在危機邊緣走過幾回，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9年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的黑暴、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等等，市民以政治顏色分群，黃藍誓不兩立，年輕人仇恨警察，社會撕裂。雖然後來中央政府以《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資格審查委員會、愛國者治港等等大招，把港獨、反對派的勢力壓了下去，涉嫌犯法的人士陸續被捕被控受審，社會表面上回復秩序和平靜。法律處理了違法行為，我們仍需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其他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以修補社會撕裂，立法會未有詳細討論。我認為值得探討，不過復和不是口號，要整個社會花很長的時間和誠意，才有機會達成。
愈是民主撕裂愈嚴重
環顧世界，社會撕裂並非香港獨有，愈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撕裂便愈嚴重。例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便把英國撕成留歐派和脫歐派，兩派勢均力敵，困擾英國政局，擾攘至2020年才正式脫歐。
兩黨輪替的美國更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紅藍之爭長年不息，2021年總統選舉及國會山莊暴亂把撕裂推上高峰。最近（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草擬的意見草案遭洩露，顯示法院有意推翻1973年保障女性墮胎權的標誌性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再次陷入紛爭，支持及反對墮胎權的人民示威抗議，不同州份亦持不同立場。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亦十分嚴重，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持續。
執筆時新聞正報導有「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y）闖入水牛城一間超級市場向黑人連環開槍掃射，至少十人死亡，而行兇者只有十八歲。
此外，有很多國家地區因為種族、宗教教派仇恨而長期對峙、內亂，武裝衝突、流血事件無日無之，人民長年累月活在戰火之中；相比這些極端情況，香港已屬萬幸。
愛爾蘭在歷史上長期受到英格蘭侵略，宗教方面，天主教與新教水火不容，戰爭多年，最終北愛爾蘭六郡併入英國，1949年南愛爾蘭獨立為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退出英聯邦。北愛爾蘭則持續有暴力衝突。這些年來，當地教會等組織一直有推動復和工作，但是要完全消除對立，殊不容易。
南非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達成復和
提到復和，一定會提到南非。1995年，曼德拉總統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委員會向司法部負責，了解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做法包括邀請曾遭受非人道對待的人士講述經歷，加害者則提交證詞，企圖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
2019年黑暴發生後，有外國領事提出用南非模式助香港復和，包括安排特赦，當時我已向他們表示特赦不可行。因為這樣刑事法律會失效，亦會誤導年輕人以為犯法不用負責，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
「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
我強調復和不是口號，無法一蹴而就，更非一位「復和專員」可以成事。通常復和行動希望做到「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這三大方面，但是現實上非常困難。
回說香港，2014年違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經已過去，《港區國安法》做到「止暴制亂」，社會回復公安秩序。我認為復和第一步是法庭要作出公平的裁決，不論黑衣人白衣人，違法的就要受法律制裁，法庭要依法作出公正判決，近期已陸續有相關案件出了裁決及判詞，這是好的開始。
不過，香港做不到分享權力，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均不容許。在完善選舉制度及愛國者治港等框架下，反中亂港、不接受國家主權、不誠心擁護《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不會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不能進入建制及管治系統。反對國家憲制體系，甚至企圖推翻現有制度的人，哪怕在西方任何國家，也不能成為分享權力的對象。惟有民主派人士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才有機會重新返回議會平台，共同努力推動復和。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深層次的民間融和，讓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年輕人）放下歧見甚至仇恨，敞開心扉互相接受，和平共處，是長時期的工作，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有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我則認為「復和專員」的人數（可以是群體而非單獨一人）、性質（是官職抑或義務？）、工作內容（展開對話抑或舉辦活動？）等等都需要深入討論。
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
香港已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新的開始，可能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特區政府需從多方面了解與年輕人的代溝是甚麼因素造成，是意識形態、經濟文化分歧，抑或有產與無產之間的矛盾？要找出成因，對症下藥，解決到年輕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讓他們感受關愛和信任。李家超能否抓緊機會，讓香港復和？
「復和」不是口號(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復和不是口號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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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經歷黑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社會對特區政府的表現並不滿意，紛紛有聲音要求部門改革。例如第5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欠缺預案、動員遲緩，反映部門欠承擔、欠溝通、欠協調，而且部門只以自身功能為本（function-based），而非以解決問題為本（issue-based），於是有部門「做死」，有部門卻事不關己，非常不理想。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增強政府團隊文化，以我和我們的精神處理問題」、並且要「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等等，便是針對以上的問題。此外，李家超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我倒認為這目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
問題是怎樣改革才做得到？本篇以政府新聞處（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ISD）為例，討論如何改革這部門，改善其表現，以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這些年，特區政府歷盡風雨，政府新聞處卻活得異常低調，即使經常遭詬病資訊發布不足、回應假新聞太慢、新聞稿寫得太技術性，甚至出現過記者會背景大熒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等事情，仍未見新聞處提出過甚麼改善措施。此外，原來上一任新聞處處長鄭偉源於去年12月初以健康理由離任後（鄭偉源於離任3星期後出任「一帶一路」專員），新聞處處長一職已懸空6個月，特區政府人才凋零、行軍無將，難怪新聞處沒有突出表現。
內部缺專才 AO長期任處長
最後一位專業新聞官升任新聞處處長的是丘李賜恩，她由1987年擔任處長至1997年，是歷任新聞處處長中任期最長的；近年新聞處處長則多由政務官出任，包括幾位現任局長聶德權（2014年－2016年）、黃偉綸（2009年－2014年）和邱騰華（2006年－2007年），還有朱曼鈴（2018年－2019年）、馮程淑儀（2007年－2009年）和鄭偉源（2019年－2021年）等等。
由政務官擔任新聞處處長，優點是他們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強，缺點是他們並非新聞專業出身，欠缺傳媒背景，加上任期短（例如邱騰華只做了15個月），未及與傳媒及下屬建立深厚關係便又調職，難以帶領部門好好發揮；長期由政務官出任處長，亦反映其上司民政事務局局長一直未能培養專業人才，從內部晉升至處長，也是新聞處積弱的原因之一。
根據特區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新聞處的編制包括12個首長級職位及433個非首長級職位。作為特區政府的大公關，新聞處要時刻掌握傳媒脈搏，為特區政府打造形象、提升民望，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政策，因此整個部門都要反應快、行動敏捷，既要準確發布消息，更要及時澄清謠言、打擊假新聞，更加要時刻掌握網絡和社交平台的評論，但是看新聞處近年的表現，明顯未能發揮功能。
國際形勢複雜 未見有力回應
政府財政年度預算《總目74--政府新聞處》指出，新聞處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接近7億元，工作範疇包括5大綱領--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輿論、公民責任、出版。每個綱領的績效如何，以及需如何改革，我們可逐一拆解。
綱領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宗旨是「在國際間及內地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國際方面，副處長（2）旗下設海外公共關係組、香港品牌管理組、國際推廣組等等，旨在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亦要和駐港外國傳媒及訪港新聞新業員打好關係。
以往，新聞處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資深外籍新聞官，主力與外媒打交道，不過隨着副處長Brett Free在今年年初退休，外籍新聞官已絕無僅有，在外媒聯絡或國際關係方面難以得心應手，甚至事倍功半，特別是現在香港處於複雜的國際形勢，要面對制裁等政治打壓，西方傳媒不斷抹黑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方面便顯得更重要。
內地關係方面亦然，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新聞處與內地傳媒的溝通聯絡愈來愈頻繁，新聞處能否適應內地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內容要求，便很影響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
文宣失敗 新聞稿艱澀難懂
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及公眾資訊」，宗旨是「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計劃、決定、活動及服務的信息，加強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方法包括「以多媒體形式發放信息」、「安排傳媒採訪活動」、「發放新聞稿」等等，副處長（1）旗下的多個政府總部新聞組、駐部門新聞及公共關係小組，會協助部門宣傳不同的政策，例如「大嘥鬼」、消費券、疫苗接種計劃等等。
說來諷刺，這範疇的工作理應做得最多最好，但現實卻是最為人詬病，例如2019年特區政府提倡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政府文宣內容複雜難懂，反修例的文宣反而滲透大街小巷；抗疫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往往未能簡單準確地講解抗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當中過分詳盡而技術性、充滿艱澀詞彙和數據的新聞稿，相信只有傳媒或相關研究人員才會讀得明白，對市民而言全無作用，即是「無人睇得明」，反映新聞處未能有效協助各個政策局以深入淺出、簡單易明的方式傳播及散發資訊，讓市民易於消化吸收。
我認為，新聞處應更頻密地發放更多簡單親民的圖像或懶人包，並且開通更多網絡頻道，把信息滲透社會每個角落。
綱領三「輿論」，指新聞處要「閱覽中英文報章和雜誌、熱門新聞網站及其facebook專頁，以及每星期收聽／收看約239小時電台和電視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還要「編寫傳媒摘要、譯本、報告、官員的談話全文及剪報，會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輿論」範疇的支出不多，2022至2023年度的開支預算只有3,100萬，但是工作模式相當落後。
過去我已覺得新聞官相當辛苦，要每天清晨4、5時起床，閱讀大量報章，手動剪報；現在剪報已電子化，但是仍然由新聞官手動選材。我認為新聞處應提升系統，全面運用人工智能，按部門需要把新聞分門別類，官員一看便懂，可省下新聞官不少時間；而且在資訊每秒更新的年代，還要新聞官「編寫傳媒摘要，盡快送交有關決策局和部門」，是相當滯後的做法。
靈活調動資源 外判推廣工作
另一方面，新聞處鮮有做社交平台內容摘要，在24小時監察網絡輿論方面未夠全面。須知道收集社交平台的大數據，我們可以掌握市民真正關心的事物及反應，例如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投票日，社交平台卻被王力宏離婚洗版；又或者疫情下市民原來非常害怕封城、禁足等等，掌握這些數據會讓特區政府更有效了解民情。新聞處應考慮把這些工作外判，或者開發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以提速、提效、提量。
而在政策局方面，新聞秘書、政治助理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剪報系統，隨時閱覽剪報或其他信息，向局長進行精準匯報。
綱領四「公民責任」，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例如宣傳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國家安全、回歸25周年等等。我當然認同要大力宣傳這些項目，不過工作細項指標仍然是「活動數目」、「印製及展示海報數目」、「宣傳片數目」、「聲帶數目」、「展覽數目」等等，則非常傳統及保守。新聞處應考慮把推廣工作外判，讓市場上的專業人才製作更出色、更多元化、更有效的宣傳推廣計劃。
用AI集大數據 精準監察民情
至於綱領五「出版」，即是新聞處就是特區政府的出版機構，包括「提供編輯服務、製作、分發及銷售政府刊物」。這範疇可算是5大綱領中最追不上時代的，我認為新聞處必須與時並進，靈活運用資源，集中開發電子書，減少印製印刷品。
新聞處多年來未有改革或更新工作模式，逐漸與時代脫節。我認為新聞處應多運用人工智能、收集大數據，以更快更精準地監察輿情，掌握社會脈搏，如此便可重整資源及人手，更緊密地與外地、內地及本地傳媒溝通聯絡，還要學會簡單精準地傳遞信息，才能協助特區政府提高施政效能。所謂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再不改革，新聞處將淹沒於元宇宙時代，形同虛設。
改革新聞處 提速提效提量(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改革新聞處提速提效提量
新民黨 支持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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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的最後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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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由年初爆發至今，經歷了初發、幾何級爆發、高位横行等多個階段，來到最近，單日確診個案總算回落至三位數，祈願第五波疫情真的來到「最後一里路」，香港能逐步復常，健康熱鬧地迎接回歸二十五年。
抗疫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應該靜下心來，檢視過去幾個月的抗疫工作，特區政府是否有效擔起抗疫的主體責任，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下屆政府必須汲取教訓，做好預案，慎防病毒捲土重來。
我們都明白，抗疫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也是要花大錢的任務。抗疫兩年多，特區政府已經花掉四千六百億元，當中包括撥款予醫院管理局、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兩輪消費券、購買疫苗及藥物等等。錢是花得夠多了，但是各項措施的安排未必到位，遠的不說，就以最近向長者免費派發快速檢測包的安排為例，雖然特區政府聲稱是免費派發，但是我們收到很多長者投訴，說他們去到指定團體的派發地點後，發現原來只派發給會員，長者要即場入會才能領取檢測包，更有個別團體要求長者先付二百大元入會費，才「免費」派發五盒檢測包，反映計劃未能完善落實，分分鐘好事變壞事，落得民情怨懟。
望下屆政府多與政黨議員溝通 理順施政
我收到市民投訴後，立即代表新民黨去信食衛局，要求撥亂反正。食衛局反應迅速，當日下午回覆，立即修正措施，取消會籍限制、入會及會費要求，六十歲以上長者親身到指定地點便可免費領取檢測包。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政黨和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我們能切實反映民意民情，下屆政府也必須明白這點，多與政黨、議員溝通，從而理順施政。
此外，特區政府在科技抗疫的表現，並不理想。「安心出行」、電子針卡、疫苗護照、網上預約系統、陽性申報平台、健康碼，名字一大堆，全部半桶水，而且各自為政，互不相通，市民在使用上並不方便，長者更感困惑。
「安心出行」沒追蹤功能是抗疫最大敗筆
我始終認為「安心出行」沒有追蹤功能是抗疫工作的最大敗筆。特區政府一直沒走出所謂「侵犯私隱」的思維誤區，即使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又澄清又強調，在防疫及保障公眾健康的大前提下，「安心出行」加入追蹤功能並不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但是特區政府仍是把「安心出行」沒有追蹤功能當作「功績」那樣吹捧，實在匪夷所思。試想想如果「安心出行」推出時已有追蹤功能，特區政府能運用大數據追蹤緊密接觸者，還需要借調成千上萬的紀律部隊人員手動調查嗎？
還有早前特區政府要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以騰出校舍做全民強檢，但是「暑假」放完強檢卻變了傳聞；要求學生復課後每天快測陰性才可上學，卻堅持不肯向全港學生派發快測包；航班熔斷機制熔走了香港航空樞紐的地位；關閉大量表列處所令各行各行遭受重擊；沒有及早妥善處理為長者接種疫苗的工程致使安老院舍大爆發 ......
篇幅所限，抗疫工作好與壞，這裡未能一一細數，而在第五波疫情的尾聲，究竟特區政府做不做全民強制檢測，讓香港與內地的「動態清零」目標接軌？是抗疫「最後一里路」的重要關鍵。
如何處理BNO移英港人國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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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移民、移居、BNO、雙重國籍等議題又再度熱起來。英國政府於2021年推出BNO「5+1」移民新路徑後，英國外交部向國會提交的《202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半年度報告書》（The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1 July to 20 December 2021）指出，在2021年1月31日至9月30日期間，英國政府收到88800宗BNO簽證申請，並且已批出76176宗。英方又於去年2月24日公布放寬BNO簽證的申請資格，讓BNO持有人的子女可以獨立申請等等。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指那些持BNO移英的港人，不願交還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因此只是移居，並非移民。對於這些爭議，其實歷史早有答案。
歷史早有答案
八十年代初期，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談判，就港人的國籍問題有深入討論。英國政府早在1981年已提出修改《英國國籍法》，列港人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BDTC），沒有英國居留權（Right of Abode in the United Kingdom）。對英國來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後，這些因香港關係取得BDTC身份的港人，不可擁有英國屬土公民的身份（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土），但是英國政府仍然視他們為英籍，於是給予他們一個剩餘身份（residual status），即「英國國民（海外）（BNO）」。他們只可持有英國政府簽發的BNO身份旅遊證件，這身份不能傳給子女，在英國沒有居留權。
中方立場很清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所有具中國血統在香港出生的都是中國公民；即使他們憑香港關係成為英國屬土公民，中方不承認他們是英籍。至於BNO，中方只視之為旅遊證件。
這是中英雙方經過深刻討論後的折衷辦法。因此，《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備忘錄第一節就列明，港人「從1997年7月1日起，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但將有資格保留某種適當地位（指BNO），使其可繼續使用聯合王國政府簽發的護照，而不賦予在聯合王國的居留權」，第二節則是「在1997年7月1日或該日以後，任何人不得由於同香港的關係而取得英國屬土公民的地位。凡在1997年7月1日或該日以後出生者，不得取得第一節中所述的適當地位。」即是港人可取得新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但是只限1997年7月1日前出生的港人才有，該日之後出生的便沒有了。BNO只是旅遊證件，持有人在英國沒有居留權、沒有居住工作的權利。
因此，當英國政府推出BNO「5+1」新路徑（a bespoke immigration route），容許BNO持有人申請有效五年的英國簽證，住滿五年後可申請長期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住滿第六年可以登記成為英國公民，獲得居留權，英方已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備忘錄。而當英國政府進一步放寬計劃，讓BNO持有人的子女可以獨立申請，更是再度違反自己的承諾，而且做法挑釁，志在分化港人。
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至於梁振英先生指持BNO移英的港人，不願交還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因此只是移居，並非移民。他沒有說錯，英國也好，其他國家也罷，移居港人一日「未唱國歌」、未正式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也未算是移民，沒有雙重國籍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港人移居海外後，因為生活不適應等各種原因回流返港。
港人在外國定居後，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即所謂「唱了國歌」，就是移民，便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三條及第九條處理。這些條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第三條），和「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第九條）。
法律很清楚，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是怎樣執行？早有中國法律專家指出，「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取得外國國籍的途徑有很多，國家難以逐一稽查，加上歷年來中港澳台都有很多人移居海外，當中很多人持雙重國籍，若要嚴格執行第三條及第九條，想必影響深遠，因此素來是「隻眼開隻眼閉」。
不能一刀切處理BNO移英港人
我認為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必須小心衡量利弊，亦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處理。持BNO移英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是因為生活節奏、下一代教育等等非政治因素離港，因此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
我們要針對處理的，是那些移英（或海外）後，持續勾結外國勢力、活躍於反中亂港活動、觸犯《港區國安法》的港人。他們持續污衊「一國兩制」，做出傷害國家傷害香港的行為，游說外國政要、國會議員制裁、傷害香港，或者持續推動港獨等等。例如已流亡英國的張崑陽，最近有報導指他與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會面，游說美國制裁香港的指定國安法官等等，這些行為已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這些人持續傷害國家和香港，自然不應該繼續擁有中國國籍與及香港居留權。
人大常委可作「決定」
本來，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和二項的規定，與及人大常委會於1996年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在香港出生或曾經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具有中國國籍的人，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他們持有外國護照只是旅旅證件，只要他們不向入境事務處申報國籍變更，他們仍然是中國公民，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
但是若人大常委作出新的「決定」，解釋如何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例如列出「負面清單」，聲明若這些人繼續從事反中亂港、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他們取得外國國籍（含英國國籍），就會喪失中國國籍，不用申報國籍變更，即時喪失香港居留權。
根據《入境條例》，喪失了香港居留權的前永久性居民，仍會有入境權（Right to Land），他們可以進入香港居住、工作、經商、讀書，沒有任何逗留時間和條件限制。當然，特區政府亦可在人大常委作出新的「決定」後，修訂《入境條例》，褫奪上述人士的入境權。若真是這樣做，這些「前港人」便只能像一般英國籍人士那樣，需申請簽證才能來港。
李家超的「我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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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辭職(6日)、獲國務院免職後(8日)，隨即在周六(9日)下午舉行了網上記者招待會，公布他參加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的參選宣言。
全篇宣言一千六百三十字，分十九段，清晰明確地表達了他未來的施政風格。宣言第六段列出三大施政方向──「一是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的問題，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三是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我十分認同。
事實上，特區政府做事一直過分著重程序，以致很多發展計劃都進展緩慢，動輒花掉十年、二十年都看不到成果。發展步伐滯後，加上在黑暴及疫情的嚴重衝擊，經濟、商貿、教育、創科等各方面的競爭力都大大減弱了。未來，若香港能準確理解自己的定位，明白到國家是香港發展的最堅強後盾，好好抓緊機遇，及時和適當地精簡各類行政程序，加快步伐，香港的發展便有轉機。
不過，比起施政方向，我對於宣言中提及的「我和我們」印象更加深刻。李家超說「我要建立團隊觀念，做事的時候不分『你或我』，強化『我和我們』共同解決問題的團隊文化」。的而且確，香港有七百多萬人，特區政府公務員團隊有十九萬，分佔三司十三局，要有效管理特區政府，有效管治香港，即使行政長官更叻，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行政長官一個人是無法完成所有工作的。因此，有好的、幹練的、合作無間的、不分你我的團隊，至為重要，必不可少。
李家超有這種信念，我相信和他的警察背景大有關係。李家超在1977年加入警隊成為見習督察，二十年後，在1997年晋升至總警司；再十年後，在2007年晉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在2010年出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屈指一算，李家超在2012年獲委任為保安局副局長前，在警隊服務了三十五年。警隊是一支龐大而複雜的隊伍，每天處理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案件，執行不同的行動，講求的就是團隊合作性及凝聚力，執行任務時恰當純熟的分工、補位，否則一個警察單打獨鬥也破不了甚麼案件；而擔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他的任務就是要好好地管理這支三萬多人的警隊，負責資源分配、人事編排、訓練、紀律、裝備、晋升等等。因此，我相信李家超這位當差三十五年的「老差骨」，比很多人更明白團隊合作、不分你我、集思廣益的重要性。
而在我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李家超是保安局副局長，我倆可謂合作無間。李家超很勤力，凡事親力親為，而且心思細密，綽號「頁問」並非浪得虛名。我深信他講得出做得到，真的能為特區政府建立良好的團隊文化，拿出決心和勇氣，合力破解長期困擾香港的老大難問題。他口中的「我和我們」，包括了廣大的香港市民。我鼓勵和支持他和全體市民攜手共進，一起推動香港繼續向前走。
停課復課糾纏不清 同學光陰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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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2月22日突然宣布，幼稚園、中小學要在3月7日起「提早放暑假」直至復活節假期後。當時其中一個說法是校長、老師都不要回校，以騰出校舍做全民強制檢測。當時宣布一出，爭議很大，學校、家長、同學都殺個措手不及，學校行政及教學工作大亂，家長們更是大失預算。
「提早放暑假」連網課學習都泡湯
因為疫情嚴峻，同學長期「無得返學」，要在家裡上網課，學習效能已經比面授課堂大打折扣，老師只有努力教，同學都努力學，但是行政長官一句「提早放暑假」，連同學上網課學習的機會都泡湯了。
有幼稚園家長反映年幼子女形同「文盲」，社交技能等等的發展都拖慢了，這兩年幼兒基礎教育變相失效，但是K3的幼童即將升讀小一，可以想像未來的初小教育者將要面對怎樣的挑戰，特區政府未能及早遏止疫情，對這批幼兒的教育影響深遠。
破壞小六升中程序 家長乾焦慮
「提早放暑假」這個決定亦破壞了小六升中整個程序：
一、原定在3月下旬要考的小六第三次呈分試，取消了。即是小六同學失去了最後一次考試拉高成績的機會。
二、原定在3月期間舉行的中學升中面試，有些中學因為「提早放暑假」而取消，索性改以同學的「成績次第」收生。失去面試機會對小六同學影響很大，特別那照成績不是最突出的，但口才好，面試表現佳的同學。他們想透過面試「博表現」爭取入讀心儀中學的機會也沒有了。
三、因應要「提早放暑假」，整個小六升中的程序、各項重要步驟都一併延後了。很多中學的網上面試日期一改再改，撞期的機率增加，令家長和同學相當焦慮。原本家長可在3月31日收到「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所報讀的中學的取錄通知，現在要等到5月4日，即家長和同學要呆等、焦慮多一個月！而「統一派位」又由7月12日延到7月26日才公布結果，各種延期對家長和同學來說，都是折磨！
文憑試考生擔憂染疫 壓力前所未有
此外，近日有不同的報導及調查指出，應屆中學文憑試（DSE）的中六考生同樣因為特區政府未能有效遏止疫情而承受比前兩屆考生更大的壓力。現在3月下旬每日仍有二三萬確診個案，但是特區政府堅持在一個月後的4月22日開考DSE，很多考生感到焦慮，例如擔心自己在臨考試前確診因而未能應考，或者在考試期間「中招」等等，試問同學們在這種焦慮壓力下，又怎能專心備試？又怎會考得好？
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DSE對官員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既定工作項目，但是對同學來說，卻是影響升學影響就業的人生重要關口！為同學提供安全公平的考試環境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特區政府有沒有考慮待疫情放緩後才開考DSE？讓同學能在較正常的環境及心情下應考，好好表現？雖然教育局局長在3月23日聲稱會研究設立「隔離考場」讓確診考生應考的可行性，但讓同學在身體不適（或者正在發燒）下考試，是否公平？
「暫緩全民強制檢測」要清楚解說
當「暑假」放了一半，行政長官在3月21日宣布「暫緩」全民強制檢測，全港家長群炸開了！若不做全民強檢，即用不到全港校舍做檢測中心，那麼同學「提早放暑假」豈不是白放了？同學白白犠牲個半月可以上網課的學習機會，現在換來甚麼？全港學校、校長、老師因為要配合「提早放暑假」而在背後做的大量工作，調整教學方案、改動面試及收生標準、壓縮程序等等，又為了甚麼？看來他日要做全民強制檢測時，教育局又要找個好理由放假了。
行政長官在3月23日的疫情記者會澄清，說當初決定「提早放暑假」不單是因為要徵用校舍做全民強制檢測，而是因為全港學生上學會大大提高感染及爆疫風險。回看2月的時候，面授課堂已經停頓了好一段日子，同學已經在家每日網課了，根本沒有大批同學每日上學去的情況。
還有，截止3月20日，三至十一歲兒童的第一針接種率只是剛剛達到57%，即是還有近半兒童未有接種疫苗，但是行政長官現在又宣布學校要在4月19日恢復面授課堂，這豈不是要同學冒著感染風險上學去？若恢復面授課堂後又有學校爆疫，師生受感染數目大增，怎樣辦？看來政府要仔細想想如何走下去。
只要是個人，很難不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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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說了，「人命最重要」，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抗疫要求「有求必應、照單全收」。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已經主持了九次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協調會，援港物資及生活必需品源源不絕送抵香港，就連深圳市封城七天，仍確保輸港物資不斷。物資以外，中央政府更派了一批批抗疫專家、採樣人員及醫護人員來港，真的是要甚麼有甚麼。
首批來港醫護有七十人，第二批醫護則有三百七十五人，他們都不是隨便湊合的烏合之眾，而是來自內地多間三甲醫院的精英，帶隊的是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今次已是他第十二次出征，抗疫經驗之豐富可想而知。其他成員包括八十多位醫生、二百多位護士，還有放射影像技師等等，他們都有豐富的抗疫救治經驗，過去兩年曾出征武漢及多個省市。更值得留意的是，他們這次無償來港，是放下原來的工作、離開自己的家人，當中有準新娘把婚禮推遲了，也有女醫生的八歲女兒知道媽媽要來香港，寫下「我把我最愛的媽媽送去幫助你們，大家一起努力，早日戰勝疫情！」只要是個人，看到這些，很難不動容。
報道指他們抵港後，隨即進駐亞博館社區隔離設施，進行閉環工作模式，每四小時一更，期間不換崗位、不休息、不飲食。閉環式工作究竟有多嚴謹，未親身經歷過大抵難以感受。有傳聞指他們入住迪士尼樂園酒店，又稱已獲酒店方面證實；但是特區政府很快便澄清謠言，稱並無此事。不過，迪士尼樂園酒店與亞博館距離不遠，又有充足的房間，即使真的安排他們入住，亦沒問題。
誠然，國家隊也不是神仙，我們不能祈求他們甫來港，疫情便立即消失。不過，只要是個人，對於別人伸出的援手，都應該由衷說聲「謝謝」，這是幼稚園已經有教的。
正因如此，很難想像仍有人會對援港醫護提出各種似是而非的質疑，甚麼內地醫護沒有在港註冊，專業水平如何、懂不懂英文藥名、使用中文寫病歷，去哪裡投訴及追究醫療事故等等一大串問題。這些批評是真心為抗疫好、為病人好，抑或出於「大香港」主義、甚至是政治立場，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事實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雷海潮早已說過，他們明白內地及香港的醫療制度有差異，是以內地援港醫護會嚴格按照香港的法規及指引工作。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亦指內地醫護熟習程序後，兩地醫護「分工無分你我」，他又澄請本地醫護並不需要為內地醫護翻譯病人病歷，香港醫生亦能理解中文的專業用語。
大疫當前，人民生命最重要，我們希望醫護人員能救治更多生命。前線醫護不論來自何方，他們付出的心力汗水都是無私的、可敬的、崇高的奉獻。我們應該向所有醫護人員致謝。期望香港的疫情盡快褪去，內地醫護能早日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