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中國領先全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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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地基本上已發展成無鈔票社會，普羅大眾都有綁定大型科企的電子錢包，如支付寶、微信支付，替代紙幣進行支付。在2020年5月，中國央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宣布推出「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又推出先導計劃，由央行直接推出電子錢包，不再使用大型科企為中介，直接把錢發進用戶戶口。《時代》周刊（Time）一篇題為「Cash-Free Society」的文章，訪問了一位先導計劃的用戶，該用戶表示央行的電子錢包非常方便，但因為沒像科企般推出各種優惠，因此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
數碼貨幣並非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由政府直接發行及由央行支持，較為穩定和安全；而後者欠缺規管，受黑客入侵的風險高，價格波幅也極大。數碼貨幣的發展能令跨境交易結算更方便快捷，且由於央行監管，更是政府與市民直接打交道、協助政府打擊違法行為的好途徑。若全球使用自家央行的電子錢包，金融業可省掉預計全球每名人類平均350美元的營運開支。
雖然美國聯儲局表示仍在研究數碼貨幣的概念，但是國際結算銀行（BIS）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全球已有86%央行正在積極研究數碼貨幣，有六成表示已在進行測試，可見貨幣數碼化已成全球趨勢。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創辦人Michael Sung預計，國際金融貨幣系統將因貨幣數碼化而發生重大轉變，黃金的角色將弱化，一向佔據絕對優勢的美元地位也將慢慢削弱。
中國是繼巴哈馬推出「沙元」（Sand Dollar）後第二個革新全國貨幣系統的國家，可謂領先全球。其實回顧歷史，中國在金融方面一直不斷突破創新，最早的紙幣便是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發明。相信很快，中國便會創造另一段貨幣史。
新民黨 回應《管制即棄膠餐具》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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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貨幣中國領先全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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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曾到訪中國內地的人士定有留意到，內地現在幾乎是無鈔票社會。有次我跟朋友到東莞遊玩，正想光顧街旁販賣烤番薯的老伯，他熟練地掏出手機要求我們使用微信支付，弄得我們這些沒開通微信支付的「港燦」十分尷尬。又記得我前往上海探訪公幹的女兒時，我們出入均使用「滴滴出行」，叫餐則會使用「餓了麼」等手機應用程式，十分方便。
電子支付有很多好處。其一是普及金融，普羅大眾只需智能手機便可買賣，在新冠疫情下更是個既方便快捷又安全的支付方式。此外，便是對抗美國的金融霸權。二戰後各國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創造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以美元和黃金掛鈎，維持固定匯率，並成立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執行重建計劃。1973 年，美國終止了布雷頓森林固定貨幣體系的運作，美元代替黃金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了美國在國際交易的主導地位。
因此，美國的重要殺手鐧便是向他國施加國際經濟制裁，近兩年多名中央及香港官員也列入了制裁名單。譬如現在連行政長官支薪都要用現金。曾有 KOL 提及，如果不能在英美銀行開設戶口，為何不能轉用中資金融機構，避過制裁？
原來中國和美國的大型銀行都是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會員，兩者均使用此網路交換電文進行金融交易。由於美元強勢，按美元結算的商業活動佔多數，所以大部分中資金融機構都有按美元結算的生意。因此只要美國發出制裁令，他們便要跟隨，不得與受制裁人士有生意往來，否則便不能繼續與美元有關的買賣。同理，若制裁一些貧窮國家，如主要向各國售賣石油、並以美金結算的伊拉克，全國甚至會陷入財困、破產。
而若用數碼人民幣來買賣，則可迴避使用SWIFT 系統，這是打破美國金融霸權的關鍵，下文再續。
消費券衰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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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長精心策劃的五千元電子消費券，推出後大獲好評，大部分市民可能早已把第一階段的二千元花掉了，殊不知，來到發放書面申請人士的首階段二千元的日子（9月1日），竟然來了個反轉，真是始料不及。
從傳媒報道可見，數百名市民因為未能如期取得二千元，湧到太子的消費券秘書處查詢。烈日當空，長長的人龍，當中極大部分是長者，有伯伯說排了數小時隊仍不得要領，怨聲載道。而從工作人員的反應所見，他們似乎對爆出這樣的狀況，完全沒有準備。
追本溯源，特區政府不是第一次派錢，更不是第一次處理書面申請，為甚麼偏偏今次會在這個骨節眼上甩轆？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是今次特區政府「為電子化而電子化」，過分依賴網絡及電子步驟，忽略了考慮長者面對的實際困難。
首先，市民若以書面申請，便需把申請表格投入指定地點的收集箱。可是，現場並沒專責人員為市民核對表格，即使表格資料有誤，市民本身並不知悉，交了表格便以為自己順利申請了。
五個工作天後，特區政府以手機短訊通知書面申請人是否合資格或資料是否有誤。可是，長者的手機能否接收短訊呢？即使手機有收到短訊，長者懂得閱讀嗎？閱後又懂得處理或跟進嗎？還有，長者知道及記得要在五個工作天後查閱手機短訊嗎？若沒有收到短訊，他們又懂得怎樣處理嗎？
其實，既然接受書面申請這個傳統方式，只要一股作氣傳統到底，便可避免今次的問題。例如，申請表格上印上回郵便條，要求申請人填寫通訊地址和姓名。那麼除短訊外，特區政府再用郵寄方式書面通知申請人是否要補交資料等等。若果申請人真的填錯了自己的地址，那便與人無尤了。可是今次申請表格上只要求申請人填寫電話，特區政府沒有第二個途徑聯絡申請人了，這是最大的敗筆。
還有，特區政府是有數據在手，能夠事先掌握有多少書面申請人是填錯資料、沒有補交資料等等，也能夠事先掌握當中有多少長者。為甚麼特區政府不及早做好應變計劃，例如設立多幾個分流點去處理問題個案，而偏偏要讓「一條長長的長者人龍苦苦排隊數小時仍不得要領」出現呢？
雖然特區政府馬上亡羊補牢，延長了處理問題個案的期限，但是長者的體驗已經很差。再說，整個消費券計劃才實行了一半，稍後發放第二期消費券時，會出現其他問題嗎？看來政府要快快檢視一下。
新民黨 回應支聯會受查 螳臂擋車 難逃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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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警方國安處要求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最遲在本月7日提供成員及財務等資料，但是支聯會否認是外國代理人，其副主席鄒幸彤亦表明不會提交任何資料。新民黨認為支聯會不提交資料已屬違法。
《港區國安法》第43條第7款已賦予警方「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的權力。相關條文其實是參考《廉政公署條例》訂定，有根有據，亦非新事。
《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的附表5〈關於向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對何謂外國代理人有清晰定義，就是指「在香港活動」，「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直接或間接監督、直接或間接控制、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金錢或非金錢報酬」及「為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的利益而進行其全部或部分活動」的人士。
而根據傳媒報導，支聯會的成員至少有收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款項。NED是美國政府成立的組織，可見從表面證據看來，支聯會有「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補貼或資助」，若支聯會拒絕合作、拒絕提交資料，相關人士有可能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新民黨認為，大勢所趨，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容許作為外國代理人的反華組織繼續操作的，支聯會儘管抵抗，猶如螳臂擋車，難逃覆滅。
公私營合作 有利基建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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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過去與未來，香港都有很多大型基建項目，而特區政府一貫的做法，就是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一般是按工程進度，例如可行性研究、填海工程、興建公共運輸系統等，分階段申請多次撥款，即是「攞完一筆又一筆」。
這種融資方式有兩大缺點，一是花費巨額甚至天價公帑，二是費時失事效率低，特別是以往泛民議員肆虐議會的年代，他們慣常以拉布等手段阻撓或否決這些工程撥款，整個項目便會拖延。
「明日大嶼」費時 遠水不能救近火
特區政府估計造價6,000多億元的「明日大嶼願景」，一直飽受「倒錢落海」、「掏空庫房」、「一鋪清袋」等等批評。在一片爭議聲中，好不容易在2020年12月4日的立法會財委會通過5.5億元的前期研究撥款，而單是這個前期研究報告便要做42個月，即2023年才完成。可以想像，即使「明日大嶼」往後的進程及各階段撥款申請過程相對順利，待填海完成，還要建好鐵路、隧道等交通網絡，真的不知是何年何月了，遠水哪能救近火。
相對於這種又慢又無效率的融資方式，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多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為基建項目融資。立法會早於2005年已做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的研究（RP03/04-05），報告指「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定義是「一種由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共同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計劃項目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下，雙方透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和承擔，各自發揮專長，收相輔相成之效」，合作模式包括「興建－經營－轉移」、「興建－擁有－經營」、「購買－興建－經營」、「設計－興建－注資－經營」、「設計－興建－經營」等等。
歷年來，香港有很多大型發展項目都是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的，各有成效，有迹可尋，值得參考。
早年建沙田新市鎮 邀發展商投標
香港最早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之一，是在70年代興建沙田新市鎮。猶記得1962年，十號風球「溫黛」風暴潮把海水推往吐露港，沙田、馬料水等地遭淹沒，大量住在山谷、低窪地區、木屋寮屋居民淹死，最終造成183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港英政府於是在70年代就沙田新市鎮計劃填海，把山上規劃為火炭工業區，城門河兩旁則發展為房屋區。
當時，政府主動邀請私人發展商投標，於圓洲角一帶的海灣進行約56公頃的填海工程，工程完成後，70%土地歸還政府發展公屋及社區設施，餘下30%則用作發展私人住宅，即沙田第一城。
沙田新市鎮這個「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成功重點，是整項規劃由政府主導，發展商配合政府要求，當時在行政主導下，立法局並沒阻撓或拖延項目。
另一個成功的「公私營合作」項目，是灣仔海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由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擁有。會展第一期在1986年奠基，1988年開幕，採取「興建－經營－轉移（Build, Operate, Transfer，BOT）」模式，由私人發展商出資興建，並由發展商旗下公司管理及營運，特許期由1988年起計40年。
到90年代初期，會展場館已不敷應用，加上港英政府預視主權移交儀式即將到來，於1994年敲定第二期工程（即會展新翼），在舊翼對出海面興建一個面積為6.5公頃的人工島。
會展新翼工程 僅用39個月竣工
當時港英政府向立法局申請一筆過撥款，我是副工商司，第一次向立法局申請時，我的上司周德熙正值外訪，於是由我代表去立法局，可惜那次過不到關；後來周德熙回港，向議員大力游說，第二次順利過關，獲得49.2億元撥款，新翼工程順利展開，填海連興建上蓋前後只花了39個月便竣工，反映「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高效優點，1997年主權移交儀式亦順利進行。
公共運輸系統方面，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均是採用「公私營合作」的「興建－經營－轉移」模式，獲批專營權的公司負責在專營期內興建、營運和維修保養隧道。在專營期內，例如調整隧道費等事務受相關法例規管；待專營期屆滿，隧道便回歸特區政府。
這做法可以節省天價公帑，並且利用市場規律加快興建工程，例如東隧在1986年8月獲批專營權，同年9月動工，1989年9月便竣工通車，工程只花了3年時間，比預期提早了4個月。
三隧的專營權均為30年，紅隧的專營權早於1999年9月屆滿，東隧的專營權也於2016年8月屆滿，因此紅隧及東隧已回歸特區政府；西隧的專營權則待2023年8月才屆滿，目前由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營運。
「西九」棄公私營合作 多災多難
最後要提一個沒有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的項目，就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回歸初期，有意見認為香港缺乏大型新景點，難以吸引更多遊客，向特區政府建議打造全新的文化區，建議把香港發展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董建華於1998年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個構想，之後曾蔭權上台，正式將之列入《十大建設計劃》（2007年《施政報告》），並且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成立了法定機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注資216億港元。
當時特區政府已意識到，環顧世界各地的經驗，很多文化設施都難以自給自足，需要大量捐款或政府補貼，於是計劃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企圖以地養藝術，用靚地收益吸引地產商包銷、負責發展，興建博物館、大廈、住宅、酒店等，即「設計－興建－經營（Design, Build, Operate，DBT）」模式。
最初特區政府採用單一招標的方式，據說當時太古地產已入標，並且提出了相當不俗的企劃，可是遭大肆抨擊「只益單一地產商」，於是特區政府推倒重來，邀請多家地產商合作，但是仍逃不過官商勾結等指控。最後特區政府再次打倒昨日的我，索性放棄「公私營合作模式」，獨自承擔天價興建費用及經常性開支，卻又遭詬病是大白象，吃力不討好。
就是這樣擾攘了20多年，「西九」未見其利，管理局行政總裁已經換了4位，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戲曲中心等問題多多，非議不斷，不禁令人聯想，若當初特區政府頂住壓力，堅持「公私營合作」，今日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會否展現另一番光景？
據知管理局痛定思痛，「西九」餘下的項目均會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則採取「設計－興建－經營」模式，我認為方向正確，是好的發展。
靈活基建融資 應對財赤
財政司司長早就指出，香港在未來5年都有結構性財赤，因此特區政府更應該考慮「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可行性，以靈活的方法推進「明日大嶼」及其他大型基建項目，例如成立特殊目標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善用香港這融資平台，邀請私人企業集資，既可節省公帑，減輕特區政府財赤壓力，也可將公司上市，讓市民成為股東，增加市民對該項目的支持，將來可享受該項目的發展紅利，同時可避過複雜冗長的官僚程序，利用市場規律加快項目進度，我認為特區政府須認真參詳。
鄭松泰遭DQ 跌眼鏡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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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做主席的資格審查委員會公布了選舉委員會委員資格審查結果，在1498位選委參選人中，有兩人不合資格，其中一位是「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即是說，鄭松泰被DQ了，他同時失去了立法會議席，五年內亦不可參選。記者會上，李家超並沒單獨指出DQ鄭松泰的原因，但是說明了資審會是依據法律，考慮一系列因素，從而作出決定。
在這之前，傳媒多番流傳，說有建制派認為鄭松泰是可以入閘的，因為當初鄭松泰沒參加總辭而接受延任立法會議員時，內地官媒曾經發文點讚；而在這延任的大半年，鄭松泰在立法會沒有激進表現，無拉布，無點人數。更有人搬出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不搞清一色」的金句，認為鄭松泰作為立法會裡兩位留任的非建制派議員之一，猜測他能安全入閘。
結果讓有這些想法的人大跌眼鏡。事實上，自從人大常委的決定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修訂了《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後，立法會繼而修改了相關本地法例配合，今後香港的管治者必須符合「愛國者治港」這大原則，而候選人是否符合愛國者標準，法例上有「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的嚴格界定。
在審查的過程中，資審會有發信給鄭松泰，要求他提供資料，即鄭松泰是可以就著資審會的提問，作出謹慎回覆及解釋。而資審會收到鄭松泰的回覆後，結合其他資料，根據法律的規定，向國安委尋求意見。國安委回覆資審會，認為鄭松泰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定。資審會作出決定，取消其資格，並向他發出書面通知。整個過程依法辦事，符合程序公義，沒有紕漏。鄭松泰也向記者表示，由於資審會是根據國安委的意見而作出決定，在法律上不能覆核，他只可接受。
李家超那句「一啲嘗試假扮擁護《基本法》或者假扮效忠特區嘅人，我唔會俾佢嘅花言巧語嘗試同自己漂白，因為騙徒往往最叻就係扮演不同角色」，我十分認同。我亦認為不能像傳媒流傳的那樣，只看鄭松泰近期表現「好像幾乖」便讓他入閘，而是要認真審視他及其所屬政黨/組織的長時期言行，一旦把他以前的所作所為逐一審視，包括著作、線上線下的言行、與及2016年倒插國旗事件，結論便很清楚了，他怎會達到愛國者的標準呢？
有意見認為這個結果將進一步打擊泛民主派的參選意欲，我認為這是偽命題。真正的核心是，在「一國兩制」下，在完善選舉制度後，今後所有參加特區管治架構的人士，都必須是愛國者，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荒誕的加州「召回」罷免機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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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州抗疫各師各法。民主黨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便因抗疫態度強硬，引起特朗普支持者非議，可能面臨罷免厄運。根據加州法例，只要發起罷免一方收集2018 年加州州長選舉時總票數的12%，即約149 萬個有效簽名，即可啟動「召回」（recall）罷免機制。
8 月19 日，有報道指現時發起方已收集到逾170 萬個簽名，罷免紐森的程序正式啟動。罷免選舉公投將於9 月14日舉行，屆時將面對共46人的挑戰。在這場選舉中，紐森要取得過半數支持才可留任，否則便會遭罷免，而新選的繼任者卻有機會只獲低得票率，反映機制可能造成認受性低者取代認受性高者的問題，十分荒謬。
紐森官仔骨骨，政績不錯，疫情期間成功讓加州達到高疫苗接種率。且履歷亮麗，曾任三藩市市長，並在同為民主黨的布朗（Jerry Brown）「翻閹」加州州長、處理加州270 億美元財赤時任其副手。後來布朗更支持紐森出任加州州長，可見其能力得到認可，於是在2018年的州長大選中，紐森得票達61.9% 當選。
在美國，罷免州長這類事情並不罕見。2003 年，屬民主黨的加州州長戴維斯（Gray Davis）便因「召回」機制而遭罷免，當時有說原因是他官員形象刻板、不夠人氣，亦有指真正原因是他未能處理教育危機、管制槍械的立場、無法平衡財政預算等等。說來有趣，當時接棒州長的是阿諾舒華辛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作為著名荷李活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形象強悍，人氣高企，與戴維斯大相逕庭，當選後也不乏花邊新聞。他的妻子是甘迺迪家族的後人瑪麗亞（Maria Shriver），但他被爆出與家傭出軌及有私生子的醜聞，兩人隨後離婚。
港府巨額聘請顧問公司值得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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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顧問公司Consulum的一年合約最終收費特區政府4400萬港元。我相信特區政府是看中其獨有的資料庫和網絡。以Consulum做的「基線研究」（baseline research）為例，相信便是從中選定受訪對象，包括熟悉香港的商會和企業、名嘴、旅遊節目導演和製作人（如熱中拍攝香港的已故主持人波登（Anthony Bourdain））、意見領袖等，從而協助政府了解「主要市場」對香港的觀感。然後把調查數據歸納整理成推廣信息，包括建議特區政府以「國際都會、多元共融、活力澎湃及連結全球」宣傳「香港品牌」。
然而，我認為這筆公帑花得不值。老實說，上述研究成果真是「阿媽係女人」，毫無驚喜，且本來就可於特區政府各部門和機構的網頁上找到相關信息。例如，金發局和金管局一直推廣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早已把香港定義為「與內地緊密融合，並接通世界各地」的「亞洲中心地帶」。至於城市軟實力，旅發局的網頁上有各種「玩樂指南」，從「熱門景點」到「本地文化」多角度宣傳，連漁護署也設有「郊野樂行」網頁宣傳香港的戶外魅力。
事實上，特區政府大可自行作基線研究，不需外求，也可省下巨額外判費用。特區政府手握金發局、金管局、投資推廣署等對外部門和機構，他們各有各國的合作伙伴，有厚實的受訪群眾基礎，只需向合作伙伴派發問卷詢問關於香港的優勢，把他們的共同觀點加以整合拓展，相信也可了解國際如何看待香港，研究成果不會比Consulum遜色。
特區政府和各部門機構應充分利用資源，有機結合，譬如政府新聞處國際推廣組應負責尋找合適的廣告媒介。此外便是提出新宣傳角度。今年香港在《2021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報告》（SafeCities Index）排行第8位；最近發表的「全球正常化指數」（TheGlobal Normalcy Index）中香港更位列榜首，是疫情下經濟活動最快回復正常的地方。因此，「安全城市」、「疫情把控得宜」、「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等均可納為新宣傳方向，向世界宣揚香港優勢。
港府巨額聘請顧問公司值得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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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 月，特區政府推出「香港重新出發」計劃，與顧問公司Consulum 達成一年合共約4900 萬港元的公關服務合約，負責擬備傳訊策略、市場推廣及廣告宣傳計劃，重振外界對香港作為投資、營商和安居樂業之地的信心，塑造「香港品牌」。4900 萬的巨額合約引起爭議，社會關注公帑是否用得其所？ 8 月18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民政事務局回覆我的書面質詢，指Consulum 已完成本地及國際基線研究（local and international baseline research），並已「制定和提交傳訊策略」、「分階段實行的計劃與信息」等。
所謂「基線研究」（baseline research）是指分析現况，奠定項目的基礎以作比較。在這個項目中，Consulum 選定了幾個「主要市場」和「亞洲競爭城市」。我相信他們在定義「主要市場」時考慮了不同領域持份者的意見及相關數據。單以貿易總值論，排行靠前的貿易伙伴有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地。至於「亞洲競爭城市」，則可能是參考《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等具代表性的世界排行榜，選定如東京、首爾等。
按此研究後的結果是，「主要市場」對推廣香港為「國際都會、多元共融、活力澎湃及連結全球」反應良好；而在亞洲地區內，香港是唯一具備「連接中國內地及亞洲市場」、「提供完善可靠和便利的營商平台」、「大都會生活模式」三項重要特質的城市。
接着便以研究結果為基礎，制定宣傳策略，包括選擇合適的廣告媒介、預計受眾群體等。研究指出，香港有「優質的食府用膳」、可「參與世界級盛事」，又是個中西文化交匯處，估計吸引時尚達人和熱愛旅行者。按此方向，Consulum 或選取如Monocle 等時尚潮流雜誌作宣傳平台。
然而，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特區政府稍後才會採用研究結果在海外展開宣傳，Consulum 也無法為宣傳計劃作績效評估。特區政府因此減少開支，最終需付約4400 萬港元。這份公關服務合約已於今年7 月完結，特區政府現階段也沒計劃聘用新的公關顧問服務。這4400 萬的服務費，是否用得其所？下文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