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議員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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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 容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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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十年的政府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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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十年的政府改組
醞釀良久的政府改組，終於有點眉目，行政長官在第七屆立法會首次答問大會（1月12日）上宣布了相關建議，包括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為運輸及物流局、房屋局；食衛局改組為醫務衛生局、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環境局擴大為環境及生態局等，即是把目前十三個政策局增至十五個，其中九個政策局撥歸政務司司長，六個政策局則撥歸財政司司長，同時建議增設一位副司長。由於這是屬於大規模政府架構重組，不是一時三刻能成事，而現屆政府只餘下不足半年任期，行政長官指新建議會交由3月產生的候任行政長官考慮採用，並在本屆任期完成前、6月初完成所有相關修例、審批程序。
新民黨十一年前已提改組
政府政策局的分工落後於社會發展，並非今天的事。而最早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建議的，是我和新民黨。我在2011年1月創立新民黨，並且在2011年6月26日召開了「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發布會」，提出多項政府改組建議，包括：
（一）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土地房屋及發展局；
（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三）增設兩個副司長，協助司長處理統籌協調等工作；與及其他建議。
十一年來，社會環境不斷變遷，各政策局的發展未能發揮最大效能，我不斷向特區政府建言，亦多次撰文解釋倡議改組的細節，以利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記得2018年，行政長官仍然堅稱「暫時完全沒有這個（改組）計劃」（《香港經濟日報》2018-07-03）。來到2022年，很欣慰行政長官終於了解到重整政府架構的重要性，其建議方向亦與新民黨的倡議吻合，分拆運房局、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亦已於上屆立法會達成共識。
喜提創科與再工業化
回顧歷史，我於2011年創立新民黨時，其時擔任新民黨顧問的羅范椒芬積極參與政府改組的討論。後來，羅范椒芬辭任新民黨顧問，改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梁振英甫上台即推政府改組為五司十四局，羅范椒芬還親自來立法會游說議員。可惜改組建議引起反對派議員反彈，未獲立法會通過；連帶創新及科技局也要拖至2015年才得以通過成立。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新民黨的倡議之一，因為香港在創科領域大大落後於內地及鄰近地區。香港自港英時代起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以賣地及轉口港貿易為主要收入來源，缺乏投資科技的誘因。五十年代，香港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發展蓬勃令經濟持續暢旺，港府未意識到有推動創科發展的需要。
猶記得我出任工業署長時，「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帶領多位本地學者深入研究香港科技的未來發展方向，並於1991年出版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有穩健的製造業基礎，但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力陳「工業2.0」（即轉型至以科技生產模式）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出路。後來，工業署委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香港未來的工業發展定位，研究團隊於1997年將研究結果輯錄成《Made By Hong Kong》一書，指出在深入研究紡織、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三大範疇後，得出傳統工業發展已不合時宜的結論，更指若香港要保住長遠競爭優勢，就必須轉型發展高科技工業，並支持本地大學培育更多科技專才。可惜港府當時未有落實上述兩項研究結果，亦一直沒有制定長遠的科技政策，遑論成立政策局。
回歸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有意推動創新科技，並於1998年成立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但是後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痛擊，特區政府即使有意推動創科，也無能為力。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更加「去科技化」，將工商及科技局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令行政機關沒有專責處理創科事宜的專責人才。而且，當時他只依賴「自由行」及地產業振興經濟，整體拖慢了香港的創科及工業發展。因此，當創新及科技局終於2015年成立時，香港的創科發展已然滯後了很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5月親自作出批示，強調要加強粵港兩地合作；「十四五」規劃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而且資金可以「過河」，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因此，如今行政長官重新肯定再工業化的重要性，建議把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我認為是切合國家發展大局，未來香港必須好好發展新田科技城，擴大現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運房局不得不拆
我一直認為運輸及房屋局範疇及責任過大，簡直萬千問題在一身，任何一位局長也無法同時完美處理運輸及房屋這兩大熨手山芋，結果必然「兩頭唔到岸」。特別是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錯把航運及民航事務這經濟項目撥入運輸，當時航運業界便曾埋怨，指特區政府不應把航運和本地交通工具列為同類。自此之後，海陸空出事，都關運輸事，房局需花大量氣力在運輸交通事務上，責任重大。而近年社會上接連發生的重大事故，都屬「運房局惹的禍」，包括最近疫情下國泰容許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來避過檢疫，國泰機組人員在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而引發第五波疫情，正好反映運房局力有不逮，未能有效監察或控制各公營機構的運作。
再數房屋那一塊，香港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樓價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市民擠住劏房寮屋工廈，問題之嚴重，比運輸更甚。由此可見，把運輸及房屋兩大火頭集於一局，是何等超負荷，局長縱有三頭六臂亦難以兼顧。
鑑於交通運輸往往涉及大型基建工程，當年新民黨建議分拆運房局，成立運輸及工務局，一併管理運輸與工務；另方面則成立土地房屋及發展局，把土地、房屋及發展的職責撥歸同一政策局。
然而，時至今日，發展局本身的職能也十分龐大，包括推動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區等多個新發展區，相信已不適合增加房屋事務，否則同樣超負荷。故此，我認為現在應回復回歸前的做法，另設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主力增加房屋供應，改善市民居住質素。我也認同把物流併入運輸，成立運輸及物流局。相信拆局後，局長各有專職，兩局也能更針對性地處理交通運輸及房屋問題。
文化旅遊體育三方拉動
我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建議，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這樣可以讓新的政策局具備一定規模，三個範疇互相拉動，整體發展會更好，而這個建議在上屆立法會已有共識。
先說負責範疇，文化的部分可包括（但不限於）現在民政事務局旗下的文化藝術事務，例如藝術中心資助的九大藝團，與及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音樂、印刷及出版，以及電視等八大創意產業。
體育的部分則可把體育盛事化、「M」品牌計劃與文藝活動、創意產業有機結合，方向正確。同時，旅遊和文化體育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例如「M」品牌計劃、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資助渣打香港馬拉松、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國際賽事在香港舉辦，便同時帶來大量運動員、旅客及遊旅收益。
香港幾個本土活化計劃也頗成功，例如活化舊中區警署的大館、由1950年代舊紡織廠改建而成的 The Mills 南豐紗廠、前身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PMQ 元創方，與及中環街市等等，再加上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Ｍ+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陸續面世。這些景點在未來將為香港帶來旅遊收益。
此外，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對香港在四個新興領域的支持，當中包括「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正好對正這個核心目標。
必須加強青年工作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一直為人詬病，例如由富二代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而被指離地，本屆行政長官上任之初強調要與青年同行，惟2019年黑暴期間卻有大量年輕人因反政府抗爭而被捕，反映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失敗，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普遍薄弱。
而當民政事務局有關文化及體育的職能將撥調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民政事務局將有餘裕增加其他工作內容，因此，我認同把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讓民政與青年工作有機結合，真正了解青年的所思所想與需要，未來才能真正與年輕人同行。
此外，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很多地區已沒有區議員為他們服務，或者區議員政治掛帥卻對該區事務一無所知，市民感到無助。因此，新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必須多關注地區事務，改善地區民生，以補現時區議會的不足。
最重要還是人才
最後，我亦認同增設副司長職位，認為可提升各政策局之間的協調效能。如今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立法會已重回正軌，社會氣氛亦有助推進政府改組的工作，然而今次的改組規模非常大，當中涉及修改法例、人事調動、增加編制等工作，未來特區政府必須積極向立法會各相關事務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詳細介紹及解釋改組細節。
而除了架構上的改動，其實最重要還是人才。要找到具備適合經驗，有一定的政務資歷，熟悉政府程序及有高度政治手腕的人才出任改組後各政策局的局長、副局長、常秘，一點也不容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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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無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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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新年，本來全港市民以為今年終於可以安安樂樂過肥年，食團年飯、逛花市、拜拜年、派派利是，可是人算總不如天算，Omicron不讓我們平平靜靜過新年，
隨著第五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先後於 1月5日及14日宣布重啟各項抗疫措施，包括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禁晚市堂食、取消各項大型活動等等，包括一刀切取消十五個大型花市及大埔林村放馬莆新春市場。
猶記得去年今日，香港疫情反覆，特區政府一度宣布取消花市，引起花農抗議。特區政府隨即改變主意，在減少攤位數量、加密人員檢測、加強人流控制等措施下，又容許續辦花市，期間並沒爆出花市群組，可見上述措施發揮了效用。同時，花農靈活變通，轉移到花墟甚至是商場臨時舖位散貨，於是花墟人流如鯽，其實同樣有爆疫風險，慶幸去年大步檻過，並沒爆出花墟群組。
一年過去，今年面對同樣的爆疫風險，特區政府卻沒有考慮或優化去年的方案，而是一刀切取消花市。特區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明知這個決定會衍生其他尾巴，花農必定會轉移到花墟及商場散貨，屆時人流湧到花墟及商場，難道爆疫風險就比花市低？特區政府的決定只是把播疫風險由場地甲轉移至場地乙、場地丙而已，看來對遏止疫情沒大效用。
食衛局局長說取消花市是兩難決定，特區政府會退還花農已繳費用及提供補助，而對於花農會另覓地方散貨，局長說會留意是否要在花墟實施人流控制措施，與及打擊非法擺賣。這些說法讓市民摸不著頭腦，轉移了爆疫風險高的場地，再實施人流管制措施，更容易產生磨擦衝突， 豈不是多此一舉？希望不會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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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 切斷社區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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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兩年，早前香港曾持續零確診一段時間，奈何近日一名染疫機組人員將病毒帶入社區，造成第五波疫情爆發。政府雖已隨即收緊防疫措施，惟事件反映政府在跟蹤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時有所不足，如未能迅速尋回部份曾到訪高風險地區的市民，甚至未能掌握確實到訪人數。故此，筆者與另外14名立法會議員日前已聯署去信行政長官，促請政府完善「安心出行」，加強追蹤，同時促請政府堵塞防疫政策上的漏洞，以全面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現時並非進出所有場所均需掃瞄「安心出行」，故此很多市民的行蹤紀錄並不齊全，造成追蹤上的困難，如商場人流較多，進出商場卻毋須強制掃瞄「安心出行」，結果一旦出現確診者亦無法追蹤所有同一時段到訪的市民，只能靠市民自律檢測或申報，形同守株待兔。而實際上，市民無法記得自己所有行蹤，即使有使用「安心出行」時亦會忘記「離開場所」，導致逗留時間不準確，降低了「安心出行」的追蹤效能。
惟抗疫關乎全港市民健康，政府必須解決「安心出行」當前的問題。筆者和另外14名議員建議「安心出行」採用實名制，同時與「智方便」、「香港健康碼」等數碼身份認證互通，同時加入定位功能，因目前「安心出行」需市民主動掃瞄，實際操作時難免會有所錯漏，若能加入定位，不但能自動紀錄，方便市民使用；亦能確保紀錄準確，提升政府的追蹤效率，以及能杜絕使用截圖、假冒程式等情況。
若要達至全面追蹤，政府需要設立完善的中央數據庫，讓「安心出行」實時上載行蹤紀錄，由中央數據庫統一追蹤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並參考「香港健康碼」的顏色系統，如市民獲「綠碼」可以如常出行；「黃碼」、「紅碼」則需要施以相應限制，如禁止出入某些特定場所等。此外，政府亦可以公佈「黃碼」、「紅碼」人士曾到訪的公眾場所和時間，一方面加強阻嚇作用，減低傳播風險；另一方面更有效追蹤未有按檢疫要求作出跟進的人士。
筆者理解上述做法或會引起社會大眾擔心私隱問題，因此亦有向政府提出一些釋除公眾疑慮的建議，包括中央數據庫必須加密，防止資料外洩，以及政府必須承諾數據只會保留最近30天，而且僅用於抗疫用途，數據會在疫情過後刪除。此外，安排由獨立第三方認證相關數據的處理方式，確保政府能達到公開的標準。相信種種做法結合將能平衡抗疫需要的和市民的顧慮。
至於社會上仍有不少長者、低收入人士沒有智能手機。對此，筆者和其他議員建議政府可以改為向這些市民派發二維碼，同時推出「安心出行企業版」，讓市民在到訪各場所時出示二維碼，讓餐廳、商場等派人代為掃瞄，便能紀錄有關市民的行蹤。
總合而言，目前「安心出行」的追蹤功能相當有限，實際上仍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筆者和其他議員均認為政府應當善用科技，擴大「安心出行」的功能，加強追蹤，藉以在出現社區傳播時盡早切斷傳播鏈。此外，政府亦應當檢視目前機組人員免檢疫制度，因第五波疫情乃部份機組人員不自律所致，政府必須加強監察，務求做到外防輸入、有效追蹤、全面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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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提交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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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就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進行公眾諮詢。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黎棟國先生、容海恩女士、陳家珮女士，與李梓敬先生，今天（17日）透過視像會議，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提交財政預算案建議（建議書詳見附件），共有廿一項建議，促請政府在目前疫情影響及經常性開支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採開源節流措施，協助支援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大灣區發展、關顧基層、中產，並推行家庭友善等政策。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與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先生，於會議後會見傳媒，分享新民黨提交的財政預算案建議。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稱：「今天新民黨五位成員，與本黨的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今天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就財政預算案建議討論了一個小時，內容很廣泛，我先介紹我們對香港經濟宏觀的看法。」
政府公共財政面對挑戰 宜審慎理財
葉太稱：「首先，我們很關注公共財政管理的策略。現時我們看到三大挑戰，令人擔心，包括近年赤字越來越大，擔心長遠有結構性赤字，違反《基本法》要求。」
「第二，雖然政府官員表示因賣地成績好，受惠補地價收益，今年赤字將大幅度減少，但稅收若過度依賴地產收入，屬不健康現象。政府的地價收入佔政府收入總額由97-98年15.9%，升至2021-22年估計達25%，變成『地產經濟』，顯示政府經濟轉型失敗，雖然政府近年投放很多資源在科技創新，但暫時未見有效擴闊經濟或增加收益。」
「第三項挑戰，是政府經常性開支急劇大升，特別在福利方面，本屆政府上台後，四個年度的福利開支增幅，已增加近62%，醫療開支增加超過28%，教育開支增加逾25%，三項經常性開支急升，導致經常性開支赤字擴大，令人擔心，我們已向財政司司長表達我們的憂慮。」
開源節流 促增博彩稅
葉太表示：「為應對三大政府財政挑戰，就須開源與節流。節流方面，就是重申我們去年的倡議，建議政府基本經營開支再壓縮1%。」
「開源方面，就是透過加稅，但對市民不帶來痛苦。去年我們建議增加股票買賣印花稅，當然引起業界反對，但已經比較不會引起廣泛市民痛苦的稅項。我們重申去年的建議，要求加博彩稅。」她建議應大幅增加足球博彩稅率至80%，增幅為30%；賽馬博彩稅率則建議加至75%至80%，增幅為2.5%至5%。
葉太解釋：「疫情下賽馬會在2021年博彩及獎券收入純利及佣金達144億元，其中賽馬收益達49億元，與03至04年比較，增幅有42%；足球博彩收益達92億元，由03至04年以來增加4.6倍。足球博彩純利最高，只需請精算師計算賠率，賽馬項目則有相當開支。」
「過往我們曾與馬會討論過加稅問題，馬會當然不希望加稅，因香港的博彩稅率比其他地方為高，但香港與英國、澳洲等地比較，香港賽馬會有壟斷經營的情況，馬會的主業是賽馬，政府可開放其他機構經營足球或其他博彩也可以。」
防疫抗疫支援
葉太又在會議上，向財政司司長要求增加防疫抗疫的支援。「對於防疫抗疫，很高興政府反應迅速，上周特首已推出防疫抗疫基金5.0，但措施遺漏自僱人士與零散工，如政府認可處所的很多表演人士、自由音樂人、攝影師、打燈師、舞蹈、歌唱表演者等零散工，他們都受到抗疫措施影響，政府應向這些受影響人士，發放$7,500津貼。」
郵輪業支援
葉太又代新民黨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提出支援郵輪業措施。「對於旅遊，政府支援措施到位，唯一政府完全忽略是郵輪業。郵輪業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花了60至70億元發展啟德郵輪碼頭，營運公司很努力招攬郵輪公司提供服務，有數間公司以香港為母港，有兩間公司在港辦本地遊，很受歡迎，為旅遊界帶來收益，保持郵輪公司以香港為母港，也舒緩很多家庭不能外訪的壓力，提升香港市民精神健康。」
「但因為疫情，停止本地公海遊及本地遊，有一間郵輪公司已負債纍纍，另一間打算搬去新加坡，放棄以香港為母港。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表態挽留這些郵輪公司留在香港，仿傚旅發局補貼『宅度假』客戶每位$500的做法，補貼光顧公海遊的市民每位$1,000，讓郵輪公司渡過難關，支援措施有助給予香港政府挽留的訊號，維持郵輪業母港的地位。」
「另外，政府雖向跨境的運輸工具車主發放數萬元補貼，本地旅遊車也需要補貼，政府有本地遊，但數量較少，本地旅遊車車主已兩年沒有生意，要給保險、維修費，很需要幫助。建議政府提供每架車$30,000補助。對於中小企融資壓力，我們支持繼續還息不還本政策安排。」
關顧基層 支援中產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先生則提出多項有關基層及中產人士的支援措施：「今天見財政司司長，我們提出關顧基層、中產，及家庭友善的訴求。關顧基層人士方面，我們建議擴大長者牙科服務。現行關愛基金，有長者牙科服務資助，為基層長者提供補假牙，但收到很多長者反映，措施不夠理想，應及早做牙齒保健，建議擴大資助範圍，至洗牙及補牙等早期口腔護理服務，讓合資格年齡下降至60歲或以上。」
「另外我們又提出加強基層支援的外展服務，因為基層家庭居住地方狹小，缺乏社區支援，全港有七支家庭支援隊，由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政府無法掌握基層人士需要，建議增加基層外展支援服務，為基層家庭提供適切協助。」
另外，李梓敬先生又促請加強無法律代表訴訟人的支援、加強社區中醫服務；針對中產人士，要求增設外傭稅務寬免，加入扣稅項目最高限額為$55,000；檢視住宅物業差餉寬免機制，引入物業數目上限；為小業主提供大廈管理支援服務。
針對家庭友善措施，他要求政府向新生嬰兒父母派發$20,000現金資助；加強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提高服務獎勵金；協助基層家長，為他們提供津貼使用私營幼兒中心；設立社區家庭調解中心；改善兒童牙科服務等。
葉太最後補充，今天會議上，容海恩議員向財政司司長提出要求協助香港專業人士，在大灣區發展，希望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中小企平台，多設實體辦事處協助專業人士及中小企在大灣區發展。
不贊成再推電子消費券
對於消費券措施，新民黨今年沒有提出增加電子消費券。葉太解釋，新民黨早年已提出消費券，很高興政府去年推出電子消費券，但因面對財政儲備下跌，加上疫情反覆，需要預留儲備幫助受疫情嚴重打擊的人士， 因此不贊成現階段再推電子消費券。
她又解釋，電子消費券涉及數百億元開支及行政費用，對經濟提振有限。而政府首次推出電子消費券，社會氣氛利好，但第二次再推出，估計效益較低。加上八達通及電子交易平台、與零售及飲食業最受益，但對其他行業受惠有限，估計通關後，零售及飲食業能迅速回復，消費增加。所以有關措施需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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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回應傳媒查詢
新聞稿
鑑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強烈勸喻曾出席洪為民生日宴的立法會議員，留在家中工作、避免外出，與及於1月10日、15日及22日做檢測，新民黨認為立法會議員需在盡責履職與抗疫之間取得平衡，經黨團商議，三位受影響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容海恩及陳家珮──不會出席1月12日舉行的立法會大會；至於黨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及李梓敬議員將如常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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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回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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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國安公署於12月29日拘捕《立場新聞》七名相關人士而發表聲明，指控中央及特區政府逼害自由及獨立媒體，並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該七名被捕人士，新民黨強烈反對其聲明，並有以下回應。
根據警方的聲明，該七名人士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警方國安處依法將之拘捕。布林肯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被捕人士，其要求屬粗暴干預香港的獨立司法程序。
第二，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已指出，該七名人士被拘捕的原因，是《立場新聞》涉嫌發布二十一篇煽動性文章，挑起市民對特區政府及有關當局的仇恨，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因此，新民黨認為與新聞自由無關。
第三，警方亦已明確指出，是次拘捕行動並非針對新聞工作，新民黨質疑布林肯在聲明中提及「新聞並非煽動」（Journalism is not sedition），並指控中央及特區政府逼害自由及獨立媒體，並不合理。
新民黨強烈抗議及反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言論，並且要求布林肯收回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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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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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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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讓市民看清真相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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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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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立法會事務
2019年4月18日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主席：
今年預算案其中一項較受關注的措施，是政府建議在未來3年，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早前，我在特別財委會提問，希望向社署了解他們在物業採購方面會有甚麼機制，包括如何招標、怎樣評估價格水平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會否由具有與土地和房屋發展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處所購置工作等。
不過，署長的答覆未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署長只表示，政府推出有關建議措施是應對殷切需求的社福服務及解決處所短缺的問題。她又話，社署和政府產業署將會成立工作小組，以進行採購研究，包括探討物業市場的供應情況、制定採購的策略，並會就採購安排及程序諮詢財經事務局和廉政公署，以確保公帑得以妥善使用。顯然，現階段署方仍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落實有關措施，希望署方可以早日得出結果，盡快向市民交代具體執行細節。
主席，現時多區社福設施不足的情況都相當嚴重，部分公共屋邨，尤其是舊屋邨，更是因為邨內缺乏社福設施，居民需要跨區才能享用社區服務。不少老人家、小朋友和弱勢社群，他們往往是最需要使用社福服務的一群，但偏偏他們在區內卻找不到相關服務提供機構，唯有辛苦些、行遠些，走到隔離區去用這些服務，長遠來說，這種做法既不切實際，亦不可行，政府有必要認真研究哪一區究竟欠缺和需要什麼設施。歸根究底，為什麼有些屋邨嚴重缺乏這些社區服務呢，我認為都係領展獨大造成的禍害。
領展的歷史我不在此詳述。據報道，過去2年至少有6間原本租用領展旗下公屋商場鋪位的社福機構，因為租約期滿或整幢物業出售而要搬走。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社福機構在領展或轉售的公屋商場續租遇到困難的問題，否則再購買幾多物業，都是永遠不會足夠，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有關問題。
長遠而言，與其花費巨額在市場購置私人物業，政府更應該先檢討是否已經做好社福規劃，我曾在不同場合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探討過，利用大數據進行人口結構分析事實上對於香港發展規劃十分重要。如何在賣地條款中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以及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以區內人口結構為基礎的社區服務規劃比率，及早預留合適土地，用作提供社福服務設施亦十分重要。同時，政府亦應全面檢討政府各類型閒置處所的運用，包括空置校舍、政府宿舍和公屋內非住宅空置單位等，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妥善運用。
主席，政府在今份預算案宣佈將會預留220億元，落實多個「一地多用」發展項目。多年來，我一直要求政府善用土地資源，在各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社區託管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室內運動場、街市、診所、長者護理中心和停車場等。早前，陳議員亦提及香港缺乏足夠停車場的問題，我也認同這不是單獨某個地區出現的問題，而是全香港需要面對的情況。這與不鼓勵市民使用私家車的政策方向關係不大，事實上，香港現時情況是路面上有大量私家車和商用車輛，卻沒有足夠的位置供他們停泊，導致部分車輛在路邊停泊，進一步加劇交通擠塞的情況。政府真的應該重新檢視，研究多利用大數據分析和創新科技興建更多智能停車場，當然政府表示會在6處興建地下智能停車場，包括深水埗、荃灣、上環等區，希望政府檢視有關計劃的成效，盡快在全港各區推行智能停車場，解決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規劃標準》對於這些新型智能停車場未必適用，政府亦應檢討如何規劃和為各區提供足夠的泊車位。
主席，作為一個雙職媽媽，我很關注政府支援在職家庭方面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和到位。以幼兒照顧服務為例，現時全港有約10多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但資助託兒服務名額卻只有747個，平均2百多人爭1個位。至於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平均使用率，自 2011/12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99%或以上，有家長在懷孕初期便已開始輪候服務，直至產後仍需等候超過1年才獲得安排。我自己亦正輪候托兒服務，然而到我孩子現時差不多三個多月仍未有任何消息，我相信有不少家長的情況都與我相若。有社福機構更表示，旗下日間幼兒中心的輪候人數，足足是服務名額的5倍，反映現時幼兒照顧服務供求已經達到嚴重失衡情況。
所以，我歡迎政府在預算案中增撥約1.56億元，提升幼兒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加強人員培訓和在北區、觀塘、沙田、葵青及元朗增加合共約4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可惜對比現實情況，仍然是大落後。除了服務名額嚴重不足，託兒服務的收費亦頗高，莫講基層家庭，對於很多中產家庭亦是沉重負擔。上星期，我在特別財委會上亦有反映過，現時幼兒中心的收費，大約是每名幼兒6000-8000元不等，家長的負擔實在很重，當時羅致光局長亦認同，現時有關收費很高，對中上收入人士造成不少負擔。但局長再補充，原來政府打算將資助水平，由現時的15%-20%提高至40%，原來只是希望減低加價壓力，家長未來仍然要繼續承受沉重負擔，相信不少家長（至少我本人）是感到失望的。我認為這1.65億實在是無法幫到一般市民，減輕他們育兒的經濟負擔。希望局長再三考慮，如何能夠為在職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此外，政府應增撥資源，檢視各區的服務需要，發掘合適地點設立更多育嬰及託兒設施，例如以發展社區綜合大樓的模式，容納不同的社福服務和文娛市政設施，滿足社區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主席，預算案進一步提高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至8000元，令長者能夠更有彈性地使用醫療券。過去，不時有媒體報道長者醫療券疑遭濫用，有長者被服務提供者濫收費用，或要求配貴價眼鏡和購買保健品。根據衛生署進行的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期檢討，只有約8%的醫療劵被用作預防性護理，我認為，防患於未然更為重要，政府應加強宣傳，教導老友記如何善用醫療券，提升長者預防疾病的意識。同時，我建議政府考慮取消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讓長者更靈活地使用醫療券，減低他們的醫療負擔。
事實上，香港的醫療問題近年不斷升溫，急症室大排長龍、病房迫爆、醫護人手嚴重短缺，工作量超出負荷，令到醫護人員士氣低落、地區門診和夜診服務不足，市民被迫走到急症室苦等、醫護資源錯配等，這些都不是單純用錢可以解決。我希望，政府能夠從醫管局的管理問題著手，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正視屋邨因商場加租而趕走屋邨診所醫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多區都相當嚴重，所以我再次促請政府在沙田圓洲角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增加夜診服務，減低對鄰近醫院使用急症室及病房的壓力。
另外，我亦希望政府能夠改善長者基層牙科服務，目前全港18區只有11間牙科診所，街症服務名額供不應求，服務已達飽和，而私家診所牙醫收費十分昂貴，僅靠長者醫療券及關愛基金無法應付長者的牙科服務需求。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現有牙科診所的使用情況，在有需要地區開設更多牙科診所和延長公眾服務時間，並考慮在長者健康中心增設牙科服務，讓更多長者能夠受惠。
最後，我想講公務員方面，過去我一直爭取並要求政府及早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適切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福利待遇。有不少紀律部隊人員反映，現時他們的薪酬待遇竟然是差過入職學歷要求相若的政府文職人員，包括頂薪點和跳升點都有差距，特別是員佐級人員的差距更加嚴重。此外，他們亦希望政府考慮讓2000年前入職的人員，同樣可以自願選擇將退休年齡由55歲延至60歲。事實上，政府在2015年已經將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我認為，政府應該一視同仁，考慮讓舊制紀律部隊人員亦能自願選擇退休年齡，同時政府應全面檢討並提升紀律部隊人員的福利待遇，包括逾時工作補償、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善用土地資源，加快興建紀律部隊宿舍，並且提供更多私家車及電單車的泊車位，應付他們的住屋和泊車需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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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十年的政府改組
醞釀良久的政府改組，終於有點眉目，行政長官在第七屆立法會首次答問大會（1月12日）上宣布了相關建議，包括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為運輸及物流局、房屋局；食衛局改組為醫務衛生局、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環境局擴大為環境及生態局等，即是把目前十三個政策局增至十五個，其中九個政策局撥歸政務司司長，六個政策局則撥歸財政司司長，同時建議增設一位副司長。由於這是屬於大規模政府架構重組，不是一時三刻能成事，而現屆政府只餘下不足半年任期，行政長官指新建議會交由3月產生的候任行政長官考慮採用，並在本屆任期完成前、6月初完成所有相關修例、審批程序。
新民黨十一年前已提改組
政府政策局的分工落後於社會發展，並非今天的事。而最早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建議的，是我和新民黨。我在2011年1月創立新民黨，並且在2011年6月26日召開了「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發布會」，提出多項政府改組建議，包括：
（一）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土地房屋及發展局；
（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三）增設兩個副司長，協助司長處理統籌協調等工作；與及其他建議。
十一年來，社會環境不斷變遷，各政策局的發展未能發揮最大效能，我不斷向特區政府建言，亦多次撰文解釋倡議改組的細節，以利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記得2018年，行政長官仍然堅稱「暫時完全沒有這個（改組）計劃」（《香港經濟日報》2018-07-03）。來到2022年，很欣慰行政長官終於了解到重整政府架構的重要性，其建議方向亦與新民黨的倡議吻合，分拆運房局、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亦已於上屆立法會達成共識。
喜提創科與再工業化
回顧歷史，我於2011年創立新民黨時，其時擔任新民黨顧問的羅范椒芬積極參與政府改組的討論。後來，羅范椒芬辭任新民黨顧問，改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梁振英甫上台即推政府改組為五司十四局，羅范椒芬還親自來立法會游說議員。可惜改組建議引起反對派議員反彈，未獲立法會通過；連帶創新及科技局也要拖至2015年才得以通過成立。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新民黨的倡議之一，因為香港在創科領域大大落後於內地及鄰近地區。香港自港英時代起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以賣地及轉口港貿易為主要收入來源，缺乏投資科技的誘因。五十年代，香港發展輕工業，製造業發展蓬勃令經濟持續暢旺，港府未意識到有推動創科發展的需要。
猶記得我出任工業署長時，「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帶領多位本地學者深入研究香港科技的未來發展方向，並於1991年出版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有穩健的製造業基礎，但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力陳「工業2.0」（即轉型至以科技生產模式）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出路。後來，工業署委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香港未來的工業發展定位，研究團隊於1997年將研究結果輯錄成《Made By Hong Kong》一書，指出在深入研究紡織、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三大範疇後，得出傳統工業發展已不合時宜的結論，更指若香港要保住長遠競爭優勢，就必須轉型發展高科技工業，並支持本地大學培育更多科技專才。可惜港府當時未有落實上述兩項研究結果，亦一直沒有制定長遠的科技政策，遑論成立政策局。
回歸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有意推動創新科技，並於1998年成立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但是後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痛擊，特區政府即使有意推動創科，也無能為力。
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更加「去科技化」，將工商及科技局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令行政機關沒有專責處理創科事宜的專責人才。而且，當時他只依賴「自由行」及地產業振興經濟，整體拖慢了香港的創科及工業發展。因此，當創新及科技局終於2015年成立時，香港的創科發展已然滯後了很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5月親自作出批示，強調要加強粵港兩地合作；「十四五」規劃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而且資金可以「過河」，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因此，如今行政長官重新肯定再工業化的重要性，建議把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我認為是切合國家發展大局，未來香港必須好好發展新田科技城，擴大現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利香港長遠發展。
運房局不得不拆
我一直認為運輸及房屋局範疇及責任過大，簡直萬千問題在一身，任何一位局長也無法同時完美處理運輸及房屋這兩大熨手山芋，結果必然「兩頭唔到岸」。特別是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錯把航運及民航事務這經濟項目撥入運輸，當時航運業界便曾埋怨，指特區政府不應把航運和本地交通工具列為同類。自此之後，海陸空出事，都關運輸事，房局需花大量氣力在運輸交通事務上，責任重大。而近年社會上接連發生的重大事故，都屬「運房局惹的禍」，包括最近疫情下國泰容許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來避過檢疫，國泰機組人員在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而引發第五波疫情，正好反映運房局力有不逮，未能有效監察或控制各公營機構的運作。
再數房屋那一塊，香港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樓價高企、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市民擠住劏房寮屋工廈，問題之嚴重，比運輸更甚。由此可見，把運輸及房屋兩大火頭集於一局，是何等超負荷，局長縱有三頭六臂亦難以兼顧。
鑑於交通運輸往往涉及大型基建工程，當年新民黨建議分拆運房局，成立運輸及工務局，一併管理運輸與工務；另方面則成立土地房屋及發展局，把土地、房屋及發展的職責撥歸同一政策局。
然而，時至今日，發展局本身的職能也十分龐大，包括推動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區等多個新發展區，相信已不適合增加房屋事務，否則同樣超負荷。故此，我認為現在應回復回歸前的做法，另設房屋局，專責處理房屋問題，主力增加房屋供應，改善市民居住質素。我也認同把物流併入運輸，成立運輸及物流局。相信拆局後，局長各有專職，兩局也能更針對性地處理交通運輸及房屋問題。
文化旅遊體育三方拉動
我支持馬逢國議員的建議，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這樣可以讓新的政策局具備一定規模，三個範疇互相拉動，整體發展會更好，而這個建議在上屆立法會已有共識。
先說負責範疇，文化的部分可包括（但不限於）現在民政事務局旗下的文化藝術事務，例如藝術中心資助的九大藝團，與及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音樂、印刷及出版，以及電視等八大創意產業。
體育的部分則可把體育盛事化、「M」品牌計劃與文藝活動、創意產業有機結合，方向正確。同時，旅遊和文化體育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例如「M」品牌計劃、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資助渣打香港馬拉松、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國際賽事在香港舉辦，便同時帶來大量運動員、旅客及遊旅收益。
香港幾個本土活化計劃也頗成功，例如活化舊中區警署的大館、由1950年代舊紡織廠改建而成的 The Mills 南豐紗廠、前身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PMQ 元創方，與及中環街市等等，再加上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Ｍ+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陸續面世。這些景點在未來將為香港帶來旅遊收益。
此外，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對香港在四個新興領域的支持，當中包括「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正好對正這個核心目標。
必須加強青年工作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一直為人詬病，例如由富二代出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而被指離地，本屆行政長官上任之初強調要與青年同行，惟2019年黑暴期間卻有大量年輕人因反政府抗爭而被捕，反映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失敗，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普遍薄弱。
而當民政事務局有關文化及體育的職能將撥調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民政事務局將有餘裕增加其他工作內容，因此，我認同把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讓民政與青年工作有機結合，真正了解青年的所思所想與需要，未來才能真正與年輕人同行。
此外，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很多地區已沒有區議員為他們服務，或者區議員政治掛帥卻對該區事務一無所知，市民感到無助。因此，新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必須多關注地區事務，改善地區民生，以補現時區議會的不足。
最重要還是人才
最後，我亦認同增設副司長職位，認為可提升各政策局之間的協調效能。如今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立法會已重回正軌，社會氣氛亦有助推進政府改組的工作，然而今次的改組規模非常大，當中涉及修改法例、人事調動、增加編制等工作，未來特區政府必須積極向立法會各相關事務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詳細介紹及解釋改組細節。
而除了架構上的改動，其實最重要還是人才。要找到具備適合經驗，有一定的政務資歷，熟悉政府程序及有高度政治手腕的人才出任改組後各政策局的局長、副局長、常秘，一點也不容易。我們拭目以待。
一年容易又新年，本來全港市民以為今年終於可以安安樂樂過肥年，食團年飯、逛花市、拜拜年、派派利是，可是人算總不如天算，Omicron不讓我們平平靜靜過新年，
隨著第五波疫情爆發，特區政府先後於 1月5日及14日宣布重啟各項抗疫措施，包括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禁晚市堂食、取消各項大型活動等等，包括一刀切取消十五個大型花市及大埔林村放馬莆新春市場。
猶記得去年今日，香港疫情反覆，特區政府一度宣布取消花市，引起花農抗議。特區政府隨即改變主意，在減少攤位數量、加密人員檢測、加強人流控制等措施下，又容許續辦花市，期間並沒爆出花市群組，可見上述措施發揮了效用。同時，花農靈活變通，轉移到花墟甚至是商場臨時舖位散貨，於是花墟人流如鯽，其實同樣有爆疫風險，慶幸去年大步檻過，並沒爆出花墟群組。
一年過去，今年面對同樣的爆疫風險，特區政府卻沒有考慮或優化去年的方案，而是一刀切取消花市。特區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明知這個決定會衍生其他尾巴，花農必定會轉移到花墟及商場散貨，屆時人流湧到花墟及商場，難道爆疫風險就比花市低？特區政府的決定只是把播疫風險由場地甲轉移至場地乙、場地丙而已，看來對遏止疫情沒大效用。
食衛局局長說取消花市是兩難決定，特區政府會退還花農已繳費用及提供補助，而對於花農會另覓地方散貨，局長說會留意是否要在花墟實施人流控制措施，與及打擊非法擺賣。這些說法讓市民摸不著頭腦，轉移了爆疫風險高的場地，再實施人流管制措施，更容易產生磨擦衝突， 豈不是多此一舉？希望不會弄巧反拙。
政府正就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進行公眾諮詢。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黎棟國先生、容海恩女士、陳家珮女士，與李梓敬先生，今天（17日）透過視像會議，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提交財政預算案建議（建議書詳見附件），共有廿一項建議，促請政府在目前疫情影響及經常性開支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採開源節流措施，協助支援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大灣區發展、關顧基層、中產，並推行家庭友善等政策。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與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先生，於會議後會見傳媒，分享新民黨提交的財政預算案建議。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稱：「今天新民黨五位成員，與本黨的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今天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就財政預算案建議討論了一個小時，內容很廣泛，我先介紹我們對香港經濟宏觀的看法。」
政府公共財政面對挑戰 宜審慎理財
葉太稱：「首先，我們很關注公共財政管理的策略。現時我們看到三大挑戰，令人擔心，包括近年赤字越來越大，擔心長遠有結構性赤字，違反《基本法》要求。」
「第二，雖然政府官員表示因賣地成績好，受惠補地價收益，今年赤字將大幅度減少，但稅收若過度依賴地產收入，屬不健康現象。政府的地價收入佔政府收入總額由97-98年15.9%，升至2021-22年估計達25%，變成『地產經濟』，顯示政府經濟轉型失敗，雖然政府近年投放很多資源在科技創新，但暫時未見有效擴闊經濟或增加收益。」
「第三項挑戰，是政府經常性開支急劇大升，特別在福利方面，本屆政府上台後，四個年度的福利開支增幅，已增加近62%，醫療開支增加超過28%，教育開支增加逾25%，三項經常性開支急升，導致經常性開支赤字擴大，令人擔心，我們已向財政司司長表達我們的憂慮。」
開源節流 促增博彩稅
葉太表示：「為應對三大政府財政挑戰，就須開源與節流。節流方面，就是重申我們去年的倡議，建議政府基本經營開支再壓縮1%。」
「開源方面，就是透過加稅，但對市民不帶來痛苦。去年我們建議增加股票買賣印花稅，當然引起業界反對，但已經比較不會引起廣泛市民痛苦的稅項。我們重申去年的建議，要求加博彩稅。」她建議應大幅增加足球博彩稅率至80%，增幅為30%；賽馬博彩稅率則建議加至75%至80%，增幅為2.5%至5%。
葉太解釋：「疫情下賽馬會在2021年博彩及獎券收入純利及佣金達144億元，其中賽馬收益達49億元，與03至04年比較，增幅有42%；足球博彩收益達92億元，由03至04年以來增加4.6倍。足球博彩純利最高，只需請精算師計算賠率，賽馬項目則有相當開支。」
「過往我們曾與馬會討論過加稅問題，馬會當然不希望加稅，因香港的博彩稅率比其他地方為高，但香港與英國、澳洲等地比較，香港賽馬會有壟斷經營的情況，馬會的主業是賽馬，政府可開放其他機構經營足球或其他博彩也可以。」
防疫抗疫支援
葉太又在會議上，向財政司司長要求增加防疫抗疫的支援。「對於防疫抗疫，很高興政府反應迅速，上周特首已推出防疫抗疫基金5.0，但措施遺漏自僱人士與零散工，如政府認可處所的很多表演人士、自由音樂人、攝影師、打燈師、舞蹈、歌唱表演者等零散工，他們都受到抗疫措施影響，政府應向這些受影響人士，發放$7,500津貼。」
郵輪業支援
葉太又代新民黨中央委員葉慶寧先生提出支援郵輪業措施。「對於旅遊，政府支援措施到位，唯一政府完全忽略是郵輪業。郵輪業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花了60至70億元發展啟德郵輪碼頭，營運公司很努力招攬郵輪公司提供服務，有數間公司以香港為母港，有兩間公司在港辦本地遊，很受歡迎，為旅遊界帶來收益，保持郵輪公司以香港為母港，也舒緩很多家庭不能外訪的壓力，提升香港市民精神健康。」
「但因為疫情，停止本地公海遊及本地遊，有一間郵輪公司已負債纍纍，另一間打算搬去新加坡，放棄以香港為母港。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表態挽留這些郵輪公司留在香港，仿傚旅發局補貼『宅度假』客戶每位$500的做法，補貼光顧公海遊的市民每位$1,000，讓郵輪公司渡過難關，支援措施有助給予香港政府挽留的訊號，維持郵輪業母港的地位。」
「另外，政府雖向跨境的運輸工具車主發放數萬元補貼，本地旅遊車也需要補貼，政府有本地遊，但數量較少，本地旅遊車車主已兩年沒有生意，要給保險、維修費，很需要幫助。建議政府提供每架車$30,000補助。對於中小企融資壓力，我們支持繼續還息不還本政策安排。」
關顧基層 支援中產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先生則提出多項有關基層及中產人士的支援措施：「今天見財政司司長，我們提出關顧基層、中產，及家庭友善的訴求。關顧基層人士方面，我們建議擴大長者牙科服務。現行關愛基金，有長者牙科服務資助，為基層長者提供補假牙，但收到很多長者反映，措施不夠理想，應及早做牙齒保健，建議擴大資助範圍，至洗牙及補牙等早期口腔護理服務，讓合資格年齡下降至60歲或以上。」
「另外我們又提出加強基層支援的外展服務，因為基層家庭居住地方狹小，缺乏社區支援，全港有七支家庭支援隊，由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政府無法掌握基層人士需要，建議增加基層外展支援服務，為基層家庭提供適切協助。」
另外，李梓敬先生又促請加強無法律代表訴訟人的支援、加強社區中醫服務；針對中產人士，要求增設外傭稅務寬免，加入扣稅項目最高限額為$55,000；檢視住宅物業差餉寬免機制，引入物業數目上限；為小業主提供大廈管理支援服務。
針對家庭友善措施，他要求政府向新生嬰兒父母派發$20,000現金資助；加強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提高服務獎勵金；協助基層家長，為他們提供津貼使用私營幼兒中心；設立社區家庭調解中心；改善兒童牙科服務等。
葉太最後補充，今天會議上，容海恩議員向財政司司長提出要求協助香港專業人士，在大灣區發展，希望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中小企平台，多設實體辦事處協助專業人士及中小企在大灣區發展。
不贊成再推電子消費券
對於消費券措施，新民黨今年沒有提出增加電子消費券。葉太解釋，新民黨早年已提出消費券，很高興政府去年推出電子消費券，但因面對財政儲備下跌，加上疫情反覆，需要預留儲備幫助受疫情嚴重打擊的人士， 因此不贊成現階段再推電子消費券。
她又解釋，電子消費券涉及數百億元開支及行政費用，對經濟提振有限。而政府首次推出電子消費券，社會氣氛利好，但第二次再推出，估計效益較低。加上八達通及電子交易平台、與零售及飲食業最受益，但對其他行業受惠有限，估計通關後，零售及飲食業能迅速回復，消費增加。所以有關措施需審慎考慮。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國安公署於12月29日拘捕《立場新聞》七名相關人士而發表聲明，指控中央及特區政府逼害自由及獨立媒體，並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該七名被捕人士，新民黨強烈反對其聲明，並有以下回應。
根據警方的聲明，該七名人士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警方國安處依法將之拘捕。布林肯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被捕人士，其要求屬粗暴干預香港的獨立司法程序。
第二，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已指出，該七名人士被拘捕的原因，是《立場新聞》涉嫌發布二十一篇煽動性文章，挑起市民對特區政府及有關當局的仇恨，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因此，新民黨認為與新聞自由無關。
第三，警方亦已明確指出，是次拘捕行動並非針對新聞工作，新民黨質疑布林肯在聲明中提及「新聞並非煽動」（Journalism is not sedition），並指控中央及特區政府逼害自由及獨立媒體，並不合理。
新民黨強烈抗議及反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言論，並且要求布林肯收回聲明。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