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議員
立法會議員
香港島 葉劉淑儀
新界東 容海恩
區議員
南區 陳家珮
屯門區 蘇炤成
屯門區 甘文鋒
西貢區 區能發
西貢區 溫悅昌
沙田區 黃嘉榮
沙田區 梁家輝
沙田區 唐學良
沙田區 何厚祥
沙田區 潘國山
沙田區 姚嘉俊
沙田區 陳敏娟
離島區 傅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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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來不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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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英國大選，約翰遜（Boris Johnson）帶領保守黨獲得「漂亮的多數票」（handsome majority），在下議院議席贏得過半的365席，比去年增加了47席，約翰遜得以連任英國首相。然而，大選前坊間對約翰遜的得票其實並不樂觀，《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於12月刊登文章Key Election Task for U.K. Tories: Tame Boris Johnson，認為約翰遜的個人情緒管理是這次選舉的勝負關鍵。
文章指2017年英國大選時，工黨的格恩（Andrew Gwynne）在天空新聞台（Sky News）的論壇上激怒約翰遜，約翰遜還大力推撞格恩。當時格恩便用當地俗語「pillock」形容約翰遜是個愚蠢的人。約翰遜不善於控制情緒，容易暴怒，在這篇文章裏，作者把情緒形象化，以「erupt with rage 」形容約翰遜猝不及防的怒氣。「Erupt 」的意思是「爆發」，常用於表示「火山爆發」（volcano eruption）。
作者直言，雖然約翰遜的個人政治魅力致使脫歐陣營於2016年脫歐公投中勝出，但是約翰遜動輒發怒的脾氣（a flash of temper）可能會帶來「負面的政治迴響」（political repercussions）。因此，不少人懷疑約翰遜早前刻意避開棘手的訪問，便是為了隱藏自己的弱點。
此外，文章也指約翰遜的個性容易失言（gaffe-prone character），民眾會對他失去信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便曾於2016年脫歐公投時質疑約翰遜的宣言是謊言。「Gaffe 」源於法語，它的解釋是「blunder 」（錯誤），有時會與「political 」合併為「political gaffe 」，意指政治家因失言而犯下的錯誤。
來到2019年的「提前大選」（snap election），約翰遜有備而戰，盡力隱藏易怒真面目，表現得親民又有耐性。例如大選前一天，他到訪一所餐飲公司，參與預備一份餡餅，並把其脫歐方案比喻為「可放入焗爐的」（oven-ready）點心，意思即一切準備就緒。這些「軟功」頗為有效，說服不少英國民眾支持脫歐，也堅定了民眾對脫歐的決心。得來不易的信任終讓他成功帶領保守黨勝出大選，並「能用自己的意願塑造英國」（can shape the country with his ow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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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禍港打擊深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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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討論由鍾國斌議員提出（邵家輝議員代問）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的質詢，我要求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講解《法案》第五條對香港的影响，陳副局竟然說沒有《法案》在手而未能回答問題，我感到十分失望及遺憾，因為《法案》第五條嚴重窒礙香港高新科技的發展，打擊深遠，實在十分重要。
第五條「大灣區條款」
我稱《法案》第五條（Annual Report on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Laws and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ccurring in Hong Kong）為「大灣區條款」，皆因整條條款都是針對大灣區的高科技發展及香港的角色而制訂的。
首先，第五條規定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聯同國務卿，需在《法案》通過後七年內，逐年提交年度報告，審視香港高科技產品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程度。條款原文是an assessment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and sanctions laws occurring in Hong Kong. 關鍵字是 extent of violations，即是美方已經設定香港是有違反的，年度報告是檢視違反的程度。
第五條(a)(3)列明，要評估有沒有受美國出口管制的敏感民用軍用兩用產品（sensitive dual-use items）透過香港轉運至中國，發展中國的大數據、監察系統或社會信用體系。
第五條(a)(4)則要評估中國如何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把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高科技入口到大灣區去（... to use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o import items into … as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因為中國把香港定位為國家的科技及創新中心（... through the assignment by Beijing of Hong Kong as a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enter ...），觸動了美國的神經，使美國更加敏感。
我素來覺得國家把香港定位為科技及創新中心是太抬舉香港了，香港的創新科技基礎、能力及人才各方面均未及深圳。以往，香港在高科技出口方面有優勢，是因為香港從港英時代起，追隨英國享有西方的特別待遇，可以輸入民用軍用高科技產品。
然而，在回歸二十三年後，上述優勢將隨著《法案》的通過而消失。美國忌憚中國大灣區計劃的威脅，同時認定中國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及科技及創新中心的定位來獲取美國的高科技，矢志打壓，日後香港將難以輸入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了。
美國打壓中國科企
香港要發展高新科技，不能不和內地合作。可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中國很多科技企業都被美國打壓。
2019年10月，美國商務部把AI獨角獸商湯科技（SenseTime）及其他二十多間中國科技企業納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和美國公司交易、入口美國產品或購買美國技術，例如半導體、晶片等等，藉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封殺。
商湯科技是由湯曉鷗教授帶領的中大工程學院團隊創立的初創企業，在香港、北京、上海及深圳均設有基地，專門開發人工智能深度學習、人面辨識、遙感影像、擴增實境等技術，與華為、小米等維持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市值達75億美元。創辦人湯曉鷗教授與內地科技界關係千絲萬縷，經常穿梭中港各地，在目前形勢下，美國怎會容許這類企業入口美國的先進技術？
香港創科路遙
美國無所不用其極，阻礙中國登上AI一哥的寶座，而香港在中美貿易戰及《法案》的雙重箝制下，想要真正成為科技及創新中心，真是難上加難，未來或者需向美國及其盟友以外的國家（例如德國）輸入科技。
我認為香港另一個可行方向是避重就輕，即是發展金融科技、虛擬銀行或虛擬貨幣這些相對簡單、不需要採用美國先進半導體或晶片的技術，捨難取易，或有生機，但以香港目前停滯不前的創科環境而言，要突圍也非易事。
《法案》禍港 泛民「功不可沒」
回說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公民黨郭榮鏗議員振振有詞，說「本人及公民黨支持《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認為《法案》有助保護香港在《基本法》下應有的人權和法治。」我認為他是顛倒是非。
事實上，香港在多項排名榜表現優良，例如最近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警察可靠度排名」（Reliability of Police Services），香港排名第六位，比加拿大（第八位）、澳洲（第十位）及英國（第十八位）的排名均要高，美國更只是排名第二十六，遠遠落後。
由此可見，市民必須瞪大眼認清楚，正正就是郭榮鏗、楊岳橋、涂謹申、葉建源、陳方安生及黃之鋒等泛民人士，多次赴美，假借保障香港人權自由之名，游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其他國會議員通過這條禍港《法案》，要求美國及其盟友制裁香港，真正目的就是箝制中國及香港的發展，將來香港的高新科技無法突圍，這批人「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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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天後的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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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區議會陸續召開會議， 一如所料，泛民掌控的十七個區議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以後的區議會將會變得高度政治化，甚至因為過分關注政治議題而衍生新的矛盾。
1月15日，大埔區議會大會討論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時，大埔民政專員指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不符合《區議會條例》賦予的職能，不能進行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帶同民政處及秘書處職員離席，不作會議支援。
其後，大埔民政事務處指政府認為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與《區議會條例》有牴觸；而一眾大埔區議員則到灣仔民政事務總署請願，要求釐清該委員會違反條例的地方。在我看來，問題非常簡單，就是要了解大埔區議會成立該委員會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當中關鍵是，區議會的成立與《區議會條例》是依據《基本法》而制訂的。
根據《基本法》第9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第98條則是「區域組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由法律規定。」上述條文的關鍵詞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諮詢」，是被動式的，而接受諮詢的事宜要由特區政府提出。
目前特區政府並沒有就保安及政制事務諮詢大埔區議會，區議會自行成立相關委員會，選出正副主席，然後討論議員關注的事宜，已經僭越了《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至於有素人議員引用《大埔區議會常規》第33條 「為執行區議會職能的目的，區議會可委出委員會，並可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任何委員會」，更加是轉移視線，企圖魚目混珠。試問區議會並不擁有的職能，怎樣轉授予委員會呢？
區議會是地區事務諮詢組織，不論是《基本法》第97條及《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的職能均沒包括保安及政制事務，若區議會僭越《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企圖去做其他事情，是法律及制度均不容許的。若事件繼續發酵，理想做法是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讓法庭裁決大埔區議會自行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是否違反《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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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會見財政司司長 提交《2020-2021年財政預算案》建議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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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與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今天（18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就《2020-2021年財政預算案》提交多項建議，包括一項經常性措施；四項一次性措施，期望加以紓緩三大最受影響行業——旅遊、零售及飲食；及一項措施增加財政收入。
促政府止暴制亂 減本地經濟動盪
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嚴重影響本港社會穩定，經濟民生受到重創，影響本地消費、旅遊及投資。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自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在今年第三季按年收縮2.9%，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新民黨今天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會面時，建議政府解決目前經濟困境，首要止暴制亂，否則香港長遠經濟難以復甦。
因應政府預測明年本港經濟前景不明朗，今個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因此新民黨並不建議加大經常性開支，只促請政府考慮向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以鼓勵生育，將此定為經常性措施，長遠以鼓勵生育及減輕相關家庭壓力。
建議產後母親獲發二萬元現金津貼 為經常性措施
過去三十多年，本港的生育率持續低於更替水平，加劇本港人口老化。父母為生兒育女需面對種種短期支出，例如產後護理、坐月食療以及購置嬰兒尿片和配方奶粉等，所費不菲。為了紓緩母親產後的短期開支需要並鼓勵生育，新民黨建議政府每年向每名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本港每年新生嬰兒的數目大約維持在五萬多名的水平，預計上述建議涉及的金額為一年約十億元。容海恩議員指出有關建議並非新民黨首次提出，期望政府為孕婦及初生嬰兒提供現金支援，減輕家庭壓力。
推出一次性措施 支援旅遊、飲食及零售業
雖然特區政府由8月起已推出四輪合共約250億元的紓困措施，如補貼電費、豁免政府牌照費用、運輸業燃料補貼等措施，但仍被批評為力度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推出的措施零散，相信政府主要是考慮行政方便，有關措施都是根據過往的軌道進行，缺乏新思維及針對性，對於最受打擊的行業支援不足。
而今次反修例風波，屬獨特情況，三大行業——零售、餐飲及旅遊最受打擊。今年10月訪港旅客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43.7%，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10月大幅下跌24.3%，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另外，根據統計處的數字，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在今年第三季大幅上升至6.2%，為八年來的高位。因此建議用超常規方法應對目前的經濟狀況，針對零售、餐飲及旅遊業，提出以下一次性的支援措施，合共涉及約932億元。
措施一﹒推出一萬元本地消費券
新民黨建議政府推出個人消費券，向全港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派發。本港有約600萬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計及約17萬新來港人士，預計發放消費券涉及公帑約為617億元。建議政府於財政儲備中撥出，以刺激本地經濟。
消費券建議總值為一萬元，須在六個月或一年限期內使用，在可行的情況下，建議研究將消費券分為飲食、零售及旅遊三部分，金額可分別釐訂於四千元、四千元及二千元。
財政司司長表示對我們有關建議的概念不抗拒，但認為執行有困難。本黨建議，消費券由金管局統一發行，如發行鈔票一樣，提供安全防偽特徵的印本或電子消費券，市民可憑身分證，於郵政局或民政處地方事務處，用最簡單快捷方法去領取。而消費券比派現金，更有助刺激本港經濟，確保流動性及對三大行業支援的針對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拔·蒙道（Robert A. Mundell）曾公開建議中國以發行100元的消費券刺激內需。而成都及杭州市曾經於2009年發行消費券，效果正面。日本及台灣推出的消費券，對刺激生產總值增長的效益不足1%，而且行政成本過高、替代效應抵銷經濟刺激效果及出現高估乘數效應等。新民黨認為，政府應汲取海外經驗，充分考慮措施對保障基層就業及協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的實質作用。
措施二﹒設立三億元「旅遊業應急計劃」
過去半年，由於暴力示威衝突持續，全球超過35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而國內旅客亦避免來港，使旅客人數急跌。本港目前有1,700多間旅行社，約九成為中小企，業內共6,000多名導遊及超過17,000名領隊正面臨生計不保。
雖然政府已推出豁免旅行代理商牌照費用、發放予每間旅行社上限六萬元的入境或出境旅客現金鼓勵等，但作用有限。業界一直要求政府動用「旅遊業賠償基金」，協助旅遊業解決燃眉之急。截至2019年9月，基金結餘已達6.78億元。政府於2009年宣布，當基金結餘少於四億元時，才會恢復收取徵費。基金一直由業界供款，面對旅遊業寒冬，政府在基金條款限制以外的方式，向業界發還部分款項，做法合情合理。
新民黨建議，推出2.78億元的「旅遊業應急計劃」，供僱用少於50人、於2019年5月1日前開業，持有效商業登記證並於申請日仍有效的旅行社申請，預計每間旅行社可獲15萬元資助。當局應盡量簡化申請手續，加快批核程序，確保資金達應急之效。
措施三﹒寬免薪俸稅上限四萬元
稅務寬減是刺激消費最直接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過往一直以退稅方式，還富於民。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稅務寬減長遠對稅基的影響較少，而且寬免金額可按每年情況調節，較調整稅率或免稅額可取。
新民黨建議，於2019/2020課稅年度內，將薪俸稅的稅務寬免設為100%，上限提高至四萬元，預料建議可令更多夾心階層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應在2019/2020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上述寬免薪俸稅的建議，預計政府收入將減少約312億元。
措施四﹒為商舖業主減租提供財政誘因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因應目前的經濟環境，商舖面臨最大問題是租金昂貴，很多業主及大財團不願減租。
新民黨建議政府以稅務優惠，向各大小業主調低租金提供財政誘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要商舖業主能提供證明，在2019/2020課稅年度中，其轄下商舖整體租金水平至少下調15%，則可獲減免1%利得稅。具體執行方法交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研究。我們認為，鼓勵業主調整租金，對減輕租戶壓力的效果最為直接，亦希望藉此促使整體商業及零售租金回落，相信措施較現金津貼更有效紓緩中小企的財政壓力。此建議最終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多少，需交由有相關詳細數字的部門作估算。
上調博彩稅 增加經常收入
過往兩年，政府在經常開支方面的升幅顯著（見表一），由2015/2016年度至2017/2018年度三年平均約6%的增長，急升至過去兩個年度平均約10%的增長。當中2018年《施政報告》投放於教育及福利的新增經常性開支達45億及5億元。
政府太過依賴賣地收益及印花稅等，極受經濟周期及外圍波動影響，收入容易「大上大落」。財政司司長早前預計，政府在本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來首次。政府應設法增加經常收入，以提高政府稅收的穩定性。
博彩及彩票稅近年為庫房帶來每年超過200億元的穩定收益，為了填補新增經常性開支帶來的財政壓力，我們建議提高博彩稅。在足球比賽投注方面，稅率由現時的淨投注金收入的50%，增至80%；在賽馬投注方面，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由現時的72.5%至75%的累進稅，升到75%至80%；境外賽事的本地投注，則劃一由72.5%升至75%；獎券活動（六合彩）的稅率則維持不變（見表二）。
根據統計數字，香港賽馬會在足球博彩的投注總額增長強勁，由2013年時只有賽馬博彩投注總額約一半，到2019年首次超越了賽馬博彩，分別是1,141億和1,061億。以2019年的數字作估算，如果採用我們上述的建議，預計在博彩稅上能帶來52億的額外經常收入。
現時只有香港賽馬會根據《博彩稅條例》（第108章）獲發牌照，因此受新措施影響的範圍有限；而且提高博彩稅並不會對經濟民生帶來負面效果，較調整其他稅種的稅率或開徵新稅項可行。
對於有意見反映增加博彩稅可能會增加外圍賭博，我們認為需視乎執行情況。如加博彩稅，增加外圍賭博風險，政府及警方有責任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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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強烈譴責 暴徒於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外縱火
新聞稿
新民黨留意到今日（12月8日）有大批市民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國際人權日遊行，整天遊行雖然大致和平，可惜仍有不少遊行人士偏離警方指定的遊行路線，傍晚時份更有少數暴徒 塗污高等法院外外牆，並向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門外投擲汽油彈及縱火，破壞政府公物，終審法院的木門及牆壁亦被熏黑。香港作為法治之都一向聲譽良好，暴徒在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外縱火的行徑，是公然挑戰司法機構及赤裸裸地踐踏法治。另外亦有少數暴徒入夜後大肆破壞灣仔集友銀行分行，並在中環一帶設置路障，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的舊中國銀行大廈外牆亦被塗污。
多個月來暴徒專門針對及破壞中資或與內地關係密切的機構及商舗，其行為等同「法西斯」主義人士，完全違反國際人權日「尊重人權與自由」的宗旨。新民黨對此予以強烈譴責，同時亦絕不容忍任何破壞司法機構或損害法治的行為，希望市民認清這些表面打著民主之名，實質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徒。新民黨同時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並感謝警務人員在巨大壓力下持續執勤，維護社會安寧。cczeX1Q&__tn_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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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28位候選人 呼籲積極投票 一票不能少！
新聞稿,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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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4日）為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最新投票率比上屆增加，顯示全港多區選民都積極發揮手上的投票權。新民黨28位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見下表），與團隊全力衝刺，爭取所屬選區選民投票支持，讓反對暴力、民生優先的各新民黨候選人成功當選或連任，繼續盡力為社區服務。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及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全日已先後到訪多個選區為新民黨的候選人拉票，呼籲各區市民全家總動員，在晚上10時30分投票站關閉前，積極投票，一票不能少！
接近晚上，葉劉淑儀女士已走訪東涌、港島東區等選區，為新民黨各候選人拉票。黎棟國先生也到大埔，支持所屬選區的候選人。新民黨各人，都希望市民善用手中的一票，選出能為社區服務，做實事的候選人，為他們服務。
新民黨28位參選2019年區議會的候選人資料：
參選人
年齡
職業
選區
候選人編號
林梓鴻先生
35
市場推廣董事（資訊科技）
西灣河
2
周卓然先生
30
銀行副總裁
康怡
2
郭浩景先生
40
金融計量分析師
太古城東
1
劉聖雪女士
29
法律博士學生社區發展主任
康山
1
陳家珮女士
39
全職區議員
海怡西
2
梁家輝先生
41
全職區議員
愉城
2
黃嘉榮先生
63
全職區議員
第一城
1
夏劍琨先生
40
沙田婦女會沙角中心主管
沙角
1
梁昊佳先生
39
商人
乙泉
1
羅健勤先生
32
社區發展主任
雲城
3
張柏源先生
27
社區發展主任
徑口
1
姚嘉俊先生
42
全職區議員
愉欣
1
陳敏娟女士
43
全職區議員
廣源
2
譚竹君女士
27
助理
寶林
2
陳志豪先生
33
議員助理
德明
2
傅曉琳女士
37
全職區議員
東涌中
2
葉沛霖先生
37
醫生
美孚中
1
蘇炤成先生
79
商人
三聖
2
甘文鋒先生
37
全職區議員
富新
2
鄺珉樀先生
34
商人
景峰
2
陳家正先生
25
社區發展主任
掃管笏
1
潘國山先生
58
全職區議員
田心
2
唐學良先生
38
全職區議員
下城門
2
陳健浚先生
40
社區發展主任 註冊教師
康景
2
劉文杰先生
30
社區發展主任
舊墟及太湖
1
孔永業先生
30
社區發展主任
石湖墟
2
林宇星先生
27
社區發展主任
翠嘉
3
廖子聰先生
33
社區發展主任
富龍
1
選舉廣告
2019年區議會選舉
新民黨秘書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11樓D-F室
2019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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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地一萬元消費劵質詢政府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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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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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讓市民看清真相
立法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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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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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立法會事務
2019年4月18日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
主席：
今年預算案其中一項較受關注的措施，是政府建議在未來3年，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早前，我在特別財委會提問，希望向社署了解他們在物業採購方面會有甚麼機制，包括如何招標、怎樣評估價格水平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會否由具有與土地和房屋發展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處所購置工作等。
不過，署長的答覆未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署長只表示，政府推出有關建議措施是應對殷切需求的社福服務及解決處所短缺的問題。她又話，社署和政府產業署將會成立工作小組，以進行採購研究，包括探討物業市場的供應情況、制定採購的策略，並會就採購安排及程序諮詢財經事務局和廉政公署，以確保公帑得以妥善使用。顯然，現階段署方仍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落實有關措施，希望署方可以早日得出結果，盡快向市民交代具體執行細節。
主席，現時多區社福設施不足的情況都相當嚴重，部分公共屋邨，尤其是舊屋邨，更是因為邨內缺乏社福設施，居民需要跨區才能享用社區服務。不少老人家、小朋友和弱勢社群，他們往往是最需要使用社福服務的一群，但偏偏他們在區內卻找不到相關服務提供機構，唯有辛苦些、行遠些，走到隔離區去用這些服務，長遠來說，這種做法既不切實際，亦不可行，政府有必要認真研究哪一區究竟欠缺和需要什麼設施。歸根究底，為什麼有些屋邨嚴重缺乏這些社區服務呢，我認為都係領展獨大造成的禍害。
領展的歷史我不在此詳述。據報道，過去2年至少有6間原本租用領展旗下公屋商場鋪位的社福機構，因為租約期滿或整幢物業出售而要搬走。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社福機構在領展或轉售的公屋商場續租遇到困難的問題，否則再購買幾多物業，都是永遠不會足夠，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有關問題。
長遠而言，與其花費巨額在市場購置私人物業，政府更應該先檢討是否已經做好社福規劃，我曾在不同場合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探討過，利用大數據進行人口結構分析事實上對於香港發展規劃十分重要。如何在賣地條款中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以及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以區內人口結構為基礎的社區服務規劃比率，及早預留合適土地，用作提供社福服務設施亦十分重要。同時，政府亦應全面檢討政府各類型閒置處所的運用，包括空置校舍、政府宿舍和公屋內非住宅空置單位等，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妥善運用。
主席，政府在今份預算案宣佈將會預留220億元，落實多個「一地多用」發展項目。多年來，我一直要求政府善用土地資源，在各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社區託管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室內運動場、街市、診所、長者護理中心和停車場等。早前，陳議員亦提及香港缺乏足夠停車場的問題，我也認同這不是單獨某個地區出現的問題，而是全香港需要面對的情況。這與不鼓勵市民使用私家車的政策方向關係不大，事實上，香港現時情況是路面上有大量私家車和商用車輛，卻沒有足夠的位置供他們停泊，導致部分車輛在路邊停泊，進一步加劇交通擠塞的情況。政府真的應該重新檢視，研究多利用大數據分析和創新科技興建更多智能停車場，當然政府表示會在6處興建地下智能停車場，包括深水埗、荃灣、上環等區，希望政府檢視有關計劃的成效，盡快在全港各區推行智能停車場，解決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規劃標準》對於這些新型智能停車場未必適用，政府亦應檢討如何規劃和為各區提供足夠的泊車位。
主席，作為一個雙職媽媽，我很關注政府支援在職家庭方面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和到位。以幼兒照顧服務為例，現時全港有約10多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但資助託兒服務名額卻只有747個，平均2百多人爭1個位。至於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平均使用率，自 2011/12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99%或以上，有家長在懷孕初期便已開始輪候服務，直至產後仍需等候超過1年才獲得安排。我自己亦正輪候托兒服務，然而到我孩子現時差不多三個多月仍未有任何消息，我相信有不少家長的情況都與我相若。有社福機構更表示，旗下日間幼兒中心的輪候人數，足足是服務名額的5倍，反映現時幼兒照顧服務供求已經達到嚴重失衡情況。
所以，我歡迎政府在預算案中增撥約1.56億元，提升幼兒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加強人員培訓和在北區、觀塘、沙田、葵青及元朗增加合共約4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可惜對比現實情況，仍然是大落後。除了服務名額嚴重不足，託兒服務的收費亦頗高，莫講基層家庭，對於很多中產家庭亦是沉重負擔。上星期，我在特別財委會上亦有反映過，現時幼兒中心的收費，大約是每名幼兒6000-8000元不等，家長的負擔實在很重，當時羅致光局長亦認同，現時有關收費很高，對中上收入人士造成不少負擔。但局長再補充，原來政府打算將資助水平，由現時的15%-20%提高至40%，原來只是希望減低加價壓力，家長未來仍然要繼續承受沉重負擔，相信不少家長（至少我本人）是感到失望的。我認為這1.65億實在是無法幫到一般市民，減輕他們育兒的經濟負擔。希望局長再三考慮，如何能夠為在職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此外，政府應增撥資源，檢視各區的服務需要，發掘合適地點設立更多育嬰及託兒設施，例如以發展社區綜合大樓的模式，容納不同的社福服務和文娛市政設施，滿足社區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主席，預算案進一步提高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至8000元，令長者能夠更有彈性地使用醫療券。過去，不時有媒體報道長者醫療券疑遭濫用，有長者被服務提供者濫收費用，或要求配貴價眼鏡和購買保健品。根據衛生署進行的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期檢討，只有約8%的醫療劵被用作預防性護理，我認為，防患於未然更為重要，政府應加強宣傳，教導老友記如何善用醫療券，提升長者預防疾病的意識。同時，我建議政府考慮取消醫療券的累積金額上限，讓長者更靈活地使用醫療券，減低他們的醫療負擔。
事實上，香港的醫療問題近年不斷升溫，急症室大排長龍、病房迫爆、醫護人手嚴重短缺，工作量超出負荷，令到醫護人員士氣低落、地區門診和夜診服務不足，市民被迫走到急症室苦等、醫護資源錯配等，這些都不是單純用錢可以解決。我希望，政府能夠從醫管局的管理問題著手，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正視屋邨因商場加租而趕走屋邨診所醫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多區都相當嚴重，所以我再次促請政府在沙田圓洲角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增加夜診服務，減低對鄰近醫院使用急症室及病房的壓力。
另外，我亦希望政府能夠改善長者基層牙科服務，目前全港18區只有11間牙科診所，街症服務名額供不應求，服務已達飽和，而私家診所牙醫收費十分昂貴，僅靠長者醫療券及關愛基金無法應付長者的牙科服務需求。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現有牙科診所的使用情況，在有需要地區開設更多牙科診所和延長公眾服務時間，並考慮在長者健康中心增設牙科服務，讓更多長者能夠受惠。
最後，我想講公務員方面，過去我一直爭取並要求政府及早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適切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福利待遇。有不少紀律部隊人員反映，現時他們的薪酬待遇竟然是差過入職學歷要求相若的政府文職人員，包括頂薪點和跳升點都有差距，特別是員佐級人員的差距更加嚴重。此外，他們亦希望政府考慮讓2000年前入職的人員，同樣可以自願選擇將退休年齡由55歲延至60歲。事實上，政府在2015年已經將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我認為，政府應該一視同仁，考慮讓舊制紀律部隊人員亦能自願選擇退休年齡，同時政府應全面檢討並提升紀律部隊人員的福利待遇，包括逾時工作補償、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善用土地資源，加快興建紀律部隊宿舍，並且提供更多私家車及電單車的泊車位，應付他們的住屋和泊車需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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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英國大選，約翰遜（Boris Johnson）帶領保守黨獲得「漂亮的多數票」（handsome majority），在下議院議席贏得過半的365席，比去年增加了47席，約翰遜得以連任英國首相。然而，大選前坊間對約翰遜的得票其實並不樂觀，《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於12月刊登文章Key Election Task for U.K. Tories: Tame Boris Johnson，認為約翰遜的個人情緒管理是這次選舉的勝負關鍵。
文章指2017年英國大選時，工黨的格恩（Andrew Gwynne）在天空新聞台（Sky News）的論壇上激怒約翰遜，約翰遜還大力推撞格恩。當時格恩便用當地俗語「pillock」形容約翰遜是個愚蠢的人。約翰遜不善於控制情緒，容易暴怒，在這篇文章裏，作者把情緒形象化，以「erupt with rage 」形容約翰遜猝不及防的怒氣。「Erupt 」的意思是「爆發」，常用於表示「火山爆發」（volcano eruption）。
作者直言，雖然約翰遜的個人政治魅力致使脫歐陣營於2016年脫歐公投中勝出，但是約翰遜動輒發怒的脾氣（a flash of temper）可能會帶來「負面的政治迴響」（political repercussions）。因此，不少人懷疑約翰遜早前刻意避開棘手的訪問，便是為了隱藏自己的弱點。
此外，文章也指約翰遜的個性容易失言（gaffe-prone character），民眾會對他失去信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便曾於2016年脫歐公投時質疑約翰遜的宣言是謊言。「Gaffe 」源於法語，它的解釋是「blunder 」（錯誤），有時會與「political 」合併為「political gaffe 」，意指政治家因失言而犯下的錯誤。
來到2019年的「提前大選」（snap election），約翰遜有備而戰，盡力隱藏易怒真面目，表現得親民又有耐性。例如大選前一天，他到訪一所餐飲公司，參與預備一份餡餅，並把其脫歐方案比喻為「可放入焗爐的」（oven-ready）點心，意思即一切準備就緒。這些「軟功」頗為有效，說服不少英國民眾支持脫歐，也堅定了民眾對脫歐的決心。得來不易的信任終讓他成功帶領保守黨勝出大選，並「能用自己的意願塑造英國」（can shape the country with his own will）。
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討論由鍾國斌議員提出（邵家輝議員代問）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的質詢，我要求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講解《法案》第五條對香港的影响，陳副局竟然說沒有《法案》在手而未能回答問題，我感到十分失望及遺憾，因為《法案》第五條嚴重窒礙香港高新科技的發展，打擊深遠，實在十分重要。
第五條「大灣區條款」
我稱《法案》第五條（Annual Report on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Laws and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ccurring in Hong Kong）為「大灣區條款」，皆因整條條款都是針對大灣區的高科技發展及香港的角色而制訂的。
首先，第五條規定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聯同國務卿，需在《法案》通過後七年內，逐年提交年度報告，審視香港高科技產品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程度。條款原文是an assessment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vio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and sanctions laws occurring in Hong Kong. 關鍵字是 extent of violations，即是美方已經設定香港是有違反的，年度報告是檢視違反的程度。
第五條(a)(3)列明，要評估有沒有受美國出口管制的敏感民用軍用兩用產品（sensitive dual-use items）透過香港轉運至中國，發展中國的大數據、監察系統或社會信用體系。
第五條(a)(4)則要評估中國如何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把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高科技入口到大灣區去（... to use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o import items into … as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 ...）。因為中國把香港定位為國家的科技及創新中心（... through the assignment by Beijing of Hong Kong as a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enter ...），觸動了美國的神經，使美國更加敏感。
我素來覺得國家把香港定位為科技及創新中心是太抬舉香港了，香港的創新科技基礎、能力及人才各方面均未及深圳。以往，香港在高科技出口方面有優勢，是因為香港從港英時代起，追隨英國享有西方的特別待遇，可以輸入民用軍用高科技產品。
然而，在回歸二十三年後，上述優勢將隨著《法案》的通過而消失。美國忌憚中國大灣區計劃的威脅，同時認定中國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及科技及創新中心的定位來獲取美國的高科技，矢志打壓，日後香港將難以輸入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了。
美國打壓中國科企
香港要發展高新科技，不能不和內地合作。可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中國很多科技企業都被美國打壓。
2019年10月，美國商務部把AI獨角獸商湯科技（SenseTime）及其他二十多間中國科技企業納入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和美國公司交易、入口美國產品或購買美國技術，例如半導體、晶片等等，藉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封殺。
商湯科技是由湯曉鷗教授帶領的中大工程學院團隊創立的初創企業，在香港、北京、上海及深圳均設有基地，專門開發人工智能深度學習、人面辨識、遙感影像、擴增實境等技術，與華為、小米等維持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市值達75億美元。創辦人湯曉鷗教授與內地科技界關係千絲萬縷，經常穿梭中港各地，在目前形勢下，美國怎會容許這類企業入口美國的先進技術？
香港創科路遙
美國無所不用其極，阻礙中國登上AI一哥的寶座，而香港在中美貿易戰及《法案》的雙重箝制下，想要真正成為科技及創新中心，真是難上加難，未來或者需向美國及其盟友以外的國家（例如德國）輸入科技。
我認為香港另一個可行方向是避重就輕，即是發展金融科技、虛擬銀行或虛擬貨幣這些相對簡單、不需要採用美國先進半導體或晶片的技術，捨難取易，或有生機，但以香港目前停滯不前的創科環境而言，要突圍也非易事。
《法案》禍港 泛民「功不可沒」
回說1月8日的立法會大會，公民黨郭榮鏗議員振振有詞，說「本人及公民黨支持《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認為《法案》有助保護香港在《基本法》下應有的人權和法治。」我認為他是顛倒是非。
事實上，香港在多項排名榜表現優良，例如最近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警察可靠度排名」（Reliability of Police Services），香港排名第六位，比加拿大（第八位）、澳洲（第十位）及英國（第十八位）的排名均要高，美國更只是排名第二十六，遠遠落後。
由此可見，市民必須瞪大眼認清楚，正正就是郭榮鏗、楊岳橋、涂謹申、葉建源、陳方安生及黃之鋒等泛民人士，多次赴美，假借保障香港人權自由之名，游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及其他國會議員通過這條禍港《法案》，要求美國及其盟友制裁香港，真正目的就是箝制中國及香港的發展，將來香港的高新科技無法突圍，這批人「功不可沒」。
新一屆區議會陸續召開會議， 一如所料，泛民掌控的十七個區議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以後的區議會將會變得高度政治化，甚至因為過分關注政治議題而衍生新的矛盾。
1月15日，大埔區議會大會討論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時，大埔民政專員指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不符合《區議會條例》賦予的職能，不能進行選舉正副主席的程序，帶同民政處及秘書處職員離席，不作會議支援。
其後，大埔民政事務處指政府認為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與《區議會條例》有牴觸；而一眾大埔區議員則到灣仔民政事務總署請願，要求釐清該委員會違反條例的地方。在我看來，問題非常簡單，就是要了解大埔區議會成立該委員會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當中關鍵是，區議會的成立與《區議會條例》是依據《基本法》而制訂的。
根據《基本法》第9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第98條則是「區域組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由法律規定。」上述條文的關鍵詞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諮詢」，是被動式的，而接受諮詢的事宜要由特區政府提出。
目前特區政府並沒有就保安及政制事務諮詢大埔區議會，區議會自行成立相關委員會，選出正副主席，然後討論議員關注的事宜，已經僭越了《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至於有素人議員引用《大埔區議會常規》第33條 「為執行區議會職能的目的，區議會可委出委員會，並可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任何委員會」，更加是轉移視線，企圖魚目混珠。試問區議會並不擁有的職能，怎樣轉授予委員會呢？
區議會是地區事務諮詢組織，不論是《基本法》第97條及《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的職能均沒包括保安及政制事務，若區議會僭越《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企圖去做其他事情，是法律及制度均不容許的。若事件繼續發酵，理想做法是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讓法庭裁決大埔區議會自行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是否違反《基本法》。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與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今天（18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就《2020-2021年財政預算案》提交多項建議，包括一項經常性措施；四項一次性措施，期望加以紓緩三大最受影響行業——旅遊、零售及飲食；及一項措施增加財政收入。
促政府止暴制亂 減本地經濟動盪
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嚴重影響本港社會穩定，經濟民生受到重創，影響本地消費、旅遊及投資。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自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在今年第三季按年收縮2.9%，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新民黨今天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會面時，建議政府解決目前經濟困境，首要止暴制亂，否則香港長遠經濟難以復甦。
因應政府預測明年本港經濟前景不明朗，今個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因此新民黨並不建議加大經常性開支，只促請政府考慮向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以鼓勵生育，將此定為經常性措施，長遠以鼓勵生育及減輕相關家庭壓力。
建議產後母親獲發二萬元現金津貼 為經常性措施
過去三十多年，本港的生育率持續低於更替水平，加劇本港人口老化。父母為生兒育女需面對種種短期支出，例如產後護理、坐月食療以及購置嬰兒尿片和配方奶粉等，所費不菲。為了紓緩母親產後的短期開支需要並鼓勵生育，新民黨建議政府每年向每名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本港每年新生嬰兒的數目大約維持在五萬多名的水平，預計上述建議涉及的金額為一年約十億元。容海恩議員指出有關建議並非新民黨首次提出，期望政府為孕婦及初生嬰兒提供現金支援，減輕家庭壓力。
推出一次性措施 支援旅遊、飲食及零售業
雖然特區政府由8月起已推出四輪合共約250億元的紓困措施，如補貼電費、豁免政府牌照費用、運輸業燃料補貼等措施，但仍被批評為力度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推出的措施零散，相信政府主要是考慮行政方便，有關措施都是根據過往的軌道進行，缺乏新思維及針對性，對於最受打擊的行業支援不足。
而今次反修例風波，屬獨特情況，三大行業——零售、餐飲及旅遊最受打擊。今年10月訪港旅客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43.7%，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10月大幅下跌24.3%，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另外，根據統計處的數字，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在今年第三季大幅上升至6.2%，為八年來的高位。因此建議用超常規方法應對目前的經濟狀況，針對零售、餐飲及旅遊業，提出以下一次性的支援措施，合共涉及約932億元。
措施一﹒推出一萬元本地消費券
新民黨建議政府推出個人消費券，向全港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派發。本港有約600萬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計及約17萬新來港人士，預計發放消費券涉及公帑約為617億元。建議政府於財政儲備中撥出，以刺激本地經濟。
消費券建議總值為一萬元，須在六個月或一年限期內使用，在可行的情況下，建議研究將消費券分為飲食、零售及旅遊三部分，金額可分別釐訂於四千元、四千元及二千元。
財政司司長表示對我們有關建議的概念不抗拒，但認為執行有困難。本黨建議，消費券由金管局統一發行，如發行鈔票一樣，提供安全防偽特徵的印本或電子消費券，市民可憑身分證，於郵政局或民政處地方事務處，用最簡單快捷方法去領取。而消費券比派現金，更有助刺激本港經濟，確保流動性及對三大行業支援的針對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拔·蒙道（Robert A. Mundell）曾公開建議中國以發行100元的消費券刺激內需。而成都及杭州市曾經於2009年發行消費券，效果正面。日本及台灣推出的消費券，對刺激生產總值增長的效益不足1%，而且行政成本過高、替代效應抵銷經濟刺激效果及出現高估乘數效應等。新民黨認為，政府應汲取海外經驗，充分考慮措施對保障基層就業及協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的實質作用。
措施二﹒設立三億元「旅遊業應急計劃」
過去半年，由於暴力示威衝突持續，全球超過35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而國內旅客亦避免來港，使旅客人數急跌。本港目前有1,700多間旅行社，約九成為中小企，業內共6,000多名導遊及超過17,000名領隊正面臨生計不保。
雖然政府已推出豁免旅行代理商牌照費用、發放予每間旅行社上限六萬元的入境或出境旅客現金鼓勵等，但作用有限。業界一直要求政府動用「旅遊業賠償基金」，協助旅遊業解決燃眉之急。截至2019年9月，基金結餘已達6.78億元。政府於2009年宣布，當基金結餘少於四億元時，才會恢復收取徵費。基金一直由業界供款，面對旅遊業寒冬，政府在基金條款限制以外的方式，向業界發還部分款項，做法合情合理。
新民黨建議，推出2.78億元的「旅遊業應急計劃」，供僱用少於50人、於2019年5月1日前開業，持有效商業登記證並於申請日仍有效的旅行社申請，預計每間旅行社可獲15萬元資助。當局應盡量簡化申請手續，加快批核程序，確保資金達應急之效。
措施三﹒寬免薪俸稅上限四萬元
稅務寬減是刺激消費最直接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過往一直以退稅方式，還富於民。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稅務寬減長遠對稅基的影響較少，而且寬免金額可按每年情況調節，較調整稅率或免稅額可取。
新民黨建議，於2019/2020課稅年度內，將薪俸稅的稅務寬免設為100%，上限提高至四萬元，預料建議可令更多夾心階層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應在2019/2020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上述寬免薪俸稅的建議，預計政府收入將減少約312億元。
措施四﹒為商舖業主減租提供財政誘因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因應目前的經濟環境，商舖面臨最大問題是租金昂貴，很多業主及大財團不願減租。
新民黨建議政府以稅務優惠，向各大小業主調低租金提供財政誘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要商舖業主能提供證明，在2019/2020課稅年度中，其轄下商舖整體租金水平至少下調15%，則可獲減免1%利得稅。具體執行方法交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研究。我們認為，鼓勵業主調整租金，對減輕租戶壓力的效果最為直接，亦希望藉此促使整體商業及零售租金回落，相信措施較現金津貼更有效紓緩中小企的財政壓力。此建議最終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多少，需交由有相關詳細數字的部門作估算。
上調博彩稅 增加經常收入
過往兩年，政府在經常開支方面的升幅顯著（見表一），由2015/2016年度至2017/2018年度三年平均約6%的增長，急升至過去兩個年度平均約10%的增長。當中2018年《施政報告》投放於教育及福利的新增經常性開支達45億及5億元。
政府太過依賴賣地收益及印花稅等，極受經濟周期及外圍波動影響，收入容易「大上大落」。財政司司長早前預計，政府在本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來首次。政府應設法增加經常收入，以提高政府稅收的穩定性。
博彩及彩票稅近年為庫房帶來每年超過200億元的穩定收益，為了填補新增經常性開支帶來的財政壓力，我們建議提高博彩稅。在足球比賽投注方面，稅率由現時的淨投注金收入的50%，增至80%；在賽馬投注方面，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由現時的72.5%至75%的累進稅，升到75%至80%；境外賽事的本地投注，則劃一由72.5%升至75%；獎券活動（六合彩）的稅率則維持不變（見表二）。
根據統計數字，香港賽馬會在足球博彩的投注總額增長強勁，由2013年時只有賽馬博彩投注總額約一半，到2019年首次超越了賽馬博彩，分別是1,141億和1,061億。以2019年的數字作估算，如果採用我們上述的建議，預計在博彩稅上能帶來52億的額外經常收入。
現時只有香港賽馬會根據《博彩稅條例》（第108章）獲發牌照，因此受新措施影響的範圍有限；而且提高博彩稅並不會對經濟民生帶來負面效果，較調整其他稅種的稅率或開徵新稅項可行。
對於有意見反映增加博彩稅可能會增加外圍賭博，我們認為需視乎執行情況。如加博彩稅，增加外圍賭博風險，政府及警方有責任打擊。
今天（24日）為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最新投票率比上屆增加，顯示全港多區選民都積極發揮手上的投票權。新民黨28位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見下表），與團隊全力衝刺，爭取所屬選區選民投票支持，讓反對暴力、民生優先的各新民黨候選人成功當選或連任，繼續盡力為社區服務。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先生，及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全日已先後到訪多個選區為新民黨的候選人拉票，呼籲各區市民全家總動員，在晚上10時30分投票站關閉前，積極投票，一票不能少！
接近晚上，葉劉淑儀女士已走訪東涌、港島東區等選區，為新民黨各候選人拉票。黎棟國先生也到大埔，支持所屬選區的候選人。新民黨各人，都希望市民善用手中的一票，選出能為社區服務，做實事的候選人，為他們服務。
新民黨28位參選2019年區議會的候選人資料：
參選人
年齡
職業
選區
候選人編號
林梓鴻先生
35
市場推廣董事（資訊科技）
西灣河
2
周卓然先生
30
銀行副總裁
康怡
2
郭浩景先生
40
金融計量分析師
太古城東
1
劉聖雪女士
29
法律博士學生社區發展主任
康山
1
陳家珮女士
39
全職區議員
海怡西
2
梁家輝先生
41
全職區議員
愉城
2
黃嘉榮先生
63
全職區議員
第一城
1
夏劍琨先生
40
沙田婦女會沙角中心主管
沙角
1
梁昊佳先生
39
商人
乙泉
1
羅健勤先生
32
社區發展主任
雲城
3
張柏源先生
27
社區發展主任
徑口
1
姚嘉俊先生
42
全職區議員
愉欣
1
陳敏娟女士
43
全職區議員
廣源
2
譚竹君女士
27
助理
寶林
2
陳志豪先生
33
議員助理
德明
2
傅曉琳女士
37
全職區議員
東涌中
2
葉沛霖先生
37
醫生
美孚中
1
蘇炤成先生
79
商人
三聖
2
甘文鋒先生
37
全職區議員
富新
2
鄺珉樀先生
34
商人
景峰
2
陳家正先生
25
社區發展主任
掃管笏
1
潘國山先生
58
全職區議員
田心
2
唐學良先生
38
全職區議員
下城門
2
陳健浚先生
40
社區發展主任 註冊教師
康景
2
劉文杰先生
30
社區發展主任
舊墟及太湖
1
孔永業先生
30
社區發展主任
石湖墟
2
林宇星先生
27
社區發展主任
翠嘉
3
廖子聰先生
33
社區發展主任
富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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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區議會選舉
新民黨秘書處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中國海外大廈11樓D-F室
2019年11月24日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