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邊廂，西方智庫基於其意識形態，大力貶低香港的經濟及政治自由度的評分。這邊廂，香港則在享譽餐飲業的榜單上揚威。在「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的2021 年排名榜上，香港分別奪得最佳及最多上榜餐廳。有餐飲業專家指出，「亞洲50最佳餐廳」的評級比「米芝蓮」更享負盛名，地位更高。過往，有香港餐廳、食肆在「米芝蓮」摘星或上榜後遭瘋狂加租，最終被迫搬遷甚至結業，因此「米芝蓮」被譏為「死亡之吻」。
相比去年只有8 間餐廳上榜，香港今年更進一步，在「亞洲50 最佳餐廳」中佔了11 間，大班樓更登上榜首。上榜的香港餐廳當中，有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季酒店法國餐廳Caprice 及中菜廳龍景軒、曾因疫情而關閉的意大利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位於置地文華的Amber、著名法國餐廳 Belon、由曾在藝人謝霆鋒主持的飲食競技節目《名廚爭鋒》中擔當評判的 David Lai 主理的Neighborhood、由另一本地名廚Vicky Cheng 開設的VEA 及著名粵式酒家家全七福等，反映香港的高級餐飲業享譽國際。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來港的遊客大減，但在如此艱難的情况下，香港的餐廳食肆孜孜不倦，不斷提高水平，排名不跌反升。由此可見，香港除了有高水平的廚師及優質的餐飲服務外，更有很多「識飲識食」的顧客。這條榜單不涉政治，顯示香港餐廳的真正實力，對香港旅遊的復蘇十分重要。以郵輪業為例，香港是多條行線的母港，只要有馳名的餐廳，遊客會早到或多留幾天，品嘗美食。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旅遊經驗。
與新加坡的8 間及日本東京、大阪和福岡共9 間上榜餐廳相比，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11 間餐廳上榜，而且奪冠，實在值得驕傲。我相信上榜餐廳會和餐飲業界攜手努力，繼續提升實力，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出一分力。
那邊廂，西方智庫基於其意識形態，大力貶低香港的經濟及政治自由度的評分。這邊廂，香港則在享譽餐飲業的榜單上揚威。在「亞洲50 最佳餐廳」（Asia's 50 Best Restaurants） 的2021 年排名榜上，香港分別奪得最佳及最多上榜餐廳。有餐飲業專家指出，「亞洲50最佳餐廳」的評級比「米芝蓮」更享負盛名，地位更高。過往，有香港餐廳、食肆在「米芝蓮」摘星或上榜後遭瘋狂加租，最終被迫搬遷甚至結業，因此「米芝蓮」被譏為「死亡之吻」。
相比去年只有8 間餐廳上榜，香港今年更進一步，在「亞洲50 最佳餐廳」中佔了11 間，大班樓更登上榜首。上榜的香港餐廳當中，有大家十分熟悉的四季酒店法國餐廳Caprice 及中菜廳龍景軒、曾因疫情而關閉的意大利餐廳8 1/2 Otto e Mezzo BOMBANA、位於置地文華的Amber、著名法國餐廳 Belon、由曾在藝人謝霆鋒主持的飲食競技節目《名廚爭鋒》中擔當評判的 David Lai 主理的Neighborhood、由另一本地名廚Vicky Cheng 開設的VEA 及著名粵式酒家家全七福等，反映香港的高級餐飲業享譽國際。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來港的遊客大減，但在如此艱難的情况下，香港的餐廳食肆孜孜不倦，不斷提高水平，排名不跌反升。由此可見，香港除了有高水平的廚師及優質的餐飲服務外，更有很多「識飲識食」的顧客。這條榜單不涉政治，顯示香港餐廳的真正實力，對香港旅遊的復蘇十分重要。以郵輪業為例，香港是多條行線的母港，只要有馳名的餐廳，遊客會早到或多留幾天，品嘗美食。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旅遊經驗。
與新加坡的8 間及日本東京、大阪和福岡共9 間上榜餐廳相比，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有11 間餐廳上榜，而且奪冠，實在值得驕傲。我相信上榜餐廳會和餐飲業界攜手努力，繼續提升實力，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出一分力。
去年4 月初，IHME 預測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大約為6 萬人，現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Dr. Fauci 的預測亦與IHME 相若，特朗普政府根據 IHME 的預測，預視疫情將會緩和。可是，顧悠揚在去年4月19日表示，按照當時每天有1000至1500人死亡，疫情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並預測會出現第二波感染，沒有緩和的迹象。基於預測和後來現實上的偏差，IHME 不得不表示將改良預測模型。
自此，愈來愈多人關注顧的預測數據。除著名生物學家Carl Bergstrom 轉發他的數據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亦開始將顧的數據上載到網站。而顧自設的網站更是每天有過百萬瀏覽量。即使2020年出現了不同的預測模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生物統計學系副教授Nicholas Reich 亦認為顧的預測模型是最頂尖的。Reich 指出，最準確的預測模型，必須是一個綜合所有數據的「綜合模型」。
做民調亦如是。2012 年，美國的神級民調專家Nate Silver 預測奧巴馬在各州的得票率，準確度高達99%，而他採用的，就是綜合多個數據的「綜合模型」。美國有多個民調機構，數據公開，研究者可以綜合多個數據，進行分析。有別於美國，香港只有兩三間民調機構，個別機構的主持人更有強烈政治偏向，加上數據並不公開，因此難以建構「綜合模型」來作準確分析。
本來，以顧的學術背景及才能，他大可在金融業「賺大錢」，他卻選擇離開熟悉的金融業，投身數據界，毅然創立全新的預測模型。在取得成功後，顧眼見業內已研發其他預測模型，他在去年11 月決定停下數據預測的工作。其勇於嘗試、不斷求新的精神，頗值得年輕人借鏡。
上文提及，《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一篇題為 Vaccine Capitalism 的文章詳盡報道，輝瑞藥廠靠疫情牟取暴利。現時，輝瑞已生產9500 萬劑疫苗，並預計在2021 年的生產量將增加至20 億劑，在2021 年收入至少增至150 億美元。自去年5 月，輝瑞行政總裁Bourla 接觸各國領導人推銷疫苗。而隨着各國紛紛搶購疫苗，去年暑假開始，每劑輝瑞疫苗的價格已高達65 美元，與初時每劑最高30 美元相比，價格足足高出一倍，但訂單繼續滾滾而來，已有超過60 個國家向輝瑞訂購疫苗。
可是，輝瑞疫苗的供應卻不如預期。去年12 月，輝瑞把首批疫苗運送到以色列後，再在今年1 月把第二批70 萬劑疫苗送達，以色列總理還到特拉維夫機場親自迎接。原來以色列一開始便以高於美國50% 的價格，即每劑30 美元來搶購，可算是「快人一步，理想達到」。然而，輝瑞卻在首批疫苗運抵以色列後，通告其他國家，由於疫苗產量不足，全球供應將會減少，這信息觸怒了疫情重災國意大利。換句話說，輝瑞藥廠要求價高者得，以和國家領導人的聯繫和利益來分配疫苗。以色列成功搶購，其他國家卻「輸在起跑線」。
此外，疫苗亦反映「國家主義」，每個國家都只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只相信自己的疫苗；而英國方面，即使注射阿斯利康的疫苗或會出現凝血，約翰遜亦堅持注射。正如我早前出席「疫後世界秩序」高峰論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紛紛指出，在抗疫這件事上，發達國家之間欠缺領導和合作，其實他們不單可以分享疫苗，更可以分享製造疫苗的技術，以增加全球供應。目前，只有中國分發疫苗到貧窮國家，俄羅斯亦有分享他們製造疫苗的技術予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平日滿口人權道德，遇上國際共同危機時卻沒有做好領導工作，漠視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自私自利可見一斑。
對於今日（14日）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並進行首讀及二讀（辯論中止待續），新民黨表示歡迎及支持。
事實上，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於3月30日的會議全票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訂草案》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訂草案》，以貫徹落實人大會議（3月11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的精神和要求，是次特區政府提交的《草案》將確保實現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切實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並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新民黨認為，《草案》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修訂符合「一國兩制」精神。改革後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構成，將增加對國家有深刻認識的代表/界別，強化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國家的聯繫。由於部分當然委員將由各界精英擔任，同時亦會加入基層及地方組織的代表，將來的選委會和立法會將會更具廣泛代表性及反映均衡參與，並將有利「一國兩制」邁向下一階段發展，香港邁向更美好的新時代，新民黨將全力支持。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作為《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將會全力配合稍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今日（16日）下午，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一眾代表與港澳辦及中聯辦官員會晤，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內容交流意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代表新民黨，表示歡迎及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理順政制安排、完善選舉機制，待人大常委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後，新民黨將全力配合特區政府進行本地立法。此外，其他出席代表表達了對地區發展、青年人參與的關注等等，雙方作了深入而坦誠的交流。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