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能源安全 須具大局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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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的意義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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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場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黑暴，讓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傷痛。作為前保安局局長及現任立法會議員，我亦和其他香港人一樣，對於當時的一宗宗一件件的暴力事件記憶猶新，例如我們新民黨便有至少十個地區辧事處遭暴徒縱火、刑毀，也有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遭暴徒禁錮、恐嚇，一切一切，歷歷在目，卻又不堪回首。
然而，來到2023年，香港已全然是另一番光景，因為在三年前，中央政府果斷地為香港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20年6月30日在港實施，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與外國或境外勢力共謀危害國家安全等四大罪類立下定義及刑罰。
猶記得《香港國安法》頒布後，立即發揮了具大的震懾作用，反對派偃旗息鼓，「洗手」的「洗手」，潛逃的潛逃，其他人因為涉嫌觸犯不同的國家安全罪行而遭拘捕、檢控（至今有逾150人遭檢控，當中71人的審訊已經結束並被判有罪）；香港社會得以重整公共秩序，為之後的完善選舉制度、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以至今天的完善地區治理，提供了強穩的環境和基礎。
我認為每部法律都有其生命力，《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周年，法庭透過審理國安案件的過程，詮釋法律條文，讓《香港國安法》越辯越明，也讓社會大眾對四大國安罪類有更清晰的理解，同時推進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發展，進一步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我在這裡舉幾個案例：
《黎智英案》引發國安案件是否適合聘用海外大律師參與辯護的爭議，引發人大常委會釋法及特區政府修例，明確規定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要先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才可參與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國安案件可能涉及敏感訊息或國家機密，這規定避免資料泄漏，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
《唐英傑案》由三名法官進行審理，不設陪審團。這種模式反映了國安案件與其他案件的性質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由於國安案件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有需要由具備豐富專業知識的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根據證據及法律作出專業獨立的裁決。在依照法律的規定下，不設陪審團也可免除他們要面對人身安全的風險和壓力，司法公義得到落實彰顯。
《譚得志案》突顯了《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地位。《香港國安法》與《基本法》共同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呂世瑜案》和《伍巧怡案》為《香港國安法》的國安罪行提供了解釋和適用性，明確指出不論是口頭、書面還是網絡傳播，只要行為的目的是煽動分裂國家或危害國家安全，都可能構成犯罪。
上述這些案例的累積，進一步明確了《香港國安法》的應用，為後來的案件審理立下了明確、有約束力的案例，同時警惕所有反中亂港人士，觸犯《香港國安法》、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等等企圖或行為，都不能逍遙法外，都沒有出路，都要受法律制裁，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的成效和意義。
我亦希望市民明白，在香港回歸祖國26年的今天，香港有需要旗幟鮮明，無畏無懼地履行憲制責任，盡快為第23條自行立法，讓香港為保障國家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讓廣大香港市民一起為國家、為香港、為「一國兩制」而奮力前進。
夏寶龍主任重要講話值得特區政府及各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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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今早舉行「保證香港國安法準確實施」研討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視像致辭，我認為其重要講話值得各界深思，也非常值得特區政府參考。
他指出中央對香港國家安全事務，擁有完整立法權、執法權及司法權。而《港區國安法》最大特點是中央及香港特區的「雙執行機制」，中央授權特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中央就負責處理特區難以解決的問題，亦承擔「最後兜底」責任。《港區國安法》具有凌駕性，其他法例有不一致應該修改。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亦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特區其他機構亦應該配合國安委工作。
早前人大常委會對《國安法》第14及47條作出解釋，清晰規範特區解決問題的方式及路徑，將具體問題交予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判斷及決定。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充分信任、支持及尊重特區，西方某些國家所謂［干預］是徹頭徹尾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
村代表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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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鄉郊代表選舉投票已於1月8日舉行，新民黨前青年委員會副主席廖子聰參選競逐沙田區「烏溪沙及長徑」原居民代表，並成功當選。
廖子聰於2015年加入新民黨，曾代表新民黨參與區議會選舉，並擔任第三及第四屆新民黨青年委員會副主席，積極推動青年發展及參與社區工作。
本人於投票日當天亦到烏溪沙為廖子聰打氣，見到子聰與居民打成一片，深受愛戴。在此祝賀廖子聰當選原居民代表，期望子聰發揮其專長及經驗，為居民服務、為居民發聲！
而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陳家正亦參選屯門區掃管笏居民代表選舉，最終只以30多票之微惜敗，可說雖敗猶榮。
陳家正2019年加入新民黨，亦代表新民黨參與區議會選舉，至今仍致力於地區工作，為市民服務。
雖然結果不盡相同，本人仍十分高興黨內年輕人決心為社區貢獻自己力量，利用自己時間服務居民，希望各位年輕人把握機遇，發展所長。
眾議院鬧劇暴露美式民主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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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輪流轉，所謂「美麗的風景線」，再一次從香港移師到美國，不單舉世觸目，簡直貽笑大方。
美國國會山莊騷亂剛過了兩周年（2021年1月6日），當日暴力場面歷歷在目；兩年後，眾議院則發生十五輪投票才能選出議長的鬧劇（2023年1月7日），破了1923年九輪投票的紀錄，只輸了給一百六十四年前、1859年的四十四輪投票。
這次事件讓人回想起「郭榮鏗騎劫內會」。猶記得2019年末，立法會內會要選出新一屆正副主席，反對派出動二十二名議員角逐主席，對抗建制派議員李慧琼。當時由反對派議員郭榮鏗主持會議，他和其他反對派議員扭盡六壬，以各種手段拉布，開了十六次會議都沒有選出正副主席，藉以癱瘓內會，讓立法會停擺，犠牲市民福祉。直至半年後的2020年5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委任時任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主持選舉，內會才終於在第十八次會議（2020年5月18日）成功選出主席。
在那空鑽的半年，至少有十四條法案沒有處理，四條法案拖延審議，三條法案等待恢復二讀辯論，對民生福祉有重大影響。還有多次會議期間議員搗亂、抗議，引爆肢體衝突，連累保安員受傷，甚至有議員爬牆等荒唐場面，都是立法會的黑歷史。
當時美國還在說三道四，時任國務卿蓬佩奧指控建制派「不符合程序」云云，估計蓬佩奧也沒預到，三年後，眾議院會發生「選不到主席」翻版事件，暴露共和黨內鬨惡鬥，暴露美式民主的扭曲醜惡。
其實共和黨好不容易才在中期選舉（2022年11月8日）中，以些微差異取得眾議院控制權（共和黨贏得222席、民主黨取得213席），本應把握機會團結一致，一舉拿下眾議院議長寶座。議長的最低當選門檻是過半數的218票，共和黨有222席，理論上能勝出選舉，可惜黨內派系各懷鬼胎，極右保守派不肯支持加州眾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讓他在首輪投票只取得203票，比民主黨對手傑佛瑞斯（Hakeem Jeffries）的212票還少了九票。不過傑佛瑞斯也沒達到當選門檻，於是展開了之後的投票輪迴，拖延了議員宣誓及各個委員會的工作。
更吊詭的是，在之後的第九、第十及第十一輪投票中，因為共和黨有人改投黨內其他候選人，麥卡錫的得票變得更少，只有200票。而最荒謬的，則是有共和黨人投票給不是眾議院議員的前總統特朗普！這算不算是蓬佩奧口中的「不符合程序」呢。可憐麥卡錫要奮戰的對手不是民主黨，而是自己的黨友，政治利益作籌碼，在麥卡錫作出不少讓步和承諾後，終於在第十五輪投票，因為有六名共和黨人投了「出席票」（類似棄權票），使當選門檻下調至215票，麥卡錫才能以216票，僅僅以一票跨過門檻當選。
麥卡錫的當選過程一殼眼淚，據報他所作出的退讓承諾中，竟包括「一名議員便可動議罷免議長」，簡直把自己推向弱勢議長的局面，未來也要揸頸就命，注定荆棘滿途。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而言，這次鬧劇進一步暴露美式民主已扭曲到極致，派系利益凌駕人民福祉，可以寫入黑歷史，迷戀美式民主政治的人要好好反思。
萬磅變三千……虛報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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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香港是演唱會之都，相信沒人會反對，從張國榮、譚詠麟，到「四大天王」，還有無數海外巨星樂隊，香港辦過的演唱會不計其數，享譽國際，全是盛宴，數十年來鮮有發生大型嚴重事故，直至今年 7月28日的 MIRROR 演唱會（第四場），巨型LED屏幕從天而降砸傷兩名舞蹈員，全港震驚！其中李啟言（阿MO）傷勢嚴重，一度危殆，至今仍然留醫。這場事故不單砸碎了粉絲的心，更砸碎了香港的金漆招牌。
這次事故性質嚴重，影響深遠，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跟進。事實上，特區政府反應很快，事發後立即成立「調查 MIRROR 演唱會事故工作小組」，警方也隨即進行刑事調查。三個多月後的 11月11日，特區政府向全港市民公開調查結果。這次行動佈局周密，首先是預告即將交待調查報告，警方隨即展開拘捕行動，拘捕了製作總承辦商藝能 工程及負責舞台機械裝置的分判商協興隆共五名人士，指他們涉嫌欺詐，然後再召開記者會，警方交待刑事調查進度，局方則公開「工作小組」的調查報告。
這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導的跨部門「2022年7月28日香港體育館 MIRROR演唱會事故調查報告」足有二十四頁，共分五個部分，從技術角度詳細分析了鋼索斷裂使巨型LED屏幕墮下的原因。報告指「承辦商和分判商並未完全遵照香港體育館『租用條款』的規定。MIRROR演唱會事故的主因是 LED屏幕的安裝工程未符安全標準，而引致這情況的原因包括所安裝的鋼索狀況不理想；負荷數據有問題，以致懸吊鋼索的安全系數不足；裝置設計考量不周；以及 LED屏幕的懸吊系統組裝不理想。」
而警方公開的調查結果則更讓人震驚，藝能工程竟然虛報多項裝置的重量，特別是出事的LED屏幕的真實重量足有9852磅，近萬磅的屏幕卻只申報為3600磅，相差達 2.7倍，就是那消失了的六千磅改變了阿MO的一生！另外有八組喇叭的實際重量是12240磅，但申報只有1600磅，足足相差7.7倍！實在匪夷所思！警方指有理由相信承辦商是為了盡快得到演出許可而虛報數據，換句話說，這次事故是人禍而非意外，必須追究，犯法的公司及人士必須承擔刑責。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菡在記者會中說，特區政府認為舞蹈員是以僱員身分演出，不是自僱人士，但是聘用舞蹈員的舞蹈公司沒有為舞蹈員購買保險，亦沒有在規定時間內呈報工傷，特區政府也會跟進。孫局長這個說法將會改變業內一些約定俗成的陋習，撥亂反正，影響深遠。
事故的真相浮出水面，說白了，就是各間公司為了賺 MIRROR的快錢，漠視舞台安全，漠視表演者的生命安全，不惜違規違法，難怪有舞蹈員怒斥「越知越心寒」！經過今次事故，業界必須深刻反省，歌星明星、舞蹈員演奏者，所有踏足台板的表現者，都是行業資產，更是人命，必須予以尊重及保護。今後這些大型表演活動必須遵循更高的安全標準進行。最後，誠心祝願阿MO 復康理想，希望 MIRROR 走出陰霾，再展舞台風采！
樹木管理一盤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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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書面答覆了我向局方提出，有關何文田巴富街塌樹壓毀三輛私家車及一輛校巴（9月16日）的提問。由於事發地點的塌樹屬康文署護養，康文署責無旁貸，我關注局方有沒有向車主及傷者提供適切援助、會不會承擔責任，會不會向車主及傷者提供賠償。
甯漢豪局長的書面答覆承擔了責任，表明「巴富街事件中倒塌的樹木由康文署護養，故此賠償申請會由康文署直接跟進」，還有「康文署已經與四位車主取得聯絡，並已收到兩份索償申請（其中包括校巴車主提交的索償申請）」，算是負責任的表現。據了解，校巴遭壓毀，維修需時，維修費驚人，車主亦需停工，生計大受影響，康文署應「提速、提效」處理賠償。
不過，個別事故的跟進工作只是補償，不一而足，更重要的是查找樹木管理工作的缺失在哪，對症下藥，改善問題。不經不覺，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自2010年成立至今已十二年，但是久不久仍會發生嚴重甚至致命的塌樹事故，究竟原因出在哪裡？
不說不知，短短十二年間，樹木辦總監已換了至少五位，其中前總監高韻儀及現任總監練偉東分別是高級土力工程師、園境師，專長並非樹木管理；加上樹木辦規模細、級別低，其實沒能力調動其他部門工作，樹木護養的工作一直分散在康文署、漁護署、房屋署、建築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水務署等九大部門，標準有異，各有各做，若發現問題樹木，九大部門還要互相推拉來決定「誰該跟進」，真是聽起來荒謬，想起來難纏。好像10月28日的大埔梧桐寨枯樹壓死村代表事故，村民指早向樹木辦反映，但是樹木辦竟回覆不關他們的事，真是匪夷所思！由此可見，改革整個樹木管理系統，整合資源，劃一標準，理順流程，十分重要。
此外，正正由於九大部門都有人員做樹木工作，資源及人力分散，好比一盤散沙。例如康文署由康樂助理員負責樹木工作，但是他們也要管理泳池沙灘，千多名康樂助理員中只有約一百人做樹木，人手極度不足，難以巡查及處理大量個案，即使把工作外判，也難以嚴格監管外判商的工作水平。
甯漢豪局長指發展局已於9月成立專責小組，檢視樹木管理指引、檢討《樹木風險評估和管理安排指引》、檢視各部門巡查樹木後的跟進工作流程及執行力度等等，這些當然要做，但是遠不足夠。長遠而言要設立樹木管理專業職系，加強專業培訓及認證，提供晋升階梯，讓更多人願意投身樹木工作，希望特區政府積極考慮。
盡快搶奪領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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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裡強調要「科教興國」，點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目標是要「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特別要注意的是，總書記習近平提到「人才引領驅動」，是指有能力帶領轉變的高端人才、領軍人才，例如中國著名結構生物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顏寧教授。上周二（11月1日），顏寧教授在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中以「歸去來兮」為主題演講，並且宣布，自己將辭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教職，回國創建深圳醫學科學院，並出任創始院長。
根據報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2019年）要求建設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之後，深圳市政府在2021年發表《深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以「專款專用」的方式打造這所全新的醫學研究機構機構，院長之職全球招聘，最終吸納了顏寧教授。顏寧教授的聘任反映深圳正朝著「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目標進發，而且在「完善人才戰略佈局」方面佔了先機。
顏寧教授的委任不單在內地引發巨大迴響，在香港也引起陣陣漣漪。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榮譽教授雷鼎鳴在周五（11月4日）的「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八周年慶典」中，表示科大本來邀請顏寧教授來港出任科大理學院院長，現在看來是一場空。立法會也有過一翻討論，議員十分關注香港在創科發展、在搶奪人才等各方面都慢人一步，理想達不到。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第四部分〈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中，花了不少筆墨說要「搶企業、搶人才」，包括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成立「人才服務窗口」、成立各地經貿辦「招商引才專組」，除了優化各個輸入人才計劃，亦會推出新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等等。不過，類似顏寧教授這些國家級領軍人才，恐怕這些計劃仍未沾邊。
特區政府若要成功招攬這些領軍人才，甚至引入對方整個團隊，必須提供足夠的靈活性、足夠的資金，足夠的配置，足夠的願景，讓整個團隊在香港安頓下來。特區政府也要盡快選定聚焦哪些高新產業，更新人才清單，全力出擊。此外，最近有報導指華裔學者、科學家在美國飽受磨難，不少學者希望離開美國另謀發展，在我看來，這正是香港的契機，特區政府務必盡快向他們招手。
探望過渡性房屋單位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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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嚴重短缺已是老掉大牙的問題，申請「上樓」的公屋輪候冊長年有人滿之患，截至2022年3月，輪候冊上有約十四萬宗申請，平均輪候時間已逾六年！社會上有二十多萬人擠住環境十分差的劏房，生活條件惡劣。雖然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言香港要「告別劏房」，但是覓地、造地、建屋並非一時三刻的事，香港要長遠地解決住屋問題，特區政府任重道遠。
上屆政府於2018年起推動發展過渡性房屋，當時的運輸及房屋局成立了「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成功爭取撥款五十億元（2020 年 3 月 6 日），設立「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下稱「資助計劃」），期望透過社會上非政府機構的力量，集腋成裘，某程度上加快增加房屋供應，至少能幫助一些基層市民改善居住環境。根據立法會文件 CB(1)319/2022(05)號，「資助計劃」先後三次獲得立法會通過撥款，除了首次撥款五十億元，第二次（2021 年4月28日）及第三次（2022年5月4日）分別撥款三十三億元，即合共一百一十六億元，整體目標是在未來數年內提供二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二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說多不多，說少不少。截至2022年5月，「資助計劃」合共批出四十個項目予多個非政府機構籌建及營運，合共提供大約一萬七千個單位。當中，新民黨及聚賢薈亦履行社會責任，負責堅尼地城北街及厚和街的項目，翻新十六個空置住宅單位，以相對低廉的租金，租予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入住。
上星期，我便到北街及厚和街探望已入住的家庭，了解他們目前的生活情況。
年屆七十五歲的陳先生，身患腎病，需要每天自行洗腎三次，身體頗為虛弱。他訴說之前住的劏房只有九十呎，只能容納四位成年人企立，洗腎相當困難。現在我們安排他們與另一家庭共住在同一樓層，有共用的客廳及廚廁，地方比以前的劏房闊落，窗明几淨，而且有足夠的空間洗腎，養病、休息的心情也會好一點。
以往擠住北角劏房的鄧先生一家四口，如今入住了厚和街的單位。現在他們這個家，面積與公屋單位相若，光猛闊落，小朋友有地方做功課、溫習，生活環境得到改善，而且小朋友生性活潑，他們喜歡走上走落，經常到辦事處玩耍，和職員打成一片。看見小朋友的笑臉，我也感到十分欣慰。鄧家已經輪候公屋多年，希望他們早日獲編公屋，讓小朋友有長遠而安定的發展。
新民黨及聚賢薈在北街及厚和街的項目只有十六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對於萬千基層家庭而言，連杯水車薪都說不上，但是我們不會就此停下來，我們正在籌辦另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希望幫助更多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環境。特區政府更加不能慢下來，行政長官李家超已成立「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期望兩個小組快點拿出成績來，為房屋供應「提速、提效、提量」。
政黨及傳媒人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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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周五（7月22日）公布了一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委任名單，傳媒隨即把人選分類，發現有八人有政黨背景，五人有傳媒背景。大家會有這觀察並不為奇，因為普遍認為政黨或議員長年在地區工作，與市民打交道，可說是站在民生最前線，往往能比特區政府更準確地掌握民意，了解市民的真正需要；至於記者則普遍給人反應快、觸覺敏銳的感覺。挑選這兩類人士加入，反映特區政府銳意讓今後施政更加貼地，也立志加強政策解說工作，這當然是好事，畢竟上屆政府就是以施政離地、解說工作強差人意而遭詬病。
此外，今屆特區政府委任的問責官員名單，也反映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由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2年實施以來，這二十年來的演變。回顧問責制的初心，是董建華希望建立與他同心同德的班子，做到「民情在心，民意在握」、「為市民和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2002年4月17日，政府新聞稿）。後來因為政治環境變得複雜，局長工作異常繁重，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8年推行「擴大問責制」，增設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
不過，雖然人手是多了，但是早期問責制的實施效果並不理想，例如局長與副局長權責不清，副局長沒足夠權力指揮下屬，也有副局長遭指責「不熟書」等等。政助發揮的效能更低，他們彷彿隱了形，完全沒有知名度，記得曾經有傳媒考考立法會議員認得哪些政助，結果發現議員都認不到誰是誰，這反映當時的政助並沒做好政黨及議員聯繫的工作；加上政助的入職資格沒客觀標準，薪酬卻可高達十萬（局長的25%-35%），因此遭受很大非議。據知後來梁振英上場一度計劃再擴大問責制，欲聘請更多年輕人出任政助，不過當時政治氣氛轉差，計劃無疾而終。至於上屆林鄭月娥政府的問責官員表現如何，特區政府的整體管治水平如何，相信大家記憶猶新。
來到由李家超擔任行政長官的這一屆政府，問責官員的人選多元化，除了有熟知政府運作的政務官、專業職系官員及紀律部隊，也有不同範疇的學者和專家，加上立法會議員、政黨精英及傳媒人士，牌面是有實力又有活力。
這大半個月來，新一屆政府處理問題的手法、速度和宣傳形式也有亮點，已可看出和上屆政府的分別，官員的舉手投足也漸漸受傳媒注意，這是好的開始。所謂路遙知馬力，期望官員有韌刀，施政有效能，問責制能回到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