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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
文章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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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攘多時的《禁止蒙面規例》是否合憲的司法覆核官司終於了斷，終審法院於12月21日裁定特區政府終極勝訴，裁定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合法合憲。泛民終極敗訴，要付「堂費」。這官司走過三審10位大法官，除了申請人破天荒有25名時任及前任泛民立法會議員外，更動用了星級大律師13人，可謂非常大陣仗。
猶記得當初原訟庭接納《基本法》只授權立法會制訂本地法例，裁定《緊急法》違反《基本法》、《禁止蒙面規例》違憲時，泛民一審贏了，喜不自勝，言論大言不慚，如今看來，都是妄語，信唔過。之後，上訴庭指《緊急法》由1922年訂立至今，期間制訂過多條緊急規例，遇過兩次司法覆核挑戰均勝訴，而且回歸時，人大常委會並沒宣布《緊急法》與《基本法》有牴觸，根據法律的延續性大原則，《緊急法》在回歸後繼續有效，認為《緊急法》沒有違憲，《禁止蒙面規例》則是根據《緊急法》合法制訂。
終審法院三審也對《緊急法》和《禁止蒙面規例》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Issues）及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Issues）作了十分詳細的審查。
首先，終審法院指出，雖然根據《基本法》，立法權力歸於立法會，但立法會可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附屬法規。而根據《緊急法》在緊急及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訂附屬法規的權限，既寬廣且有彈性（wide and flexible），也受多層制約。只要依法行事，無越權，又能夠通過法院訂定的測試標準，便沒有違憲。
第二，任何法例的訂立都有其背景。終院判詞以詳盡篇幅列出反修例抗爭演變成黑暴的8大重點，指出抗爭者蒙面後起了「壯膽作用」（emboldening effect），行為愈來愈離譜，法治及社會秩序受嚴重破壞，說明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的合理性。這8大重點包括：
1、抗爭次數愈來愈多及頻密，規模愈來愈大；
2、暴力程度逐次升級，大量使用汽油彈等，社會秩序崩潰；
3、抗爭者採用「黑群」戰術，以黑衣物黑面罩隱藏樣貌，企圖躲過警方追捕；
4、和平集會往往演變成暴動；
5、愈來愈多年輕人及學生參加抗爭及暴動；
6、無辜途人遭「私了」，包括一人遭縱火燒傷及一人遭磚頭擲中致死；
7、即使《禁止蒙面規例》生效後暴動沒止息，公共及交通設施遭破壞；
8、抗爭者蒙面妨礙警方有效使用催淚煙，警方需要提升武力級別才能驅散人群，愈來愈多人被拘捕。
第三，終審法院指《禁止蒙面規例》是政府對上述社會情況所作的相稱回應，符合「相稱驗證法」（Proportionality Test）的四個原則，即目標要合法、措施要與目標有合理關係、有合理需要和在個人權益及社會整體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即是說，終審法院認同雖然《禁止蒙面規例》限制集會、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但是這些權利並非絕對，而是可以受到合法限制的。當公眾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權利受侵害，上述權利便要受合適的限制。因此，《禁止蒙面規例》禁止市民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時蒙面，是合乎比例的，並已在顧及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歸根究底，這場司法覆核並非源於《禁止蒙面規例》本身，而是源於去年黑暴嚴重破壞社會安全及秩序，而終院的判決證明社會需要適當的法律工具以保障整體利益。這次終院判詞理據清晰，簡單易讀，堪稱判詞範本，相信對下級法庭有指導作用，也有助社會撥亂反正，意義重大。在此，祝願黑暴隨2020年離去不返，市民共迎平安新年。
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撰文 : 黎棟國，原文刊載於東方日報)
https://npp.org.hk/npp/article/p/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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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攘多時的《禁止蒙面規例》是否合憲的司法覆核官司終於了斷，終審法院於12月21日裁定特區政府終極勝訴，裁定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合法合憲。泛民終極敗訴，要付「堂費」。這官司走過三審10位大法官，除了申請人破天荒有25名時任及前任泛民立法會議員外，更動用了星級大律師13人，可謂非常大陣仗。
猶記得當初原訟庭接納《基本法》只授權立法會制訂本地法例，裁定《緊急法》違反《基本法》、《禁止蒙面規例》違憲時，泛民一審贏了，喜不自勝，言論大言不慚，如今看來，都是妄語，信唔過。之後，上訴庭指《緊急法》由1922年訂立至今，期間制訂過多條緊急規例，遇過兩次司法覆核挑戰均勝訴，而且回歸時，人大常委會並沒宣布《緊急法》與《基本法》有牴觸，根據法律的延續性大原則，《緊急法》在回歸後繼續有效，認為《緊急法》沒有違憲，《禁止蒙面規例》則是根據《緊急法》合法制訂。
終審法院三審也對《緊急法》和《禁止蒙面規例》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Issues）及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Issues）作了十分詳細的審查。
首先，終審法院指出，雖然根據《基本法》，立法權力歸於立法會，但立法會可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附屬法規。而根據《緊急法》在緊急及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訂附屬法規的權限，既寬廣且有彈性（wide and flexible），也受多層制約。只要依法行事，無越權，又能夠通過法院訂定的測試標準，便沒有違憲。
第二，任何法例的訂立都有其背景。終院判詞以詳盡篇幅列出反修例抗爭演變成黑暴的8大重點，指出抗爭者蒙面後起了「壯膽作用」（emboldening effect），行為愈來愈離譜，法治及社會秩序受嚴重破壞，說明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的合理性。這8大重點包括：
1、抗爭次數愈來愈多及頻密，規模愈來愈大；
2、暴力程度逐次升級，大量使用汽油彈等，社會秩序崩潰；
3、抗爭者採用「黑群」戰術，以黑衣物黑面罩隱藏樣貌，企圖躲過警方追捕；
4、和平集會往往演變成暴動；
5、愈來愈多年輕人及學生參加抗爭及暴動；
6、無辜途人遭「私了」，包括一人遭縱火燒傷及一人遭磚頭擲中致死；
7、即使《禁止蒙面規例》生效後暴動沒止息，公共及交通設施遭破壞；
8、抗爭者蒙面妨礙警方有效使用催淚煙，警方需要提升武力級別才能驅散人群，愈來愈多人被拘捕。
第三，終審法院指《禁止蒙面規例》是政府對上述社會情況所作的相稱回應，符合「相稱驗證法」（Proportionality Test）的四個原則，即目標要合法、措施要與目標有合理關係、有合理需要和在個人權益及社會整體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即是說，終審法院認同雖然《禁止蒙面規例》限制集會、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但是這些權利並非絕對，而是可以受到合法限制的。當公眾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權利受侵害，上述權利便要受合適的限制。因此，《禁止蒙面規例》禁止市民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時蒙面，是合乎比例的，並已在顧及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歸根究底，這場司法覆核並非源於《禁止蒙面規例》本身，而是源於去年黑暴嚴重破壞社會安全及秩序，而終院的判決證明社會需要適當的法律工具以保障整體利益。這次終院判詞理據清晰，簡單易讀，堪稱判詞範本，相信對下級法庭有指導作用，也有助社會撥亂反正，意義重大。在此，祝願黑暴隨2020年離去不返，市民共迎平安新年。
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撰文 : 黎棟國，原文刊載於東方日報)
https://npp.org.hk/npp/article/p/終院禁蒙面法裁決撥亂反正
在周六(11月21日)的衛生防護中心記者會上，張竹君醫生指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升得來勢洶洶」，讓市民的抗疫神經又再繃起來。事實上，周六那天單日有四十三宗確診個案，初步確診個案逾六十多宗，是久違了的「大額數字」；跳舞群組反映群聚活動始終高危，社區傳播鏈仍在。
新冠病毒傳播力強，人類防不勝防。即使中國在很早期已控制疫情，至今仍有零星個案，最近(11月13日)便有單日通報國內五個地方(山東、湖北、福建、甘肅、河南)在進口冷凍食物包裝上驗出新冠病毒；也有發現物傳人的個案。在食物包裝上驗出新冠病毒並非新鮮事，香港也曾於6月爆發馬莎群組，確診者便是包裝工場員工，負責為進口蔬果貼上標籤。希望政府部門把好關，嚴防病毒隨入口冷凍食物包裝來襲。
聖誕臨期，將會有大量香港留學生返港，要避免疫情像第二波那樣爆發，特區政府必須吸取教訓，未雨綢繆，加強入境檢疫工作，例如檢疫人士必須入住指定檢疫設施，確保他們在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並須謝絕探訪等等，要做到滴水不漏才可。
猶記得數月前，澳洲維多利亞省疫情大爆發，就是因為入境檢疫出現重大漏洞，檢疫酒店措施粗疏，部分保安員同時兼職酒店及老人院，病毒從入境人士傳給保安員再傳給老人院長者，引致社區大爆發。維多利亞省封城六星期，幾乎停止一切活動，疫情才受控，期間人命及經濟損失慘重，反映入境檢疫何等重要。
香港的第四波疫情究竟是小波濤還是大爆發，接下來十四天自有分曉。若特區政府抗疫一年仍未能吸取教訓，未能及早果斷地推出措施，大力遏止疫情，市民必會大失所望。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倉促解散的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在上周二(10月27日)早上企圖進入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不過手還沒拍上領事館的門，在一馬路之外的啡咖店被警方國安處拘捕了，尋求美國政治庇護的行動，功虧一簣。
今次不是鍾翰林第一次被捕，早於今年7月，他便因涉嫌分裂國家等罪被捕，當時獲准保釋，但是扣起了護照，不能離開香港。原本按照事態發展，他只要按時向警方報到，本可維持人身自由。如今他再次被捕，被控分裂國家、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及洗黑錢等罪名。而更重要的是，法官指他有棄保潛逃的可能(都企圖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了)，拒絕其保釋申請，即時還柙壁屋懲教所至明年1月7日再訊。即是說，他連原本保有的人身自由都即時失去了。
鍾翰林有港獨背景，有國安官司在身，大抵真的很想逃離香港。可是證件已被扣留，想循合法途徑離港幾乎是沒可能；循海路的話，分分鐘會重蹈「十二瞞逃」覆轍，遭公安拘捕，風險甚高。搜索枯腸，最終想到政治庇護這條「絕世好橋」。
協助鍾翰林的組織向傳媒表示，行動前已與美國政府聯繫，他們指控領事館沒有即時伸出援手十分可恥。我不知道他們與美國政府的「誰」聯繫，但是他們以為步入領事館便「安全」的想法，相當無知。
鍾翰林只有19歲，本身只是學生，未知他(及背後協助他的組織)是否理解何謂政治庇護(political asylum)。根據國際慣例，政治庇護是指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原居地，在抵達目標國家後，向當地政府尋求庇護，要求留在當地。一般而言不會作境外處理。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已公開回應事件，指申請庇護的人士只能在到達美國後才可提出申請，領事館不會提供政治庇護 。換句話說，即使鍾翰林成功進入領事館，也是徒然。
還有，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及其他相關法例，雖然領事館內香港法律管不到，但只要該人踏出領事館一步，香港的執法機關便可對其執法。難道鍾翰林想好像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那樣，躲在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避足七年？
從鍾翰林「如此這般」被捕看來，這些所謂港獨派、勇武派，不單「理想」走歪，而且思想相當幼稚天真，年輕人一生前途從此毁，哀哉！
時間過得飛快，去年十月一日發生的暴亂場面仍歷歷在目，相關案件仍在法庭審理、上訴中，今年國慶又到了，而且還和中秋撞日，真是好事成雙。
第一件好事，是雖然國慶前有人在網上號召「月夕行動」，聲稱暴力抗爭要在全港各區遍地開花，煽動他人非法集結、縱火、攻擊警署、襲警等，但是警方已迅速在國慶前拘捕五名涉事男子。民陣申請國慶日遊行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後，打開口牌斷言警方會大規模濫捕。而警方則調高風險級別，作出嚴密部署，調動六千警力戒備，連獅子山上也有警員駐守。
國慶當日，雖然仍有人群嘗試在銅鑼灣聚集，但是沒出大亂子，警方無需使用武力驅散非法集結的人群，自然也不需動用警棍、胡椒噴霧或橡膠子彈。其他地區雖有零星「活動」，例如獅子山「和你燈」等等，但人數及規模都大不如前，秩序受控。民陣預言的警方大濫捕沒有發生。
換句話說，廣大市民可以和家人朋友，寧寧靜靜歡度佳節，度過安全、沒有黑暴的晚上，不用被暴力、縱火畫面洗版，誠為國慶一大美事。
第二件好事，是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透過中間人發放了一段錄音，表示希望到台灣自首的想法沒變，並已通知台灣律師安排自首事宜。
追本溯源，去年觸動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就是陳同佳殺人案，結果引發香港長時期暴亂及動盪，不諱言是港人心中的刺。陳同佳去年十月因洗黑錢案刑滿出獄至今一年，出獄當日已聲稱會到台灣自首，惟至今日仍未動身，又引發了各種陰謀論，指陳同佳是特區政府布的局云云。如今但願台灣政府別再耍花樣，陳同佳起行有期，事情能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並且劃上句號，就是今年中秋第二件美事。
近日社會對法庭裁決以至法官作出各種嚴厲批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公開聲明。他闡述的原則非常重要，對提高社會認知及澄清誤解，甚具意義。
事實上，《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十九條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庭獨立審判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社會應當尊重，對個別案件的裁決或判刑不滿，理應透過司法制度的機制處理，而非訴諸立場或情緒批判法庭。
香港的司法制度採取無罪推定原則，若控方提不出足夠證據，毫無疑點地證明被告干犯了被控的罪行，法庭不會將其定罪。此外，我們有上訴機制，若檢控方或被告方認為判決有錯漏，可以就法律觀點提出上訴，亦可以要求覆核判刑，由上級法庭裁決。
最近便有案例，一對夫婦被控於去年7月28日參與上環暴動，原審法庭判他們無罪，律政司提出上訴，要求上訴庭釐清某些法律觀點。另一案例，一名十五歲女生去年國慶前夕在天水圍被搜出白電油等，被判十二個月感化令，律政司不滿刑罰過輕，向上訴庭申請判刑覆核；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犯了原則性錯誤，並無考慮拘禁式刑罰的可能性，於是予以糾正。
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上級法庭的裁決對於下級法庭有約束力，即是容許上級法庭對下級法庭作出判刑考慮及指引，而下級法庭必須根據上級法庭的裁決及指示去做。普通法制度就是通過累積案例，更加詳細地訂明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規範。
雖然上述機制行之有效，速度和效率卻需要改善。律政司必須加快決定是否對案件提出上訴，否則當大量同類案件開審時，原審法庭只能根據現行標準處理。有句法諺justice delayed isjustice denied，大意指「遲來的公義，等於否定公義」。若律政司繼續歎慢板，公義會由遲到變無到。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順利完成，來港協助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亦已完成任務離港。回頭一望，「計劃」由最初飽受攻擊，到最後有一百七十八萬人接受採樣，找出四十二位隱形患者，成果得來不易。
最初，反對派質疑試劑可信度、質疑支援隊資格，又說採樣很痛，甚至指控特區政府將港人DNA送交大陸。結果呢，沒有參加的市民說採樣很痛，五百七十多名支援隊員日以繼夜地工作，把香港的檢測容量最大化，而且特區政府並沒有在檢測過程收集市民DNA。
反對派又指控檢測中心接近民居、通風不佳，聚集人流等同播毒云云。結果呢，一百四十一個檢測中心的設置嚴謹有序，有效地把市民分流；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火眼實驗室亦安全地完成任務，功成身退。「計劃」期間，沒有市民、工作人員或採樣人員在檢測中心或實驗室內受感染，遑論甚麼檢測中心播毒了。
當初還有反對派大聲疾呼，聲稱將入稟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特區政府徵用某些場地做檢測中心。結果呢，「計劃」由七天延期兩次至十四天並已結束，禁制令無影無蹤，證明反對派一味靠嚇，講就天下無敵，做則無心無力，自暴真面目。
好了，到「計劃」結束，反對派又來「衡工量值」，指計劃花掉五億三千萬，只找到四十二位隱形患者，「性價比」甚低云云。反對派這些指控，一再暴露完全是為反而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首先，「計劃」找出了兩條隱形傳播鏈，對抗疫工作有一定意義。再者，整個「計劃」為特區政府提供了寶貴的大型檢測執行經驗及有效數據，對於如何應對第四波疫情將發揮重要功用。
話說回來，若不是反對派開足馬力抹黑，我相信會有更多市民參加檢測，「計劃」的成效便不止於此，會找到更多隱形傳播者，救回更多生命，減少社會抗疫成本。反對派漠視公共健康危機，為反而反的所作所為，居心叵測，猶幸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終必看清他們的圖謀。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反應越來越好，不單順利完成了原定的七日，並且延期兩次至十四日，每日檢測量已達二十萬，有一百六十多萬人接受採樣，並已發現超過二十名隱形患者。這個成績令人鼓舞，反映雖然香港並不具備做強制性全民檢測的條件，但自願性檢測同樣發揮良好作用，減低了新一輪社區爆發的風險。
不過，特區政府不能因為「普及檢測」有成果，便當功德圓滿。各方專家都預視冬季有機會爆發下一波疫情，我們更應及早做好應對準備。與其屆時才臨急重推「普及檢測」，不如好好運用目前的經驗，看看如何把檢測普及化。
澳門的抗疫工作一開始就走對了方向，就是做大量檢測排查，而且檢測費用相當便宜(180澳元)，市民負擔得來。澳門疫情很早便受控，曾經連續七十多天沒有新確診個案。現在，澳門居民通過陰性檢測結果後，可憑澳門健康碼，連結內地健康碼，自由往來內地。
香港在這方面落後於人，特區政府雖聲稱下一步會推出港版健康碼，但是既欠時間表，更欠價目表。簡單來說，在香港私家醫院或私人化驗所做一次檢測，價錢動輒過千，普羅市民負擔不來，若要市民每次付出高昂費用才能取得健康證明，健康碼將形同虛設。
這正正是把檢測普及化的重要性，特區政府必須拿出魄力，首先是要像澳門政府那樣，把做檢測的收費定在一般市民都能負擔的低廉水平。第二，特區政府可為提供檢測服務的機構提供減價誘因，例如提供檢測場地、減輕其支出等等。
人手方面，這次「普及檢測」已培訓了一大批有採樣經驗的人員了，反而有沒有足夠的實驗室人員將成關鍵。需知道現在「做到手皮都甩」的工作人員來自國家隊，在他們完成任務離開香港後，我們還有足夠的實驗室人員長期作戰，維持龐大的檢測量嗎？抑或會打回原形？這是特區政府務必三思並且必須及早計劃安排的！
特區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兼得到中央政府協助，終於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我在接受登記的第一天便以手機上網，輸入姓名、身份證號碼及電話號碼，成功預約檢測，快捷方便。
反對計劃的人質疑要求市民提供個人資料侵犯私隱，我認為計劃要求這三項資料是有必要及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即使驗出你是確診者，又怎樣把你從茫茫人海中識別出來？身份證號碼是每個人的獨特記認，配合姓名的話基本上就能準確地識別到你。而如果沒有電話號碼，又怎樣把檢測結果通知你呢？事實上，檢測後四十八小時便收到檢測結果(陰性！)的通知短訊，效率不俗。
採樣是把市民的DNA送中？答案是否定的。特區政府及專家分別解釋過，樣本經過精密的科學鑑證，是抽取RNA作新冠肺炎病毒的化驗，不會抽取DNA。
檢測當天，我於預約的時段到達指定採樣中心，看見地上劃上適當社交距離指示，市民排隊秩序井然；登記櫃位有膠板相隔，市民和工作人員都有戴口罩；還有酒精搓手液給大家使用。進入中心內，整個室內籃球場只設置八個檢測櫃位，大家相隔的距離非常遠，而且冷氣足通風好，採樣中心是播毒溫床的指控，不攻自破。來到指定檢測櫃位，採樣人員細心有禮，一眨眼便完成採樣，我沒感到任何不適。完成採樣，我看看四周，大家都帶著安心的眼神離開。
誠然，市民對這次計劃的反應比較慢熱，但在計劃順利展開，沒出甚麼亂子，累積了口碑後，市民慢慢有了信心，預約檢測的人數便多起來。執筆之時，已有逾一百萬市民登記預約，當中八十萬人完成採樣，找到六名隱形患者，這絕對是好事。畢竟，越多人參加檢測，找出越多隱形傳播者，計劃才越有效。雖然特區政府已宣布計劃延長四天，我認為仍不足夠，政府應該因應市民反應再延長計劃，而且要及時根據地區需求，增加熱門採樣中心的名額，同時關閉偏遠及人流低的中心，更具效益地運用資源，推動更多市民參加，以達到「想檢必檢」的效果。
新冠肺炎肆虐香港七個多月，市民抗疫盡顯疲勞，無奈疫情時好時壞，當中又有很多源頭不明的個案，大家惟有繼續忍隱。新冠肺炎的特點，就是患者沒有病徵已具傳播力，這些隱形傳播者是撲滅疫情的最大隱患，也是為甚麼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而要做到「早發現」，找出這些隱形傳播者，做大量檢測及排查是必須的。
第三波疫情爆發前，社會上很多意見指特區政府做的檢測太少，奈何政府化驗室的檢測能力已達上限，雖然有私營化驗室加入檢測行列，但是費用昂貴，並非人人負擔得來。直至中央政府派出「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來港，整體檢測能力得以大大提升。費了這麼大的勁，特區政府終於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讓市民自願參加新型冠狀病毒檢測。
全民檢測，「遲做好過唔做」，是遏止疫情的關鍵。在這骨節眼上，竟然有一直要求特區政府加辣抗疫的醫學專家，公開表示「不認為自己是隱形傳播者」，不會參加全民檢測！我對該專家的發言感到難以置信，身為具知名度的專家，難道他不知道自己發出的訊息有多負面嗎？若市民都「不認為自己是隱形傳播者」而放棄檢測，「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便難有成效，損失的仍是整個香港社會。
此外，和在市區設置隔離檢疫設施一樣，又有組織聯同區議員，以通風不佳、連接辦公室、接近民居、違反公契等理由，抗議在旺角麥花臣場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商場等場地設置檢測中心；連同質疑檢測是把市民DNA送中等等，我認為這些指控無理無據，可幸特區政府已及時澄清反駁。
誠然，沒有計劃是完美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個龐大的計劃，當中細節或未盡善，但站在為人為己和公共健康的角度，市民應該支持。反對者有心阻撓，我建議他們盡快申請司法覆核，讓法庭定奪。
「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首度遭到挑戰，意義重大，法庭派出兩位法官審理並且聯合頒下判詞，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在我看來，這次被告星級大狀團隊提出的論點有點啼笑皆非，法庭裁決有理有據，同時澄清了坊間對「港區國安法」的一些謬誤。
首位被控觸犯「港區國安法」的被告不獲保釋，其律師團劍走偏鋒，竟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卻遭法庭駁回。須知道人身保護令不是隨意使用的令牌，而是當申請人遭受非法拘留，申請方要求法庭頒令「放人」才用的。可是在此案中，被告並非遭到非法拘留，正如法庭指出，被告錯誤引用司法程序尋求法庭濟助，反之，被告應該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申請保釋覆核。
此外，被告律師團指行政長官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4條指派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是影響司法獨立。法庭否定了這個說法。法庭指出，行政長官只是依法指定若干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至於由哪位法官審理哪宗案件，是由司法機關自行決定，這是法律容許的，法官獨立依法審判不受影響。
第三個論點更讓人質疑星級律師團的水平。由於「港區國安法」只有中文版而沒有官方英文版，被告律師團指他們星級大狀不諳中文，因此未能好好理解條文，從而指「港區國安法」有缺陷，用英文來說是inaccessible law(意指看不懂的法律)。
代表特區政府的律師指出，《基本法》是用中文寫成的法律，英文版是過了一段時間才出台及被人大常委會採納。中英文版本若有差異，以中文版為準。此外，《中國國籍法》也是只有中文沒有英文的，過去卻沒有案例指《基本法》或《中國國籍法》因為語文版本的問題而發生違憲的法律爭拗。
「港區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只有中文版沒有英文版是正常不過，而即使法例沒有英文版，被告人的法律權利不會受到剝削。正如被告絕對有權選擇中英文俱佳的大律師為其辯護，選了不諳中文的大律師也是被告的選擇，不能因此反指法律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