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提問 　   立法會事務 　   2019 年 1 月 28 日 我：主席，我想問政務司司長，其實政府有否曾研究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實際是否切實可行呢？ 例如在利益方面，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制定的收受利益規例，利益是包括車船、飛機的接載，也就是說特首要內訪或外訪的時候，假設中途行程有變，需要其他人臨時以車船接載，有可能觸犯條例。那麼當特首接受這些方便和紀念品，人家的好意，是否亦需要諮詢委員會呢？這些是否切實可行呢？如果不是的話，特區政府是否應該告訴這些委員會，他們的想法十分「離地」？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這正正是我們所說困難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亦需要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所以需要一點時間。我們仍希望找到—個可行的方案。但是，結果如何，我們需要時間和空間去進行我們的研究工作。多謝主席。

2018年12月12日 “要求政府在公營醫院內增設性暴力受害人及 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議案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主席： 我本身是一位大律師，過去曾經接觸和處理涉及性暴力和虐待兒童的個案，我發現這類案件的受害人，他們往往會感到無助和困擾，案發後他們不知道可以去哪裡尋求協助，亦會猶疑應不應該報警，因為他們會擔心，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日後可能面對巨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壓力，包括要東奔西跑去警署落口供、去醫院檢驗、去找法醫取證等，在落口供和上庭時，又要重覆被問及和憶述整個受害過程，他們需要鼓起極大勇氣和得到支持才能面對這些壓力。 事實上，現時政府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支援好有限，雖然近年坊間相繼出現一些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的團體，包括風雨蘭及東華三院芷若園，但由於資源和人手所限，他們提供的服務往往有一定限制，加上現時政府相關部門在處理性暴力和虐兒個案的軟硬件配套設施都不足夠，未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私隱，同時政府亦欠缺統一的處理程序和指引，所以我支持陳沛然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在港、九、新界三間公營醫院內，設立符合世衞組織《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標準的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為受害人提供24小時一站式服務，並為政府相關部門和醫院制定有關個案的統一處理機制和程序指引。 世衞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明確指出，受害人的基本醫療支援是非常重要，並提出醫療及法律服務應設於醫院或診所內，認為在同一地點處理有關程序是最好的服務模式，亦即受害人報警後所需進行的程序，包括醫療檢查、法醫檢查、錄口供等，均在同一地方進行。 另外，我建議政府在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加入當值律師服務，目的是希望在個案跟進的每一個節環中，在需要的時候，都有律師為受害人提供適切的法律支援，使受害人的權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我知道，現時在風雨蘭的一站式支援中心內，並無律師能即時為受害人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而是需與義務律師另行預約時間進行法律諮詢。因此，很多時候受害人在最初落口供時，或在往後的過程，受害人可能要面對漫長的司法程序中，都未必有律師陪同，給予受害人專業的法律意見，提供法律支援。所以，我認為這個建議是有實際需要，很值得政府考慮。 主席，近年Me Too運動席捲全球，越來越多曾經受性侵的女性都願意企出來，勇敢面對曾經遇到的不快事件，一方面為自己抱不平，另一方面希望犯案者得到應有懲罰，社會上同類案件可以盡量減少，她們都非常勇敢，很值得大家支持，所以我想在此給她們一個「讚」。 根據本港首間專為14歲或以上受性暴力侵害婦女提供24小時一站式危機支援服務的團體「風雨蘭」提供的資料，在他們於2000年底成立以來的17年間，共處理3501宗性暴力求助個案，其中6成共2232宗為強姦個案，但當中只有約5成半受害人願意報警，當中又有712個個案最後終止了調查，包括220個個案是事主自己選擇終止調查，這些數字是具有警示性的。 受害人選擇不報警或延遲報警，相信跟現時本港未有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有很大關係。現時英國、台灣、馬來西亞均有為性暴力受害人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和服務。在英國，性暴力受害人可以到全國約45個支援中心Sexual Assault Referral Centre (SARC)接受一站式服務，包括醫療檢查、避孕、法醫檢查、曾經接受訓練的警務人員會向受害人講解整個個案的處理程序等。 台灣在2001年開始推行「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而性侵案的報案率在2002年至2012年間逐步增加至70%。至於馬來西亞在1996年於全國公立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中心後，強姦案的報案率亦有明顯增加，反映一站式支援服務對受害人有直接幫助。 此外，現時政府並無制訂統一機制和指引，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求助個案，警方、社署和醫院都有不同做法，而醫院急症室地方有限，很多時都無法騰出足夠空間，讓受害人在具有較高私隱度的空間接受醫護人員及警員的查問，讓受害人要東奔西跑。政府日後如果接納我們的建議，在三間公營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我希望政府在中心內提供更多保障受害人私隱和權益，讓受害人感到被尊重。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2018年12月12日 立法會前往粵港澳大灣區進行聯席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動議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主席： 今年4月20至22日，我和一眾立法會議員前往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五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進行為期 3 天的聯席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在整個行程里，我們有機會與當地政府、不同創科企業，包括參觀無人機基地，以及與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交流，對內地近年的創新科技發展有了更直接深入的體會。我認為這次行程的意義十分重大，我亦希望藉此機會感謝立法會主席和秘書處同事悉心安排。透過這次職務訪問，我期望能將我們所見所聞告訴香港人，讓他們對大灣區近年的發展有更全面的了解。 去年71回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其中提及香港的優勢和角色，肯定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鼓勵我們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隨著廣深港高鐵通車與港珠澳大橋開通，香港往來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變得更為便捷，促進區域之間在人才、資金和資訊更密切的交流，加速帶動區域的經濟、社會和民生發展，亦為本港青年和專業人士帶來更多發展機遇。事實上，有在當地工作的香港青年亦表示，大灣區城市與香港同在一小時生活圈內的地理位置，當地工業基礎雄厚，有助實現科研成果產品化和市場化，同時，當地的房價和寫字樓租金也較香港便宜，政府更推出不同方便創業的支援措施，大大減輕了他們的財政壓力，填補了香港不足的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市場規模龐大，經濟總量約為1.4萬億美元，在人口和經濟規模上已逐步與其他國際灣區經濟體比肩，香港應捉緊發展機遇，令企業和市民都能感受到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好處，從中受惠。 主席，我認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關鍵就在於人才的互補。有研究指出，現時廣東省正面臨各類專業人士不足的問題，例如廣州在打造成為國際商貿中心的過程中，缺乏國際法律、物流和商務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缺口達50萬人以上，成為發展上的重大瓶頸。而香港擁有大量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律師、經濟分析師等具備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若能由香港政府牽頭向大灣區內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推廣香港的優勢產業和專業服務，促進人才配對和企業合作，同時，完善兩地專業資格互認機制，擴闊目前互相認可的專業資格範圍，讓更多專業人士能夠在大灣區發展業務，相信能為香港的青年專業人士帶來不少就業和發展機遇。 另一方面，雖然香港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有著獨特優勢，但無可置疑，世界未來的競爭重點將體現在科技的創新和應用上。可惜香港政府過去未有就創科發展進行系統性的長遠規劃，導致本港創科市場缺乏規模，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商品。就與我們的鄰居深圳相比，去年深圳在科技研發投入超過900億元人民幣，佔GDP比例是香港的4倍，媲美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比香港走得更快、更遠。 通過深化大灣區合作，香港可以與重視科研的深圳以及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互相合作，一方面利用香港對保障知識產權的優勢，鼓勵內地企業來港設研發部門，協助它們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為有志投身創科行業的香港年輕人提供一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讓他們有更多元的出路。 主席，我認為要讓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的社會及經濟效益最大化，除了要加強多邊合作，香港政府更應採取更多措施便利港人港企到大灣區發展。雖然今年9月內地開始接受港澳台居民申領內地居住證，然而有關證明文件只適用於長期生活在內地的港人，一些持回鄉證於區內短暫居留或往返的商務、科研、教學人員等，在內地日常出行仍面對諸多不便。我希望，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爭取更多便利港人到內地發展的措施，以吸引更多港人前往內地生活和發展。 另外，政府也可考慮建立一個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大數據資料庫，整合各地最新推出的相關政策和資訊，協助香港專才了解不同地區可投資或發展的領域，加強他們對內地不同區域的商業環境，便利香港專業人士和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拓展商機。 主席，本人僅此陳辭。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 回應議員修正案及總結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8 日 我首先感謝 33 位議員就我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發言，也感謝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在獲跨黨派議員支持下，麥美娟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及我經上述三位議員修訂的議案最終獲通過，反映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當局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升幅、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以保障本港劏房租戶。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我相信一眾正生活於水深火熱的劏房住戶也同樣感到失望。因為局方似乎無意作政策創新，連研究立法保障劏房住戶安全及居住環境的意欲都不大。此外，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在回應時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或會減少本港出租房屋的供應，我認為此說法並不正確。雖然蘇博士所指的情況曾在外國出現，惟本港市民對市區劏房單位的需求長期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透過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劏房業主依然有利可圖，故根本不會導致出租房屋供應減少。 我對當局消極的態度極為失望，故不排除新民黨隨後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6 日 主席：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報告顯示，全香港現約有9萬2700個劏房，即平均一個住宅單位，被分隔成3.4個「單位」，約有20萬9700人居住在分間樓宇單位內，平均一個房住了2.3人。容我將有關數字與現時正輪候公屋的人數做比較，根據政府數字，截至今年3月底，最新共有27.23萬宗公屋輪候申請，平均輪候時間為5.5年，可見大部分輪候公屋的人士可能正居住在劏房之中。 而根據扶貧委員會早前發表《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兒童貧窮率經政策介入後仍然按年上升5,300人，報道指有四萬多名15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居住在劏房中，情況令人關注。 對於現在有20萬9700人居住在分間樓宇單位內的問題，政府的政策又是什麼呢？我認為政府有必要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以保障住在劏房市民的需要，我會支持葉太的議案。 現在劏房存在最嚴重的問題，並非每一單位共有多少間劏房、也不是單位大小的問題，而是劏房本身的安全問題，包括工程改動對樓宇結構的影響。當中涉及樓宇的結構性、單位內的鋼筋混凝土情況、 衛生問題、單位物料設計、走廊走火通道、甚至樓宇後樓梯有沒有被阻隔或封鎖等，問題已經由室內安全、延伸至整幢樓宇。影響的不單單是劏房而是整棟樓的居民。 事實上，如果參考《建築物條例》，其實不少劏房已經違反條例，政府雖然表示會採取執法行動，然而現時有超過20萬人居住在劏房，我們不希望行動令劏房戶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我認為政府需要設立何謂最基本的住屋需要。 聯合國1991年定下「適足住屋權」，界定適合人住的居所要符合安全、可負擔、受法律保障等七大原則。我認為應將「適足住屋權」納入整體城市發展規劃的框架。現時本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積為70平方呎。政府公佈的〈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調查2015〉的人均居住面積則是62.4平方呎，實際的人均面積只會更低，當中以家庭尤其嚴重。 我留意到有議員提及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我個人認為這個計劃變相是將劏房合法化，合理化。說到這些社會房屋共享的標準，政府表示計劃中的單位空間會參考公屋標準，人均居住面積不會低於7平方米，租用期限不會少於兩年，當中部分單位會以合住模式運作，在不改動現有間隔的情況下，最多有2個至3個家庭共住一個單位。當然，這個計劃有好亦有不好之處，不好的地方可能是沒有足夠的私人空間，居住單位要與其他住客共用廚房、廁所、大廳，好處是給予了有需要家庭及人士一個更適切的臨時居所，住在此類單位的租金必然會較劏房便宜，劏房的租金動輒是人工的一半或以上。於租住的期間，住客可以儲錢，即使租約完結後未能上樓，都可用儲到的錢去租樓。 但始終這類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單位供應不多，說的是500或1000個單位，根本未必能夠很快改善現居劏房或輪候公屋多年的住戶生活，成效要依靠更多社服單位的參與，講到底，都要有合適的地方及時間改建。 我們說說發牌規管劏房配合租務管制的好處。社會上有人士對全面發牌規管劏房持保留意見，他們認為若政府全面發牌規管劏房，會令居住在違法單位的居民隨時被政府或業主、包租勒令搬遷或業主無理加租，只能面臨無家可歸的境況。另外，亦有人預期發牌規管後，不少涉及安全問題的單位會被有關部門勒令重新改裝或重建，而部份不合符資格的單位租客亦會不獲續租。單位供應將會減少，結果令租金進一步上升。但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避免租金上揚，從而有效減低基層劏房戶對有關政策的擔憂。 香港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市民居住的房屋必須為「適足住屋」，當中不單要符合基本安全、防火及衛生要求的住房，還應照顧其他住房環境和條件，包括穩定及受保障的居住條件、足夠及可達性的生活配套設施和服務，可負擔的住屋成本，以促進他們的個人發展、鞏固家庭功能，並建立其與鄰里及社區之間的關係。 趁著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啟工廈活化計劃，為業主改裝舊工廈提供誘因，並容許經活化的工廈提供過渡性房屋，政府在這個時候開展有關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研究，或許會是適當時機。 主席，加強保障劏房戶實在刻不容緩，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葉太提出的“研究訂 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

立法會動議議案發言：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2 月 1 日 主席，我跟你都是同一世代的人，相信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香港有很多木屋區，因為戰後有很多新來港人士，當時香港廉價房屋短缺，所以他們只能居住在木屋或寮屋。直至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才開鈶興建廉租屋。政府其後於70年代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遂大規模清拆木屋區和寮屋區，協助基層市民陸續「上樓」。但由於建屋需時，當時港府為正輪候「上樓」的市民設置「臨時房屋區」(Temporary Housing Area)，雖說是「臨時」，但也「臨時」了十多年。政府後來不斷發展新市鎮及造地建屋，好不容易將木屋區和寮屋區的居民遷到公屋單位，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可惜，在過去十年，上兩屆政府造地、興建公屋及居屋的步伐近乎停頓，致使今天仍有大量市民在輪候公屋，甚至被迫住劏房。我手上的數字顯示，現時有超過15萬個家庭，及約117,500單身非長者人士正輪候公屋，輪候時間更長達5.5年，創近19年新高，而大部分正輪候公屋的申請者只能「蝸居」於劏房。根據統計處今年初公布的估算，全港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當中近3成住客為25歲以下青年 ，反映劏房問題非當嚴重。 本港劏房的租金高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早前訪問了685戶劏房戶，發現劏房的平均每月租金為4,506元，而住戶的平均入息約1.4萬元，平均租金佔收比率達36.2%。同時也有不少數據顯示，位處市區，位置較便利的劏房單位租金尤為驚人，例如一個位於西區僅8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就高達8,000元；位於觀塘區約10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同樣高達逾6,000元。鑑於劏房的租金回報率極為可觀，早前有發展公司將豪宅劏成約530個分間單位，我就此向局長作出投訴，事後多個位於山頂、赤柱及壽臣山的「豪宅劏房」被地政總署「釘契」，我在此感謝局方的積極跟進。 劏房也造成其他衛生及火險問題。據稱，本港劏房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49.6呎，與一張兵乓球桌面積相若，其中不少劏房單位欠缺窗戶或通風系統，更有「上床下廁」式衛生環境惡劣的間隔。劏房住戶不但要面對租金高昂、被濫收水電費、租約欠保障等問題，致命的劏房悲劇更頻生。我手上的資料顯示，去年發生了9宗劏房火警，其中有獨居人士在床上被燒死。今年7月，一對新婚夫婦疑因居住問題鬧不和，丈夫在深水埗汝州街一個劏房單位內上吊自殺。今年8月，3名年輕男女在葵涌一個用作工作室的劏房內以磷粉等工具玩魔術引致搶火，最終被燒死。今年9月，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劏房單位疑因電線短路引起火警，十多名劏房住客需狼狽逃生。今年10月，深水埗大南街一名劏房老翁疑因居住環境太擠迫，先斬殺鄰居，再放火燒毀單位並跳樓自殺，實在非常可悲。 2016年，我參選行政長官時曾在何喜華先生的帶領下多次探訪劏房戶，當時我感觸良多。我遂建議政府購入整棟空置、單一用途、業權統一的工廠大廈，再劏成分間單位，如當年的「臨時房屋區」般，用以安置正輪候公屋的市民，令他們毋須居於生活條件惡劣的劏房單位。我相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曾探訪劏房戶，故我很高興她在今年《施政報告》第72段中提出，「容許活化工廈可提供過渡性房屋，業主如利用已經或即將整幢改裝位於『商貿』、『商業』、『綜合發展區』及『住宅』地帶的工廈作非工業用途，並在改裝後將整幢或部分樓層用作過渡性房屋，政府會彈性處理規劃及樓宇設計等規定，並免收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的地契豁免書費用」。 我希望局長可以更詳盡交代此計劃的進展，陳帆局長早前向我表示，當局會利用政府的空置樓宇及由善心業主持有且不再用作工業用途的廠廈，經由一些非政府機構改裝後，再租予正輪候公屋或現居於劏房單位的人士。縱然政府有意帶頭改裝工廈作過渡性房屋，但這類過渡性房屋的數量始終有限，目前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我相信劏房跟當年的「臨時房屋區」一樣，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因此我認為政府仍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現存劏房單位。 政府不論透過填海、發展棕地或農地等方式造地建屋均進度緩慢，故預料為數不少的市民未來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需被迫「蝸居」劏房單位，也會有越來越多業主看準劏房的高租金回報率，購入或改裝更多單位成劏房出租。我有一位律師朋友曾向我表示，她早前購入深水埗的舊樓單位，並將之改裝成居住環境不俗的劏房單位出租，租金回報率可高達雙位數字。她也向我表示，英國不少城市都有劏房問題，因為不少初抵英國的南亞裔人士都居於劏房單位。有見及此，港府應參考英國的做法，推行租務管制。 有議員曾提出政府可按分區作租務管制，但我認為這並不可行，我建議政府按樓宇分類推行租務管制，英國就是成功的例子。英國政府於2004年通過《2004年住宅法》(Housing Act 2004)，引進一個新的房屋類別 ─ 大型分租單位(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即「a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254 to 259」，清晰界定哪類單位需受租務管制，並推出發牌制度，從而確保大型分租單位的安全、防火、衛生、採光標準符合規格。 局長，我希望你不要將租務管制說成干預自由市場，因為港府早年已推行過租務管制。香港有一條《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條例當年引進了幾種租金的概念，包括容許租金 (permitted rent)、市面租金 (prevailing market rent)、標準租金 (standard rent)，同時引入租約管制，例如訂明在若干情況下業主必須與租客續租，以及租客如遭剝削可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等。若局長希望了解港府以往如何操作租務管制，可以參閱土地審裁處前主席Gordon N. Cruden的著作Land Compensation and Valuation Law in Hong Kong。 因此，如果政府今天透過實施租務管制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加幅，並不是干預市場，而是功德無量。新加坡政府亦已搶先一步，早於2012年已出招打擊「鞋盒屋 (shoe-box housing」，即面積500呎以下的單位，今年10月更公布新指引，規定發展商不可在中央區外興建平均面積少於915呎的私人樓宇單位。新加坡政府愛護市民，以及關心、重視市民住屋環境的程度可見一斑。 所以，運房局及發展局局長，只要你們願意，當局絕對可以立法規管劏房單位。與此同時，我希望政府能盡快交代有關改建整棟工廈作過渡性房屋計劃的進展、可提供單位數量的估算、參與的非政府組織名單及鼓勵業主改建工廈的誘因等。 主席，我動議我名下的議案。

就「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23 日 主席，我發言是要代表新民黨支持由陳志全提出的議案，以及由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反對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今天才正式就此議案表態，但在過去2至3個星期，我收到不少基督徒以及支持者的短訊和電郵，要求我不要支持這個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他們擔心此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衝擊傳統的婚姻制度。 但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均無不妥，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相關政策，並不會違背聶德權局長剛才代表政府提出的立場。近年本港法庭不斷作出捍衛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裁決，因此我相信港府早晚需要研究相關政策。而且正如剛才聶局長所言，這些牽涉同性伴侶關係或修改婚姻定義的議題在社會極受爭議，政府必須審慎處理。因此，我認為支持上述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相關研究並無不妥。 至於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要指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並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定義。2012年終審庭就W小姐案頒下的裁決中清楚指出，由於英國在1971年通過《Nullity of Marriage Act》，界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香港其後才跟隨英國引進此婚姻定義，並於1971年10月7日通過《婚姻改革條例》，正式廢除納妾制。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的《婚姻條例》 (香港法律第181章)，詳題已清楚列明 “To provid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 marriages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thereof,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是個源於耶教的概念。而W案的判辭中也引用不少英國案例，指出此婚姻定義源自Christendom，即耶教世界。其中一個裁決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3)，法官Lord Nicholls在判辭中指The Church of England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1662 declared that the first cause for which matrimony was ordained was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For centuries this was proclaimed at innumerable marriage services，可見耶教的婚姻概念是以繁衍後代為根本，但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 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乃「一夫多妻制」，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法律素來有「妾」及「婢女」等字眼，這些概念是後期才被英國人廢除。所以梁美芬議員作為一名律師，應先了解清楚本港法律所捍衛的是耶教的婚姻觀念，而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和婚姻概念。因此，我理解基督徒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但我認為梁美芬所提的修正案有誤導之嫌。 耶教是英國的國教，當地法院長久以來都沿用「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但隨着社會的轉變，歐洲的人權法庭開始對婚姻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裁決。根據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2) 的案例，法官Lord Thrope提出 “…the world that engendered those classic definitions has long since gone. We live in a multi-racial, multi-faith society. The intervening 130 years have seen huge social and scientific changes. Adults live longer, infant mortality has been largely conquered,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is available to men and women as is sterilis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ithin marriage… Marriage has become a state into which and from which people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us I would now redefine marriage as a contract for which the parties elect but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state, both in its formation and in its termination by divorce, because it affects status upon which depend a variety of entitlements, benefits and obligations.” 。 這意味今天不少人結婚並非為繁衍後代，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婚後決定不生育，只養貓狗。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已經過時，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這種定義作為反對平權或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的理由。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與青年人同行，我們首先要嘗試明白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立法會發言：重整港鐵公司管治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22 日 主席，港鐵曾經是香港人非常自豪的一間公司，曾獲著名財經雜誌《FinanceAsia》 頒發「最佳管理公司 (Best Managed Company)」的殊榮，但今天鐵路時常有事故發生，修建鐵路經常有超支延誤，還有沙中線工程的醜聞，都令人非常痛心。我認為這些問題是政府造成的。首先在港英年代，政府素來「諗縮數」，為了在興建鐵路上慳錢便「以地養鐵」，多年來不斷將地產項目給予港鐵發展，所以就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港鐵其實是一間規模龐大的地產公司暨物業管理公司，其業務廣泛並非專注從事鐵路業務。 政府第二個失誤就是將港鐵上市。基於財赤，財政司在2000年6月公開出售港鐵23%的股份，從此令港鐵有「精神分裂」的狀態。有別於機管局，政府並非全資擁有港鐵，據知政府官員在港鐵的董事局開會，經常說不過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導致公司的決定皆以盈利先行。因此，市民長年期盼的「荃屯鐵路」興建遙遙無期，而港島線不能延展至小西灣，當中的確有技術困難，但主要是因為港鐵「計過條數」，認為小西灣延線不夠生意便不興建。這種「要有人才起鐵路」的思維正好與內地相反，鐵路先起好，自然有人在沿線定居。政府第三個失誤就是於2007年將兩鐵合併，從此形成寡頭壟斷的局面。而政府第四個失誤是於2007年宣佈的「十大基建」，當中包括南港島線東段、沙中線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多條鐵路一同興建，一時令港鐵負擔非常沉重。 港鐵自身當然亦有責任，公司一直過於發展種類繁多而規模龐大的其他業務，因此不能專注於興建鐵路，及管理和營運鐵路這些核心業務。我認為對香港人而言，營運鐵路是港鐵的bread and butter ，即是最基本的業務，為香港人提供服務。相反，港鐵一直致力經營海外業務，例如為2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地區，亞洲、歐洲、中東，以及歐洲的鐵路項目提供信號系統的顧問服務，反而我們香港的鐵路信號系統竟然頻頻出現問題！這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港鐵亦不斷拓展鐵路生意，分別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瀋陽和澳門投資鐵路項目，甚至在倫敦擁有「伊利莎伯線」的營運權。此外，港鐵亦於2016年成立「港鐵學院」 ，推出種類繁多的課程，師資則由港鐵現職導師和工程師擔任，試問怎能不影響工程師的專注力呢？ 港鐵盈利甚豐的物業生意更是無人不知，甚至包括炒賣車位。2013年起，港鐵拆售港鐵沿線車位，當中沙田溱岸8號的車位售價高達188萬，創新界車位售價新高。 凡此種種皆令港鐵無法專注港人最關心的興建鐵路和營運鐵路業務。因此，經常有同事在本會表示需要回購港鐵，回購那23%的股份，但我認為不必。因為有經濟學家向我表示，只要政府願意在董事局股東大會通過，將那23%的股份變成「優先股」，令持股股東只能收取利息而失去投票權，政府便等於全資擁有港鐵。不過，我認為政府未必有承擔作出此舉，因為一旦政府能夠全權控制港鐵，港鐵出現任何事故或管理失誤，政府便責無旁貸，官員無法逃避問責。因此，我認為政府首要應該研究如何糾正港鐵「精神分裂」的問題，將港鐵還原為一個專注提供公共運輸的企業。 雖然我同意港鐵是應該動「大手術」，但我不贊成成立一個獨立的鐵路拓展處。因為根據田北辰議員的建議，成立該部門需要在不同部門，例如機電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路政署等部門抽調官員，其實等於「糖水滾糖魚」，這樣根本無法真正改善港鐵的管治問題。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應該積極研究如何解決港鐵公司「向錢看」的根本性問題，並盡快招聘人才，令運房局得以分拆，讓政府高層能專心管理運輸事務。

明德商場管理差　商戶養貓治鼠患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早前我曾去到多個遭領展出售的商場，包括黃大仙天馬苑、柴灣興民商場及田灣商場等作實地視察，發現管理問題十分嚴重，令該區居民叫苦連天。今次我再訪兩個仍舊由領展持有的商場，發現依然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是位於將軍澳的明德商場。據當區區議員溫悅昌及社區發展主任 陳志豪 表示，該商場的鼠患及衛生問題十分嚴重。有商戶向我表示，商場內經常有老鼠出沒，咬爛他們的貨品，逼使他們要在店內養貓及由商戶夾錢建防鼠網，實在非常荒謬。另外我又發現有些沒公德的煙民，在禁煙區內抽完煙後，把煙蒂丟在空置的花槽內。管理員既不阻止煙民，又不把煙蒂清理，令到衛生環境十分惡劣。 至於厚德商場雖近期翻新了，環境比較理想，可是街坊都投訴菜價昂貴，逼使他們要步行半小時，去光顧另一個商場。我向居民表示，定必會向領展反映這一連串的問題。雖領展為商業機構，但也應當負上社會責任。

2018年11月7日 致謝議案 (第三節：改善民生)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9 日 主席： 對很多在職婦女而言，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宣布，將法定產假由現時的10周增加至14周，並即讓所有公務員由10月10日起可享此福利，這是一個好開始，我歡迎政府繼續完善和加強保障女性僱員權益，包括繼續檢視本港法定產假的安排，並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增加法定產假的日數，這是我同新民黨一直爭取的方向。 對於政府打算承擔額外4星期產假的部分薪金開支，我認為可以為商界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支持增加法定產假的安排，不過，政府須與僱主商討實行細節，以顧及有關安排對商界帶來的影響，尤其商界現時要面對強積金供款，將來又要面對自願醫保和增加法定產假的額外開支，中小企是否有能力承擔呢？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計算增加產假的額外開支有多少，然後再與商界討論是否和如何攤分這筆額外開支。 主席，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了多項加強幼兒照顧及發展的措施，包括優化目前幼兒中心內合資格人手比例、提供社工服務予15萬名學前兒童及其家庭，以及為3-6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等，不過對於0-3歲的幼兒照顧，《施政報告》卻未有太多著墨，希望政府沒有忽視這個年齡群的幼兒。 在上月底，我同香港保護兒童會的代表見過面，就《施政報告》有關兒童政策和措施交流意見。我們都認為，政府需要加強初生至3歲幼兒的照顧。事實上，幼兒在0-3歲的發展非常重要，因這階段的教育和照顧會急速影響幼兒大腦的成長和發育，如過程中缺乏適當的教育，更有可能影響幼兒的語言發展，所以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現行的政策方針。 雖然香港幼兒照顧政策涵蓋0-6歲，但是自從政府在2016年發布「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後，其焦點集中在幼稚園及幼兒中心3-6歲的教育及照顧服務，而0-3歲幼兒照顧服務由原來已經不多，變得愈來愈少，進一步拉闊0-3歲與3-6歲服務在資源分配和資助上的差距。 現時全港只有12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約740個日托嬰兒園名額，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名額，而南區、離島、黃大仙和西貢等地區都沒有設立獨立資助幼兒中心。不少家長需輪候近20個月才獲得安排，幼兒中心服務求過於供，已經是不爭事實，政府有責任改善現時嚴重失衡的供求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增加社區託兒服務，為雙職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主席，《施政報告》雖然有提及調整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但勞福局建議的方案，是將0-2歲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調整至1:6，幼兒與工作人員的比例仍然落後於其他國家，例如澳洲是1:4、南韓更低至是1:3。不單只要增加人手，推動社區幼兒服務的正規化和專業化、改善幼兒工作人員的薪酬福利及待遇、加強幼兒工作員培訓等，香港在幼兒服務方面實在有很多地需要改進。 講完兒童，接下來我想講一下安老服務。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對安老服務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不單只兒童輪候幼兒中心服務需要大排長龍，香港人有出生開始就是個等字，長者輪候院舍服務亦要大排長龍，院舍服務求過於供情況，比起幼兒中心服務更為嚴重。現時不少長者都需要在家獨力照顧長期病患的配偶，容易對他們的身心造成極大壓力，加上政府缺乏對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所以我們新民黨曾建議特首，撥款設立「居家安老基金」資助地區志願團體及社會企業拓展私營社區安老網絡，雖然特首在今次《施政報告》未有被採納，但我希望特首能夠再三考慮，以更闊的視野和思維，研究並早日落實有關建議，為居家安老提供更全面的支援，讓長者能夠真正安享晚年。 主席，另外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便是提升街市管理、抗衡領展獨大，是我過去一直關注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其實，最近我曾經在小組委員會上講過，今日我想跟局長再講多次，有不少市民曾向我反映，指領展旗下和一些被領展轉售的商場及街市，包括沙田新田圍街市和新翠街市，新田圍街市的空置率幾乎接近100％，商戶數目及售賣商品的種類，都明顯較其他同類型街市少，僅有的售零服務，根本無法應付和滿足居民日常的生活需要。而新翠邨原本是有街市的，然而約滿後商販全數不獲續約，在領展翻新商場後，街市變為連鎖食肆，令現時新翠邨及鄰近屋苑的居民，包括愉景花園和金獅花園等，要到前往其他街市買餸。 我檢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規劃署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闢建新公眾街市，以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當局除了應考慮該區人口外，也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營及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以及區內市民對於保留小販區的意願等。然而，當出現類似有私營街市結業或改動的情況后，政府卻沒有介入，導致有關地區失去了一個供居民日常購物的社區設施，我希望政府應全面檢視有關準則的執行和地契條款。 同時，我亦希望政府落實一地多用的發展方針，考慮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我希望政府再三考慮，在擬議興建的大圍政府大樓中，加設圖書館、康樂設施、安老院舍、停車場、街市和熟食中心，滿足居民對地區設施的需求。 至於《施政報告》落實增建公眾街市，我當然歡迎政府起多些街市，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就將軍澳和古洞北新發展區物色興建公眾街市的地點時，能夠多諮詢區議會、地區組織和居民的意見，盡快落實選址，早日在將軍澳和古洞北興建街市，紓緩居民買餸之苦。事實上，將軍澳區範圍頗大，我由新都城前往日出康城都需時十幾、二十分鐘，僅僅興建一個公營街市未足以滿足居民所需，希望政府在落實興建街市後，都能全盤考慮地區規劃發展。 主席，房屋和交通是市民日常最切身關注的兩大問題，我支持政府將公私營房屋比例，由現時的6:4調整至7:3的目標，繼續增建公營房屋，讓有住屋需要的市民能夠盡快上樓。 相信每一位市民都希望可以安居樂業，但買到樓是否就真的可以安居？不少擁有私人物業單位的業主會答：不是。主席，近年我收到愈來愈多市民投訴，指他們辛辛苦苦儲錢買樓，結果一收樓就是他們惡夢的開始。因為現時不少新樓的建築質素都非常差劣，新樓單位問題百出，例如空心磚、單位內及大廈喉管漏水、窗邊滲水、鋁窗銹蝕嚴重等，市民入伙新單位就要面對不斷的執漏工程，對不少業主造成極大困擾。 居民向滲水辦求助，滲水辦亦只是回覆未能查找到滲水源頭，因為滲水辦只是採用非常老舊的檢測方法，例如試紙測色水等。政府應檢討現時處理滲水個案的程序制度，盡快將利用科技測試滲水的先導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並增撥資源引入合適的高科技檢測儀器來查證樓宇滲水源頭，加快處理程序，從而節省時間及提高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和效率，避免因調查延誤費時失事，讓市民錯失維修和解決糾紛的時機。 很多小業主都希望我同局長反映他們的苦況，希望政府正視私人樓宇建築質素下降的問題，早日還小業主一個公道。 說到樓宇問題，我相信大家都十分關心升降機安全問題，近年，升降機意外頻生，根據機電署數據，今年上半年已發生5宗升降機意外，去年亦有8宗個案。據發展局截至去年底的數字，全港約有六萬六千二百多部升降機，當中八成未達至現今最新的安全裝置水平，超過三十年機齡的升降機約有二萬零四百三十部。我們看到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撥款25億港元推出「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我們是十分支持，希望政府能盡快公佈計劃詳情。 其實，不單只私人樓宇，我亦希望政府增撥資源，資助更多舊樓業主更換大廈電梯，並將升降機維修資助計劃的資助圍擴大至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業主，保障市民安全。 主席，我們說要改善民生，但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其實不高，就拿我想看張學友演唱會為例，原價9百多元的門票被炒賣至萬元，令人咂舌。本周三我跟演出業界代表見面，我同業界都認為，政府應該多管齊下，盡快制訂有效措施，打擊非法黃牛黨活動，杜絕「黃牛飛」。我亦留意到，英國政府已經將利用自動程式「搶飛」列為違法行為，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研究有關做法是否適合在香港推行，如果是，立法則宜快不宜慢。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