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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發言
立法會事務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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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發言是要代表新民黨支持由陳志全提出的議案，以及由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反對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今天才正式就此議案表態，但在過去2至3個星期，我收到不少基督徒以及支持者的短訊和電郵，要求我不要支持這個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他們擔心此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衝擊傳統的婚姻制度。
但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均無不妥，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相關政策，並不會違背聶德權局長剛才代表政府提出的立場。近年本港法庭不斷作出捍衛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裁決，因此我相信港府早晚需要研究相關政策。而且正如剛才聶局長所言，這些牽涉同性伴侶關係或修改婚姻定義的議題在社會極受爭議，政府必須審慎處理。因此，我認為支持上述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相關研究並無不妥。
至於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要指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並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定義。2012年終審庭就W小姐案頒下的裁決中清楚指出，由於英國在1971年通過《Nullity of Marriage Act》，界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香港其後才跟隨英國引進此婚姻定義，並於1971年10月7日通過《婚姻改革條例》，正式廢除納妾制。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的《婚姻條例》 (香港法律第181章)，詳題已清楚列明 “To provid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 marriages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thereof,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是個源於耶教的概念。而W案的判辭中也引用不少英國案例，指出此婚姻定義源自Christendom，即耶教世界。其中一個裁決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3)，法官Lord Nicholls在判辭中指The Church of England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1662 declared that the first cause for which matrimony was ordained was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For centuries this was proclaimed at innumerable marriage services，可見耶教的婚姻概念是以繁衍後代為根本，但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
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乃「一夫多妻制」，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法律素來有「妾」及「婢女」等字眼，這些概念是後期才被英國人廢除。所以梁美芬議員作為一名律師，應先了解清楚本港法律所捍衛的是耶教的婚姻觀念，而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和婚姻概念。因此，我理解基督徒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但我認為梁美芬所提的修正案有誤導之嫌。
耶教是英國的國教，當地法院長久以來都沿用「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但隨着社會的轉變，歐洲的人權法庭開始對婚姻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裁決。根據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2) 的案例，法官Lord Thrope提出 “…the world that engendered those classic definitions has long since gone. We live in a multi-racial, multi-faith society. The intervening 130 years have seen huge social and scientific changes. Adults live longer, infant mortality has been largely conquered,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is available to men and women as is sterilis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ithin marriage… Marriage has become a state into which and from which people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us I would now redefine marriage as a contract for which the parties elect but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state, both in its formation and in its termination by divorce, because it affects status upon which depend a variety of entitlements, benefits and obligations.” 。
這意味今天不少人結婚並非為繁衍後代，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婚後決定不生育，只養貓狗。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已經過時，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這種定義作為反對平權或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的理由。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與青年人同行，我們首先要嘗試明白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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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感謝 33 位議員就我動議的「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議案發言，也感謝麥美娟議員、鄭泳舜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在獲跨黨派議員支持下，麥美娟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及我經上述三位議員修訂的議案最終獲通過，反映本港劏房問題非常嚴重，當局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升幅、安全、防火、採光及衛生標準，以保障本港劏房租戶。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的回應令我非常失望，我相信一眾正生活於水深火熱的劏房住戶也同樣感到失望。因為局方似乎無意作政策創新，連研究立法保障劏房住戶安全及居住環境的意欲都不大。此外，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博士在回應時引用經濟學理論，指實施租務管制或會減少本港出租房屋的供應，我認為此說法並不正確。雖然蘇博士所指的情況曾在外國出現，惟本港市民對市區劏房單位的需求長期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透過實施租務管制將劏房租金加幅限於合理水平，劏房業主依然有利可圖，故根本不會導致出租房屋供應減少。
我對當局消極的態度極為失望，故不排除新民黨隨後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規管分間樓宇單位條例》。
主席，我跟你都是同一世代的人，相信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香港有很多木屋區，因為戰後有很多新來港人士，當時香港廉價房屋短缺，所以他們只能居住在木屋或寮屋。直至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才開鈶興建廉租屋。政府其後於70年代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遂大規模清拆木屋區和寮屋區，協助基層市民陸續「上樓」。但由於建屋需時，當時港府為正輪候「上樓」的市民設置「臨時房屋區」(Temporary Housing Area)，雖說是「臨時」，但也「臨時」了十多年。政府後來不斷發展新市鎮及造地建屋，好不容易將木屋區和寮屋區的居民遷到公屋單位，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可惜，在過去十年，上兩屆政府造地、興建公屋及居屋的步伐近乎停頓，致使今天仍有大量市民在輪候公屋，甚至被迫住劏房。我手上的數字顯示，現時有超過15萬個家庭，及約117,500單身非長者人士正輪候公屋，輪候時間更長達5.5年，創近19年新高，而大部分正輪候公屋的申請者只能「蝸居」於劏房。根據統計處今年初公布的估算，全港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當中近3成住客為25歲以下青年 ，反映劏房問題非當嚴重。
本港劏房的租金高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早前訪問了685戶劏房戶，發現劏房的平均每月租金為4,506元，而住戶的平均入息約1.4萬元，平均租金佔收比率達36.2%。同時也有不少數據顯示，位處市區，位置較便利的劏房單位租金尤為驚人，例如一個位於西區僅8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就高達8,000元；位於觀塘區約100呎的劏房單位，月租同樣高達逾6,000元。鑑於劏房的租金回報率極為可觀，早前有發展公司將豪宅劏成約530個分間單位，我就此向局長作出投訴，事後多個位於山頂、赤柱及壽臣山的「豪宅劏房」被地政總署「釘契」，我在此感謝局方的積極跟進。
劏房也造成其他衛生及火險問題。據稱，本港劏房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49.6呎，與一張兵乓球桌面積相若，其中不少劏房單位欠缺窗戶或通風系統，更有「上床下廁」式衛生環境惡劣的間隔。劏房住戶不但要面對租金高昂、被濫收水電費、租約欠保障等問題，致命的劏房悲劇更頻生。我手上的資料顯示，去年發生了9宗劏房火警，其中有獨居人士在床上被燒死。今年7月，一對新婚夫婦疑因居住問題鬧不和，丈夫在深水埗汝州街一個劏房單位內上吊自殺。今年8月，3名年輕男女在葵涌一個用作工作室的劏房內以磷粉等工具玩魔術引致搶火，最終被燒死。今年9月，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劏房單位疑因電線短路引起火警，十多名劏房住客需狼狽逃生。今年10月，深水埗大南街一名劏房老翁疑因居住環境太擠迫，先斬殺鄰居，再放火燒毀單位並跳樓自殺，實在非常可悲。
2016年，我參選行政長官時曾在何喜華先生的帶領下多次探訪劏房戶，當時我感觸良多。我遂建議政府購入整棟空置、單一用途、業權統一的工廠大廈，再劏成分間單位，如當年的「臨時房屋區」般，用以安置正輪候公屋的市民，令他們毋須居於生活條件惡劣的劏房單位。我相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曾探訪劏房戶，故我很高興她在今年《施政報告》第72段中提出，「容許活化工廈可提供過渡性房屋，業主如利用已經或即將整幢改裝位於『商貿』、『商業』、『綜合發展區』及『住宅』地帶的工廈作非工業用途，並在改裝後將整幢或部分樓層用作過渡性房屋，政府會彈性處理規劃及樓宇設計等規定，並免收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的地契豁免書費用」。
我希望局長可以更詳盡交代此計劃的進展，陳帆局長早前向我表示，當局會利用政府的空置樓宇及由善心業主持有且不再用作工業用途的廠廈，經由一些非政府機構改裝後，再租予正輪候公屋或現居於劏房單位的人士。縱然政府有意帶頭改裝工廈作過渡性房屋，但這類過渡性房屋的數量始終有限，目前有近21萬人居於9萬多個劏房單位內，我相信劏房跟當年的「臨時房屋區」一樣，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因此我認為政府仍有必要盡快研究立法規管現存劏房單位。
政府不論透過填海、發展棕地或農地等方式造地建屋均進度緩慢，故預料為數不少的市民未來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需被迫「蝸居」劏房單位，也會有越來越多業主看準劏房的高租金回報率，購入或改裝更多單位成劏房出租。我有一位律師朋友曾向我表示，她早前購入深水埗的舊樓單位，並將之改裝成居住環境不俗的劏房單位出租，租金回報率可高達雙位數字。她也向我表示，英國不少城市都有劏房問題，因為不少初抵英國的南亞裔人士都居於劏房單位。有見及此，港府應參考英國的做法，推行租務管制。
有議員曾提出政府可按分區作租務管制，但我認為這並不可行，我建議政府按樓宇分類推行租務管制，英國就是成功的例子。英國政府於2004年通過《2004年住宅法》(Housing Act 2004)，引進一個新的房屋類別 ─ 大型分租單位(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HMO)，即「a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as defined by sections 254 to 259」，清晰界定哪類單位需受租務管制，並推出發牌制度，從而確保大型分租單位的安全、防火、衛生、採光標準符合規格。
局長，我希望你不要將租務管制說成干預自由市場，因為港府早年已推行過租務管制。香港有一條《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條例當年引進了幾種租金的概念，包括容許租金 (permitted rent)、市面租金 (prevailing market rent)、標準租金 (standard rent)，同時引入租約管制，例如訂明在若干情況下業主必須與租客續租，以及租客如遭剝削可入稟土地審裁處追討賠償等。若局長希望了解港府以往如何操作租務管制，可以參閱土地審裁處前主席Gordon N. Cruden的著作Land Compensation and Valuation Law in Hong Kong。
因此，如果政府今天透過實施租務管制規管劏房單位的租金加幅，並不是干預市場，而是功德無量。新加坡政府亦已搶先一步，早於2012年已出招打擊「鞋盒屋 (shoe-box housing」，即面積500呎以下的單位，今年10月更公布新指引，規定發展商不可在中央區外興建平均面積少於915呎的私人樓宇單位。新加坡政府愛護市民，以及關心、重視市民住屋環境的程度可見一斑。
所以，運房局及發展局局長，只要你們願意，當局絕對可以立法規管劏房單位。與此同時，我希望政府能盡快交代有關改建整棟工廈作過渡性房屋計劃的進展、可提供單位數量的估算、參與的非政府組織名單及鼓勵業主改建工廈的誘因等。
主席，我動議我名下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是要代表新民黨支持由陳志全提出的議案，以及由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們反對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今天才正式就此議案表態，但在過去2至3個星期，我收到不少基督徒以及支持者的短訊和電郵，要求我不要支持這個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議案，因為他們擔心此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衝擊傳統的婚姻制度。
但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以及區諾軒議員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均無不妥，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相關政策，並不會違背聶德權局長剛才代表政府提出的立場。近年本港法庭不斷作出捍衛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裁決，因此我相信港府早晚需要研究相關政策。而且正如剛才聶局長所言，這些牽涉同性伴侶關係或修改婚姻定義的議題在社會極受爭議，政府必須審慎處理。因此，我認為支持上述議案，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相關研究並無不妥。
至於由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要指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並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定義。2012年終審庭就W小姐案頒下的裁決中清楚指出，由於英國在1971年通過《Nullity of Marriage Act》，界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香港其後才跟隨英國引進此婚姻定義，並於1971年10月7日通過《婚姻改革條例》，正式廢除納妾制。
如果我們看看本港的《婚姻條例》 (香港法律第181章)，詳題已清楚列明 “To provid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 marriages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thereof,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是個源於耶教的概念。而W案的判辭中也引用不少英國案例，指出此婚姻定義源自Christendom，即耶教世界。其中一個裁決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3)，法官Lord Nicholls在判辭中指The Church of England 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1662 declared that the first cause for which matrimony was ordained was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For centuries this was proclaimed at innumerable marriage services，可見耶教的婚姻概念是以繁衍後代為根本，但這絕對不是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
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觀念乃「一夫多妻制」，所以香港在殖民地年代的法律素來有「妾」及「婢女」等字眼，這些概念是後期才被英國人廢除。所以梁美芬議員作為一名律師，應先了解清楚本港法律所捍衛的是耶教的婚姻觀念，而非華人社會的傳統家庭和婚姻概念。因此，我理解基督徒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但我認為梁美芬所提的修正案有誤導之嫌。
耶教是英國的國教，當地法院長久以來都沿用「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但隨着社會的轉變，歐洲的人權法庭開始對婚姻的定義作出不同的裁決。根據Bellinger v Bellinger (2002) 的案例，法官Lord Thrope提出 “…the world that engendered those classic definitions has long since gone. We live in a multi-racial, multi-faith society. The intervening 130 years have seen huge social and scientific changes. Adults live longer, infant mortality has been largely conquered,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is available to men and women as is sterilisation for men and women within marriage… Marriage has become a state into which and from which people choose to enter and exit. Thus I would now redefine marriage as a contract for which the parties elect but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state, both in its formation and in its termination by divorce, because it affects status upon which depend a variety of entitlements, benefits and obligations.” 。
這意味今天不少人結婚並非為繁衍後代，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婚後決定不生育，只養貓狗。所以「一男一女終身結合排除第三者」的婚姻定義已經過時，我們實在不應再以這種定義作為反對平權或研究制訂讓同志締結伴侶關係政策的理由。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與青年人同行，我們首先要嘗試明白時下年輕人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意見。
主席，港鐵曾經是香港人非常自豪的一間公司，曾獲著名財經雜誌《FinanceAsia》 頒發「最佳管理公司 (Best Managed Company)」的殊榮，但今天鐵路時常有事故發生，修建鐵路經常有超支延誤，還有沙中線工程的醜聞，都令人非常痛心。我認為這些問題是政府造成的。首先在港英年代，政府素來「諗縮數」，為了在興建鐵路上慳錢便「以地養鐵」，多年來不斷將地產項目給予港鐵發展，所以就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港鐵其實是一間規模龐大的地產公司暨物業管理公司，其業務廣泛並非專注從事鐵路業務。
政府第二個失誤就是將港鐵上市。基於財赤，財政司在2000年6月公開出售港鐵23%的股份，從此令港鐵有「精神分裂」的狀態。有別於機管局，政府並非全資擁有港鐵，據知政府官員在港鐵的董事局開會，經常說不過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導致公司的決定皆以盈利先行。因此，市民長年期盼的「荃屯鐵路」興建遙遙無期，而港島線不能延展至小西灣，當中的確有技術困難，但主要是因為港鐵「計過條數」，認為小西灣延線不夠生意便不興建。這種「要有人才起鐵路」的思維正好與內地相反，鐵路先起好，自然有人在沿線定居。政府第三個失誤就是於2007年將兩鐵合併，從此形成寡頭壟斷的局面。而政府第四個失誤是於2007年宣佈的「十大基建」，當中包括南港島線東段、沙中線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多條鐵路一同興建，一時令港鐵負擔非常沉重。
港鐵自身當然亦有責任，公司一直過於發展種類繁多而規模龐大的其他業務，因此不能專注於興建鐵路，及管理和營運鐵路這些核心業務。我認為對香港人而言，營運鐵路是港鐵的bread and butter ，即是最基本的業務，為香港人提供服務。相反，港鐵一直致力經營海外業務，例如為2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地區，亞洲、歐洲、中東，以及歐洲的鐵路項目提供信號系統的顧問服務，反而我們香港的鐵路信號系統竟然頻頻出現問題！這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港鐵亦不斷拓展鐵路生意，分別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瀋陽和澳門投資鐵路項目，甚至在倫敦擁有「伊利莎伯線」的營運權。此外，港鐵亦於2016年成立「港鐵學院」 ，推出種類繁多的課程，師資則由港鐵現職導師和工程師擔任，試問怎能不影響工程師的專注力呢？ 港鐵盈利甚豐的物業生意更是無人不知，甚至包括炒賣車位。2013年起，港鐵拆售港鐵沿線車位，當中沙田溱岸8號的車位售價高達188萬，創新界車位售價新高。
凡此種種皆令港鐵無法專注港人最關心的興建鐵路和營運鐵路業務。因此，經常有同事在本會表示需要回購港鐵，回購那23%的股份，但我認為不必。因為有經濟學家向我表示，只要政府願意在董事局股東大會通過，將那23%的股份變成「優先股」，令持股股東只能收取利息而失去投票權，政府便等於全資擁有港鐵。不過，我認為政府未必有承擔作出此舉，因為一旦政府能夠全權控制港鐵，港鐵出現任何事故或管理失誤，政府便責無旁貸，官員無法逃避問責。因此，我認為政府首要應該研究如何糾正港鐵「精神分裂」的問題，將港鐵還原為一個專注提供公共運輸的企業。
雖然我同意港鐵是應該動「大手術」，但我不贊成成立一個獨立的鐵路拓展處。因為根據田北辰議員的建議，成立該部門需要在不同部門，例如機電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路政署等部門抽調官員，其實等於「糖水滾糖魚」，這樣根本無法真正改善港鐵的管治問題。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應該積極研究如何解決港鐵公司「向錢看」的根本性問題，並盡快招聘人才，令運房局得以分拆，讓政府高層能專心管理運輸事務。
早前我曾去到多個遭領展出售的商場，包括黃大仙天馬苑、柴灣興民商場及田灣商場等作實地視察，發現管理問題十分嚴重，令該區居民叫苦連天。今次我再訪兩個仍舊由領展持有的商場，發現依然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第一個是位於將軍澳的明德商場。據當區區議員溫悅昌及社區發展主任 陳志豪 表示，該商場的鼠患及衛生問題十分嚴重。有商戶向我表示，商場內經常有老鼠出沒，咬爛他們的貨品，逼使他們要在店內養貓及由商戶夾錢建防鼠網，實在非常荒謬。另外我又發現有些沒公德的煙民，在禁煙區內抽完煙後，把煙蒂丟在空置的花槽內。管理員既不阻止煙民，又不把煙蒂清理，令到衛生環境十分惡劣。
至於厚德商場雖近期翻新了，環境比較理想，可是街坊都投訴菜價昂貴，逼使他們要步行半小時，去光顧另一個商場。我向居民表示，定必會向領展反映這一連串的問題。雖領展為商業機構，但也應當負上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