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贏了貿易戰嗎？（二）
|
上文提到有製造商為了逃避關稅，把廠房撤出中國搬到越南等地，不過由於這些新興工業國人口比中國少，工資上升快，增加製造成本，導致物價上漲，最終苦了消費者。
《財富雜誌》(Fortune)指出，GoPro計劃將大部分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墨西哥，玩具製造商孩之寶(Hasbro)亦將廠房從中國遷到越南和印度。Levi、Strauss、Gap和Steven Madden等服裝鞋履品牌也宣布計劃將減少採購中國貨，增加採購越南和孟加拉貨。雖然美國可將收集得來的關稅援助受影響的農民，投資軍事和基建，改善民生，不過當關稅越升級，美國企業撤出中國的意欲將更大，即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物會減少，因關稅帶來的收益將隨之減少，與此同時，新產地的製造成本上升，最後其實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消費者仍需承擔因製造成本上升帶來的額外開支。此外，由於中國已發展製造業多年，擁有完善的基建和強大且熟悉製造不同產品的工人，生產力相對較高。反之新興工業國家的生產力較低，美國不但會失去從關稅帶來的收入，廠商們搬遷後面對的成本可能比中國製造更高，把物價推得更高，最終得不償失。
讓假新聞失去傳播能力
|
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喜歡用fake news 這詞來指摘對他不利的報道，想不到假新聞之風吹到香港來。近月來，互聯網、社交群體充斥著海量訊息，我們每天收到各種文字、圖像、片段及聲帶等等，大多無法辨認真偽，卻以極快的速度散播開去。
很多人相信這些訊息，「有旁述，有畫面，便是真相」。假資訊像雪球那樣越滾越大，即使相關機構或當事人不斷澄清，也無濟於事。後來，有人會在那些訊息上加上「factchecked」的字樣，聲稱已核實。但究竟是誰人，用怎樣的方法，核實了甚麼？沒有人問，亦沒有人告訴你。「朋友的朋友」、「來自不同方面的訊息」又算不算是有力的憑證？同樣無從稽考，說了100 次的謊話便變成事實嗎？
8月31日晚上，港鐵太子站發生了嚴重事故。事後傳出各種謠言，最嚴重的是說當時死了幾個人、屍體已在某醫院殮房、屍體已經被銷毀、受害者父母收了大筆金錢因而不張聲等等。最近更有傳言指有陰陽眼人士在太子站內見到當晚的靈體，林林總總，言之鑿鑿，繪形繪聲，小說一樣。不幸的是，即使警方及消防連番澄清闢謠，仍有很多人選擇相信傳聞，大批年輕人每晚在「現場」獻花致祭，反映市民對政府沒有信心，也反映市民對假新聞戒心甚低，這情況對大局沒有一點好處，徒添困擾。
上星期有一條片段廣泛流傳，內容指有一間中學的校長、老師，帶領同學在球場作「戰術操練」，而且高喊某些口號。從片段所見，拍攝者當面質問校長、老師及同學，但是對方完全沒有回應，讓人覺得他們是默認。即使第二日辦學團體發出嚴正聲明，澄清並無其事，但片段已傳開，傷害已造成。
就該片段而言，只要我們心清眼亮，提出疑問，便會發現疑點重重。例如，為甚麼拍攝者那麼義憤填膺，卻拍攝不到一個所謂「戰術操練」或叫口號的畫面？這不是最有力的證據嗎？至於被拍攝的一方，如果能夠即時面對鏡頭，講清講楚他們當時正在做甚麼，拍攝者便沒那麼容易得逞，肆意散播片段，這樣便可減低假新聞的禍害。
在今日政局紛擾，有「圖」往往沒有真相的時代，我們必須瞪大眼看清楚，用心去想一想，明辨是非，不要肆意散播或轉發未經證實的資訊。假新聞失去價值，我們才有望找到真相。
香港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
香港回歸22年，特區政府先後兩次因為大型遊行示威而「跪低」。一次是2003年7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50萬人大遊行後暫緩了《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另一次是2012年9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2萬人包圍政總後，宣布不會要求學校落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期後教育局於10月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來到2019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再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草案，是特區政府第三次「跪低」。和前兩次不同，這次的示威者並不接受行政長官的回應，三個月來抗爭暴力不斷升級，警民衝突不斷上演，社會氣氛繃緊，暗湧處處，甚至有人以2013年的烏克蘭革命相比。那麼，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嗎？
佔中的延續
我認為示威者癱瘓機場、破壞港鐵站、圍堵警署、向政總投擲汽油彈等等，已跟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目的無關。香港潛藏多年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浮上水面，才是抗爭歷時三個多月不息的原因。
首先，這次的抗爭很明顯是2014年違法佔中的延續。當年雖算是和平清場，也拘捕了主要搞手，但是當中港獨、自決思潮並沒消失，他們沒停止挑戰國家主權，趁著反修例抗爭繼續挑釁，加上台灣等境外勢力的影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變成主調，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破壞香港的長遠穩定。
市民怨氣爆發
第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一次過爆發。
以往香港繁盛光輝，是中國對外的主要窗口，在貿易、專業服務等各方面均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然而，中國對外開放後，經濟急速崛起，甚至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的一哥地位，國內大灣區城市也急速發展，香港的獨特地位漸漸模糊。
此外，世界急遽進步，科技革命、數碼革命已翻了幾翻，香港卻仍是靠四大傳統支柱產業支撐著，即使「沙士」後復甦也是靠內地提供的優惠政策及自由行，香港本身的經濟結構沒有改變，競爭力持續下降。明顯例子是香港貨櫃碼頭已由2004年前的全球排名第一，累積下跌至第六，被上海、新加坡、深圳、寧波及釜山超越。
回歸以來，幾屆特區政府並沒成功推動科技創新，沒有為香港締造新的價值去應對世界的轉變。再加上土地房屋嚴重不足，樓價過高，市民深感生活水平下滑，懷著各種怨懟，於是一有風吹草動、大型遊行，便容易吸引到大批「和理非」市民參予。
烏克蘭革命的啟示
第三，雖然今次的抗爭號稱沒有「大台」，境外影響卻不少，包括坊間熱播的烏克蘭革命紀錄片Winter on Fire：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凛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
我看了這齣紀錄片，卻發現它是單向地從示威者的角度出發，描述2013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EuroMaidan Rallies in Ukraine）。紀綠片強調烏克蘭人民希望加入歐盟的激情、防暴警察（Berkut）血腥震壓及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加上運動的進程、表徵和反修例抗爭相似，的確容易讓香港的年輕人找到共鳴，以為自己正在參與偉大的革命，以為香港會是下一個烏克蘭。
可是，坊間鮮有放映另一齣由荷李活大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監製的紀錄片Ukraine on Fire。我也看了Ukraine on Fire，內容比Winter on Fire複雜得多，從歷史、地緣政治等角度交待烏克蘭的獨特背景，除了訪問示威者，也訪問了普京、亞努科維奇、軍警及記者等等。我認為大家應兩齣紀錄片也看，以對烏克蘭革命有較全面的了解，也會較易明白，如果香港真的重覆烏克蘭的步伐，會是怎樣的苦況。
烏克蘭地理位置獨特，一直也是列強爭持的戰場，而且東接俄羅斯，故東面地區較親俄，其他地區則較親歐洲，故烏克蘭也是俄羅斯和歐盟博弈的棋子，這點與香港夾在中西方之間的情況類似。
2013年11月，烏克蘭政府本計劃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可是，這代表日後歐盟商品將以低關稅進入俄羅斯市場，普京不能接受，基於政治現實，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終止與歐盟協商。一心等待與歐盟加強聯繫的人民不明白這些，感到被政府背叛，憤怒爆發，人民佔領基輔獨立廣場（Maidan Square），後來演變成大規模暴力抗爭。換句話說，烏克蘭人因為政府「不爭取協議」、「不與歐盟親近」而抗爭，香港人則因為政府「爭取修例」、「與中國親近」而抗爭。
烏克蘭這場抗爭持續了93日，至少125人死亡，千多人受傷。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香港年輕人或會把這結果演繹成革命成功。可是，烏克蘭分裂了，東部克里米亞（Crimea）併入俄羅斯，並且陷入長期內戰。烏克蘭至今未能加入歐盟，而且經濟低迷，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如此結果，真的要香港重蹈覆轍嗎？
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
回說香港，三個月過去，示威者漠視法治，動輒堵路，肆意破壞，與警察對峙，仍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等，行政長官其實已多次解釋及回應。
第一，行政長官已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者卻不接受，抗爭活動沒有停下來，昨天更把汽油彈扔入政總！
第二，目前並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適當時機。同時，政府已為法定監警會「加碼」，增加委任余黎青萍及林定國兩位成員，並且邀請了英國、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的專家來港，組成獨立專家小組來處理有關警察的投訴。
第三，撤銷6月12日暴動定性。我之前已撰文解釋過，香港法例沒有「定性」這回事。根據《公安條例》，法庭會視乎被告當時的行為裁決其是否觸犯暴動罪。
第四，特赦所有被捕人士。根據《基本法》，特首並沒有相關權力。只有律政司才有權在不受政治干預下提出或不提出檢控。早前，郭卓堅申請司法覆核律政司不檢控梁振英（UGL事件），原訟庭駁回其申請，判詞重申除非有重大憲制理由，法庭不能干預律政司的檢控決定。而且，未審先特赦完全違反法治，我認為不能接受。
第五，要求雙普選。有市民認為普選可有較多人參予、較公平，總好過小圏子選舉等等；也有人認為香港目前的困局正正是由選舉制度不公造成；這些想法均可以理解。可是，香港本來是可以迎來政改的，是泛民議員在2015年6月18日將其否決的。
更重要的是，普選不是林鄭月娥說了算，而是要根據《基本法》訂明的程序進行，還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中央政府同意，才能成事。
因此，通俗點說，針對「五大訴求」，我認為政府能做的「已盡做」，希望示威者明白，若他們繼續妄顧現實，盲目堅持，只會把香港推向比烏克蘭更困苦的深淵。
持續抗爭破壞香港的國際地位
持續抗爭及破壞已讓香港的國際地位受到衝擊，我在這裡略舉一二－－
．共31個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政府新聞網，8月28日）
．《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2019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Safe Cities Index 2019），香港由兩年前的第9位急跌至今年的20位。（《香港01》8月29日）
．《經濟學人智庫》公布年度「全球宜居城市指數」報告，香港跌至第38位。（《明報》9月5日）
．評級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下調香港評級，由「AA+」下調至「AA」，展望評級負面，是24年來首次下調香港評級。（《香港電台》9月6日）
有年輕人聲稱不怕「攬炒」，他們甚至認為惟有如此，政府才會向他們讓步。可他們看不清的是，隨著香港的各種排名節節下跌，政局不穩，投資者抽走資金，旅客不來，經濟冒寒，企業關門，就業市場差，失業率高，屆時身受其苦的，正正就是香港未來的持扮者－－我們的年輕人。
因此，我在此誠懇地呼籲，希望廣大的市民、「和理非」明白，如今的抗爭已遠離原目的，淪為破壞，雖然大家很同情示威者、同情年輕人，但是我們更不能讓香港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希望大家都能停下來，諗一諗，首先讓社會回復秩序，再重新出發。
美國贏了貿易戰嗎？（一）
|
9月1日起美國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5%關稅正式實施，而中國亦在上月宣布向美國推出反制措施，向美國約75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5至10％關税，並對美國汽車及零部件分別恢復加徵25%和5%關税，消息一出，道指隨即急跌623.34點。不過最近雙方同意於10月初在美國華盛頓重啟貿易談判，消息公布後，道指升愈400點，反映市場希望雙方能盡快達成協議。
雖然特朗普和他的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不斷吹噓關稅對中國的打擊遠超對美國的影響，不過數據卻反映中美貿易磨擦越加劇，對美國經濟傷害其實越大。《財富雜誌》(Fortune)最近發表一篇文章，指有經濟學家及商界人士不同意特朗普對關稅的主張，有學者甚至形容特朗普的關稅結構對美國來說是「Deadweight Losses」即完全沒有回報，沒有經濟價值。例如美國最近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清單中包括玩具、鞋履、衣服等消費品，將增加美國人在聖誕節送禮的支出，直接影響民生。
根據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發表名為《關於2018年貿易戰對美國物價和福利影響》(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 and Welfare)的研究中指出，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已非常便宜，中國出口商在加徵關稅後沒有減價的餘地，令加徵關稅的百份比與物價升幅成正比，換言之美國消費者將全數負擔關稅帶來的額外支出。
有製造商為了逃避關稅，把廠房撤出中國搬到越南等地，不過由於越南人口少，工資上升較快，令製造成本上升，將導致物價上漲。另外，中國作為製造業龍頭，若中國貨加價，將會推高市價，其他國家的商品亦會跟隨加價，出現「雨傘效應」(Umbrella Effect)，最後受苦的仍是美國消費者。
難為了港鐵
|
反修例示威的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沒有因為行政長官宣布「撤回」而緩下來。示威者充分利用港鐵四通八達的特性來打游擊戰，流竄示威，港鐵躺著中槍，警方疲於奔命。最初，港鐵以服務市民的態度應對，甚至曾經加開特別班列車接載示威者離開。可是，示威者並不滿足，他們把港鐵採取的應對措施視為理所當然。一有不滿，動輒佔領、圍堵，破壞港鐵的設施及拿前線職員來出氣，行為已遠離和平表達訴求，是百分百無法無天。
由於害怕暴露身份及行蹤，最初示威者不用八達通卡而單次購票入閘，後來則演變到完全漠視相關規定，直接跳閘，出入都不購票。近期更是變本加厲，破壞及打開閘門，煽動其他乘客不付車資搭港鐵。
警察進入港鐵範圍驅散或拘捕示威者，示威者便遷怒站內設施，他們肆意佔領港鐵站出入大堂，破壞閉路電視，暴力打爛購票機入閘機廣告板。從各種流傳的片段及相片可見，各個港鐵站裡裡外外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絕對可以用滿目瘡痍來形容，很多市民乘搭港鐵時見到「爛茸茸」的購票機，都眉頭大皺。難為港鐵職員連夜搶修，務求為市民提供正常服務。
最離譜是示威者把怒火發泄在港鐵前線職員身上，他們動輒包圍控制室或客務中心，禁錮港鐵職員，包圍他們大聲叫囂，要求所謂的交代等等。圍堵寶琳站那晚，便有一名休班站長及兩名港鐵職員遇襲受傷。示威者種種暴行，令人髮指，同時讓人擔心港鐵能否有效保障職員人身安全。
雖然港鐵已「的起心肝」，申請了法庭禁制令，可是示威者惡向膽邊生，他們無視香港是個法治社會，無視禁制令，繼續各種目無法紀的行為。加上久不久便號召一次不合作運動，已經對廣大市民的工作及生活造成極大影響。
前幾天，港鐵工程人員在東鐵線作例行檢查維修時，竟然發現大學站與火炭站之間一段架空電纜上掛著一架單車！而附近路軌範圍內亦見有單車及圍欄等雜物！這是何等匪夷所思及不負責任的事！即使示威者對政府有多大不滿，也不應拿廣大市民的生命作賭注，須知道此種行為有可能引致列車故障甚至高速出軌等嚴重事故，屆時將會損失多少無辜生命，造成怎樣的大災難？
我們還要默認或容忍示威者的暴行嗎？
美港警察開槍實錄
|
警察在8月25 日對天開槍，阻止在荃灣集結的暴徒包圍並攻擊沒有足夠防暴裝備的警員，而早前在機場亦有一名警員被群毆而拔槍自衛，暴徒最後四散，情况驚險。警方高層已多次向公眾解釋對使用佩槍有嚴格規管，無論在機場拔槍或在荃灣對天開槍都是出於自衛。在2016 年的旺角騷亂中亦有一名交通警，在被多名暴徒襲擊下向天鳴槍自衛。雖然傳媒關注警員拔槍或開槍的事件，亦有泛民人士對警方嚴厲批評，不過事實上無論警員拔槍還是真正開槍的例子其實少之又少，近年的開槍事件都只是在警員生命受到威脅下向天開槍自衛。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自2015 年起建立了一個警察開槍導致死亡的數據庫。截至8 月27日，美國在2019 年暫時共有595 人被警察開槍所殺，單是在8月份已有66人。而2018、2017 和2016 年則分別有992、986 和962 人被殺，換言之即每年有接近1000 人死於警槍下，數字令人感到極度不安。這些個案遍佈全國各州，例如在港人留學熱點的加州，在2018 年就有115 人被警察開槍射殺。
其中一個令我感到震驚的案件發生在2012 年俄亥俄州（Ohio）的克里夫蘭（Cleveland），警員懷疑一對黑人情侶在停車場從事毒品交易，於是決定調查，發現車輛並沒有用作從事任何犯罪活動，其後警員認為司機沒有打方向燈而截停車輛，司機並沒有停車，於是警方追截車輛，最後在一所中學的停車場成功攔截他們，並在18 秒間對他們開了接近140 發子彈，黑人情侶最後每人中槍超過20 發死亡，而他們身上並沒有發現任何武器。最後法庭裁定開槍警員無罪，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當然，香港的情况不可以直接和美國相比，但美警濫開槍的情况真是值得關注。
面臨經濟寒冬 誰人受害
|
早前，我從國內回港，航班上竟然只有一半乘客，商務艙更只有四名乘客，冷清得嘆為觀止。抵港後，以往行李大堂人頭湧湧，旅客擠著提取行李的熱鬧情況已不復見。這就是示威者連續佔領機場的即時效果，讓人心酸。香港國際機場是國際航空樞紐，獲獎無數，每天的客運量、貨運量帶動著巨大的經濟收益，連串示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漫長而難以估算。
一名黑衣示威者在公開論壇上明言，希望香港經濟變差，政府收入減少。他認為只有這樣，政府才會感受到壓力，屆時政府便會聽他們的訴求云云。這是非常歪的邏輯，卻不幸言中，香港經濟急速下滑已是不爭事實。示威者卻視而不見，甚至指政府危言聳聽、轉移視線，指香港經濟不會轉壞，真的是這樣嗎？
示威者於人流暢旺的地區集結，堵塞道路，與警察對峙、衝擊，沿路商舖食肆失去經營環境，寧願落閘。一次兩次三次，商戶損失由誰負責？市民沒有消費意欲，商場沒有人流，零售業飲食業生意慘淡，傳媒報道已有二十多間食肆結業，也有商戶主動要求大業主減租。本地交通運輸業同樣是受害者，的士業生意大減，司機呻得樹搖葉落，的士團體要求政府提供協助，例如讓他們免費入油一個月等等；反映整體情況比沙士時更差。
此外，香港本是全球公認最佳的會議、展覽、獎勵旅遊及商務旅遊城市之一。屢獲評選為「全球領先商務城市」、「亞洲領先會議目的地」、「亞洲最佳會議城市」及「全球最喜愛的商務城市」等等。可是，近月局勢已把香港從「全球安全城市排名榜」上的第九位，拉下十一名，急跌至第二十位！哪還有廠商願意來港辦展覽？會展業寒冬可期，同時已有多位日韓明星取消香港演唱會或粉絲見面會，藝人粉絲均大叫遺憾。
示威者以為經濟轉差政府便會屈服，卻沒想到首當其衝的受害人其實是廣大市民，特別是低收入人士，也可能包括示威者的家人。道理很簡單，各行各業都好，大集團也好，小老闆也罷，當經濟不佳，生意慘淡，他們周轉不靈，便會凍薪、減薪、裁員，低收入基層員工議價能力最低，往往成為開刀對象。他們失去工作，影響生計，又應由誰負責？
社會續撕裂 貧富懸殊是深層遠因
|
踏進9月，反修例風波已持續了80多天，超越了2014年的79日違法佔中。面對史無前例的嚴峻局勢，行政長官邀請了多位社會賢達、大學校長交流，討論構建對話平台。席間多人支持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我始終認為，待風波完全平息後始展開調查才合適，目前仍有各種「活動」籌劃中，在事情不斷發展、不知何時才能止暴制亂的情況下，並不適合調查。再者，若要深刻剖析這次爭端的前因後果，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非唯一方法。
財富鴻溝青年絕望 當局須回應
我素來認為，那麼多年輕人憤怒得要走上街頭，又有那麼多「和理非」市民支持，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居住條件轉差，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等等，是深層次遠因。這些民生問題已引起國際傳媒關注，8月26日的《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便有兩篇文章探討這些問題，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文章訪問了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他們都對政府有各種怨懟。年輕會計師住在港島「一劏六」的劏房，老闆要求他星期六日也得上班，他則選擇「上街」，因為他深感儲蓄無力，也不願意做樓奴把辛苦賺來的錢貢獻給地產商。20歲的自由設計師一直在前綫抗爭，他認為單單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不會推動那麼多人上街，而是年輕一代對未來感到迷茫沒出路，收入低，買不起樓又沒錢結婚，而政府沒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終迫使那麼多人湧到抗爭前綫。
《彭博》另一篇文章則指出，在香港的另一端，多個地產商富可敵國，他們的生意全方位覆蓋市民的生活，掌握天文數字的財富。市民認為政府政策傾斜地產商，也沒盡力解決住屋短缺的問題，因而感到沮喪。巨大的財富鴻溝讓市民感到不公義，讓年輕人感到絕望，也漸漸讓社會走進撕裂的困局。
我十分認同這些分析，也理解年輕人為甚麼會覺得無助、沒有出路。我認為行政長官必須在下一份施政報告中回應這些深層次問題，例如加快增加房屋供應，即使不能即時解決社會矛盾，卻是治癒香港的第一步。
企業顧股東 亦要兼顧持份者
事實上，在自由市場經濟及科技革命下，西方國家也面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問題。
8月5日的《彭博》文章指出，美國是貧富差距最嚴重的發達國家，最富有的1%美國人掌握了半個股市。商界政界紛紛反思如何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全都支持縮窄貧富差距的政策，包括開徵針對巨額財富及證券交易的新稅類。即使是傾斜商界的共和黨，也通過了限制商業巨企回購股票的稅務法例。
商界則反思企業責任。美國著名商科學院有文章「It’s Time to Value Stakeholders Over Shareholders」提出，企業不可以只顧股東，而同時要兼顧持份者，包括僱員、顧客，以至全社會，創造對整體社會有利的長遠價值。
基金界奇才、Blackrock主席Larry Fink在2018年撰文「A Sense of Purpose」，提出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同樣指出企業不能只追求經濟表現，還要對社會有正面貢獻，顧及所有持份者，包括股東、僱員、顧客及社區。JP Morgan總裁Jamie Dimon及Amazon.com創辦人Jeff Bezos也提倡放棄只追求股東盈利（shareholder-fixated profit strategy），他們聯袂181位企業高管，承諾企業必須兼顧僱員、顧客、投資者以至社會的整體利益。
近期各大西方雜誌均以類似的主題做封面故事，包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What are Companies for？」、《財富》（Fortune）「Profits and Purpose：Can Big Business have it both ways？」等等，可見西方社會的共同方向都在反思政府應怎樣介入，重新分配財富，縮窄貧富差距。我認為這是正確方向，值得香港借鏡。若香港政府仍死守所謂自由經濟，不考慮介入，讓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是與時代脫節。
領展應主動減租 共度時艱
在香港，財富同樣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上市企業只顧着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漠視社會責任，當中以領展及港鐵的股票表現最好，股價無視地心吸力一路狂升，也是問題最多。
房委會於2005年出售予領展（及其後轉售）的物業，涵蓋市面上共180個公屋及居屋商場及街市，影響全港超過45%住戶的生活。「領展霸權」遭詬病十多年，當中以裝修後瘋狂加租、逼走小商戶，使物價飈升，街坊居民被迫捱貴餸等惡行見稱，拆售後的新業主只視商場為投資炒賣的工具，無心營運，甚至讓商場長期圍封丟空、改建為貴族學校或私營安老院，居民無法享用基本生活設施，本已對民生造成重大影響。
在近月局勢下，香港經濟下滑逐漸浮面，旅遊飲食零售業大受影響，據悉已有良心業主願意減租，與商戶共度時艱。領展呢？在抗爭遍地開花，商戶被迫落閘的情況下，領展商戶大呻生意慘淡，當中以飲食業最嚴峻，希望領展減租。這時候，領展應該捨棄「賺到盡」這不良心態，捨棄搞花樣活動當是企業責任的掩眼法；領展應該真真正正拿出企業良心，盡社會責任，主動減租！
至於港鐵一直把盈利凌駕社會利益，與領展不遑多讓。不論港鐵有多少故障、延誤、超支、工程醜聞，其股價仍然節節上升。在政府「以地養鐵」的政策下，港鐵擁有壟斷優勢，在港鐵站上蓋發展物業，賺取巨大收益。而港鐵利潤沒有封頂機制，物業及票價收入均帶來巨額利潤。而其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實際上是「只加不減」機制，對乘客構成沉重的交通費負擔。
改革港鐵票價機制 凍結票價
以我成立的新民黨及匯賢智庫為例，我們屬於小企，辦公室設在灣仔。我們很多同事家住新界，最遠的有天水圍、粉嶺、元朗等等。年輕同事起薪點與市面相若，以萬多元的月薪，每天乘搭港鐵上下班，交通費驚人，再加上早餐午餐的費用，可供消閒花費或儲蓄的餘款實在不多。
目前，政府佔港鐵75%股份，是大股東，港鐵董事局成員中也有政府官員代表，可是管理層往往以「照顧股東利益」為藉口，不接受政府的惠民建議，情況實在不能接受。
我認為，港鐵作為公用服務提供者，應該參考西方企業，重塑企業責任，改革管理心態，不能以利益掛帥。我建議改革票價調制機制，把「物業發展」及「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等巨額利潤也計算入公式內，藉以補貼車費，務求凍結票價，甚至下調票價。
誠然，面對目前抗爭不息的局面，政府要做的工作多而艱鉅，要縮窄貧富差距可謂任重而道遠，但正正是這樣，我們必須找出缺口，推動第一步改革，要求領展減租及港鐵減價，便是務實的開始。
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二）
|
自從修例爭議爆發後，社會的嚴重撕裂更明顯浮現。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分歧特別嚴重，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
我認為時下年輕人的怨氣主要基於三個原因，第一是土地房屋問題嚴峻，第二是貧富差距擴大，第三就是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減少。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在《明報》專訪中提到，以去年本港家庭收入中位數33.98 萬來計算，若要購買一個九龍區市值592 萬約300 呎的單位，該家庭在「不吃不喝不消費」並把全部收入儲起買樓的情况下，也需17.45 年才能置業。莊教授指出，去年樓價上升一成，但實際工資只增長約2%，反映港人供樓能力惡化，樓價已變成非一般港人可負擔。現時發展商推出的「納米樓」面積細，樓價相對低，愈來愈受港人歡迎，有單位面積甚至只有128 呎。年輕人努力工作儲錢，最後用盡積蓄，勉強只能購得「龍牀盤」。試問沒有安身之所，又怎能談婚論嫁、生兒育女呢？所以我認為嚴峻房屋問題令不少年輕人對未來失去希望，對社會的怨氣大。
我們這一代在嬰兒潮出生，特別是舊制的公務員，大多在置業方面不成問題，經濟上亦沒有壓力，有不少人在子女長大後都會把自住物業賣掉，換一間較細的單位，幫助下一代置業。現時年輕人要「上車」，只能靠家人經濟支持。
截至2019 年6 月底， 約有147,900 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108,200 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兩者合共達25.61 萬宗，反映有不少年輕人對公屋有迫切需求。我知道甚至有大學生為了能獲配公屋而放棄加薪機會，令人痛心。
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一）
|
在文章見報之時，我已身處美國。截稿時，香港的反修例示威已進行76 天，形勢比2014 年的違法佔中更嚴重，因為發生了相當激烈的暴力行為。示威行動不斷升級，暴力亦不斷升級，大量示威者堵塞機場，不僅對旅客造成不便，更對遊客和在場採訪的記者動粗，甚至在眾目睽睽下，無差別對內地記者和遊客行私刑，目無法紀，可謂喪心病狂，行為令人髮指。事件已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聲譽。
自反修例爭議發生後，我察覺社會變得非常撕裂，支持警察和政府的人與反修例和仇警人士有如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前者大多屬較成熟、有工作經驗，且經濟能力較高人士，他們當中有不少在香港有生意，明白香港的繁榮安定得來不易，希望社會秩序盡快恢復。而經常穿梭各地的營商人士則對癱瘓機場的行動感到極其憤怒。另一方面，有不少年輕人同情示威人士，認為一切源於政府不聽民意，不回應訴求，無力解決問題，他們的怨懟及無力感相當重。
我認為互聯網發展加深社會撕裂，因為我們都有自己經常瀏覽的網頁和群組，而這些群組的會員大多與自己理念相近，令群組淪為迴聲室（EchoChamber）或所謂的圍爐取暖，大家發表相同意見，接收同類信息，卻與不同意見者的立場拉向兩極，缺乏同理心，難以理解和接受不同意見，導致仇恨和負面情緒不斷加劇，情况令人擔心。
撇除那些別有用心破壞香港法治的極端暴力分子，對於社會上與我們這一代有不同意見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我認為我們必須想辦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展開對話，才有助紓緩彼此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