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如何變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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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現屆政府新設創新辦，削弱了與學者的交流，並且，不少加入的年輕人已離職，誠是失敗之作。除政府缺乏策略性政策研究組織外，我認為特區政府亦需檢討一些法定獨立機構的運作，針對處理營運成效等問題。
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素來主張「小政府，大市場」，所以在他們的領導下，政府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力求「無為而治」。1980 年代，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執政，主張把政府功能盡量私有化，也促使政府加快把一些政府部門「企業化」。例如為郵政署設立營運基金，又曾考慮私有化水務署。
又例如於1977 年成立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作為獨立法定機構，擁有獨立收入，不受審計署監察，可自行決定考試費、職員薪酬和獎勵金等，儼如「獨立王國」。然而近年考評局的營運表現未如人意，自2013/14 年度起與文憑試有關的收入年年虧損，特區政府便在2018 至2022 年間合共補貼3.6 億元。而於2019/20 年度，文憑試方面仍佔考評局總收入46.8%，但受累於考生人數下跌，考試收入亦將銳減，預計津貼終止後，考評局將在2022/23 年度錄得整體虧損約9800 萬元。
除收入減少，考評局的營運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監管不力、保密不足、泄漏試題、審題黑箱作業、DSE 考題惹爭議等等。去年5 月，法庭就補習天王蕭源透過手機取得文憑試保密試題一案，裁定蕭源與另外兩名前主考員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同月文憑試歷史科竟出現無視日本侵華史實的試題。據了解，教育局曾於2019 年提名人員加入歷史科審題委員但不果，反映考評局缺乏監管，儼如「無王管」。考評局是眾多獨立機構的冰山一角，反映若特區政府要改善管治，必須大力檢討並加強監管，確保這些機構在正確軌道上營運。
愛國者治港 抓對制度找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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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2月22日）發表了講話，顧名思義，講話內容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題。
鄧小平論述基礎上 提具體標準
其實相關主題中央政府一直有鋪墊，例如去年11月17日的《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多位重量級講者均有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提倡的愛國者治港論，即「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提出了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我相信如今中央政府是在鄧小平先生的論述基礎上，把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具體化，以及提出制度上的改變。
首先，「治港者」的意思不單是指行政長官一人，而是指特區政府整個管治班子，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選委會、各級法官等，這些人合起來一起肩負香港的管治責任，因此必須是愛國者。
治港者 與中央立場未夠一致？
第二，夏寶龍主任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23年來走得這麼崎嶇，「一國兩制」落實那麼艱難，不就是因為「治港者」不夠愛國、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未夠一致？
舉例說，回歸之初，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大法官的裁決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當時這裁決引起極大爭議，最終導致人大釋法。正如夏主任指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試問香港法院、一個地方行政區的法院，哪能對人大有違憲審查權？
再舉個例，回歸以來，港人對「香港是三權分立」之說深信不疑，法院這樣說，官員這樣以為，教科書這樣寫，老師這樣教。為甚麼有人這樣倡議？因為他們以為，「三權分立」等於「中央管不了我」，正正反映問題所在。我多番公開發言及撰文指出，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以正視聽。
此外，23條通過不了、國情教育搞不成、修訂《逃犯條例》搞出史無前例的政治動盪，回歸以來好些大風暴、小挫折，某程度上都是因為管治班子內的愛國者不夠多，未能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態度一致，「一國兩制」未能準確落實。
愛國治港者 5大要求
第三，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配合今天的局勢，夏主任明確列出何謂愛國的治港者：
1、「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人大之說，便是搞混「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了。
2、「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即是終日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的旗幟就要不得了。
3、「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例如怎樣適當處理高鐵「一地兩檢」的敏感爭議。
4、「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若議員一味在議會內拉布、搗亂，盲目反對議案，甚至連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議案都反對，這樣做還算是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嗎？
5、「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綫，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很簡單，若有人依傍外國勢力，甚至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當然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的5點，我亦十分同意夏主任的總結，「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選舉制度改變 人大會議有分曉
第四，就是要完善相關制度，以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目標，「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理由很簡單，現時正正因為選舉制度不完善，反對派乘勢而起，佔據議席，才引發那麼多動盪，妨礙「一國兩制」準確落實。至於選舉制度會有甚麼重大改變，我相信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會議自有分曉。
不過，夏主任也澄清，「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很明顯，中央政府非常明白香港擁有獨特的歷史、社會及文化背景，是個中西文化滙萃的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國家的看法未必與愛國者一致，「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這些人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專業，在各行各業貢獻香港，但是他們並非愛國者，不能成為愛國者治港的一員。
整體而言，我認為透過夏主任的發言，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是如何重視香港、重視「一國兩制」；同時，中央政府明白到，要管治香港，除了要抓對的制度，找對的人亦很重要。當制度與人選都對了，「一國兩制」自能行穩致遠。
創科局在搞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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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新年願望是牛到疫除，可惜正月未過，新冠肺炎疫情又反彈，單日確診數字一度跌至個位數後，又回升至2月27日的三十三宗。而且又爆發新的群組感染，新群組是尖沙咀K11 MUSEA 食肆「名潮食館」群組，已累計逾四十人確診，包括員工和食客，商場同層另一店舖亦有員工確診，情況不容少覷。
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在2月18、19日光顧該食肆的市民和他們聯絡。數數手指，2月18日就是年初七，即特區政府放寬食肆限制至四人一枱、可營業至晚上10時的第一天。很不幸，現實告訴我們，措施甫放寬就出事，病毒仍在身邊。
新措施還要求食客進出食肆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留下個人資料，因此，只要執行到位，當局是可以透過確診者的「安心出行」記錄追蹤傳播鏈的，可是當局在這方面並沒說明。這就是特區政府每每疏忽的地方，既想鼓勵更多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卻又無法令市民明白「安心出行」在抗疫過程中發揮多大效用，完全是捉到鹿不懂脫角。如此這般下去，推出更多抗疫程式也是徒勞。
那邊廂，隨著科興疫苗率先抵港，疫苗接種計劃正式展開，不過網上預約一開始又甩轆，因為反應超越預期，市民非常踴躍，很多人同時湧入系統，希望搶先登記預約，迅間導致網絡大塞車，很多市民無法登入。雖然特區政府很快便搶修成功，之後系統運作較暢順，但是在市民心目中，特區政府的「甩轆」記錄，又添一筆。
其實，這類網上登記系統大塞車的事故，以往已發生過很多次，為甚麼特區政府沒有汲取教訓，做好準確計算及加大系統的容量？難度在這抗疫骨節眼上，特區政府仍然低估市民對疫苗的需求？沒想過「會有那麼多人想打疫苗」？若真是這樣，那相關官員就相當離地了。
常常說香港要做智慧城市，今時今日，政府要引導市民學習運用科技抗疫，恰巧「安心出行」及疫苗接種計劃網上預約系統都是創科局的傑作，卻無差異地先後「甩轆」，市民會問，你在搞甚麼？
香港應如何變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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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數碼革命使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大變，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擊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管治文化，香港要與時並進，需從改革政府架構做起。
談到架構，廢除中央政策組讓人遺憾。特區政府於一九八○年代研究設立中央政策組時，曾諮詢各政策科和部門，當時很多政務官，包括我也覺得增設這個「組」是「多個香爐多隻鬼」，擔心「街外人」會與政務官意見相左，不欲政府以外的學者、專家參與制訂政策的過程。後來，中央政策組正式成立，以負責策略性思考、諮詢、制訂研究方向、蒐集及分析民意等工作為主，為因循守舊的政府注入新思維，發揮作為特區政府智囊的角色。我認為在歷屆中策組首席顧問裏，劉兆佳教授最為稱職。這位資深學者在任期間既頻做民調以進行研究工作，也會邀請內地及海外學者來港，促進政府策略性思維。
民間智庫在培訓政策研究及政治人才上有重要角色，美國的智庫更以「旋轉門」形式運行，不少部長級官員來自智庫，用他們的學說制訂政策，辭官後便重回智庫工作。於是很多智庫均獲大企業資助，研究工作形成產業，各種學說百花齊放。香港的情况則難以比擬。
現任特首上任時，設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取代中策組，並改由政務官擔任總監。當時我已覺這職權編制會使決策及行事重返以往「由上至下」的老調，喪失中策組的功能。此外，雖然特首有心吸納年輕人為研究政策工作提出嶄新角度，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創新辦的年輕人學歷、閱歷和經驗尚淺，缺乏策略性思維訓練，不可與中策組的專家學者們比擬。最匪夷所思的是，據悉黑暴期間，竟有創新辦成員在辦公室內設立連儂牆，公然無視公職人員要向政府效忠的責任。且創新辦成立至今也不見得有何嶄新及富建設性的建議，可見確是失敗之作。我建議下屆政府恢復設立中策組，延攬來自不同背景、研究不同範疇的高學歷人才，為香港發展作出實際貢獻。
讓港台回歸《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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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流流，特區政府平地一聲雷，突然於年初八(2月19日)公布《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對港台的編輯管理、人員管理及制度缺失等問題嚴正批評，加上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解約離任，讓港台再度進入大家的視線。事實上，港台同時作為政府部門及公共廣播機構，一直以「新聞自由」、「編輯自主」作盾牌，惟隨著社會越發撕裂、兩極，港台亦難以獨善其身，近年屢陷政治漩渦，某些報道、節目的立場及處理手法惹人質疑，港台究竟有沒有做到《香港電台約章》列明的「公共目的及使命」，即── (i) 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ii) 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的認識；以及(iii) 提供讓市民了解社會和國家的節目，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頓成疑問，要求整頓港台之聲不絕。
近年，港台節目越來越惹火，例如《頭條新聞》、《左右紅藍錄》先後遭投訴，廣管局數次裁定投訴成立，發出「警告」甚至「嚴重警告」，通常「出事集數」下架了事，《頭條新聞》最終停播，卻未能改變港台的整體作風。近期例子是特區政府局部圍封油麻地進行強制檢測，港台以一張倒轉了的罐頭相指政府沒有提供罐頭刀，居民得物無所食。當有人質疑記者是否刻意把罐頭倒轉以遮掩易拉環，港台卻發聲明堅稱報道是事實陳述，更指別人抹黑，態度強硬。
《檢討報告》亦指出港台的人事編制、人力資源運用大有問題，例如全職員工400人，但外判人員達1,800人，外判工種達76種，而且包括理應負責為節目方針把關的監製等重要職位，編制之龐大及重疊叫人咋舌，反映港台已成不受監管的政府部門，千頭萬緒，要改革談何容易，阻力極大。
接任廣播處長一職的是現職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的李百全，由政務官空降廣播處長已非首次，十年前鄧忍光上任，迎接他的是黑衣黑地氈、「踢走AO、反空降、保自主、不做官媒」等口號，今日社會的撕裂程度比十年前更加惡劣，李百全上任將有甚麼「迎接」他？他能否順利開藥，從內到外打通港台經脈，使之回歸《香港電台約章》的初心，達成其「公共目的及使命」？李百全這一硬仗，任重道遠。
從政要有耐性、定力、韌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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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領導人常受選舉時間限制，很多時候只能處理眼前問題，難以為國制定長遠發展計劃。美國作家白邦瑞撰寫書籍《2049 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指出中國制定的百年鴻圖大計使西方忌憚。
事實上，從政者需擁有堅韌的意志，熬過跌宕起伏，才能實現政治理想。《經濟學人》一篇題為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atience 的文章便羅列了一些西方政治領袖的例子。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便是經典人物，她推行自由經濟政策之初，英國失業率飈升，導致其支持度驟跌。要知道，她的主張在上一代英國人眼中是「愚蠢的」（bonkers）。但是戴卓爾夫人沒放棄，並成功讓新經濟政策逆轉了英國經濟蕭條的狀况，更成為20 世紀在位最久的首相，可見成功的政治事業需要有定力才經得起考驗。
致力推行脫歐的現任英國首相約翰遜同樣籌謀多時始成大業。文章提到，約翰遜於牛津大學畢業後當上記者，1989年派駐布魯塞爾，了解歐盟後心生不滿，遂萌生讓英國脫歐的念頭。英國20多年後掀起脫歐浪潮，約翰遜終於乘着這波巨浪，在2016 年脫歐公投後上位，並於去年12 月30 日與歐盟敲定協議，實現多年理念。
中國領導人同樣高瞻遠矚。習近平主席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基礎，自上任後提出「中國夢」的構想，先後制定多項政策，包括致力懲治政治腐敗、深化國防及軍隊的改革、實施「一帶一路」計劃等等。又以「兩個一百年」為發展攻略，目標是在建黨百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建國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自2015 年起更推進脫貧攻堅工作，專注城鄉發展。據《人民日報》報道，去年11 月23 日，中國大陸共832個貧窮縣全部脫貧摘帽。而即便是在疫情打擊下，今年1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3%，更有望成為唯一有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能在全球經濟萎縮下獨領風騷，領導人的果敢與魄力，自然不能小覷。
港交所提升上市盈利要求犯眾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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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在諮詢文件指出，2016至2019年間共有745項上市申請，其中382項（51%）來自低市值發行人，它們一般都是傳統行業的中小型公司，由此可見，本地中小企對於上市集資的需求非常殷切。中小企是本地經濟和勞工市場的重要支柱，據工業貿易署資料，截至2020年6月，香港的中小企超過34萬間，從業員超過120萬人，相等於本地就業人口的45%。港交所建議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除了扼殺本地中小企透過上市集資成長的空間，特別在現時經濟差的狀况下，同時影響保薦人、律師、會計師、核數師、印刷商、公關等上市相關行業人士的生計。
至於原本為低市值發行人而設的「創業板」（GEM）亦被業界人士批評為監管過度，例如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必須每季提交報告，相比主板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須提交中期和周年報告的要求更高。而自2008年，港交所逐漸將GEM的上市條件加辣，不斷增加本地中小企的上市成本。2008年，GEM上市公司營運資金的最低現金流要求是2000萬港元，至2018年已升至3000萬港元。再加上，港交所在2017年12月發表《創業板規則》的修訂，取消GEM發行人轉往主板上市的簡化轉板申請程序，令GEM將成為獨立市場，不再是轉往主板的踏腳石，進一步減低中小企在GEM上市的意欲。事實上，2019年只有15間公司成功在 GEM上市，2020年首11個月更只有8間。
港交所指出，是次建議提升盈利要求主要杜絕低市值發行人製造空殼公司於上市後出售。其實，打擊空殼公司屬於證監會的執法範疇。再者，「借殼上市」的業績近年在海外主要交易所高速成長，「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在2020年佔美國全國IPO集資額的一半，高達820億美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理應緊貼世界最新趨勢，重新評估空殼公司對資本市場的長遠價值。政府亦應暫停執行港交所的建議，並就香港資本市場的結構作全面檢討，並研究成立一個新板塊，讓本地的中小企及新興企業上市，令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有機地、多元化地，及可持續地發展起來。
引進海外醫生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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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久違了的立法會答問會(2月4日)中，表示將推動五項立法建議，包括禁止發放虛假消息及起底刑事化、引進海外醫生、落實區議員宣誓、實施劏房租管及加強舊式樓宇消防安全等。五項建議包括政治民生，都是社會長久渴望特區政府出手解決的問題，畢竟，香港的「大山」很多，「平地」太少，移走這些人為「大山」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亦是市民的期望。
在這五大建議中，禁止發放虛假消息及起底刑事化至為重要。港人向來重視私隱保障，惟自黑暴至今，大量警員、法官、公職人員及市民遭起底甚至恐嚇，情況非常嚴重，市民深感不安。有意見質疑是否因為警員遭起底因此才要立法，難度「黃人」就沒有被起底嗎？我認為說對了，正正因為黃黃藍藍的不同政見人士都會被起底，反映問題有多嚴重，而法律的保障是一視同仁的，特區政府有必要盡快立法，保障每一位市民免受起底威脅。
香港另一個深層次問題是醫生不足，衍生不同程度的醫療問題。特區政府不是第一次提出放寬海外醫生的註冊機制，引進海外醫生，增加醫生人手，紓緩壓力，可是每次提出都被既得利益階層及反對派推倒，反對派陰謀論指特區政府要引入內地醫生，根本是為反中而反對。
特區政府建議在海外認可醫學院畢業的港人，在當地註冊及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五年，便可在香港註冊，不用再考執業試。方案有兩大重點，一是海外醫生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二是免試。第一點已經打臉反對派。至於第二點，一直也有海外醫生反映，要求已有多年實際工作經驗的醫生重新考執業試才能在港執業，是本末倒置，大大減低他們的來港意欲，無助增加醫生人手。
此外，有反對聲音質疑海外醫生能否融合本地醫療架構、能否和本地醫生好好合作，甚至質疑他們最終會流向私營醫療市場等等，這些都是謬論。首先，醫療團隊的合作講究專業磨合，而非本地或海外醫生的身份。再者，若真有大量醫生流向私營醫療市場，私營市場會迎向飽和，屆時市民需付的醫療費用便會降低，公營醫生也會三思再定去留。
這一次，我期望特區政府拿出堅定的意志推行計劃，不要因為反對聲音「大聲」便跪低，損失的仍是香港市民。
港交所提升上市盈利要求犯眾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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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建議將主板上市公司的3 年稅後盈利要求大幅調高，由5000 萬港元增加至1 億2500 萬港元或1 億5000 萬港元，以配合於2018 年上調至5 億港元的市值規定，業界包括保薦人、律師、會計師等對此皆表示強烈反對。業界指港交所的建議，主要吸納跨國巨企及「新經濟」公司落戶港股，當中包括採用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大型科技公司，甚至上市時未有收入（pre-revenue）的生物科技公司，反而健康營運並持續有盈利的本地中小企，只因不符合高額的市值及盈利要求，即被完全排除在市場之外。
相比國際其他主要交易所，例如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兩者由不同公司持有，港交所則是經營香港資本市場的唯一機構，並全資擁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港交所作為壟斷的公用事業機構（public utility），同時是一所上市公司，難免有角色衝突之嫌。業界有指港交所不斷提升上市門檻，令主板成為巨企的專屬樂園，目的是利好港交所的股價，同時反映港交所管理層重視成就感。截至2020 年11 月底，共有2528 所公司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市值合共45.74 萬億港元；相比同期新加坡交易所，共有479所公司在其主板上市，市值合共4.893萬億港元，只是港交所成績的十分之一。
港交所集「經營」及「監管」資本市場的角色於一身，其在諮詢文件指出，是次提升盈利要求的主要目的是要杜絕低市值發行人「為取得上市地位附帶的價值而製造潛在的空殼公司於上市後出售」，以免有公司在上市後不久即股價大跌，損害投資者利益。然而，參考《香港交易所與生物科技》第三期期刊，截至2020 年4 月底港交所迎來16 所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當中9 所的股價跌穿招股價，其中一所的股價甚至比招股價下跌80%。不禁令人深思港交所的監管措施能否真正保障投資者，乃至有益於整個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
英國政府的荒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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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英國政府為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度身訂造「5+1」入籍新路徑，關於英國政府的做法有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爭拗便沒停過。最近，英國高仕文勳爵（Hon. Lord Goldsmith）在2008年所做的英國國籍報告Citizenship：Our Common Bond及在2020年去信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所作的澄清，引起了討論，也惹起我的關注，研讀了一番，卻發現其分析實屬詭辯。
2008年的報告共有7大章節，闡釋人民擁有一個國家的國籍能夠享受的義務及權利，研究英國國籍法的複雜情況以至近年發展，即直至2002年，其他英國海外屬土公民已經全部取得英國國籍，只餘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即BNO了。報告第四章Re-examining the citizenship settlement 研究能否給予BNO人士英國國籍，於是出現了（However, I am advised that this would be a breach of the commitments m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in the 1984 Joint Declaration）（有人告訴我，這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74頁）這句。彼時，高仕文勳爵並沒表示認同或反對，只是在下一句說（I see no alternative but to preserve this one anomalous category of citizenship）（除了維持這個異常的國籍種類，我看不到其他選擇）。
後來，高仕文勳爵在2020年的澄清信中表示，他對BNO問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此時，他把中「不賦予（BNO）在聯合王國的居留權」這條文的 without conferring，夾硬解讀成「不自動賦予」（will not automatically confer）。此外，他又強辯指不能把視為對英方的永久限制，因為英方已在1997年履行不賦予BNO居英權的承諾，因此之後英方怎樣做也不構成違反承諾，這是英國單方面的事（that is a matter solely for the UK），英方移民政策的改變因此不在此限云云。
看！連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中英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也可如此這般來扭曲，與英國駐中國大使館於1月20日發表的聲明，屬同一鼻子出的氣。按英方的荒謬邏輯，英國政府「5+1」政策加入了年期要求這迂迴的「新路徑」，即不是自動賦予BNO居留權，就沒有違反了，不是徹頭徹尾偷換概念又是甚麼？
英國政府違反，掛着「讓你入籍」的羊頭，分化港人，讓港人「帶錢進貢」，真是何其狡猾、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