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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礙港科技發展 人才資金難留
文章
2019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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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美國時間11月27日簽署了《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Protect Hong Kong Act），引起北京強烈反應。
外交部立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Edward Branstad），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商務部、港澳辦、中聯辦以及特區政府均強烈譴責，認為美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國會提出反制措施。美國總商會及香港總商會亦回應指美國將香港當作中美貿易戰的籌碼，損害國際商界對香港的信心，損害美國在港利益，可見《法案》百害無一利。
遊行「感恩」美國制裁 匪夷所思
另一邊廂，香港反對派及大批市民則在感恩節舉辦「感恩大會」，感謝及慶祝美國制裁香港，還大聲呼籲更多國家加入制裁行列。香港人央求外國來制裁自己，實在匪夷所思。
這個《法案》，本來美國參眾兩院各有一個版本（下稱《參版》、《眾版》），原定兩院各自通過其版本後，會把兩個版本合併為一，再交總統簽署。惟參議院通過《參版》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放棄要求合併，眾議院院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代表眾議院接受了《參版》，以便《法案》盡快通過。可見民主共和兩黨為了宣洩對中國的不滿，打擊中國，還真「積極」、「爽手」。結果，眾議院於11月20日以417：1票大比數通過《參版》，特朗普於11月27日正式簽署落實。
參院版條例門檻高 指控難成立
香港傳媒及個別學者十分關注《法案》，卻大多集中討論制裁名單、「你怕不怕被制裁」等等，未能讓市民明白《法案》將對香港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
我詳細比較了《參版》和《眾版》，發現《參版》較短，用字較精練較溫和。例如制裁官員的部分，《眾版》第七條（SEC 7）提出（A）（B）（C）三項制裁要求，在《參版》第七條（SEC 7）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眾版》（A）段列出強制移交（actual or threatened rendition）、任意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虐待（torture）及強迫招供（forced confession）。《參版》則淡化了，保留任意拘留及虐待；把強制移交改為違法移交（extrajudicial rendition）；並刪去了強迫招供（forced confession）。即若有人做了《參版》所列的行為，才會被美國制裁。
《眾版》（B）段指若有人重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損害美國利益，將被美國制裁。這段描述空泛含糊，難以量化及界定，在《參版》刪除了。
《眾版》（C）段則是制裁嚴重違反國際認可的人權的人士（other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這段在《參版》原文保留。
不過，正如歐美外交界人士指出，通常上述字眼用於軍政府，門檻很高，在香港沒發生這些情況，指控難以成立，難以構成制裁，難道官員議員發表評論也算是嚴重違反人權嗎？
《法案》要求總統在法例通過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制裁名單，在草擬名單時需考慮國會領袖及其他國家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證據。相信公民黨、香港眾志等別有用心的組織必會積極提供香港官員、行會成員、議員及警察，甚至是選舉主任的名單，以報復、闈懲罰這些和他們有過節的人士，惡意明顯，其心可誅。
美國務院年度「認證」 不足懼
也許有人以為制裁官員，與他何干，他們沒留意的是，《法案》還有深切影響香港經濟及科技發展的條文，造成的傷害遠比制裁官員重要及長遠。
《法案》第四條（SEC 4）要求國務院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1992》（The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就香港的自治情況作出年度「認證」（certification），規格比過往的「報告」（report）高，檢視的十五個範疇巨細無遺，從商業協議（commercial agreements）、司法互助（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引渡要求（extradition requests）、制裁執行（sanctions enforcement）、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教育（education）以至其他港美協議的執行情況等等。
一直以來，國務院提交的香港年度報告也是正面的，香港於執行既有協議方面也是做到十足，例如在引渡方面，香港一直是美國的好夥伴，移交了很多逃犯給美國。
但是在制裁執行方面，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只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但美國的期望是執行美國單方面的制裁，例如制裁伊朗或北韓等中方盟友，香港做不到。
出口管制 損港國際商業中心地位
而將對香港造成最大傷害的條款，是《法案》第五條（SEC 5）有關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的條文，因為，美國口中的出口管制，即是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國針對中國，要檢視香港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有沒有違反美國要求，即是企圖禁止香港把敏感的高科技技術輸送到中國，協助中國發展大數據、監察系統、社會信用體系等等。（……used to develop the Sharp Eyes, Skynet,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 or other systems of mass surveillance and predictive policing；or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欲打擊大灣區 香港成工具
另一條文則是企圖阻礙中國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把敏感產品、高科技產品轉移到大灣區，協助大灣區發展。（……to use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o import items into……as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說穿了，美國就是覺得中國大灣區計劃有威脅，矢志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香港成了工具，日後難以採用美國的科技，勢將嚴重窒礙科技發展，長遠而言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人才資金統統留不住。
美國總商會回應指他們早已提出憂慮，《法案》將損害美國在港商業利益，損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特別是有關出口管制的部分，影響最嚴重。
可惜香港的反對派及年輕人看不到這些惡果，因為對中國不滿而不惜傷害香港，為了洩私怨而着眼制裁，摧毀「一國兩制」，攬炒自己的家，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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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區議會選舉沿用聲稱行之已久、非常有效、公平公正的各種安排，卻在勁高投票率下，充分暴露了各種漏洞，點票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現行安排，票站會在投票結束後轉為點票中心，即時即場點票。在投票率大約50%的情況下，以往並沒出現大問題；但是今屆的投票率超過70%，個別票站甚至達到80%，票站工作人員的壓力可說非常之大，情形便不同了。
有報道指有幾個票站在重點選票時，相差的票數竟然和先前的點票結果大幅偏離，突顯了單靠人手、肉眼點票的缺點。由於長時間當值的壓力、疲倦，票站人員在點算選票時有機會出現錯誤，把投給甲的選票放入乙的票箱去計算。若監票人即場發現，馬上提出糾正，當可「救回一票」；若沒人發現，便沒法糾正了。
台灣選舉在點票時採取唱票形式，工作人員拿起每張選票，公開「唱」出選票投選的候選人姓名，兩手舉起選票公開展示，讓監票人及在場人士看得清清楚楚。這種石器時代的方式，透明度高，只是點票速度會較慢。
我們必須問政府，為甚麼不運用科技，採用更加科學化現代化的點票方法，例如電腦點票機。我們考試的選擇題答題卷也可以用電腦改卷，類似的產品多不勝數，為甚麼點票不與時並進？
若仍然信不過單靠科技，我們還可做雙重保障，先由電腦點票機點票，清晰點出每位候選人的得票，再用人手點算一次，核對一次，確保無誤。
政府在選舉投放巨額開支，卻仍然採用漏洞百出的手動點票，說出來也貽笑大方，不如集中資源，研究如何提升點票方法的公平公正性。
我們已在迎接5G、AI的來臨，選舉事務處為甚麼仍滯留在新石器時代？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會有答案，大家拭目以待政府能不能拿出勇氣政革吧！
英國在處理特赦個案上是非常嚴謹的，一般而言，只有技術上犯法但道德上無辜的涉事人才能獲得赦免。早前，前檢控專員江樂士在《南華早報》撰文解釋這個原則，引述英國前司法大臣祁淦禮（Kenneth Clarke）指，特赦不能被不公正和惡意行為玷污（uncleanhands doctrine）。換言之，行使特赦權的意圖和目的，必須有符合道德和公義的理由支持。所以，即便一個政府使用特赦權赦免有關人士，其他認為判決不妥當的人，可循法律程序提出司法覆核，由法庭審理相關案件。
近年在英國發生的經典特赦案，是於2017 年通過的Policing and Crime Act。這條法例旨在赦免根據舊例被判與成年同性發生經雙方同意的性行為的刑事罪行（consensual homosexual offences）。法例的別名為Alan Turing Law，是以電腦天才艾倫．圖靈命名的。圖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負責分析和破譯德國海軍密碼，及後又研究人工智能，對現代電腦科學作出極大的貢獻。然而，由於圖靈是同性戀者，當時的英國政府便依照舊例起訴他並定罪，導致這位奇才自殺身亡。直到2013 年，經歷了時代變遷，人們對同性戀認識加深，更多人理解同性戀者，並認為這條剝奪了個人性傾向自由的舊例是不道德時，英女王才行使特赦權赦免圖靈，及後又通過Alan TuringLaw 赦免同時代同樣受到不公待遇的同性戀者。有關圖靈的故事更被拍成電影《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由著名英國演員班尼狄．甘巴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
不過，江樂士引述王座法庭（Queen'sBench） 法官塔斯克爾． 沃特金斯（Tasker Watkins），指特赦只消除了所有判刑帶來的痛苦和刑罰，並非等同撤銷控罪。所以，被赦免的罪行只屬legally disregarded，意思是在法律上不具效力。因此，若要撤銷控罪，需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交由法庭判決。行政當局是不能單方面宣布撤銷的。
早前撰文提到根據《基本法》第48條12 款，行政長官可「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但是她不能在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上運用這個特赦權。或許有人會問，已經判刑的案件，甚至已經在服刑的囚犯是否可以得到特赦呢？江樂士在文章中回答這個問題時，引述1907 年時任英國內政大臣赫伯特．格萊斯頓（Herbert Gladstone），曾於下議院發表有關向王室請求使用特赦權的演說。格萊斯頓主張行使特赦權時需作多方面的考慮，當案情符合一個合理的法定基礎方能使用。考慮因素包括犯人的動機、是否蓄意、有否挑釁、犯人當時的心理素質、其個性、法律上有否相關的先例等等，準則十分嚴格。
那麼，什麼時候才可以使用特赦權呢？江樂士指出，使用特赦權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彰顯法外容情。比方說，當一個囚犯即將死亡時便可考慮使用特赦權，赦免他尚未執行的刑期，讓他自由地度過最後的日子。
而另外一個特赦囚犯的目的，是讓他們協助執法部門調查案件，或提供重要資料。著名美國電影《捉智雙雄》（Catch Me if You Can ）的故事便是取材於這個情况。電影講述一名詐欺犯法蘭克．艾巴內爾（Frank Abagnale）偽造多張支票以騙取金錢。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卡爾．漢萊提（Carl Hanratty）在多次探查並和法蘭克接觸後，看中這名騙徒識辨假支票的過人能力。因此，原本被法庭判刑12 年的法蘭克被給予機會在監外服刑，協助聯邦調查局探查騙案。
另外，江樂士也提到英國有時會特赦在監獄裏表現良好的囚犯。不過，上述狀况均屬罕見。而且，即使有些案情符合準則，每個案情卻不一樣，需要考慮的地方也要因個別情况而異，萬不能一概而論，更遑論讓所有犯人不管刑期的長短和罪罰的輕重一併特赦。因此，行使特赦權的機會也相對較小。
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票站在大清早已大排長龍，人龍在下午才逐漸消散。這次投票人數破紀錄的選舉，暴露了投票安排的各種漏洞，政府要馬上糾正，確保日後的選舉不會重蹈覆轍。選民到票站投票，票站工作人員會在檢視其身份證後，在選民名冊上「手動劃線」，顯示該選民已經投票。此舉原意是防止選民重複投票，可是在實際操作上卻漏洞重重。 傳媒廣泛報道，投票日的上午，有選民被票站人員告之「你已經投票，不能重投」。但選民堅稱自己仍未投票，據理力爭下，票站人員給他一張選票，讓他象徵性投票，但選票蓋上tendered印章，視為重複選票，即選票不會計入該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得票。
這是甚麼邏輯？若票站人員確認選民先前已行使了投票權，那他有甚麼法律依據再發一張選票，然後蓋上重複選票印章？若選民真的是未投票，為甚麼他的名字已被劃線？這不是剝奪他的投票權嗎？
選舉事務處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出，「手動劃線」的程序是會安排票站兩位工作人員坐在一起，重複核對選民的資料後，才會在名冊上劃去其名字及發出選票。
現實操作是這樣嗎？
我和很多朋友討論過，大家異口同聲說投票時並沒有見到上述「重發檢測」的步驟。當日我去投票時，也只是由一個票站人員核對我的身份證，劃去我的名字，然後把我的身份證交給旁邊的另一位人員，發一張選票給我。也有很多選民反映，他們只是把頭「伸出了一點」，企圖確認票站人員沒有劃錯他們的名字，馬上被票站人員喝斥、稱他們不能偷望，因為名冊上印有其他選民的個人資料云云。 換句話說，選舉事務處根本沒有機制確保票站人員是依足指引或程序辦事，選民也沒有方法確保自己沒有「被劃錯線」，更沒有方法反證自己「真係未投票」。正如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所言，若發生上述情況，該選民的投票權利遭剝奪了。
選舉是投暗票的，保密非常重要。我們要關注的是，在保密、投暗票的大原則下，如何確保選民的投票權不被剝奪。選民的投票權是受《基本法》保障的，不能用一張象徵性廢票打發。事實上，以今日的科技，有很多方法既能保障選民的投票權，同時達到保密、投暗票的目的；我們卻仍然沿用石器時代的「手動劃線」方法，明知有問題而不修改，奈何！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美國時間11月27日簽署了《2019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下稱《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Protect Hong Kong Act），引起北京強烈反應。
外交部立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Edward Branstad），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商務部、港澳辦、中聯辦以及特區政府均強烈譴責，認為美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國會提出反制措施。美國總商會及香港總商會亦回應指美國將香港當作中美貿易戰的籌碼，損害國際商界對香港的信心，損害美國在港利益，可見《法案》百害無一利。
遊行「感恩」美國制裁 匪夷所思
另一邊廂，香港反對派及大批市民則在感恩節舉辦「感恩大會」，感謝及慶祝美國制裁香港，還大聲呼籲更多國家加入制裁行列。香港人央求外國來制裁自己，實在匪夷所思。
這個《法案》，本來美國參眾兩院各有一個版本（下稱《參版》、《眾版》），原定兩院各自通過其版本後，會把兩個版本合併為一，再交總統簽署。惟參議院通過《參版》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放棄要求合併，眾議院院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代表眾議院接受了《參版》，以便《法案》盡快通過。可見民主共和兩黨為了宣洩對中國的不滿，打擊中國，還真「積極」、「爽手」。結果，眾議院於11月20日以417：1票大比數通過《參版》，特朗普於11月27日正式簽署落實。
參院版條例門檻高 指控難成立
香港傳媒及個別學者十分關注《法案》，卻大多集中討論制裁名單、「你怕不怕被制裁」等等，未能讓市民明白《法案》將對香港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
我詳細比較了《參版》和《眾版》，發現《參版》較短，用字較精練較溫和。例如制裁官員的部分，《眾版》第七條（SEC 7）提出（A）（B）（C）三項制裁要求，在《參版》第七條（SEC 7）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眾版》（A）段列出強制移交（actual or threatened rendition）、任意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虐待（torture）及強迫招供（forced confession）。《參版》則淡化了，保留任意拘留及虐待；把強制移交改為違法移交（extrajudicial rendition）；並刪去了強迫招供（forced confession）。即若有人做了《參版》所列的行為，才會被美國制裁。
《眾版》（B）段指若有人重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損害美國利益，將被美國制裁。這段描述空泛含糊，難以量化及界定，在《參版》刪除了。
《眾版》（C）段則是制裁嚴重違反國際認可的人權的人士（other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這段在《參版》原文保留。
不過，正如歐美外交界人士指出，通常上述字眼用於軍政府，門檻很高，在香港沒發生這些情況，指控難以成立，難以構成制裁，難道官員議員發表評論也算是嚴重違反人權嗎？
《法案》要求總統在法例通過180日內向國會提交制裁名單，在草擬名單時需考慮國會領袖及其他國家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證據。相信公民黨、香港眾志等別有用心的組織必會積極提供香港官員、行會成員、議員及警察，甚至是選舉主任的名單，以報復、闈懲罰這些和他們有過節的人士，惡意明顯，其心可誅。
美國務院年度「認證」 不足懼
也許有人以為制裁官員，與他何干，他們沒留意的是，《法案》還有深切影響香港經濟及科技發展的條文，造成的傷害遠比制裁官員重要及長遠。
《法案》第四條（SEC 4）要求國務院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1992》（The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就香港的自治情況作出年度「認證」（certification），規格比過往的「報告」（report）高，檢視的十五個範疇巨細無遺，從商業協議（commercial agreements）、司法互助（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引渡要求（extradition requests）、制裁執行（sanctions enforcement）、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教育（education）以至其他港美協議的執行情況等等。
一直以來，國務院提交的香港年度報告也是正面的，香港於執行既有協議方面也是做到十足，例如在引渡方面，香港一直是美國的好夥伴，移交了很多逃犯給美國。
但是在制裁執行方面，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只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但美國的期望是執行美國單方面的制裁，例如制裁伊朗或北韓等中方盟友，香港做不到。
出口管制 損港國際商業中心地位
而將對香港造成最大傷害的條款，是《法案》第五條（SEC 5）有關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的條文，因為，美國口中的出口管制，即是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國針對中國，要檢視香港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有沒有違反美國要求，即是企圖禁止香港把敏感的高科技技術輸送到中國，協助中國發展大數據、監察系統、社會信用體系等等。（……used to develop the Sharp Eyes, Skynet,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 or other systems of mass surveillance and predictive policing；or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欲打擊大灣區 香港成工具
另一條文則是企圖阻礙中國利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把敏感產品、高科技產品轉移到大灣區，協助大灣區發展。（……to use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o import items into……as p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lan……）說穿了，美國就是覺得中國大灣區計劃有威脅，矢志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香港成了工具，日後難以採用美國的科技，勢將嚴重窒礙科技發展，長遠而言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人才資金統統留不住。
美國總商會回應指他們早已提出憂慮，《法案》將損害美國在港商業利益，損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特別是有關出口管制的部分，影響最嚴重。
可惜香港的反對派及年輕人看不到這些惡果，因為對中國不滿而不惜傷害香港，為了洩私怨而着眼制裁，摧毀「一國兩制」，攬炒自己的家，令人痛心。
早前提及江樂士因恐引起法律問題，而反對政府行使特赦權。除此以外，他也認為行政長官介入警方調查是不恰當的。《警隊條例》賦予警方調查罪案和執法的權利，並要求警方依法執行任務。若行政長官忽然指示警方中止執法，是讓他們放棄法定職責，模糊他們的立場，讓警方處於曖昧的位置，更會讓警隊士氣大減。
論及此處，我不禁想起《左傳》裏「晉敗秦師於殽」的故事。晉人在運送晉文公的靈柩途中，靈柩傳來牛叫一般的聲音。卜偃認為這是晉文公發布的軍事命令，預示將有西方（秦國）的軍隊越過國境。到時出兵攔擊他們，必能獲勝。一切如卜偃所料，由大將先軫率領的晉軍在殽山擊潰秦軍，並擒獲三名大將。此時，晉襄公的母親文嬴，一位從秦國嫁到晉國的公主，聞得娘家大將被擒，趕忙向襄公求情，希望可以赦免他們。襄公於是便把他們釋放了。
先軫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將士們花盡力氣才能擒拿他們，現在卻僅憑一個婦人之言釋放他們。如此便葬送了我方的戰果，助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晉不久便要亡國了！」
曾先生的「特赦方案」中提到不能釋放「罪行嚴重，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的被捕人士，但其餘罪行較輕的可考慮赦免。這是不公平的。事實上，以何準則和因素衡量及判定「罪行較輕」，因人而異，不循法律卻單憑個人意志的考慮，恐怕會讓人作出任意和不正規（arbitrary）的裁決，違背法治精神。雖然我很同情年紀較輕的被捕人士，但我更希望通過是次事件讓他們知道尊重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容我重申，警隊的責任是拘捕罪犯和依法執行任務。若赦免被捕人士，除浪費警方辛苦蒐集的罪證，打擊警隊士氣外，也會向社會傳遞錯誤的信息，甚至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早前提及江樂士因恐引起法律問題，而反對政府行使特赦權。除此以外，他也認為行政長官介入警方調查是不恰當的。《警隊條例》賦予警方調查罪案和執法的權利，並要求警方依法執行任務。若行政長官忽然指示警方中止執法，是讓他們放棄法定職責，模糊他們的立場，讓警方處於曖昧的位置，更會讓警隊士氣大減。
論及此處，我不禁想起《左傳》裏「晉敗秦師於殽」的故事。晉人在運送晉文公的靈柩途中，靈柩傳來牛叫一般的聲音。卜偃認為這是晉文公發布的軍事命令，預示將有西方（秦國）的軍隊越過國境。到時出兵攔擊他們，必能獲勝。一切如卜偃所料，由大將先軫率領的晉軍在殽山擊潰秦軍，並擒獲三名大將。此時，晉襄公的母親文嬴，一位從秦國嫁到晉國的公主，聞得娘家大將被擒，趕忙向襄公求情，希望可以赦免他們。襄公於是便把他們釋放了。
先軫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將士們花盡力氣才能擒拿他們，現在卻僅憑一個婦人之言釋放他們。如此便葬送了我方的戰果，助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晉不久便要亡國了！」
曾先生的「特赦方案」中提到不能釋放「罪行嚴重，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的被捕人士，但其餘罪行較輕的可考慮赦免。這是不公平的。事實上，以何準則和因素衡量及判定「罪行較輕」，因人而異，不循法律卻單憑個人意志的考慮，恐怕會讓人作出任意和不正規（arbitrary）的裁決，違背法治精神。雖然我很同情年紀較輕的被捕人士，但我更希望通過是次事件讓他們知道尊重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容我重申，警隊的責任是拘捕罪犯和依法執行任務。若赦免被捕人士，除浪費警方辛苦蒐集的罪證，打擊警隊士氣外，也會向社會傳遞錯誤的信息，甚至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奉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會確保少數人的聲音及權利得到平衡及保障。以歐洲為例，議會選舉大多採用比例代表制，因此非主流種族、宗教及政見的代表，亦可以躋身議會，平衡多數人的聲音，保障弱勢的權益。美國的選舉雖然採用多數制，但總統選舉仍以選舉人票制度，避免人口多的州份直接影響選舉結果，因此近年出現多於一次有候選人取得較多票數卻未能贏得總統選舉的情况。這些考量是要防止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指出，當多數人只顧自己利益而壓迫少數，這種情况與獨裁無異，反映民主制度實質上充滿矛盾。
現代社會中法律體制及代議政制的建立，是希望平衡不同人的權利，若以為人多勢眾便代表正義，絕對是與民主精神相違背。香港這幾個月來，持相反意見者互相「私了」，有暴徒向不同意見者淋潑易燃液體後點火。這些情緒及行為更蔓延至大學校園，有傳內地生在大學內遭欺凌，有科大內地生遭「私了」。在中大二號橋一役，內地生無法安全離開校園，最後需由水警協助撤走。種種迹象反映，暴徒的行為已經是反民主，甚至是獨裁，更掉進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一書中，當失去社會秩序，人性顯露最醜惡一面的陷阱。
從中大和理大遭佔據及與警察展開「連場激戰」看，大學由文明標誌演變成暴力象徵，非常可悲。大學校長本有責任實踐民主精神，以身作則，在危機中堅定守護文明社會的底線，保護全體學生，包括內地生、海外生、少數族裔學生等。可是從最近的事件來看，校長處理失當，任由極端主義在校園蔓延，顧此失彼，無法保護屬於少數的學生，相信會讓全球學者及人才對香港的大學卻步。現時香港的大學大部分優才和研究生均來自內地，若缺乏優秀學生，大學排名神話也會隨之破滅。
11月11日，網上號召「三罷」，觸發黑衣暴徒新一輪示威，市面陷入一片混亂，中大和理大先後遭佔據，黑衣暴徒將大量汽油彈等危險物品運入校園，又闖入實驗室取走危險化學品，大學校園頓成火藥庫及主戰場。大學生把警察視為仇恨對象，不停向警察投擲汽油彈，雙方長期對峙，中大二號橋被警方封閉，理大連接紅磡車站的天橋更遭燒毁，令人心痛。大學本應是社會人文及知識水平的象徵，現在淪為反政府的溫牀，大學管理層卻未有捍衛基本原則，任由暴力及仇恨蔓延，難辭其咎。
歐美等地一般對大學的管治有非常嚴謹的要求，特別在確保種族平等方面，除了嚴格禁止所有不同類型的歧視，更會為來自不同背景及族裔的學生預留配額，讓較弱勢的少數族裔，例如非洲裔、拉丁美洲裔、亞洲裔等等，可以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大學。這點相信與歐美的歷史有一定關係。美國的民權運動經歷超過一個世紀，直至1960 年代末期才正式賦予非裔人士公民權利，包括公平的選舉權利等等。而歐洲各國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主義對猶太人的壓迫，更深切了解仇恨所引發的破壞。因此近年法國及英國等地均以立法方式，限制散播仇恨言論。鑒於這段慘痛歷史，我們更應明白，尊重他人權利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可惜的是，本港的大學管理層在面對危機時，未有阻止仇恨情緒蔓延，作為社會領袖實在失職。
經歷這星期在大學校園發生的重要變故，未來大學若要向政府申請撥款進行研究，或向商界籌款，會困難重重。大學校長沒有捍衛原則、管治失當，最終只會損害大學的長遠發展。
日前保安局長於立法會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香港沒有一處地方是法外之地，包括大學」，表明警方在大學校園執法實屬正確。
根據《警隊條例》第10 條、第50 條(3)及(4)，警察當有合理懷疑，可進入任何公共及私人場所而不需搜查令。早前法院就中大學生會申請臨時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沒有搜查令下進入校園及使用群眾管理武器一案，亦判學生會敗訴，拒絕批出。由此可見，警方若有合理懷疑，即可進入校園執法、調查及拘捕，學校根本沒有合法理據阻止。
我相信香港的學生們，甚至部分市民均抱有非常大的誤解，以為警方不能進入校園。但以美國及英國為例，事實絕非如此。我曾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就讀四年，我與不少親友均知道美國不少院校均設有警崗。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校園經常發生槍擊事件 ，因此完全明白警方進駐校園的理由。
昔日美國校園槍擊事件未如現今嚴重，當年我就讀史丹福大學時，氣氛縱使比現時和平，但校園內亦經常有便裝警察埋伏。他們會混入學生當中，留意學生們在校園內酗酒（美國人酗酒情况嚴重，法例對於飲酒的規定非常嚴格，其法定飲酒年齡是21 歲，該國《最低飲酒年齡法案》規定，未成年人在公開場合飲酒，一經發現將會被罰款）、濫藥及舉行不同派對（例如 Frat Parties）時的瘋狂行徑；特別是在大型球賽中，大學生酒後生事的情况經常發生，便裝警察於適當時候會挺身而出，制止違法行為（例如毆鬥、吸毒、非禮及強姦等）。
曾幾何時我不明白為何史丹福大學為何會巨額捐款予帕羅奧圖（Palo alto）和門洛帕克（Menlo Park）兩個城市，後來我得悉因史丹福大學校園面積超過8000畂，佔地甚廣，捐款予這兩個城市的消防局及警署，根本是等於「差費」，用作保護校園內超過一萬名學生的安全。美國社會暴力情况遠比香港嚴重，其市民及師生的守法意識甚高，明白警察是維持秩序，一般人不會質疑執法部門在校園內執法，故此我實在不明白部分香港市民為何不讓警方進入校園。這一點香港大學的校方必須理解，以及向學生詳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