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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提升法庭效率 完善司法系統
文章
2020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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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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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10月15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和新加坡政府達成雙邊「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容許雙城旅客互訪，是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困擾下的好消息，是激活經濟的強心針，也是雙城互救的折衝辦法。
「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是全球疫情下一個新概念，指一些疫情情況相若的地區，互相開放邊界，容許對方人民前來工作或旅遊，而不需在入境後進行隔離，藉以在疫情下刺激經濟。「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率先於5月開通「旅遊氣泡」，三國居民入境不用隔離，並可自由流動。日本也剛於9月公布和馬來西亞等七個亞洲國家地區互通「旅遊氣泡」。
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旅遊氣泡」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新加坡這「雙城氣泡」，則要求雙方旅客於入境前七十二小時取得兩地互認的新冠病毒陰性檢測結果，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抵埗後無須十四天隔離，入境後旅客行程並無限制等等。
據了解，新加坡政府商談「旅遊氣泡」態度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新加坡樟宜機場剛剛全面升級，致力成為世界最豪的智慧型機場暨商場，新建成的「星耀樟宜Jewel Changi」內有世界最大室內瀑布、星空花園、資生堂森林谷（Shiseido Forest Valley）、超豪購物飲食中心及各種遊樂設施，本對旅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惜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月至6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逾99%，關閉了兩座客運大樓，啟動「旅遊氣泡」能激活樟宜機場，意義重大。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旅遊氣泡」會增加疫情風險，憂慮引發新一波疫情。但我認為特區政府在經濟持續下行下，必須在重啟經濟及疫情風險之間作取捨，特別是「保就業」計劃結束，屆時會有公司倒閉、破產率失業率都會上升，在這關鍵時刻，若仍全面壓縮經濟活動，不引入新的措施，經濟將一池死水，復甦之路將更漫長。
誠然，我認為和新加坡合作的「雙城氣泡」只是開始，理想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和國內通關，除了方便通商、激活旅遊，還可讓大量兩地家庭團聚。特區政府已修改法例第599C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港人回港豁免十四日隔離，希望行政長官月底赴京與各部委會晤，能落實通關安排，恢復陸港往來，為香港經濟添動力。
「雙城氣泡」激活經濟第一步 (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通)
去年的反修例抗爭讓學校、教育界深陷政治漩渦，投訴老師失德個案大增、仇中仇警教材屢見不鮮。最近教育局終於「的起心肝」把一名製作港獨教材的小學老師除牌，引起社會熱烈議論。此外，反修例抗爭期間有百多名專上院校及中小學教職員、補習老師等被捕，這些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序，「老師」二字變得更惹人注目。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面書上公開十八名報稱是老師或補習老師的反修例案件被告人姓名及任教學校等資料，惹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嚴厲批評，指梁振英侵犯涉案老師私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又說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也不能這樣做。
葉建源議員的批評是否要保護同工、是否恰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大家不妨換個方向，從新聞自由的角度，看看梁振英的做法是否侵犯涉案老師的私隱。
梁振英稱他上載的資料均是從傳媒報道中收集整理出來的，而名單上十八位老師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被檢控的被告，第二類是根據傳媒報道列出的被捕人士。
首先，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所有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的。除非有特別原因，法庭頒令禁止傳媒報道或公開涉案人士的身份，否則，資料是公開的，被告的姓名年齡職業也是公開的，社會從不質疑有私隱問題。而若梁振英是從傳媒這公開渠道取得及整理已報道過的公開資料，我看不到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地方。
至於第二類的情況，梁振英仍是從傳媒報道摘錄公開資料。那麼，問題不在於梁振英的做法，而在於傳媒基於新聞自由、報道事實的原則，應否報道這些案件，應否刊登這些被捕老師的資料？若傳媒報道被捕老師的資源是新聞自由，那為甚麼梁振英的做法便變成侵犯私隱呢？這豈不是雙重標準？
至於葉建源議員指梁振英的做法即使法律上沒問題，道德上「人情事理」上都說不過，這說法值得商榷。若依據他的說法，是不是傳媒在新聞自由之上，又要守多條叫「人情事理」的紅線？是不是要「人情事理」都廣為接受的人事，傳媒才可報道？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老師這職業不帶保護網更不附遮醜布。任何人犯了法，也不能因為其職業是老師，便不能公開其姓名或獲得更多私隱保障。
昨日上篇，我向各位解釋了，即使市民對法院裁決有懷疑，也不應隨意狠批法庭或謾罵法官，司法體系裏有機制處理，更不需另立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獨立裁決精神 無關三權分立
本篇則繼續討論，除了前文所指的上訴及覆核機制、法治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反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則，我認為值得市民加倍留意，加深了解，減少不理性的批評。
一、《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列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法院的職能並不包括裁斷政治爭論、倡議任何政治觀點、或根據任何主流媒體或公眾意見審理案件」（「聲明」段6）。這點非常重要，同時反映司法獨立其實與所謂三權分立無關，法庭需要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裁決。
近期值得讚賞的是英籍法官高浩文（Russell Coleman），他審理考評局取消2020年DSE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案（HCAL 1087/2020），指出他認為試題本身並無不妥，亦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教育局高調譴責，有向考評局施壓之嫌。但是，他基於考評局是在專業研判及委員投票後決定取消試題，並無程序失當或不公，因此駁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高浩文法官體現了獨立裁決的精神，他撇除個人想法，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純粹以法律原則作出獨立裁決。
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法官的獨立性反映於司法誓言（Judicial Oath），是每位法官作出的莊嚴和真誠的承諾。司法誓言要求法官「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因此法官判案時必須大公無私、不偏不倚，「防範別人對其作出偏頗的指稱」（「聲明」段25），「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聲明」段25），否則會使人感到不公平或受屈，失去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於立法會二讀辯論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條例草案時，發言引述17世紀英國法學權威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所指，法官必須保持中立，不應表達個人意見，這是司法界的金科玉律。
參與反修例聯署 影響司法觀感
可是，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馬道立亦指出：「公眾也可就法官的行為作出投訴。每宗投訴都會由司法機構的相關法院領導按既定程序處理，最終負責的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聲明」段28）
因此，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在「情操高尚」事件後，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暫停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亦因為調職，暫時毋須審理相關案件。
三、香港法制另一項重要特質是具透明度，除了少數特別情況，所有級別法院的聆訊均開放予公眾旁聽，法庭程序公開進行，法庭的書面判決（判詞）列出判決理由，公開予公眾查閱。
促法官依量刑指引裁決 減爭議
市民可透過上述途徑了解法庭裁決，從而作出理性評論，而非道聽塗說，妄加批評。
說了這麼多，是不是代表司法機構沒有改善的空間？當然不是。我認為要完善司法系統，提升法庭的表現及效率，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督促各級法院法官，依據量刑指引作出裁決，減少誤差，減低社會爭議，這比另設量刑委員會更恰當。
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司法機構應積極提醒法官保持中立，不要發表個人立場，維護法庭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作風，提高社會的信任度。
三、相信仍有大批反修例相關案件在排期處理，建議司法機構仿效英國處理2011年Tottenham Riot的做法，指定一些具經驗的法官，集中於指定的法庭審理，盡快清理積壓的案件。
提高司法覆核門檻 防止濫用
四、馬道立於「演辭」指出，法庭面對「繁重案件量」，特別是大量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使法庭承受沉重壓力，延誤在所難免云云。我則認為，目前司法覆核門檻太低，也是造成繁重案件量及延誤的原因。
經典例子是青山公路擴闊工程司法覆核案（HCAL 177/2015），案中「主角」是一段只有短短1.9公里的公路。特區政府於2010年構思擴闊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5年批准工程，卻遭環保人士以不符合「2014空氣質素指標」等各種環保理由反對，並且申請司法覆核。案件於2017年11月3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於2019年底才有判詞。其間工程成本已升到7億元，再加上立法會拉布等，工程到今日仍未得到財委會批款。
這樣簡單的工程都一拖10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司法覆核門檻太低，幾乎人人都可申請。目前，申請人只需填寫許可申請「表格86」，交付申請費用1,045元便可提出申請，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變相鼓勵濫用，「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便由此成名。
我認為應該全面檢視及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例如要求申請人必須是受影響人士等，防止濫用，減少積壓的案件，改善法庭效率。
最近，隨着法庭對反修例相關案件陸續作出裁決，社會上對法庭甚至法官的批評愈來愈多，愈批愈狠，甚至有人謾罵法官，更有建制派議員提倡成立量刑委員會，我認為是不必要的，而且對「一國兩制」的穩定發展並無好處。
的而且確，反修例抗爭撕裂社會，市民因為政見走向兩極，對相關案件的裁決特別關注，當中有些裁判官的言論或裁決惹起爭議，包括：
將軍澳「連儂牆」行人隧道斬人案，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指被告自首「情操高尚」，並且在裁決時大肆批評反修例運動，社會譁然，黃營狠批。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審理區議員仇栩欣襲警案時，批評作供警員「大話冚大話」，裁定仇栩欣罪名不成立；他在審理另一宗十七歲男學生藏有噴漆及鐳射筆的案件時，同樣質疑警員口供可靠性，裁定男學生罪名不成立。何官遭建制派議員投訴「多次放生暴力分子」。
黎智英刑事恐嚇記者一案，西九龍法院裁判官鍾明新認為，黎智英是一時衝動、衝口而出，裁定其罪名不成立，被藍營指摘「放生黎智英」。
鍾官審理另一宗襲警案時，指涉事警員非誠實可靠的證人，裁定被告譚皓宇罪名不成立。
十五歲少年在元朗投擲汽油彈被捕，屯門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判處十八個月感化，以及入住青年院舍九個月，被指刑罰過輕，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
十六歲女學生在天水圍遭搜出白電油、消毒藥水及乙醇等汽油彈原料，裁判官水佳麗判其十二個月感化令，同樣被指判刑過輕，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
裁決惹爭議 應制度內解決
數列這些案件，並非要評論法官裁決對或錯，而是要指出上述案件的主要共通點，或是判決被告罪名不成立，或是被指刑罰過輕。而這兩種情況，即使引起爭議，均應該及可以在司法制度內尋求解決，絕非叫叫嚷嚷、對法官人身攻擊，或者以量刑委員會來解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後在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下稱「演辭」），以及今年9月23日的公開聲明（下稱「聲明」）中，明確表示對法庭和法官的惡言攻擊完全不能接受，同時闡述多項重要司法原則，我認為十分重要。
首先，公眾需明白，一般而言，若法庭判決被告罪名不成立，被告自然不會提出上訴，而「代表公眾利益進行檢控的律政司司長，在法律下肩負對其認為錯誤的無罪裁決提出上訴或申請覆核的全部責任」（「聲明」段22），指出原訟法庭有明顯的法律觀點錯誤或事實掌握錯誤，要求覆核決定。
第二，若控辯雙方質疑案件判刑過輕或過重，均可提出上訴，要求覆核刑期，交由上級法庭處理，尋求糾正，這是香港司法制度重要一環。而根據普通法原則，上級法庭可以為下級法庭訂立量刑指引，使同類案件的量刑準則趨向一致，而下級法庭必須跟從。
最明顯的例子，是2014年「黃之鋒公民廣場案」（另外兩位被告是羅冠聰及周永康）。當時原訟庭指年輕人想法純真卻衝動，判處黃之鋒八十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覆核刑期，上訴庭指出，黃之鋒衝入公民廣場引發佔中，對社會造成嚴重後果，改判黃之鋒即時監禁六個月。
黃之鋒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庭指出，原訟庭判刑時未有上級法庭訂立的指引，原判決並無不妥。但是後來上訴庭的裁決指出，阻嚇性刑罰對於暴力或大規模非法集結案是必要的，認同即時監禁，等於為同類案件提出了新的量刑指令。不過，終審庭考慮到案發時黃之鋒未夠十八歲，撤銷即時監禁的判決，恢復原審的刑罰。
整理量刑指引 毋須另設委會
這案例正正反映香港司法系統有上訴機制，控辯雙方均可提出上訴，而上級法庭有為下級法庭訂出量刑指引。正如馬道立的「聲明」指出，「判刑是司法職能及程序的一部分」（段17），而上訴或覆核是糾正刑罰「唯一恰當的方法」（段18），加上普通法制度容許法庭累積案例，以及提出量刑指引，一直行之有效，我認為並不需要另設量刑委員會越俎代庖。
相對地，我認為司法機構應該適時整理及更新各類案件的量刑指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積極督促法官跟隨指引量刑，減低同類案件的判刑差異，從而減低社會爭議。
斷章取義批評 損害司法信心
馬道立先在「演辭」中指出，「批評要來得有效、有建設性，就必須有理可據，而非基於誤解或錯誤的信息」，後在「聲明」（段31）強調，「單憑純粹聲稱或斷章取義之事就批評法官及法院，均是錯誤的，也損害了公眾對司法的信心。此外，只因案件的結果不合自己心意，便作出偏頗或違反基本原則的嚴重指稱，這也是錯誤的。」我十分認同。
市民必須明白，法治是香港走到今天的基石，也是「一國兩制」的優勢。在2020年的世界法治指數排名中（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香港全球排名16、亞太地區中排名第5，排名高於美國（第21位）及法國（第20位）。但若市民持續基於政治立場不滿判決，狠批法官，甚至對法庭施壓，長遠必然影響香港的法治水平，對「一國兩制」的發展不利。
篇幅所限，本篇就和大家探討到這裏。明日下篇，將會討論一下本港司法系統需要改善的地方。
（下篇待續）
謾罵法官 不利一國兩制發展(撰文: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經濟日報)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謾罵法官不利一國兩制發展
時間過得飛快，去年十月一日發生的暴亂場面仍歷歷在目，相關案件仍在法庭審理、上訴中，今年國慶又到了，而且還和中秋撞日，真是好事成雙。
第一件好事，是雖然國慶前有人在網上號召「月夕行動」，聲稱暴力抗爭要在全港各區遍地開花，煽動他人非法集結、縱火、攻擊警署、襲警等，但是警方已迅速在國慶前拘捕五名涉事男子。民陣申請國慶日遊行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後，打開口牌斷言警方會大規模濫捕。而警方則調高風險級別，作出嚴密部署，調動六千警力戒備，連獅子山上也有警員駐守。
國慶當日，雖然仍有人群嘗試在銅鑼灣聚集，但是沒出大亂子，警方無需使用武力驅散非法集結的人群，自然也不需動用警棍、胡椒噴霧或橡膠子彈。其他地區雖有零星「活動」，例如獅子山「和你燈」等等，但人數及規模都大不如前，秩序受控。民陣預言的警方大濫捕沒有發生。
換句話說，廣大市民可以和家人朋友，寧寧靜靜歡度佳節，度過安全、沒有黑暴的晚上，不用被暴力、縱火畫面洗版，誠為國慶一大美事。
第二件好事，是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透過中間人發放了一段錄音，表示希望到台灣自首的想法沒變，並已通知台灣律師安排自首事宜。
追本溯源，去年觸動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就是陳同佳殺人案，結果引發香港長時期暴亂及動盪，不諱言是港人心中的刺。陳同佳去年十月因洗黑錢案刑滿出獄至今一年，出獄當日已聲稱會到台灣自首，惟至今日仍未動身，又引發了各種陰謀論，指陳同佳是特區政府布的局云云。如今但願台灣政府別再耍花樣，陳同佳起行有期，事情能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並且劃上句號，就是今年中秋第二件美事。
對於去年持續多月的大型反政府抗爭，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認為有外部勢力介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這陣子與不同外國領事會面時，他們都有問及「怎樣證明？」、「若有證據為何特區政府不公開？」我告訴他們，特區政府若手持確鑿證據，自然是按法定程序依法處理，如提出檢控、把相關分子驅逐出境等等，但是不會隨便公開相關證據。
事實上， 很多媒體、時事評論人均曾報道美國政府任意干預，甚至企圖顛覆他國的事。手段之一是資助各類對外的廣播媒體，如「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開放科技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等等。這些所謂的非牟利組織均由美國國際媒體署（USAGM）負責監管，而其首席執行官是由美國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後正式委任。 因此，不少人批評上述媒體打着在海外宣揚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式核心價值」的名號，實則均為美國政府所用，通過它們在別國做政治宣傳，甚至挑起事端。
早前《時代》周刊（Time）發表報道指，USAGM 的新首席執行官麥克爾．派克（Michael Pack）上任後凍結協助港人逃避中央政府監視的資金，總額約為200 萬美元。難道派克的操作代表USAGM 放棄支援香港的反政府分子，並轉投特區政府陣營？非也。下篇再續。
疫情下，全球航空業大受影響。《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有題為The World's Airports Are Catching Covid, Too 的文章援引多個例子論述。例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預計，明年航空業將虧損1000 億美元，並且會在2024年後才能回復到疫前狀態。巴黎機場集團（Aeroports de Paris）財政、策略及行政總監Philippe Pascal更認為國際交通不會在2027年前回復正常。
以經常在各排行榜名列前茅的新加坡樟宜機場為例，文章形容其本來已從「實用的交通樞紐」（utilitarian transportation hubs）進化為「高檔購物中心」（upscale shopping destinations）。然而，由於疫情來襲，樟宜機場於4 月至6 月的乘客量比去年同期下降逾99% ，好比處於「封存、封閉」（mothball）的狀態，兩座客運大樓已經關閉，興建新客運大樓的計劃也延遲了。
文中的utilitarian 為形容詞， 名詞為 utilitarianism ，中文譯作「功利主義」，是非常有名的社會哲學思想，對現代法律、政治學及經濟學有重要影響。而文中的mothball是動詞，例如：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were mothballed due to the increase of COVID-19 cases（由於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升，香港關閉了康樂設施）。Mothball的名詞釋義便是一般俗稱的「臭丸、樟腦丸」，放於衣櫥裏防治衣蛾等蟲害。
另一方面，一些亞洲地區政府選擇力拼疫情，積極擴展機場。例如，香港機管局已簽訂350億港元貸款擴展第三條跑道。但無可否認，航空業正面對「明顯的轉變」（ stark change），必須思考如何在疫情下賺取盈利。文中的stark 是形容詞，除了解作「明顯的」，也可解作 contrast（對比），即「鮮明的對比」（stark contrast）。
近日社會對法庭裁決以至法官作出各種嚴厲批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公開聲明。他闡述的原則非常重要，對提高社會認知及澄清誤解，甚具意義。
事實上，《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十九條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庭獨立審判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社會應當尊重，對個別案件的裁決或判刑不滿，理應透過司法制度的機制處理，而非訴諸立場或情緒批判法庭。
香港的司法制度採取無罪推定原則，若控方提不出足夠證據，毫無疑點地證明被告干犯了被控的罪行，法庭不會將其定罪。此外，我們有上訴機制，若檢控方或被告方認為判決有錯漏，可以就法律觀點提出上訴，亦可以要求覆核判刑，由上級法庭裁決。
最近便有案例，一對夫婦被控於去年7月28日參與上環暴動，原審法庭判他們無罪，律政司提出上訴，要求上訴庭釐清某些法律觀點。另一案例，一名十五歲女生去年國慶前夕在天水圍被搜出白電油等，被判十二個月感化令，律政司不滿刑罰過輕，向上訴庭申請判刑覆核；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犯了原則性錯誤，並無考慮拘禁式刑罰的可能性，於是予以糾正。
根據香港的司法制度，上級法庭的裁決對於下級法庭有約束力，即是容許上級法庭對下級法庭作出判刑考慮及指引，而下級法庭必須根據上級法庭的裁決及指示去做。普通法制度就是通過累積案例，更加詳細地訂明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規範。
雖然上述機制行之有效，速度和效率卻需要改善。律政司必須加快決定是否對案件提出上訴，否則當大量同類案件開審時，原審法庭只能根據現行標準處理。有句法諺justice delayed isjustice denied，大意指「遲來的公義，等於否定公義」。若律政司繼續歎慢板，公義會由遲到變無到。
回顧2016 年的美國大選，特朗普在多個游離州如賓夕法尼亞等只險勝其他候選人。載於《經濟學人》專欄「A House Divided」的文章Covid-19 and an atmosphere of distrust pose grave risks to America's election 估計其今年將在這些州份落敗。目前有數據模擬預計，拜登將以334 張選舉人票在大選中勝出。然而，特朗普的手段有可能使結果產生變數。
特朗普曾於2018 年自行宣布共和黨候選人勝出佛羅里達州的中期選舉。但是，當時仍在點票，民主黨候選人更依靠較遲點算的郵寄選票縮短與共和黨候選人之間的票數距離。這種先有領頭者、後被他人追趕的現象被稱為red mirage（紅色幻象）。除由於點算郵寄選票較費時外，一些人口密集的區域也會拖慢點票速度，因此在過往大選中不少選區都曾發生這種狀况。當年眼看形勢緊急，特朗普於社交媒體上促請暫停點票，並堅持那些郵寄選票涉及舞弊。受疫情影響，今年很多選民傾向「缺席投票」，以郵寄方式投票。文章預計今年密歇根州的缺席投票率將會比2018年高出3 倍，相信「紅色幻象」將於多區出現。不過今年8 月，特朗普放話他只會因選舉被操縱才落敗。不少人猜測，若今年出現如2018 年的情况，特朗普將重施故技，誓不罷休。可以預視，即便最終拜登勝出大選，他也要向特朗普追究，相信對簿公堂在所難免。
文章形容現在的美國社會極度分化，各方支持者互不相讓，例如有身穿全副武裝的支持者上街示威，也有特朗普支持者向BLM 示威者開火。我深感此情景正對應專欄名字「A House Divided」。此話原文為「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分裂之家無可持存），出自林肯總統在美國內戰前引用聖經《新約》的著名演講。相信文章作者認為這些不祥的預兆均預言大選會「出事」，並憂慮美國正處於分裂邊緣。譬如，他引述團體Protect the Results 指若特朗普不認輸，民間將爆發大型示威。
千呼萬喚，迪士尼斥資二億美元拍攝的電影《花木蘭》上周四（9 月17 日）終於在港上映。我素來對合拍片甚具興趣，加上由早在《神鵰俠侶》時已很喜歡的劉亦菲飾演花木蘭，李連杰、甄子丹及鞏俐等一眾巨星的演出，這齣中美合作的大製作，即使開畫後特別在內地負評如潮，我仍然買票入場。豈料散場後，我也要講一句，此片拍得的確差，而且「爛」得有因。
這是一齣典型「老外」拍的中國電影，不中不西。中國人看畢後會感到十分失望，甚至會反感。首先，電影在開始時交代花木蘭住在福建土樓，這點對於很多熟悉花木蘭的人來說是十分錯愕的，花木蘭應是北方人，居住在北方。第二，劇中人的服裝造型亦與中國傳統有別。電影描述花木蘭小時候在土樓長大，但她所穿的衣服卻紅紅綠綠，非常礙眼，甚至可以說是「娘」。看看其他中國電影，農村小孩所穿的服裝都是十分淡雅、樸素，絕不會是紅紅綠綠的。
最惡心的一幕是花木蘭相親，簡直醜化了中國的傳統習俗。可能電影想描寫花木蘭是一位擁有現代婦女價值觀的女性，有很強的獨立個性，後來更打破女性的障礙，成為禁軍，在沙場上奮勇殺敵，所以將中國描寫得特別封建和落後。花木蘭在相親時的化妝服飾又紅又綠，更醜化了鄭佩佩飾演的媒婆，裝扮非常醜陋。須知道中國婦女即使要服從「三從四德」，但衣著打扮也是落落大方的，絕不至於如此誇張礙眼。
由此可見，「老外」完全不明白中國文化，對中國的傳統家庭觀念及習俗的了解亦十分膚淺，這樣的演出不難明白中國觀眾為何對這電影如此反感，導致內地票房慘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