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水域填海造地實為變革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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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不足無疑是香港面臨最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高企的土地價格將財富轉移至一個主導性領域——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同時令社會失去創新及涉足新興企業的激勵措施。隨着公屋的等待時間延長至創歷史新高的5.3年，同時生活在劏房（面積狹小而被分割的房屋）等惡劣條件下的人口數量也創下新高，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量已經成為香港領導人面臨的最關鍵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香港山多地少，不得不高度依賴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量。本世紀初經濟增速急劇下滑迫使香港政府大幅延緩了土地和公租房項目，造成了眼下日益嚴峻的危機。
香港政府指派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如何提高土地供應量提出了18點供應選項，但正如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所言，這些建議實施起來無一不充滿陣痛。然而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6月底所說，根據專責小組的建議而退回的土地，如改造粉嶺高爾夫球場可提供32公頃土地，與大規模的填海造地相比只是「小菜一碟」。
如果仔細研讀專責小組提供的文件，我們可以看出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東大嶼都會項目（Eastern Lantau Metropolis，ELM）上。這是一個在香港中部水域、坪洲、交椅洲、喜靈洲和周公島之間建成大型人工島、填海造地1000公頃的長期戰略發展項目。它將創建出一個全新的商業區，並可容納高達70萬人工作與生活。
東大嶼都會項目最早由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雖然香港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與立法會發展委員會一直就該項目進行探討，但香港政府依然遇到來自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強烈反對和質疑，導致香港政府未能為項目開展前期可行性研究籌措到必備的2270萬港元資金。
無疑，香港政府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組織的公眾諮詢為重新啟動該項目提供足夠的推動力。雖然眼下公眾協商的結果尚不得而知，但由首任特首董建華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於8月初推出了「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專題報告。該報告建議，將政府提議的人工島建造擴大至2000公頃，用以容納110萬人工作與生活。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無疑比政府提議的計劃更具遠見。團結香港基金認為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實為紓困良方、必將令香港打破眼下土地供應困境的觀點也極其正確。所有社會和經濟指標——交通瓶頸、公共交通接駁項目醜聞、不堪重負的公共醫療和健康服務、更不用提嚴峻的土地和住房短缺——都指向這樣一個事實，即香港已經到達了臨界點。不在行動中爆發，就會自取滅亡。
團結香港基金鼓勵香港人「跳出框框、想像未來」的號召值得我們為其擊掌。然而東大嶼都市計劃的巨額開支——動輒高達1000億港元——以及項目的長期性都意味着，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該項目至少要花費10年才能竣工。
一些本土派團體已經開始出言指責，稱如此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必將破壞香港的海岸線並令中部水域過度擁擠。這意味着從立法會獲得足夠資金來啟動這一規模龐大的工程將耗費極其漫長的時間。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跳出框框，一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案是尋求中央政府批准，在內地水域開展填海造地活動，正如澳門所做的那樣。
可供選擇的有兩處位置，一是大嶼山以西的內伶仃島，這片水域可與屯門、深圳和珠海快速連通。問題是該片水域已經被包含在廣東內伶仃島-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但如果在接近深圳的水域進行填海，又會與深圳自身的海灣填海計劃相衝突。
令一處備選地點是大嶼山以南的桂山島。該島面積約為780公頃，其最北端距離大嶼山最南端僅為4.8公里。若填海後該島面積擴大，這個距離還會進一步縮短。在桂山島附近進行填海活動將創造出高達2000公頃的土地面積，這片土地可與大嶼山通過橋樑連接，同時開通渡船與香港和珠海等多地連接。
如果擁有這些土地，香港的發展潛力可謂無限。城市規劃專家們可以在此進行試驗，創建一個零碳排放、零私家車的未來城市；為那些居住條件惡劣的居民建造公共住房；發展新行業、建造公園以及連通居住區和商業區的水路交通；甚至可以將香港的貨櫃碼頭、教化設施或大學搬遷至此，來釋放優質空間，並讓大學享受更多土地面積。
桂山島目前是一個旅遊景點，常駐人口約為幾千。如果珠海市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同時國務院能夠批准，利用內地先進的填海技術——這些技術已經在西沙和南沙群島久經考驗，幾年內就可望填海造地1000公頃甚至更多，這將在最短的時間內為香港提供土地供應。
在內地水域開展填海造地的最大好處在於，它可以規避香港漫長、高度政治化的籌資過程。填海作業可由內地專家依照內地環保和海洋法規進行，然後香港租借完成後的土地。
國務院2009年批准澳門在內地水域填海造地361.65公頃、同時租借部分橫琴島的做法可以為香港提供良好的借鑒。這些區域由澳門依據「一國兩制」原則進行管理。沒有理由懷疑為何同樣的安排不能在香港身上重現。如果擁有更多的土地可供發展，香港就可以重塑自己的未來，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貢獻自己的力量。
文章翻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美國學者說句公道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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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Jake Werner指出現時美國政壇瀰漫著一片針對及歧視中國的言論，指責中國崛起導致世界經濟系統失衡、令美國產業衰落、美國人失業等等，但他指出這並非全部真相。過去三十年，中國錄得史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然而，中國人民本身收入低，即使升幅再高，收入依然維持在低水平，大部分人依然是窮困的，而且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嚴重。最近有報告指出，中國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經調整購買力後，只有6,180美金；美國的同等中位收入數是43,585美元，是中國的七倍多。
Werner指出，當中國沿海城市發展高增值產業時，大部分內陸城市只發展低生產力的小農作業。即使在最富裕的上海，大多數工人只從事如地盤、清潔街道，甚至性工作等工時長、低收入的工作。中國人口多加上資源短缺，導致生活壓力大，社會長期存在不穩定因素。雖然中國政府不再發放有關當地勞工示威及罷工的消息，但根據保障中國勞工權益組織China Labour Bulletin的非正式統計，相關示威於2017年有1,257宗；而在2018年首七個月已有1,063宗，相信實際數字會高於現時估計的10至20倍。
中國政府要解決貧窮問題，必須維持國家現時的發展軌道及發展高增值產業。中國領導人或許擔心會跌入「中產收入陷阱」，如埃及、泰國及巴西，當國家經濟達到中產收入水平後，便無法打玻這個「中產收入」的困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未能令國家變得富強。所以，中國無可避免要走向科技及發展高增值產業，如美國繼續打壓，中國只好背水一戰。
美國學者說句公道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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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研究現代中國的美國年輕學者Jake Werner撰文指出，世界經濟系統失衡，問題並非在於中國。但現時美國政壇瀰漫着一片針對中國的言論，除了總統特朗普外，曾參加2016年總統初選的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及有意參加下屆總統選舉的麻省女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均支持特朗普的貿易戰。甚至一向支持自由貿易的《華爾街日報》也與保護主義的工會立場一致。
Werner 指出，從來沒有人分析中國為何要佔美國便宜，美國政壇將中國描述為只懂欺騙及竊取美國科技，迫使美國公司透露商業機密以操控市場的罪魁，使美國產業衰落、美國人失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本身便有歧視中國人的歷史。在19世紀當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不少勞工被剝削，美國便把責任推到中國工人身上，把他們當成代罪羔羊。美國久不久也會出現針對中國人的言論。
今時今日，美國遇上的問題其實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所造成的，不少受惠於金融及科技發展的巨子從中致富，但中西部的勞動階層的薪金則無法增加，甚至失業，導致財富不均，貧富差距加大。美國政客沒有方法處理這個問題，就只好怪責中國崛起。Werner 表示，對中國來說，他們為的不是貿易，是發展，而發展是為了生存。美國加徵關稅是不讓中國發展、不讓中國變得富裕，甚至不讓中國生存。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威脅國家的存亡。Werner 更為目前的全球經濟發展斷症，指出全球一體化出現了問題，中國不是罪魁禍首，如美國繼續攻擊中國，中國也無路可退，全球的貿易衝突只會不斷升溫。
特朗普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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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競選時曾承諾，向任何他認為透過操縱貨幣而令美國在貿易受不公平對待的國家徵收關稅。為兌現承諾，他於6月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關稅，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的關稅已於7月6日生效，第二期價值160億美元的商品的關稅則於本月23日生效。美國商界對總統此舉甚為擔憂，因必會令生產成本上漲。以智能手機為例，晶片等不少配件雖在美國生產，但組裝工序卻在中國，會受新關稅政策影響。出身商界的特朗普為何能夠有恃無恐地與中國及其他貿易伙伴打貿易戰，相信有三大原因。
首先，特朗普推出多項具爭議性的政策後，他的民望一直穩定於四成左右，相信是有一群教育及文化程度較低兼排外的民眾給予他穩定的支持。第二，在貿易戰的陰霾下，美國的股市在今年第二季依然向好。標準普爾500指數在截稿前已相當接近今年1月的高位，相信是因為指數近八成的成分股的第二季業績皆勝於預期，刺激股市上升。
穩定了民望及經濟後，特朗普的下一個關注點應是國會的中期選舉。雖然距離選舉尚有3個月，俄亥俄州已有一場前哨戰。代表該州第12選區的共和黨眾議員Pat Tiberi提早離職，觸發上周的補選。雖然共和黨保住了席位，特朗普應鬆了一口氣，但亦應視為一個警號。此選區數十年來一直是共和黨的囊中物，Tiberi於2016年的得票率是民主黨的一倍以上；然而今次補選兩黨的差距小於1%，其實共和黨的形勢相當不妙。
其實除了以上三點，特朗普亦應擔心一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米勒的通俄調查。米勒已向他的前競選經理Paul Manafort提出檢控，特朗普能否逃過通俄的漩渦仍是未知之數。
三大方向改革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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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沙中線工程持續爆出醜聞，偷工減料、剪短鋼筋、沉降等等不在話下，還有擅改圖則、向立法會隱瞞事實，情況嚴重到可能涉及刑事罪行，要交警方調查。事件高峰是8月7日，運房局局長陳帆宣布港鐵6月所提交的調查報告與圖則不符，要求港鐵公司解除沙中線工程相關人士的職務。港鐵同日停牌及召開記者會，宣布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即時離職，主席馬時亨則兩度請辭不果，留任處理善後。
官員下台無助解決問題
港鐵高層大地震後，矛頭繼而指向運房局局長陳帆，有聲音要求他問責下台。
然而，我不認為個別官員下台便可解決問題。港鐵這座「大山」形同怪物，問題累積多年，陳帆只擔任局長一年，要他下台並不公平。事實上，港鐵在張炳良任局長的時代已「出過事」，2014年高鐵超支延誤，同樣以炒掉高層處理，當時的行政總裁韋達誠（Jay Walder）及工程總監周大滄雙雙問責離職，時任港鐵主席錢果豐也於同年年底任期屆滿離任。港鐵高層換人四年後再爆沙中線醜聞，正好反映問題並非單純出在個別人士或官員身上，而是港鐵整個管理系統、監督制度，甚至是營運模式出了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該趁此「良機」，大刀闊斧地從以下三大方向作深層次改革。
改革一：政府應全資擁有港鐵
我一直認為港鐵「精神分裂」，因為它既是政府持有75%股份的公營集體運輸機構，同時又是上市公司，其商界董事經常強調要向股民負責，於是加價算到盡、建屋賺到盡、有錢搵到盡；政府官員在港鐵董事局內變得被動，發聲無力，也未能發揮監督功能，終爆發連番醜聞。
常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回購港鐵，我認為回購不值得也不需要。我在2016年的立法會競選政綱已提出比回購更加簡單的方法，就是通過港鐵董事局及股東大會，把目前非政府持有的25%股票改做優先股，持股人可收股息但沒有投票權，變相將港鐵變成政府全資擁有，屆時政府便不能把營運責任推給港鐵，不能只派官員在董事局收紙上報告便了事，反而必須整治管理文化，提升水平。
沙中線是首個政府全數出資，以委託協議的方式授權港鐵興建及營運的項目，港鐵約有10%的營運收益。路政署只是請顧問一年巡查數次，當然甚麼也查不到。結果未通車已醜聞連連，明顯是監督系統出了事。若政府全資擁有港鐵，便必須主導管理、監督、營運的工作，真正做到以市民福祉（而非股民利益）為依歸。
改革二：港鐵業務應減磅
眾所周知，港鐵除了興建及營運鐵路，還是地產商，更涉獵內地、澳洲及歐洲多個境外項目，2016年更辦了港鐵學院等等；現在是時候檢討其業務範圍是否過度膨脹、超出負荷，因而疏忽老本行－－本地鐵路服務。
雖然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曾在立法會表示，境外項目只佔港鐵業務很少部分，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境外項目往往佔用高層管理人員大量時間，經常「往外飛」自然未能專注本地工作。一般商業機構若已發展至這樣的巨無霸規模，早已分拆業務，好讓管理層各有專攻，企業從而有更好發展。
事實上，即使不計算沙中線工程醜聞，香港的鐵路系統已十分老化，路軌、訊號系統久不久便出現故障，市民飽受影響。港鐵管理層應該痛定思痛，與其搞港鐵學院這些好大喜功粉飾太平的項目，不如專注想想如何擅用新科技、大數據，全面提升本地鐵路技術，改善服務。
改革三：分拆運房局
新民黨早於2011年已提出分拆運房局的建議，我近期亦多番撰文提及，運輸及房屋局的職能範圍過大，任何一位局長也無法同時完美處理運輸及房屋這兩大熨手山芋，結果必然「兩頭唔到岸」。
我建議分拆運房局為運輸及工務局、房屋局，屆時運輸及工務局的局長便可專攻運輸交通事務，提升包括港鐵的香港整體集體運輸系統的表現。
人才哪裡尋
兩鐵合併前，蘇澤光先生出任香港地鐵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1995－2003），我認為那是地鐵最風光表現最好的年代。奈何時而世易，今日人才難求，出色的工程師未必擔得起管理港鐵如此龐然大物，出色的管理人才又未必有鐵路專業知識，但願政府能盡快物色到適當人選出任港鐵行政總裁，收拾殘局，撥亂反正。
特朗普有否叛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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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跟大家分享了哈佛憲法學者對美國「叛國罪」定義中對「戰爭」一詞的分析，本篇將談一下其他學者對「叛國罪」條文中「依附、援助及庇護」及「敵人」的理解。
根據《新聞周刊》的一篇報導所述，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及憲法專家Jens David Ohlin指出，特朗普在美俄峰會上的言論幫了俄羅斯一把是毋庸置疑的，但該行為是否已達到「叛國罪」條文中「依附、援助及庇護」俄羅斯的程度，須交由法院的陪審團或眾議院在啟動彈劾調查時決定的。不過塔夫茲大學的外交教授John Shattuck則認為特朗普的言論可理解為他不打算以任何外交、法律或軍事科技手段抵擋俄羅斯的網絡攻擊，這已可視為「依附、援助及庇護」俄羅斯。加上特朗普對美國政府調查俄國網絡攻擊採取的敵對態度、拒絕就攻擊對俄國實施制裁、多番詆毀美國的盟友及一直積極與俄國總統建立特殊關係等各點，皆令人確信特朗普有「依附、援助及庇護」俄羅斯之嫌。
但特朗普的言論有否問題在於俄國是否「叛國罪」條文中的「敵人」。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都和俄國在世界舞台上為各自的戰略利益以相互較量，然而兩國並不處於戰爭狀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法律學者Carlton Larson表示，因美俄兩地政府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故俄國並不是美國憲法承認的「敵人」。然而這是對「敵人」的一個狹義理解，相信在法庭上應甚具爭議。
儘管特朗普的言論令國內群情洶湧，要用「叛國罪」治他恐怕不易，由此可見訂立國安相關罪行的複雜性。
特朗普有否叛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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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篇，特朗普在上月16日的美俄峰會中語出驚人，在自己的情報人員及司法部已確認俄國政府有干預美國大選之時，不但沒有代自己的國家出頭，還公開表示相信俄國的否認，令美國朝野震驚，大呼他們的總統已干犯「叛國」罪，當中包括前中情局局長John Brennan。到底他們的法理基礎為何？
根據美國法典第18卷第2381章，「叛國罪」的定義為「凡效忠於美國，但對美國發動戰爭或在任何地方依附、援助及庇護美國的敵人者，皆視為觸犯叛國罪」。美國憲法第3條第3款對此附加額外的要求：「無論何人，如非經由兩名證人證明他的公然叛國行為，或經由本人在公開法庭認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國罪」。犯此罪者可判處死刑或五年以上監禁，罰款一萬美元以上，及不得出任美國的公職。
特朗普在峰會記招上的行徑是否屬「依附、援助及庇護」俄國，以及條文中的「戰爭」及「敵人」如何定義，法律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新聞周刊》的一篇報道所述，哈佛大學的憲法學家Laurence Tribe認為關鍵在於網絡戰爭能否符合條例中「戰爭」的定義。俄羅斯對美國大選的攻擊是在網絡層次，確實對美國與選舉有關的網絡基建造成破壞；相信美國的開國元勳在草擬憲法時，並沒有想像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將會發展至超越傳統由政府正式宣戰的模式，故此網絡戰爭能否符合條例中「戰爭」的定義有可爭辯的空間。
下篇將淺談「叛國罪」定義中「依附、援助及庇護」及「敵人」的爭議點。
如何保障港鐵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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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有否叛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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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於上月6日於芬蘭赫爾辛基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特朗普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相信普京指俄方並沒有干涉美國選舉的說法，在朝野引起極大的震盪，國內有很多聲音表示他的行為如同叛國。
根據《時代周刊》的一篇報導指出，對於克里姆林宮指使駭客利用網上輿論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一事，美國司法部、情報系統及參眾兩院基本上一致認為屬實。上月13日特別檢察官米勒（Robert Mueller）公開表示將向12名俄國的軍情人員提出檢控，指他們在2016年總統選舉的網絡攻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證據確鑿。事實上，副司法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峰會前數天曾親自向特朗普介紹檢控俄國人員一事。故此，大家都期望特朗普作為美國的首長，會借峰會這個機會大力譴責俄國干預美國的選舉。
然而，特朗普在回應記者的提問時卻表示，“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both parties.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my intelligence people,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Putin was extremely strong and powerful in his denial today.”他一面表示對自己的情報人員有信心，但同時卻表示相信普京的強烈否認，根本是當著世界傳媒面前摑了自己的情報人員一記耳光，因為他們已表示俄方的罪行已是證據確鑿，不容抵賴。
美國憲法第2條第1款清晰地列出開國元勳們對總統的寄望，總統們都必須「保護和捍衛憲法，忠實履行總統的職責」（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faithfully execute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特朗普在俄國公然插手美國選舉，破壞國內外對美國民主體制的信心的時候，未有捍衛自己的民主制度，還向「世仇」俄國獻媚，難怪朝野上下如此震怒。
公私合作拓地 如何避免官商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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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公眾諮詢活動已紛擾大半年，諮詢工作9月底才結束，特首卻急於在10月施政報告中提出相關政策，甚至打開口牌引導社會討論填海。
發展商申請改劃 程序漫長需時
而除了填海，小組諮詢文件的另一重點明顯是公私營合作模式——「社會可探討應否及如何透過公私營合作，更好地善用私人土地（特別是新界農地），作更具社會效益的用途……」
近日有不同團體或人士為公私營合作造勢，包括曾鈺成任召集人的「香港願景」提倡成立獨立組織，例如公私營合作統籌辦事處，建議由私人自行設計及提出發展建議，交由政府審批。也有報章指，有發展商支持政府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首置上車盤等。
其實以往發展商有各種方法向政府申請發展土地，不過共同點均是要面對相當漫長的程序：
一、發展商與地政署商討補地價的過程漫長，曾有發展商指補地價一談30年。
二、若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單是賠償問題便可長時間爭論，也容易遭司法覆核。在1999年至2015年間便有8宗相關訴訟，雖然8宗訴訟均遭法庭駁回、上訴申請被拒等，但已拖延了不少時間。
獨立組織不可行 社會風險更大
三、根據城規會的城市規劃條例，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的過程也是動輒經年。例如有關新界東北發展，城規會便收到數以萬計的反對意見，單是開會也花掉數十天。
土地短缺問題嚴重，上述各種方法程序需時，社會人士因此想出成立獨立組織處理公私營合作，企圖加快土地供應，構思新穎，可以理解。然而，我認為這構思不可行，皆因嚴重衝擊現有法定程序，社會承擔的風險更大。
土地發展素來涉及千絲萬縷的利益，雖然由政府處理，程序冗長，但是公務員或公職人員受到有關法例監管，不會逾越制度，不會鋌而走險，知法犯法（何況有曾蔭權、許仕仁兩位前高官的案件作警惕）。而且審批及發展土地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是重大公權，不能交給所謂獨立組織處理。
所謂獨立人士並非公職人員，不受防止賄賂條例等法律規管；而且社會上難以找到真正中立、背後不涉及各種關係網的真正獨立人士，更容易出現傾斜、利益輸送等情況，社會所冒的風險更大。
根據目前做法，政府若要回收土地，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敲定，根據公眾利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這是重要公權，一直行之有效，若改由所謂獨立組織處理，便打開了法制缺口，後患無窮。
回顧香港各地區的發展，其實過往有不少公私營合作的成功例子。
政府主導 按公眾需要換地收地
例如在60年代，政府透過換地，把荔枝角的美孚石油公司油庫遷至青衣牙鷹洲，並在原址發展美孚新邨。80年代，香港電燈旗下鴨脷洲發電廠遭拆卸，原址發展為今日的海怡半島。
此外，深井發展也是類似模式，深井原址本來是香港生力啤酒廠、嘉頓麵包及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政府在80年代計劃發展深井成大型住宅區，於是遷走香港生力啤酒廠、嘉頓麵包及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
由此可見，公私營合作並非不可行，不過必須是政府主導，根據發展規劃及公眾需要，而和發展商換地、收地；而非由發展商主導，發展商因應自己的利益選址及計劃，然後要求政府合作。這樣政府會失去規劃及發展的主導權，也更容易落入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