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口號
口號的首句「親近民心」解釋並呼應了「新民」的親民內涵。而「革故求新」則代表我們決心革除故有的弊病，站在優良的傳統價值上與香港廣大市民共創新猷。
「革」，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原意是把獸皮去毛：「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引申來說，具有更新的意義，即把原來的獸皮改變作可供人們合適使用的皮具。在《易經》裡亦以「革」卦來象徵變革，顯示經過時間籌劃後再推行變革，方能取信於民，利於堅守正道，達至亨通順利。
我們以「親近民心，革故求新」為口號，一方面強調兼聽則明，親近民心的重要。另一方面更標誌我們決心和廣大市民一起改革社會弊端，運用中西文化資源及香港人本身的優良拼勁，開創香港歷史光輝的一頁！
土地供應不足無疑是香港面臨最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高企的土地價格將財富轉移至一個主導性領域——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同時令社會失去創新及涉足新興企業的激勵措施。隨着公屋的等待時間延長至創歷史新高的5.3年，同時生活在劏房（面積狹小而被分割的房屋）等惡劣條件下的人口數量也創下新高，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量已經成為香港領導人面臨的最關鍵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香港山多地少，不得不高度依賴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量。本世紀初經濟增速急劇下滑迫使香港政府大幅延緩了土地和公租房項目，造成了眼下日益嚴峻的危機。
香港政府指派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如何提高土地供應量提出了18點供應選項，但正如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所言，這些建議實施起來無一不充滿陣痛。然而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6月底所說，根據專責小組的建議而退回的土地，如改造粉嶺高爾夫球場可提供32公頃土地，與大規模的填海造地相比只是「小菜一碟」。
如果仔細研讀專責小組提供的文件，我們可以看出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東大嶼都會項目（Eastern Lantau Metropolis，ELM）上。這是一個在香港中部水域、坪洲、交椅洲、喜靈洲和周公島之間建成大型人工島、填海造地1000公頃的長期戰略發展項目。它將創建出一個全新的商業區，並可容納高達70萬人工作與生活。
東大嶼都會項目最早由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雖然香港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與立法會發展委員會一直就該項目進行探討，但香港政府依然遇到來自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強烈反對和質疑，導致香港政府未能為項目開展前期可行性研究籌措到必備的2270萬港元資金。
無疑，香港政府希望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組織的公眾諮詢為重新啟動該項目提供足夠的推動力。雖然眼下公眾協商的結果尚不得而知，但由首任特首董建華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於8月初推出了「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專題報告。該報告建議，將政府提議的人工島建造擴大至2000公頃，用以容納110萬人工作與生活。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無疑比政府提議的計劃更具遠見。團結香港基金認為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實為紓困良方、必將令香港打破眼下土地供應困境的觀點也極其正確。所有社會和經濟指標——交通瓶頸、公共交通接駁項目醜聞、不堪重負的公共醫療和健康服務、更不用提嚴峻的土地和住房短缺——都指向這樣一個事實，即香港已經到達了臨界點。不在行動中爆發，就會自取滅亡。
團結香港基金鼓勵香港人「跳出框框、想像未來」的號召值得我們為其擊掌。然而東大嶼都市計劃的巨額開支——動輒高達1000億港元——以及項目的長期性都意味着，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該項目至少要花費10年才能竣工。
一些本土派團體已經開始出言指責，稱如此大規模的填海造地必將破壞香港的海岸線並令中部水域過度擁擠。這意味着從立法會獲得足夠資金來啟動這一規模龐大的工程將耗費極其漫長的時間。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跳出框框，一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案是尋求中央政府批准，在內地水域開展填海造地活動，正如澳門所做的那樣。
可供選擇的有兩處位置，一是大嶼山以西的內伶仃島，這片水域可與屯門、深圳和珠海快速連通。問題是該片水域已經被包含在廣東內伶仃島-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但如果在接近深圳的水域進行填海，又會與深圳自身的海灣填海計劃相衝突。
令一處備選地點是大嶼山以南的桂山島。該島面積約為780公頃，其最北端距離大嶼山最南端僅為4.8公里。若填海後該島面積擴大，這個距離還會進一步縮短。在桂山島附近進行填海活動將創造出高達2000公頃的土地面積，這片土地可與大嶼山通過橋樑連接，同時開通渡船與香港和珠海等多地連接。
如果擁有這些土地，香港的發展潛力可謂無限。城市規劃專家們可以在此進行試驗，創建一個零碳排放、零私家車的未來城市；為那些居住條件惡劣的居民建造公共住房；發展新行業、建造公園以及連通居住區和商業區的水路交通；甚至可以將香港的貨櫃碼頭、教化設施或大學搬遷至此，來釋放優質空間，並讓大學享受更多土地面積。
桂山島目前是一個旅遊景點，常駐人口約為幾千。如果珠海市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同時國務院能夠批准，利用內地先進的填海技術——這些技術已經在西沙和南沙群島久經考驗，幾年內就可望填海造地1000公頃甚至更多，這將在最短的時間內為香港提供土地供應。
在內地水域開展填海造地的最大好處在於，它可以規避香港漫長、高度政治化的籌資過程。填海作業可由內地專家依照內地環保和海洋法規進行，然後香港租借完成後的土地。
國務院2009年批准澳門在內地水域填海造地361.65公頃、同時租借部分橫琴島的做法可以為香港提供良好的借鑒。這些區域由澳門依據「一國兩制」原則進行管理。沒有理由懷疑為何同樣的安排不能在香港身上重現。如果擁有更多的土地可供發展，香港就可以重塑自己的未來，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貢獻自己的力量。
文章翻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美國學者Jake Werner指出現時美國政壇瀰漫著一片針對及歧視中國的言論，指責中國崛起導致世界經濟系統失衡、令美國產業衰落、美國人失業等等，但他指出這並非全部真相。過去三十年，中國錄得史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然而，中國人民本身收入低，即使升幅再高，收入依然維持在低水平，大部分人依然是窮困的，而且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嚴重。最近有報告指出，中國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經調整購買力後，只有6,180美金；美國的同等中位收入數是43,585美元，是中國的七倍多。
Werner指出，當中國沿海城市發展高增值產業時，大部分內陸城市只發展低生產力的小農作業。即使在最富裕的上海，大多數工人只從事如地盤、清潔街道，甚至性工作等工時長、低收入的工作。中國人口多加上資源短缺，導致生活壓力大，社會長期存在不穩定因素。雖然中國政府不再發放有關當地勞工示威及罷工的消息，但根據保障中國勞工權益組織China Labour Bulletin的非正式統計，相關示威於2017年有1,257宗；而在2018年首七個月已有1,063宗，相信實際數字會高於現時估計的10至20倍。
中國政府要解決貧窮問題，必須維持國家現時的發展軌道及發展高增值產業。中國領導人或許擔心會跌入「中產收入陷阱」，如埃及、泰國及巴西，當國家經濟達到中產收入水平後，便無法打玻這個「中產收入」的困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未能令國家變得富強。所以，中國無可避免要走向科技及發展高增值產業，如美國繼續打壓，中國只好背水一戰。
近日，研究現代中國的美國年輕學者Jake Werner撰文指出，世界經濟系統失衡，問題並非在於中國。但現時美國政壇瀰漫着一片針對中國的言論，除了總統特朗普外，曾參加2016年總統初選的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及有意參加下屆總統選舉的麻省女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均支持特朗普的貿易戰。甚至一向支持自由貿易的《華爾街日報》也與保護主義的工會立場一致。
Werner 指出，從來沒有人分析中國為何要佔美國便宜，美國政壇將中國描述為只懂欺騙及竊取美國科技，迫使美國公司透露商業機密以操控市場的罪魁，使美國產業衰落、美國人失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本身便有歧視中國人的歷史。在19世紀當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不少勞工被剝削，美國便把責任推到中國工人身上，把他們當成代罪羔羊。美國久不久也會出現針對中國人的言論。
今時今日，美國遇上的問題其實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所造成的，不少受惠於金融及科技發展的巨子從中致富，但中西部的勞動階層的薪金則無法增加，甚至失業，導致財富不均，貧富差距加大。美國政客沒有方法處理這個問題，就只好怪責中國崛起。Werner 表示，對中國來說，他們為的不是貿易，是發展，而發展是為了生存。美國加徵關稅是不讓中國發展、不讓中國變得富裕，甚至不讓中國生存。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威脅國家的存亡。Werner 更為目前的全球經濟發展斷症，指出全球一體化出現了問題，中國不是罪魁禍首，如美國繼續攻擊中國，中國也無路可退，全球的貿易衝突只會不斷升溫。
政府現正展開 2018 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副主席容海恩女士，及副主席潘國山先生，今天（1 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會面，就施政報告提出建議，涉及土地房屋、教育、醫療、長者福利、交通、社區等多方面範疇，合共四十三項建議。
關注長者福利、醫療、交通及科技等範疇。她表示，「在地區聽到很多市民反映，希望可以增加長者$2 乘車優惠，因此爭取有關優惠措施年齡限制下降至 63 歲，甚至 60 歲，方便長者利用公共交通出行，提升生活質素。」
她又認為，科技可改善市民生活。「香港各區交通擠塞問題嚴重，政府欠缺改善問題的措施，我們建議善用科技，改善交通擠塞，讓市民出行更方便。」另外，作為法律界專業人士，容海恩女士關注法庭的科技及數據運用，「例如家事法庭，如果可做好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到單身家庭，爭取贍養費，但政府在此方面數據比較缺乏，我們建議善用科技大數據，開放不同政策局的數據，改善市民的生活。」
行政長官去年公布首份施政報告，聚焦改善民生，在教育、勞工及福利等投放大量新資源，措施取得初步成果，回應了社會部分訴求。雖然本屆特區政府開局大致平穩，行政立法關係稍為緩和，但香港最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土地房屋嚴重短缺、財富分配不均、產業結構單一及青年人國家意識薄弱等，仍有待處理。這些問題觸及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對管治團隊將會是重大考驗。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家與香港唇齒相依。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行政長官有責任確保香港能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為國家應對國際形勢的轉變出一分力；另一方面需全面準確落實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處理好國歌法、維護國家尊嚴、提高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等，確保「一國兩制」得到成功實踐。
新民黨期望行政長官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明確的施政方針，逐步解決積累以久的社會問題。就此，新民黨就《2018-2019 年度施政報告》，在以下八大範疇提出訴求，希望有助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
專上教育對提高本港人力資源質素，及維持長遠競爭力極為關鍵。政府於 2000 年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願景後，市面上自資學士、高級文憑、副學位、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如雨後春筍。可惜政府多年來未有全面監管相關課程的定位、質素保證及資歷認受性，導致高教界流弊叢生。
政府對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SEN) 的支援一直為人詬病，對患有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溝通困難、讀寫障礙等學生更近乎「零支援」。不少 SEN 學生因此錯過 6 至 9 歲的「治療黃金期」，令其家長、教師以至學校均長期承受極大心理和經濟壓力。
特區政府自 2009 年推行「334」新高中學制，冀摒棄傳統文理分科，遂將通識教育科與中英數並列為必修科。惟自推行通識科以來，課程設計、教材、師資、考評形式、評卷準則、認受性等方面均爭議不斷。局方理應及時深入檢討通識科，急謀撥亂反正之策。
隨著人口老化，公營醫療系統已不勝負荷，新界東西聯網內的醫院，急症室及內科病床長期爆滿，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動輒數個月至一年。
為了減輕公立醫院的壓力，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基層醫療及疾病預防，但具體措施仍未落實，追不上基層及長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新民黨一直非常關注領展問題，並循多角度作出跟進，包括：多次到受影響地區實地考察、在立法會向政府索取相關法律文件、翻查及研究受影響商場的地契，並要求政府各部門，例如運房局、地政總署和房屋署，依法跟進。
新民黨認為房委會在監察領展及其新買家上屬責無旁貸。儘管政府已將相關的商場及設施出售，但房委會的責任和義務並未轉授予領展。現時《房屋條例》規定房委會須履行管理屋邨的責任，地契條款亦指明業主需提供基本設施及確保良好管理。新民黨已搜集相關居屋及公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的資料（詳見附件一），就涉嫌違契問題繼續與政府各部門跟進。
2 於 1985 至 2000 年間，以填海方式獲得土地達三千公頃
3 香港約有 7,300 個「祖／堂」及 13,000 名「祖／堂」司理，根據《新界條例》第 15 條，司理作為代理人，在管理祖堂地上有一定權力，但涉及土地買賣時，實質決定權一概在持有有關土地的『祖／堂』成員。
4 主題樂園公司有兩次續期權利，首次自動續期 5 年至 2025 年；若樂園入場人次達 800 萬水平，則可再續 5 年，延至 2030 年，
6 10 Promising AI Applications in Health Care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0 May 2018,
8 無障礙設施的規劃及興建牽涉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勞工及福利局及民政事務局
新民黨今天（16日）公布，委任黎棟國先生、林振敏先生，與陳建強醫生為顧問。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說：「非常歡迎及感謝黎棟國先生、林振敏先生，與陳建強醫生，加入成為新民黨的顧問，為新民黨未來發展提供專業、獨立的意見。」
「黎棟國先生及林振敏先生，都是政府紀律部隊部門的前首長，擁有領導才能，在政府工作期間，帶領所屬政府部門解決不少的難題，相信他們的加入，可以為新民黨提供實用確切的專業意見，使我們更好地服務社會。」
「陳建強醫生，是一位資深專業人士，他積極服務社會，擔任多個獨立委員會的要職。相信陳醫生的加入，為我們提供專業寶貴的意見，有助加強與醫療及專業人士的聯繫，令新民黨在社會各範疇市民關心的議題，都能有效回應。」葉劉淑儀女士說。
林振敏先生，SBS，QFSM，CPM，前消防處處長，中國香港消防協會名譽會長，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名譽顧問，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副會長，香港足球總會上訴委員會委員，英國中央蘭開夏大學榮譽院士。2005年至2009年，擔任消防界別顧問小組主席。2007年至2008年，擔任扶康會董事局主席。
新民黨昨天（11 日）舉行黨員分享會，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主講，介紹政府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會上各黨員與局長互相交流及就新方案表達意見，討論氣氛熱烈。出席黨員關注政府方案對中小微企的影響，要求政府增加財政承擔，與及多聆聽業界的意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代表新民黨感謝羅致光局長到訪，為各黨員介紹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希望透過局長的解說，讓黨員了解政府方案的可行性。
羅致光局長在分享會中提到，中小微企目前僱用本港過半勞工，而基於政策上的改變，政府有責任協助中小微企適應成本結構變化，因此提出兩層資助方案，期望協助解決中小微企因支付員工遣散費或長服金，對沖僱主強積金供款的問題。羅局長又稱，新方案比其他替代方案（例如設立基金池及失業保險）更為可取，相信企業容易適應。
羅致光局長解說，新方案港府財政承擔會由原本預算案預留的 150 億元，增加至 172 億元，政府補貼過渡期由 10 年延長至 12 年。計算工資比率維持不變，期望保障基層勞工。僱主則每月額外供款 1% ，用作支付日後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供款至總薪酬的 15% 可「封頂」。政府會訂立取消對沖實際日期，初步預算最快為 2022 年。
主席，我發言是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
作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馬議員當然十分了解香港需要更多文康及體育空間，故他的議案非常全面，能清楚指出政府在哪些方面做得不足。
而我亦搜集了一些資料，發現香港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GIC)」(包括文娛及康樂用地) 用地只佔全港土地的2.3%。相比新加坡的GIC用地佔全國土地的8%，足見香港的文康設施明顯不足。
剛才馬議員已清楚闡明香港文康設施極為不足的現況，我亦不在此重複。由於有團體建議在欣澳興建賽車場，新民黨早前曾在東涌北進行民意調查，發現居民普遍憂慮賽車場會造成噪音問題，他們最希望在區內增設更多休憩及康樂空間。雖然馬議員珠玉在前，我依然想就我的修正案發表一些個人感受和觀察。
首先在體育方面，近年香港體育無論在精英化或普及化的發展皆相當薘勃。相信大家都知道，港人一向熱中於各種球類運動，近日有許多球迷便每晚「捱夜」觀看世界盃球賽。可是相比起足球，其他較冷門的球類運動，例如深受本港少數族裔人士歡迎的板球及棒球，多年來一直嚴重缺乏訓練場地。香港雖是彈丸之地，只有七百多萬人口，但我們的精英運動員屢屢為港爭光。除了眾所周知的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四眼cue后」吳安儀外，本港高爾夫球界同樣人才輩出，陳芷澄 (Tiffany Chan)、楊慕天 (Motin Yeung)及十歲高球女神童劉弦 (Arianna Lau) 等都在國際賽屢獲殊榮。
此外，在日前於曼谷舉行的亞洲劍擊錦標賽中，香港女劍手江旻憓 (Vivian Kong) 及年僅17歲的佘繕妡則分別贏得金牌及銅牌。近年香港在保齡球項目也有不少突破，港隊去年就為香港歷史性奪得首面世界保齡球錦標賽金牌。
由此可見，近年本港的精英運動員發展相當不俗。倘若希望持續提升本港精英運動員的水平，場地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而且更多精英運動員為港爭光將有助推廣體育普及化。因此，我敦促政府除了應盡快加建體育場館外，亦應充分利用各樣空間，我提出的修訂就是希望政府善用一些公共設施內使用量低的空間。以啟德郵輪碼頭為例，雖然碼頭現時的郵輪停泊次數及旅客人次正不斷上升，但我跟碼頭公司的主管研究過，知道碼頭仍有大量空置的戶外空間。
再者，郵輪業有季節性旺淡季，郵輪碼頭在淡季期間可容納高達八千至一萬人，適合舉辦像拳擊比賽這種大型體育活動。據了解，拳擊現時不屬於政府資助的體育項目，但香港拳擊界不但有「神奇小子」曹星如，他的師弟妹亦在體壇上漸露頭角。這不僅吸引愈來愈多年青人學習拳擊，或成為全職拳擊選手；更反映拳擊既是康體活動亦是職業，可為年輕人提供多一條出路。所以政府應該盡量善用像啟德郵輪碼頭這種戶外空間或地點，舉辦更多體育活動，令本港年輕人的出路更多元。
最後，我十分支持馬議員的建議：政府應在合適的新發展項目的地契條款中，列明發展商須預留商場面積興建一些文化藝術設施，例如表演場地及書店等。
上屆特首曾要求商場預留場地興建戲院，但鑑於時下年輕人已較少到戲院看電影，故我難以確定此措施的實際成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確實非常缺乏書店，即使在全港有多家分店的大型連鎖書店亦相繼結業。有家長向我投訴，與其在商場興建更多戲院，倒不如興建更多書店，從而鼓勵孩子多閱讀，並培養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正如馬議員剛才所述，港府正大力投資西九文化區及啟德體育園區。這類大規模的文娛設施固然值得支持，但它們興建需時，我們何不好好拓展身邊的文康及體育空間呢？所以我懇請政府聆聽我們的聲音，致力為市民提供更多康文設施。
另外，我認為馬議員促請政府，考慮利用空置校舍作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的建議相當有趣。但與此同時，我希望教育局局長可以考慮要求國際學校將體育設施開放予公眾使用。因為國際學校大多設有完善的健身室、游泳池及球場，而且他們在某程度上也接受政府的津助 (提供土地及重建貸款等)，政府理應要求他們盡量開放校內體育設施予市民使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
多謝主席。
我代表新民黨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三讀法案。
作為已經在立法會服務了十年的議員，我見證了高鐵(香港段)這項宏大的工程及實行一地兩檢，特別是立法工作，終於走到最後一里路。當然還有一些附屬條例需要通過，亦有一些工程需要繼續完成，但只要鐵路工程沒有發生意外，我們在九月便可以乘搭高鐵返回內地。
此條例的而且確充滿爭議。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我很清楚記得多年前 - 2012年1月，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到立法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時，當時舊立法會被重重包圍，我們差不多被「絕糧」，很多年輕人在舊立法會門外又跪又拜(當中可能包括朱凱迪議員)，當時他們以「護村護老」等理由，反對遷拆鄉村興建高鐵，又就賠償問題有些爭議。
經過中央及特區政府這十多年來的努力、披荊斬棘，現在已終點在望。我對於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把一國兩制作如此負面的描繪，將一地兩檢的安排視為違憲、違法，非常負面地描寫一國兩制的影響，感到非常遺憾。我覺得他們的發言不單止充滿對內地的偏見或歧視，甚至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敵視甚至是仇視，亦反映出很多發言的議員目光短淺，等於「井底之蛙」。好像我剛才聽到朱凱迪議員說，他認為實名購買鐵路票是前所未有、曝露我們的私隱，但他是否知道於現今數碼年代，每瀏覽或光顧一個網站，無論亞馬遜、Facebook、Google也好，個人資料都已經被人收集；每天用手機購物，其Digital Trail 已經有「數碼痕跡」；他是否知道全球都在發展金融科技、電子付款、P2P lending 等？朱凱迪議員所說的情況只反映了他的無知。我們應該知道未來的世界是科技、融合的世界，高鐵便代表了未來的世界，帶領香港去到一個更宏大的世界，帶領我們進入一個融合的國家。
我們的同事在這裡反對，只反映出他們心胸狹窄和目光短淺。從經濟效益來說，我認為不應該只拘泥於港鐵將來是否能賺回九百億元，此經濟效益並不是純粹用IRR內部的回報率來計算，而應該看長遠的經濟效益。我相信現在任何一個經濟師都未必能夠很準確計算出來，但我的而且確聽到很多各行各業的市民，不單止是姚思榮議員，而是無論在迪士尼工作、或是在遊輪碼頭工作的市民，都說希望高鐵和其他口岸落實，為香港打通對內對外的通道，讓我們更聚人氣。
亦有人說香港並不是一個高鐵樞紐，這點是當然的。我亦承認我們(香港)怎會是高鐵樞紐呢？參觀過西九龍總站的人都知道，其建築雖然很宏偉，但與內地如深圳北、廣州南這些面積如一個機場般大的高鐵站相比，實在是無法比較。但如果我們有一地兩檢，便可以強化香港作為交通樞紐的地位。如果一地兩檢不在香港而是在福田，假如有些來自東南亞的華僑，他想坐高鐵去鄭州或杭州的話會怎樣做呢？他會避過香港直接飛往深圳再到福田，這樣我們便又少了一些客人，故此我們沒有理由看得那麼短淺，只強調說九百億元是白白浪費掉等等，而是應該看長遠些。我相信一年後 (局長，請記住這條鐵路不可以「甩轆」) ，這條高鐵鐵路會協助我們「打通」內地，為香港人帶來經濟或生活上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至於說到一地兩檢的安排是違憲，主席，我本人並沒有法律資格，本來不應該由我來回應這點是否違憲，特別是違反基本法十八條，但因為我主持條例草案委員會接近三個月的45小時，以及公聽會的18小時，我聽得太多這類「一地兩檢的安排是違憲」的指責，亦都聽了政府許多解釋，而我對政府的解釋亦於上星期我代表委員會匯報的時候重覆了一次，因此現在只是再簡單說明幾點。政府其實已詳盡解釋了多次，無論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或者是律政專員黃惠沖先生亦曾說過，在西九龍總站實施內地法律並不屬於《基本法》第十八條所說，香港特別行政區頒佈實施的法律，例如國籍法、國旗國徽法，無論去到那裡對香港人都生效，這是全港、全國性的法律，對每一個人都有約束力的。而在西九龍站內實施的法律並不是這種法律，而是為一個特定目標(即是為實施一地兩檢這個政策)，並且為對某些特定的人士(即是使用西九龍站的人士)才適用的法律，所以並不屬於第十八條。當然立法會議員同事可以說「你並不是律師，沒有資格說」，但我只是覆述政府律師的說話，其實他們不斷重覆的解釋，可以講到我們在座這麼多位法律專家，用拉丁文所說是 「ad nauseum」，不斷重覆「講到嘔」， 只不過不同意的人，不願聆聽而已。
其實反對派的議員，我們已給予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宣洩不滿。我記得在公聽會上，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先生因你們(反對派議員)接力的提問，不斷給予機會讓他提出反對意見 ，政府律師亦都一一回應，所以不可以說政府沒有回應關於違憲、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只不過是你們不接受而已。而這些基本的分歧，主席，不是在我主持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或者今晚可以解決的。 我當然不是鼓勵市民隨便申請司法覆核，但如果真的是有人提出司法覆核，這個問題最終只可以在法庭解決。
現時反對派的議員知道外面有人支持他們，便對著電視螢幕說出這些話，其實是誤導市民，將他們所相信的當作是絕對的真理，不斷在社會上散播恐慌，好像將內地的工職人員視為「生人勿近」。如果真的是那麼恐怖，為何每天會有數十萬人到內地工作、消閒或做生意等等呢？所以這些言詞都是對一地兩檢的安排非常不公道、並且有嚴重誤導社會之嫌。所以我便謹此發言，以正視聽。
多謝主席。
主席，本人謹以《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特區政府已於2017年7月25日公布為落實"一地兩檢"安排而建設的"三步走"程序。三步走的程序簡述如下：第一步：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及第三步：兩地按照各自的法律實施安排。其後，立法會於2017年11月15日通過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政府依據" 三步走"程序推展"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
之後，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於2017年11月18日與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下簡稱為《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於2017年12月27日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批准《合作安排》，完成"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按照"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香港特區政府於2018年1月26日在憲報刊登"《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依據上述的《決定》和《合作安排》展開本地立法程序，《條例草案》於2018年1月31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
《條例草案》旨在(一)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二)訂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三)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及(四)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
法案委員會在2018年2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5月7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期間共舉行17次會議，歷時45小時，加上為時兩整天共19小時的公聽會，我衷心感謝各委員的大力支持和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是本會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法案委員會。委員對《條例草案》意見分歧。部分委員支持《條例草案》，部分委員則強烈反對。表示支持的委員，認為《條例草案》對於在西九龍站實施擬議"一地兩檢"安排，實屬必需。因為這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如期於2018年9月通車的關鍵。這些委員贊同政府當局，認為《決定》已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穩妥的法律基礎。
不過，部分其他委員深切關注《條例草案》的憲制與法律基礎，並認為《條例草案》會違反《基本法》的多項條文，包括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等等。
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區實施。他們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禁止在香港特區實施內地法律。而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會立下壞先例，使全國性法律在無須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情況下在香港實施。
但是，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免損害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及法律制度。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原意，是要防止內地法律在全香港特區實施；防止將內地法律施加於所有在香港的人；及防止由香港機構在全香港特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情況出現。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合作安排》設立內地口岸區及在該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因為(一)《條例草案》建議，內地口岸區會根據《合作安排》，為滿足實際政策需要而設立，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涵蓋範圍不是全香港特區；(二)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對象主要會是高鐵乘客，並非所有在香港的人；(三)在內地口岸區執行內地法律的會是內地機構，而非香港機構；(四)整個安排不會影響香港的出入境制度；及(五)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乘搭高鐵並進入內地口岸區。政府當局指出有關安排沒有將內地法律強制施加於任何人。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條例草案並不牽涉《基本法》第十八條。
此外，反對《條例草案》的委員亦有提出，由於《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訂明，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特區所有案件均有審判權，部分委員非常關注《條例草案》是否會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因為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將具有限制香港特區法院審判權的效果。政府當局認為，即使《條例草案》會具有限制香港法院司法管轄權的效果，但該等限制也會符合法院用以評估對某項權利的限制是否合理的「相稱驗證準則」。若法院認為《基本法》某條條文對授予權力、賦予權利或保障自由作出了規定，同時容許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對有關權力、權利和自由作出限制，便會運用包含4個步驟的「相稱驗證準則」，檢視有關限制是否合憲。政府當局認為有合理理據證明《條例草案》能符合上述的「相稱驗證準則」。
《基本法》第八十條載明，香港特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區的司法機關，行使香港特區的審判權。有委員關注到，設立內地口岸區，並在內地口岸區除保留事項外實施內地法律，或會違反《基本法》第八十條。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沒有任何條文改變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香港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6(1)(b)條只劃分內地對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而不是香港特區各級法院作為特區司法機關的角色或特區法院裁決判案的權力。
法案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作出討論。有委員認為，《條例草案》詳題的某些字眼不夠明確，可能令人難以理解。又要求政府當局在弁言中加入更多詳情，解釋《條例草案》的背景。政府當局亦作出回應，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50(3)條，每項法案須有一詳題，以一般性詞句說明該法案的主旨。另根據律政司法律草擬科編寫的"《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第2.1.7段，詳題可令讀者知悉有關法例的主旨或標的。政府當局強調，當局已就各考慮因素作出適當平衡，以確保符合《議事規則》第50(3)條的規定。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6(1)條建議，除就保留事項外，(a)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並(b)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其法律效果是，就非保留事項而言，內地法律將適用於內地口岸區內將由內地根據《條例草案》附表1所列的《合作安排》第四條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部分委員及法律顧問曾詢問，在《條例草案》訂定""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的涵義而言，為何政府當局採用的草擬方式是藉擬議附表1將《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納入《條例草案》，而不是將《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重寫為《條例草案》的實質條文，以符合在本地法例通用的字眼及術語的慣常用法。
就上述委員的詢問，政府當局表示，草擬落實國際協議的本地法例，可採用不同的模式。一種模式是透過在法例中列載國際協議的文本(通常列載於附表中)，以將其納入法例。另一種模式是藉重寫立法而轉化國際協議的文本。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政府當局已考慮《合作安排》是由香港與內地雙方簽訂的。政府當局認為，在《條例草案》中藉提述附表1所列《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的文本界定在草案第3條出現的"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是恰當的做法。特別就《合作安排》第三及七條而言，該等條文清楚列出香港法律適用並由香港實施管轄的具體事項。因此政府當局認為藉上述的做法以界定"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是最適切的做法，而且能準確反映香港與內地就內地口岸區的適用法律及管轄權的劃分。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及相關平面圖，以及車廂的定義及相關事宜，其中包括各條扶手電梯的位置和作用、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定義等等。此外，亦曾研究緊急救援的安排、預防傳染病爆發的措施、車廂內的電訊服務、以及西九龍站的保安措施及管理等等。
法案委員會察悉草案第7條及第8條是補充條文，草案第7(1)(a)條保留在生效日期前於指定範圍內發生的作為或不作為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而草案第8條處理日後的文件，即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製備的文件。此條不適用於成文法則、法定權限或法院命令。政府當局解釋，草案第8條的原意是輔助解釋私人性質的文件。如該等文件載有對香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關乎非保留事項的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在解釋有關提述時，內地口岸區的範圍須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此預設適用的條文在有相反用意的情況下不適用。政府當局強調，草案第8條尊重私人締約方的權利，讓私人締約方可自行決定合約等文件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
曾有法案委員會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須因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採用實名購票制而修訂香港法例第556章或第556B章。另有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披露政府當局將與港鐵公司簽訂的《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的資料，以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財務預算和經濟效益。政府當局認為委員要求的上述資料嚴格而言與《條例草案》無關，亦未必與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範圍相關。然而，政府當局已透過立法會CB(4)865/17-18(01)及CB(4)1038/17-18(06)號文件作出回應，以便日後在有需要時在合適的平台進行討論。
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主席，接下來是我的個人感想，在接近三個月審議條例的過程當中，毫無疑問最富爭議性的並非高鐵香港段的運作安排，而是憲制與法律的問題。部分議員認為一地兩檢法案違反《基本法》多項條文，在本人上述的法案委員會主席發言已有提及（包括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款）。因此，在開始審議法案之前，已經有議員向傳媒宣稱，會用盡一切方法阻撓法案獲得通過。而在５月７日法案通過當天，有部份反對法案的議員不願意投票，只展示標語指責法案是「割地兩檢」和「違憲兩檢」。就這兩個口號，本人有以下的意見。
首先我認為「割地兩檢」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基本法開宗明義於第一條已說明，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第七條更說明，香港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割地」之說涉嫌將香港描述為一個獨立王國，一方面違反憲法，並且與事實不相符，更有誤導公眾之嫌。
至於「違憲」，我對此說法很有保留。本人明白，指稱一地兩檢法案違憲的議員皆是受普通法訓練的法律界人士，他們對於《基本法》沒有明確條文授權一地兩檢在香港西九龍站實施感到困擾。不過，本人希望指出香港最頂層的憲制性法律就是國家的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適用於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7年12月27日，已通過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人大常委作出的決定明確了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符合一國兩制，並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因此，本人認為有議員仍指稱一地兩檢法案違憲，可能基於他們對具有成文法特徵的國家憲法政體缺乏理解，亦顯示他們對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的決定不尊重。本人對此表示失望，並希望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日後對國家憲法的地位和本質加強宣傳。
最後，高鐵的便捷性政府已多次強調，而且市民亦已十分清楚。我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期間，經常接獲市民意見，要求我盡快通過法案，令他們能盡快乘搭高鐵到內地。除便捷性，本人想指出，截至2017年底，全國鐵路營業里程已達到十二萬七千公里，當中高鐵為二萬五千公里，佔全球高鐵總長度逾六成六。今天國家高鐵的網絡經已如此龐大，在未來只會不斷拓展至其他國家。假如口岸設於深圳福田不在西九龍，世界各地的旅客要乘搭高鐵往內地，便只能到深圳福田上車，香港便等於被高鐵的世界排擠出去，會被未來的世界遺忘，這樣對香港極之不利。其實高鐵香港段的26公里對於國家二萬五千公里的高鐵網路比例非常少，但對於香港未來整體社會的全面發展則事關重大！主席，本人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亦呼籲各位同事以「尊重憲法的態度 」、「長遠的目光」和「廣闊的心胸」 以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以及希望各位同事包容本人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時，務求早日通過法案所作的裁決。本人謹此陳詞，支持通過一地兩檢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