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口號
口號的首句「親近民心」解釋並呼應了「新民」的親民內涵。而「革故求新」則代表我們決心革除故有的弊病，站在優良的傳統價值上與香港廣大市民共創新猷。
「革」，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原意是把獸皮去毛：「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引申來說，具有更新的意義，即把原來的獸皮改變作可供人們合適使用的皮具。在《易經》裡亦以「革」卦來象徵變革，顯示經過時間籌劃後再推行變革，方能取信於民，利於堅守正道，達至亨通順利。
我們以「親近民心，革故求新」為口號，一方面強調兼聽則明，親近民心的重要。另一方面更標誌我們決心和廣大市民一起改革社會弊端，運用中西文化資源及香港人本身的優良拼勁，開創香港歷史光輝的一頁！
6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員第二十次會議全票通過「港區國安法」，並且在當晚深夜在香港公布實施。
「港區國安法」共有六章、六十六條，因應香港回歸二十三年來仍未能為《基本法》23條自行立法，並且針對過去一年在香港發生一連串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而制定。除了備受關注的「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四項罪行外，「港區國安法」的其他內容亦非常具有針對性。
《第四章》《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第四十一條列明「未經律政司長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出檢控」。有意見認為這點等於取消了私人檢控的做法，我不認同。
其實這類條文並非甚麼新事物，2003年特區政府嘗試為23條立法時，草案中已有這條文。這條文的目的非常簡單清楚，就是一定要經由律政司長檢視案情及證據，認為情節適合，才會就案件提出檢控。這跟一般刑事案件，由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專員，或者由他屬下的刑事檢控科檢控官決定是否起訴的層次更加高。
《香港法例》中亦有小量法例與上述第四十一條的寫法雷同。這是一條保障條文，而不是阻止私人檢控，兩者風馬牛不相及。
當然，如果有人嘗試用私人檢控的形式，就「港區國安法」所規管的各種罪行提出檢控，是被制止的。我也不認為反對「港區國安法」的人會以「港區國安法」的條文提出私人檢控。
因此，我認為坊間流傳，指「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一條是禁止私人檢控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港區國安法阻止私人檢控？(撰文: 黎棟國，原文刊載於am730)
數月來美國疫情明顯惡化。根據美國CNN 報道，截至6 月30 日，全美共錄得約260 萬受感染個案，逾12 萬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無論是受感染或死亡人數均為全球榜首。現時紐約州、加州、新澤西州錄得新冠肺炎感染人數為全美前三。鑑於亞利桑那州受感染人數增至7.6 萬，州政府勒令酒吧、健身房、電影院及水上樂園暫停營業30 天。然而，根據我居美的經驗，這種限令並不能阻止美國人喜愛享樂的習慣，相信短期內疫情仍然難以受控。
最近，有分析指出這個疫病「並不平等」，反而加深種族之間的差距。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律系黑人女教授Khiara Bridges 在《時代周刊》撰文How Racial Hierarchy Kills ， 文中列出數據說明在美國黑人比白人較受疫情侵害。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只佔該州總人口33%，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佔了總死亡人數的53%；伊利諾州只有23% 人口為黑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卻佔了總死亡人數的35%。在疫情爆發得最厲害的紐約市裏，平均每10 萬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中有92.3 名為黑人，而白人則有45.2 名。
文章也提到，有研究者指出黑人受感染的情况更嚴重，因為他們普遍有較高風險生重病，如癡肥、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哮喘病、肺病等等。到底是因為黑人的基因問題，還是他們「致命的」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所致？
文章指，歸根究柢是種族問題導致大多數黑人成為社會底層。他們社經階級偏低，多從事低收入行業。以癡肥、心臟病、高血壓為例，一般都是因為進食太多過甜、過油、過鹹的食物。這類食物在美國比較便宜，基層市民容易負擔，所以不少黑人便因多吃「垃圾食物」而染上這些疾病。文章又形容黑人多為「必要行業」從業者，走在前線維持社會運作。所以在疫情下當大部分白領階層的白人在家工作時，從事「必要行業」的黑人卻無法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因而容易受感染。
為何美國受感染的人裏黑人最多？(撰文 : 葉劉淑儀，原文刊載於明報)
不知讀者有否留意，自3 月中新冠肺炎在美國爆發以來，美國股市曾經大跌。當時，以加州為首，各州陸續公布限制社交距離措施，要求市民遵守「居家禁足令」，而市場擔心疫情肆虐，經濟受挫。然而，白宮不斷發出充滿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大派「定心丸」表示疫情不足為懼，同時又公布2.2 萬億美元方案以挽救經濟，當中存在着「救人抑或救市」這個兩難問題。實施禁足令的確可以「救人」，但煞停經濟活動，對美國市場造成重大打擊；相反，要「救市」則需要美國人外出消費，繼續享樂，維持奢靡的民風。
美國素來得天獨厚，資源豐富，人民慣於享樂，民族性愛好自由及獨立自主，所以就算州政府公布禁足令，當地人仍然如常外出，甚至群聚召開派對，導致美國的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失效。相比歐洲，意大利和法國年初以來多月封城，更嚴懲擅自離家外出的市民，但美國人不接受這麼嚴厲的禁制。本人曾居住美國4 年，對美國人中產家庭有所了解，他們認為每個家庭有幾輛車，每人有十數條牛仔褲，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有錢與否都要度假，讀書依靠借貸，這種「先使未來錢」的心態過於強大。部分美國人在公眾場所亦不戴口罩，當中包括總統和副總統，可見美國人的任性。
因此，美國的疫情難以受控，上周五（26 日）及周六（27 日）連續兩日美國確診新冠肺炎人數突破4 萬，而據《華盛頓郵報》，本周三（1 日）單日確診人數突破5 萬，屢創新高，至今累計超過270 萬人確診，超過12.8 萬人死亡。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總監Robert Redfield 甚至指稱，美國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是確診病例數的10 倍之多，至少2400 萬人感染。
不過，在這情况下，美股市依然表現堅挺，由3 月中下跌急挫後，維持長時期反彈。經常有言，美國股市與實體經濟有很大差距，理由在於聯邦儲備局不斷「放水」，規模之大比2008 年金融海嘯後救市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詳細情况於下文介紹。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