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口號
口號的首句「親近民心」解釋並呼應了「新民」的親民內涵。而「革故求新」則代表我們決心革除故有的弊病，站在優良的傳統價值上與香港廣大市民共創新猷。
「革」，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原意是把獸皮去毛：「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引申來說，具有更新的意義，即把原來的獸皮改變作可供人們合適使用的皮具。在《易經》裡亦以「革」卦來象徵變革，顯示經過時間籌劃後再推行變革，方能取信於民，利於堅守正道，達至亨通順利。
我們以「親近民心，革故求新」為口號，一方面強調兼聽則明，親近民心的重要。另一方面更標誌我們決心和廣大市民一起改革社會弊端，運用中西文化資源及香港人本身的優良拼勁，開創香港歷史光輝的一頁！
日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創科「資金過河」港機不可失〉的文章，有殖民地年代的前高官在閱讀該文章後告訴我，港督尤德爵士是創辦香港科技大學的主要倡議者和推動者之一。我亦承認港英政府在回歸前的確有誠意提升香港的科技水平。
猶記得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擔任工業署長時，全球第二大流動電話製造商摩托羅拉轄下的萬力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港開設三座半導體測試及裝嵌廠，其中一座廠房「矽港中心」更是萬力在全亞洲第二大的晶片測試中心。摩托羅拉半導體部亞太區總經理譚宗定先生其後極力游說集團來港興建晶圓廠，盼讓香港技工掌握更高階的晶片製造技術，惟最後摩托羅拉選址天津。
香港不論在地質、電力供應等條件均符合興建晶圓廠的要求，而且萬力的「矽港中心」成功為香港培訓出一批熟練的晶片技工。因此，漢鼎亞太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向港府提出「矽港計劃」，游說港府撥地興建六所晶圓廠，同時透過稅務優惠加快本地芯片工業的發展，當時不少港人期望芯片工業可帶動本港整體科技發展。
惟漢鼎亞太公司最終因與政府在稅務優惠上談不攏，決定棄港落滬，改到上海興設晶圓廠，後來更發展為現時中國規模最大的集成電路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的廠房。雖然不少人慨嘆「矽港計劃」胎死腹中令香港當年錯失良機，但我卻認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回顧近年全球半導體科技日新月異，許多芯片製造商已遭淘汰或外判予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台積電，所以即使港府當年斥重資落實「矽港計劃」，也不一定可持續發展或將優勢延續到今天。
我在經濟通的專欄文章《「一國兩制」的將來還看甚麼？》刊登後，收到不少市民的意見，在此感謝各位的關注及支持。
有家長閱讀文章後，詢問何謂真正的「Critical Thinking」？如何教導子女甚麼是「明辨性思考」？香港又有甚麼學術資料可供參考？
我在文章指出，其實我早於十年前已向教育局反映，他們將 Critical Thinking 簡單直譯為「批判性思考」是錯誤的，並且有違此思考概念的真正意義，會令人誤會「批判便是思考」，或鼓勵同學們去批判別人。當時我曾提醒教育局官員，建議他們可細閱香港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彥方博士主辦的《思方網》 - http://philosophy.hku.hk/think，對 Critical Thinking 作出較深入的了解。
劉博士於《思方網》首頁便清楚解說「What is Critical Thinking？」其中一段提到："Critical thinking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being argumentative or being critical of other people."其意思是「明辨性思考」並非事事「包拗頸」或只懂得批判別人，真正的意義是 "Critical thinking is the ability to think clearly and rationally about what to do or what to believe."
據網頁所述，Critical thinking 縱合有六大要點：
‧understand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ideas
‧identify, construct and evaluate arguments
‧detect inconsistencies and common mistakes in reasoning
‧solve problems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relevance and importance of ideas
‧reflect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one's own beliefs and values
可見Critical thinking主要是教導人們如何思考，而不是教導如何批判。但我相信不少中學老師，甚至是一些教育局官員，未必知曉明辨性思考的真正意義。記得當年我向教育局當時提出相關意見時，他們並不接受，甚至帶點鄙視。有教育局官員曾跟我說，負責此項目的相關教育官員認為「批判性思考」與「明辨性思考」兩者意思雙通，皆可使用。他們明知有錯卻不肯糾正自己，實在是荒謬。而我亦就教育局錯誤翻譯Critical thinking的理念，多次去信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同時亦早在2008年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要求教育局把Critical Thinking的中譯由「批判性思考」改為「明辨性思考」。期間亦獲得現任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的認同，他也認為Critical thinking應該譯作「明辨性思考」，經過我爭取多年，教育局終於在2014年同意修正。
現時有消息指政府有意把通識科改為「及格」與「不及格」，社會上也有聲音提倡把通識科由核心必修科改為選修科，或許教育局意識到通識科「兵臨城下」的危機，才改口稱通識科是教導明辨性思考。堂堂教育局竟然用上近十年時間才願意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此態度是否令人十分憤怒？
可能部分教育局官員礙於面子死不認錯，但卻因此沒有給予老師、家長、學生及相關持份者正確的指導，令到足足一代的中學生誤會了「明辨性思考」便是「批判性思考」，對不少莘莘學子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因此我鼓勵真正關心教育的老師、家長及相關持份者，甚至同學們，細閱劉彥方博士主辦的《思方網》，了解何謂真正的「Critical Thinking」。
《思方網》- What is critical thinking?
http://philosophy.hku.hk/think/critical/ct.php
相關閱讀：《經濟通》專欄文章「一國兩制」的將來還看甚麼？
http://reginaip.hk/regina/article/p/一國兩制的將來還看甚麼
上文提到矽谷擁有成為「科技巨企搖籃」的獨特優勢，當地除了有一流的研究大學和充裕的科研資金外，還應歸因於矽谷多年來盛產創科人才，以及成功營造出有利年輕人創業的社會氛圍等因素。
不少科技界首屈一指的名人都在矽谷賺取自己的第一桶金。早年曾雄霸全球打印機市場的惠普（HP）創辦人Hewlett與Packard便是史丹福大學的畢業生，他們自1990 年代在車庫開始創業，後來逐漸擴展至一家市值逾500億美元的跨國科技公司。蘋果公司創辦人之一Steve Jobs也是在鄰近矽谷的一個車房與合伙人製造出世界最早的商業化個人電腦。一個個前人成功的例子勉勵一代代熱愛科研的年輕人在矽谷初圓創業夢，這亦為矽谷源源不絕地注入創科新血。
其次，美國的社會氛圍鼓勵年輕人創業，由於在當地創業的機會成本一般較低，社會對創業失敗的態度也相對寬容。在沒有高成本的顧慮下，當地年輕人大多抱着創業失敗便轉行當「打工仔」的心態。這種不怕失敗的文化為矽谷建構出開放的科研及創業氛圍，再加上多個落戶矽谷的初創「加速器」、「孵化器」平台可適度提供資金及專業輔導，令當地年輕創業者往往有敢於全程投入研發嶄新科技的勇氣，並始終對「創業可致富」的理想充滿憧憬。
美國矽谷雲集優秀研究大學、科研資源、成功名人及創科氛圍，當地「科技巨企搖籃」的美譽全賴這四個有利條件配合得宜。近年港府亦積極投放資源推動創科發展，不過，值得港府深思的是：到底香港擁有哪些獨特的有利條件？
新民黨昨天（11 日）舉行黨員分享會，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主講，介紹政府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會上各黨員與局長互相交流及就新方案表達意見，討論氣氛熱烈。出席黨員關注政府方案對中小微企的影響，要求政府增加財政承擔，與及多聆聽業界的意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代表新民黨感謝羅致光局長到訪，為各黨員介紹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希望透過局長的解說，讓黨員了解政府方案的可行性。
羅致光局長在分享會中提到，中小微企目前僱用本港過半勞工，而基於政策上的改變，政府有責任協助中小微企適應成本結構變化，因此提出兩層資助方案，期望協助解決中小微企因支付員工遣散費或長服金，對沖僱主強積金供款的問題。羅局長又稱，新方案比其他替代方案（例如設立基金池及失業保險）更為可取，相信企業容易適應。
羅致光局長解說，新方案港府財政承擔會由原本預算案預留的 150 億元，增加至 172 億元，政府補貼過渡期由 10 年延長至 12 年。計算工資比率維持不變，期望保障基層勞工。僱主則每月額外供款 1% ，用作支付日後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供款至總薪酬的 15% 可「封頂」。政府會訂立取消對沖實際日期，初步預算最快為 2022 年。
新民黨今天（14日）舉行第八次周年會員大會，接納及通過執行委員會2017至2018年度報告。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在會上發布主席報告，她表示：「新民黨自從2011年創黨以來，秉持愛國愛港的立場，致力推動全面準確地落實《基本法》，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盡最大的努力。我們的立場得到很多市民支持，每月均有市民加入。」目前，新民黨有行政會議成員1人；立法會議員2人；與及區議員20人。黨員856人，新民之友11683人，辦事處36個。
葉劉淑儀稱：「新民黨在過去一年積極和內地交流，分別於去年6月及9月，組織考察團到訪深圳及梅州，前者特別考察創科企業的發展。我們又主動和各政策局及持份者組織會面交流，落實政策研究。」
「過去一年，我們先後向政府提交至少12份建議書，包括《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空氣質素指標檢討》、《消除婦女歧視》及《電視及聲音廣播規管制度檢討》等。我們也派代表出席了43場公聽會，就一地兩檢、國歌法、兒童事務、TSA、少數族裔權益、精神健康、標準工時、安老服務等議題發表意見。」
「對於財政預算案，我們更先後三次和財政司司長會面，提出建議，並成功爭取政府補漏，落實向合資格人士派發四千元。未來，我們會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建議書。」
今日我在立法會以口頭質詢的形式問了政府兩個關於領展的問題，內容撮要如下︰
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的答覆相當令人失望。
首先，蘇副局長指出當年給予領匯的優先購買權已於2015年到期並失效，該權利亦未被行使過。房委會當時認為訂立優先購買權有助吸引投資者和盡量提高房委會從公開發售中所得的收益，反映房委會當時只考慮到拆售設施的利益，漠視此舉會令政府失去公屋設施管理的話語權。更令人憤怒的是房委會竟稱拆售設施是為了撒出營商業務，以集中資源履行提供公營房屋的主要職責！最近公屋輪候時間平均已升至5.1年，創18年來新高，可見房委會在提供公營房屋這項主要職責嚴重失職，亦難辭其咎。蘇副局長在答覆中重申政府無意回購領展，亦是答非所問。
至於第二條問題的回覆，政府似乎想利用終審法院於2005年就盧少蘭一案的判決為自己開脫。當時法院在判詞中指出《房屋條例》中沒有條文規定公共屋邨的租戶擁有法定權利，只要設施可供住戶使用，房委會已確保提供有關設施，即使房委會對設施管理者沒有管控權。蘇副局長的回覆反映政府只願意負上最低程度的責任，只假設有關設施存在，不派人定期查證設施的狀況，有違《房屋條例》第4(2)(e)條〝在顧及租戶、擁有人或佔用人的權益、福利及舒適下，管理任何房屋和任何附屬於房屋的處所、構築物及場地，以及任何公用部分〞中對房委會的要求。
以黃大仙天馬苑商場為例，商舖空置情況嚴重，沒有超市，只剩下一間茶餐廳，居民要步行25分鐘到樂富商場買餸。有地區服務人士在苑內設置共購站，但規模遠遠不能解決居民所需。商場業主不但無視商場內的鼠患等衛生問題，更將車位租予苑外人士，此舉有可能違反地契條款。房委會有道德責任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可以借法院的判決「賣甩」公屋居民。
我會繼續逐個屋邨向地政總署及房屋署跟進違反地契條款事宜，逼迫業主改善環境，為居民謀福祉。
主席：
我們新民黨就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在今年1月至3月期間，先後3次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晤，在稅務、土地、房屋、醫療、教育、安老、青年發展、地區設施規劃、公務員福利，以及包括電競產業在內的經濟發展等不同範疇提出多項建議，當中我們見到財政司司長在2月28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未有做到全民共享經濟成果。
不過，在政府公布補漏方案後，我留意到市民一般是歡迎政府派4,000元，但卻批評政府推出這項措施的方法和審查機制都很複雜，申請門檻高、細節又不清晰，很多市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合資格申領，他們亦不懂得計算差額。每日都有很多市民到我的地區辦事處查詢有關細節，另有不少市民在我的臉書留言，鬧政府搞到這項措施咁複雜，最終只是折騰市民，希望政府聽到市民的意見，以便民、利民為前提，盡量精簡有關措施的申請和審查機制。
我認為政府現時的問題就像墮進視窗95的年代，未有利用大數據分析簡化整個申請程序，透過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讓市民只需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例如身份證，上載至政府網頁，便能查證自己是否符合申領資格，以及可申領的金額。我希望政府可以在未來加快研究大數據的應用。
此外，預算案提及會預留80億元，改善18區的地區設施。最近沙田民政事務處向沙田區議會提交文件，表示在這項新措施下，沙田區將會在大圍村南路大圍遊樂場現址興建一座政府大樓，提供的設施包括，小型圖書館、普通科門診診所、會議室及綜合用途室、長者鄰舍中心，以及公眾停車場。這與我們一直爭取的綜合市政大樓想法非常接近。
事實上，沙田大圍的人口發展預計將會在2024年飆升至的72萬，人口不斷增加，但區內很多社區設施都已經非常殘舊、落後、不足，根本無法滿足區內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尤其是公共街市、康體設施、圖書館、停車場等設施和服務，與區內人口增長明顯出現很大落差，所以我同新民黨一直爭取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並提供公共街市、圖書館、長者服務中心、幼兒園、康體設施及停車場等設施和服務，落實一地多用的政策，善用土地資源。
過去，我在2016年11月16日亦曾在立法會上提出口頭質詢，要求政府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當時的發展局局長，即現時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回覆表示，政府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不單只我感到失望，亦有居民要我同時任發展局局長轉達他們的心聲：「大圍居民憤怒了」。幸好政府終於肯「開綠燈」，回應市民和我們的訴求，落實興建大樓，總算是遲到的春天。不過根據政府的建議，在大樓內提供的設施並不包括大圍居民很希望有和很需要有的公共街市，我希望民政事務局能夠仔細聆聽居民和地區組織的訴求，重新訂定政府大樓內提供的設施和服務，以滿足居民的實際需要。我同大圍很多居民都熱切期盼大樓可以早日落成啟用。
主席，預算案亦提及會預留20億元，在未來10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全面檢視現有近百個街市的情況，改善設施，包括加快加裝冷氣、全面翻新或重建。但究竟什麼叫作「現代化街市」呢？是否單單加裝冷氣、改善消防裝置和通風設備，以及粉飾外墻等就等於一個「現代化街市」？我們希望政府能真正展現新思維。
對於政府提出上述的現代化設施，我實在感到失望，顯示政府在街市管理的思維，仍然是很古舊，欠缺創新，亦追不上時代步伐，例如電子支付系統、智能售賣機等，現時在個別街市已有提供，為商戶和市民帶來便利，這些才是真正的現代化設施，點解政府未有將這些適用於街市的創新科技納入工程範圍呢？不單只是設施問題，政府也須改善現時街市管理。正如我在2016年11月23日在立法會上動議「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的問題，包括優化現有公共街市的設施和股務，為市民提供現時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其他選擇，達致制衡領展獨大的目標。
主席，在醫療方面，預算案雖然對公共醫療設施增撥資源，擴建現有醫院及興建新醫院，但大部份是位於新界西，對於回應新界東居民長期面對醫療設施不足、輪候時間超長的時間，相對力度不足，未知稍後政府會否為新界東居民提供一些醫療方面的補漏措施？
另外，在環保方面，過去有不少環保回收業界人士向我反映，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10億元回收基金，申請手續繁複，限制較多，首階段成功率僅得5%，未能有效帶動本地回收產業發展，我希望政府簡化有關申請手續和降低門檻，令更多中小型回收商能夠受惠，進一步提高本地中、下游回收再造商的作業能力和效率。
至於我一直促請政府投放資源，推動本港電競及遊戲產業發展，今次司長在預算案宣布撥款1億元支援電競發展，並將數碼港商場打造成電競發展的場地，一定程度上是回應了我的訴求，希望長遠政府和業界共同加強培訓本地電競及遊戲開發人才，推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同時，亦有助促進青年向上流動。
主席，公務員方面，我曾多次建議政府以團體保險方式，為公務員購買醫療保險，我亦就預算案作出書面提問，不過局長回覆表示：「為公務員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涉及改變現行政策及龐大財政負擔，政府現階段難以考慮。」對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同時我會繼續爭取，促使政府進一步改善公務員的醫療福利，希望政府能給予公務員團隊以及退休公務員更完善的醫療保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本週一（4月30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舉行了公聽會，讓官員聆聽公眾及中醫藥業界對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的意見。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賦予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的權力，但政府一直欠缺清晰的對中醫藥發展政策。政府於2018/19年度大增醫管局的撥款13.1%至624億元，但為十八間中醫教研中心預留的撥款僅為1億1,200萬元，可見政府對中醫藥的漠視。
現時香港十八間中醫教研中心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以合約形式規管中心的營運，所有中醫教研中心皆是自負盈虧，每年恆常的公帑資助只能應付部分支出，中心內的醫師須不停「跑數」，影響醫療質素及士氣。由於資金有限，這些中心未能為員工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加班無加班費，亦無晉升階梯﹐導致人才流失嚴重。之前提到的1億1,200萬元還包括瑪嘉烈醫院的中藥毒理試驗室的營運開支，前線中醫藥人員獲取的資源就少。
我和陳恒鑌議員分別都提出了臨時動議，兩項動議均在沒有反對的情況獲得通過。以下為我的臨時動議的措辭：
鑑於社會對中醫服務有很大的需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為三方合作中醫教研中心提供以下的支援：
食物及衛生局剛剛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開設新職位成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的中醫藥處，希望局方能盡快訂立一套全面且清晰的關於中醫藥發展的政策﹐讓中醫教研中心及將來的將軍澳中醫醫院得到足夠的資源，讓質素好的中醫能在香港有好的發展，讓市民（特別是基層）得到更好、更全面的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