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口號
口號的首句「親近民心」解釋並呼應了「新民」的親民內涵。而「革故求新」則代表我們決心革除故有的弊病，站在優良的傳統價值上與香港廣大市民共創新猷。
「革」，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原意是把獸皮去毛：「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引申來說，具有更新的意義，即把原來的獸皮改變作可供人們合適使用的皮具。在《易經》裡亦以「革」卦來象徵變革，顯示經過時間籌劃後再推行變革，方能取信於民，利於堅守正道，達至亨通順利。
我們以「親近民心，革故求新」為口號，一方面強調兼聽則明，親近民心的重要。另一方面更標誌我們決心和廣大市民一起改革社會弊端，運用中西文化資源及香港人本身的優良拼勁，開創香港歷史光輝的一頁！
新民黨於去年10 月10 日至今年2 月15 日，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以及到內地實習、工作和定居等意願進行調查和研究，透過問卷訪問了11 間中學的所有中四至中五級學生， 共1279人，當中78.7%在香港出生、20.2%在內地出生。
是次研究有不少重要意義。第一是以往大部分民調都是針對18 歲或以上人士，只針對中學生的着實不多，令該方面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想當然」的情况與問題。
亦因為這樣，此研究正正就打破了坊間就年輕人對國家的看法與批評。此外，在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幾條主要問題中， 所呈現的「三極化」現象（下文詳述），對於了解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的觀感的一系列取態，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使之更具參考價值。最後，研究亦發現內地出生與香港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國民身分認同問題。
基本對接趨勢良好
儘管沒有其他世代的數據可供比較，但研究發現時下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外界想像中高，與上幾代人不可同日而語。當中95.1%曾到訪大陸、85%懂得閱讀簡體字、65.8%有使用微信或擁有微信帳戶、46.3%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中國大陸網站、28.1%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淘寶或其他中國大陸購物網站購物、46.7%曾乘搭內地高鐵，其程度很可能領先其他世代，反映出內地電子媒體、應用程式滲透率高，青少年到訪內地日益頻繁； 再加上校內內地出生同學的影響，令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耳濡目染，接受並使用內地人常用的應用程式、網站及文化產品等。整體上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的趨勢良好。
正如教大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指出，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年輕人是基於對內地缺乏認知、不了解國家發展，因而對國家產生抗拒情緒。然而研究反映年輕人與內地接觸的程度較外界想像為高，亦非拒絕接觸，令外界在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有意見或批評時，便一口咬定為「與國家接觸不足所致」的說法不攻自破。
「三極化」：接觸後的認知固化
這一點令我們更能深入思考針對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問題中，所呈現出的「三極化」現象。首先要說明一下所謂「三極化」是什麼： 在「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嗎？」、「中國未來有幾大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及「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嗎？」這幾條問題中，均呈現出「一半半」（5 分）為最多或第二多人選擇的選項，大幅拋離其他比分（10 分表示非常可能╱願意，0 分表示完全不可能╱不願意，5分代表一半半；圖1 至3）。在中間凸起的同時，選擇0 分（完全不可能╱不願意）和10 分（非常可能╱願意）的被訪者也相對地多， 形成了「三極化」畫面。
這模式反映出年輕人在對內地及國家發展已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有相當數目的學生在身分認同方面已發展出明顯取態或好惡。這當然與香港社會近年來經歷了眾多社會運動事件，社會存在着強烈意見和分化有關。不過可幸的是，青年在身分認同上沒有想像中負面， 那一大群選擇「一半半」（5 分）的學生，並不代表他們在身分認同上持一個「沒所謂」的態度，而是他們在接觸大陸後抱持着一種觀望和猶豫態度。
從積極角度來看，這群年輕人在適當的政策與安排下，國家與特區政府是有望可影響他們取態，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將他們爭取過來。然而研究亦顯示，認為應推行國民教育及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的學生只有15.4%和19.9%。可見以推行該兩個科目作為增強國民身分認同的主要手段， 將難以收效。同時亦可藉此推斷，學生對其他增強其國民身分認同的政治與行政手段，也將同感抗拒，甚至可能會激化他們的態度。因此當局切忌操之過急，亦不應期望一步到位，須充分掌握學生和家長反應。
香港與內地出生學生的明顯分野
上文也提到，香港出生與內地出生的學生的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內地出生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整體保持高位，基本上不存在身分認同問題。因此實際上各界更須針對與重視的是香港出生學生的取向。以下是差異比較大的題目：
●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可以相容（香港：29.4%；內地：58%）
●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香港：53.4%；內地：75.5%）
●願意到中國大陸實習╱工作╱定居（ 香港： 25% ╱19.4% ╱13.9% ； 內地：59.7%╱53.5%╱55.8%）
●應該推行國民教育（香港：10%；內地：36.7%）
●應該讓初中中史科成為獨立必修科（香港：17.4%；內地：30%）
毫無疑問，除了香港出生的學生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這方面的比率比較樂觀之外，其他比率都令人擔憂，亦不是一朝一夕可扭轉。研究對於這些方面所得出的初步結論是，青少年受到在學校及社會的持續影響， 與內地接軌的進展與趨勢良好，往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與內地接軌的問題不大。此外國家日益強大，青少年對國家前景抱有信心則令他們更樂於到內地實習、工作及定居。因此只要上述兩方面大趨勢得以保持，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及與內地對接程度應可穩步增長。至於其他方面則須倚賴社會多透過對話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以及對年輕人對國家的觀感與批評作進一步反思和理解了。
正視港人與中國人身分的不相容性
最後，研究在不同角度均顯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有一定的內在不相容性，例如有31.5%的內地出生被訪者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只有一半半相容；即使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會成為世界強國，但認為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不相容的亦達19.4%， 「一半半」則為30%。顯示出不少對國家抱有良好願景的年輕人，對於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能否相容，還是抱有一定疑問。這一點不容忽視。
這內在不相容性同時揭示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工程」的關鍵很可能是要令兩者相容，而非單憑加大融合到內地的力度便可以克服的。這一點是國家、當局及各界必須承認及正視的。為此中央、特區政府及香港各界必須認清令兩者相容的困難性，同時照顧青少年感受，在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對症下藥、靈活應對，否則有可能會弄巧反拙，影響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
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問題擾攘了幾年，由教育問題發酵成選舉議題再演變成社會問題，選舉過了幾場，特首已換人，TSA一度改稱BCA（基本能力評估，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s）再復名TSA，紛擾混亂，「家、校」均無所適從。到今年3月16日，教育局宣布本學年5月正式復考小三TSA，祭出「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幾招，以為可消除操練誘因，平息社會爭議。事實上也有好些議員「收貨」。怎料真正的「大招」－－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才是問題所在，引發了新一輪爭議。
多年來，即使教育局及其教育專家堅稱TSA只是低風險的基本能力評估、數據有助改善教與學，TSA一直遭詬病是教育局評核學校、辦學團體學校校長之間比較競爭、學生操練及壓力的泉源；再加上TSA中英數三科試卷及題型愈來愈深，已超越學生基本能力，學校要學生做大量TSA練習才能應付考試，也有學校要求學生補課或做模擬試，有些學校甚至從小一便開始操練TSA，把學生、家長壓得喘不過氣來，最終爆發成全港關注的大議題。
有家長組成「TSA關注組」，揭露問題希望引起社會關注， 後來發展成「家長聯盟」，記者會、遊行、簽名運動、公開信、公聽會、聯署，扭盡六壬，無非希望莘莘學子擺脫TSA操練，用心良苦。
我和新民黨也不斷收到市民、家長「取消小三TSA」的訴求，我的選舉政綱便已提到「全面擱置小三TSA」，也多次和教育局兩屆局長會面，為家長及學生發聲，要求教育局正視問題。
「三不」糖衣包著「全級報考」的毒藥
來到今回正式復考，教育局以「不記名、不記校、不取報告」與及「只抽樣10%學生考」這些糖衣，包著「若學校全級報考，便可申請學校報告」的毒藥，即保留了一條大大的操練尾巴，而且把主動權及責任推了給學校，一切「校本」決定，與教育局無尤，這招比教育局硬性規定全港小三學生必須參加考核更加要不得。當時已有家長擔憂，這等於為學校提供繼續操練的誘因，仍是苦了學生。
果不其然，教育局甫宣布上述措施，便有多間學校及辦學團體率先表示會全級報考。後來，「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透露，已有180所小學全級報考，佔全港公營小學近四成，其中包括約30所官立小學，即絕大部分官小將會全級報考。」（《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反映「為了拎報告，學校可以去到好盡」，基於「局方俾嘅Data有幾多就用幾多」（路德會，《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的心態，可預視日後會有更多學校選擇全級報考，最終小三TSA又走上回頭路，抽樣評估的良好意願將盪然無存。
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
其中，路德會稱是「基於公平原則」而全級報考，因為「只抽樣10%學生應考，該10%學生需抽出上課時間應試，他們的上課時間因而比其餘90%學生減少。另一方面，該90%學生變相缺少一次考試經驗。」（《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辦學團體以上述理由解釋全級報考的決定，觀念似是而非，值得商榷，而且很明顯沒考慮學生多一次考試經驗即多一重考試壓力。
同時，路德會指出「由於TSA的題型和範圍已在日常功課和課堂中存在，所以不會鼓勵屬下小學刻意透過模擬考試、設計額外試題等方式操練學生。」（《眾新聞》2018年3月25日）我認為這正正曝露了香港小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由考評主導惡化成TSA主導，應試文化成災。
教育局2016年推出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報告》指出：「現行小三系統評估內容是根據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的基本能力文件而擬訂的。基本能力只是課程的基本要求，不代表課程的全部要求。小三基本能力是作為判斷學生在初小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終結時能否達到課程的基本要求（只包含部分知識及能力）。」
然而，家裡有多於一個子女的家長會發現，幼子／女就讀初小時，所讀所學所考均比哥哥姐姐讀初小時「深了很多」。以往學校會要求學生做額外的TSA補充練習來操練題型，現在則是TSA的題型及內容已經深入日常功課及考核的骨髓，那表面上是減輕了額外操練。若家長拿著TSA試卷及報告，對比子女平日的工作紙及試卷，不難發現兩者已不知不覺地融合了。
而在年復年的操練及演變後，看著那些連成年人都未必能輕易完成及答對的考題，究竟甚麼才是小三學生需掌握的基本能力呢？
教育局以「校本」做擋箭牌
回說即將開考的小三TSA，據說在教師簡介會上，很多老師提出「若某家長拒絕子女應考，校方如何處理？」的問題，然而局方並未能提供明確清晰的指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說「家長若不想子女參與評估，可以參照缺席運動會、學校旅行等校內活動，以校本原則處理。」（《頭條日報》2018年4月13日）再次以「校本原則」把責任推到學校身上，我認為這做法並不可取。而且，運動會、旅行並非考試，怎能相比。
事實上，就學校是否全級報考小三TSA、其決策過程、有沒有諮詢家長等等，已引發了一些家長與學校的矛盾，楊局長一而再以「校本」當擋箭牌，是把家長和學校推向對立面，破壞一直提倡的「家校合作」價值，當家長和學校之間沒有互信，受害的仍是我們的下一代。
弱勢學生更需關注
另外，我們除了關注一般學生的情況，學校裡還有SEN（有特殊教育需要）和NCS（非華語）兩類弱勢學生需要關注。據楊局長解釋，目前「抽樣10%學生考」是指普通學生，而SEN和NCS學生則是另外兩條「抽樣隊伍」，而由於兩者的人數比普通學生少很多，他們的抽樣比例會大大高於10%。然而，SEN學生本身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要他們及家長面對多一次考核，他們面對的焦慮及壓力非一般學生可比。而要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參加中文科評估，無助他們的學習，卻徒添壓力，也值得關注。
成立監察委員會
TSA復考，不但未能解決原本的問題，還添了新的「火頭」。我認同「家長聯盟」的建議，教育局應盡快成立監察委員會，邀請教育界及非教育界的社會人士、家長加入，持續監察學校的操練情況、考卷的深淺程度等等，以為初小學生爭取最大的福祉，讓他們愉快學習。
若要數世界最頂尖的大學，就不得不提最享負盛名的「長春藤聯盟」（IvyLeague）大學。跟香港不同，美國最優秀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而它們均設有一個資產規模龐大的捐贈基金（Endowment Fund），用以維持大學研究經費、學費減免、獎學金等教育開支。
以耶魯大學為例， 截至2017年6月底，該校捐贈基金的全年計淨收益率為11.3%，資產總額達272億美元，跟1985年相比翻了近20 倍。較廣為人知的是，高瓴資本集團創辦人張磊先生早年在出任耶魯大學的首席投資官期間，積極投資中國的新興科技公司，為耶魯大學捐贈基金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
名牌大學歷史悠久、師資優良、校友網絡龐大，令一眾莘莘學子趨之若鶩。美國有不少feeder schools， 例如Phillips Academy、HotchkissSchool、Groton School 等，這些名牌私立寄宿中學的學生質素較佳，獲「長春藤聯盟」大學錄取的畢業生比率亦較一般公立中學高。因此，儘管feeder schools 學費高昂，依然深受家長歡迎。
那麼，成續優異卻無法負擔feeder schools 學費的學生，豈不注定受門第觀念所限，只能對心儀的私立大學望門興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的名牌私立大學採取多元收生準則，除了會優先錄取一定比例成績達標而來自不同種族、社經背景的學生外，更透過捐贈基金為合資格學生提供學費減免，設法縮窄貧富學生之間的差距。
香港回歸至今，與國家的關係已越來越密切，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及國民身分的看法如何？新民黨今天（10日）發布「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報告（見附件）。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政策總裁袁彌昌博士、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陳家珮女士、甘文鋒先生、上屆主席王家揚先生，及青年委員會主席王政芝女士，代表發布相關研究報告，分析本港青年對國家及國民身分等看法，及就研究提出青年政策建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感謝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教授，及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協助進行「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是次研究是由新民黨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於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2月15日期間進行，旨在了解香港青少年對國民身份的看法、程度，及對內地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了解及融合程度。
研究收集1, 279中學生數據樣本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統籌主任李家文博士，解釋研究是以隨機方法，按教育局公布的學校名單選取本地中學參與研究，每所中學邀請全部中四至中五級學生參與，透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香港研究學院總共收到199間本地中學回覆，回覆率為67%（199/297 x 100%），當中11間中學（包括港九及新界3間英中及8間中中）願意參與研究，香港研究學院最後共收回1,279份完成的問卷。
所有被訪者均為中四至中五級學生，絕大部分(>95%)於2000年或以後出生，當中78.7%在香港出生，20.2%在中國大陸出生；89.2%的被訪者居港七年或以上；被訪者居住在公營房屋、私人物業和自置物業的百分比分別為41%、16.3%及29.1% (13.6% 不知道其居所類型)。
與內地對接程度較想像中高
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陳家珮女士，稱是次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絕大部分(>95%)曾到訪內地，當中近7成 (68.2%)曾到訪內地5次以上；85%懂得閱讀簡體字；近七成受訪者有使用微信或擁有微信帳戶，46.3%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內地網站，28.1%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使用淘寶或其他內地購物網站；46.7%曾乘搭內地高鐵等數據，均顯示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對接程度比想像中高。
內地影視娛樂及體育吸引力減
至於中學生接觸內地影視娛樂及體育的比率，21.2%在過去一年從來沒有觀看中國大陸的電影、電視劇或綜藝節目，4成人平均一個月多次或每天觀看中國大陸的電影、電視劇或綜藝節目；45%有喜歡的中國大陸影視人物，18.2%不認識內地影視人物；最喜歡的電視劇分別是港劇(28.9%)、韓劇(28.3%)、大陸劇(21%)、日劇(18.8%)及台劇(14.4%)，但也有25.8%不喜歡看電視劇；有37.5%有關注有中國國家隊參加的體育項目與賽事，26.1%有喜歡的內地運動員，這些數據均反映目前影視節目存在大量選擇，同時，近十年來，香港培育了不少出色運動員，例如李慧詩、曹星如及吳安儀等，在國際賽事中屢獲殊榮，中國國家隊及國內運動員對本港青少年的吸引力相對減低。
參與軍事與外交工作的興趣
在軍事與外交方面，陳家珮表示，香港青少年之中， 26.8%有興趣在港參觀解放軍軍營；32.4%有興趣參觀航空母艦遼寧號，反映目前普遍對參觀解放軍軍營和遼寧號抱有一定興趣；有9.9%有興趣參軍(如政策得到落實)及17.6%有興趣在外交部工作(如政策得到落實)，新民黨認為難能可貴。
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份的相容性
新民黨中央委員暨青年委員會前主席甘文鋒表示，研究數據反映36.6%認為兩種身分相容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為最多人選擇的選項；認為完全不可能相容的有8.7%；認為非常可能的有9.6%，顯示題目呈現出「三極化」的傾向。
主席：
特區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透過推動使用包括電動車在內的環保車輛，協助減低路邊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質素。根據中央政策組在2015年3月發表的「推廣使用電動車背景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在推動使用電動車方面有多項獨特優勢，包括香港地方小、車程短、氣候溫。內地亦大力發展電動車產業，可以為香港的電動車發展提供有力後盾等，所以香港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適合用電動車的地方」，尤其是電動的公共交通工具。
從環保、減排、建造更優質生活環境的角色出發，以電動車逐漸取替汽油和柴油車，是全球大勢所趨。如中央政策組的研究所指，香港擁有多項推動電動車應用的優勢，是適合用電動車的地方，但好可惜，特區政府近年在推動電動車方面，一直被人批評力度不足，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和相應配套設施，包括經常被人詬病的是，全港各區的電動車叉電位都嚴重不足以及叉電速度緩慢，直接影響車主更換電動車的意欲。加上，政府推出鼓勵市民使用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措施，有全數寬免到現時部分寬免，可能會直接影響車主更換電動車的意欲，無助推動本港電動車普及使用。
所以，我今日提出修正案的內容，主要提出以下3個建議，包括：(一)政府應全面檢討推動電動車的政策，以配合電動車市場及技術的發展，以及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二)研究修訂《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增加誘因以鼓勵發展商在新建之商住樓宇內的車位提供充電設施，供電動車充電之用；(三)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模式及成效，以加快推動公共交通車輛及商用車輛轉用電動車。
主席，過去特區政府主要透過提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安排、設立3億港元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以及撥款1.8億元，供專營巴士公司購買36架單層電動巴士，以推廣在本港使用電動車輛。但這些措施能否達致原來的目標和成效呢？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自1994年開始實施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豁免安排至2017年7月，全港已登記的電動車共有10,876架，約佔全港已登記車輛數目的1.3%，當中97%以上為電動私家車。本港電動私家車的數量，在過去5-6年間大幅颷升，由2011年1月只有60架的極少數量，逐漸增加至2016年底的6,994架，佔首次登記私家車總數的7.3%。此外，截至2016年底，首次登記的電動車共有7,212架，獲寬免的首次登記稅額約44億元。
在2012-17年間的5個財政年度，首次登記電動私家車的記錄，應課稅價值超過70萬元的電動私家車，佔整體電動私家車總數的73.1%，反映受惠於豁免首次登記稅的電動私家車，大部分屬於高價格的電動私家車。令人感覺政府的措施可能變相鼓勵大家買貴車，因為買越貴的電動車，可以獲得越多的稅務寬免，即是慳得越多。
事實上，現時市場上有不少品牌的電動車，除了較多人認識的Tesla，還有日產、雷諾、Volkswagen等，但翻查政府資料，在2012-17年的5個財政年度，最多人購買的首次登記電動車是Tesla，在2016-17年度，各型號的Tesla電動車，更佔全年首次登記電動車總數的95.8%，其次是寶馬2款型號的電動車共有105部，只佔全年5,839部的1.8%，本港電動車市場明顯已出現扭曲情況。
主席，電動車的選擇亦是一個問題，首次登記電動車並非所有型號均在本港有售，部分車主是從海外購入，同時市面上有部分並非全電動車，而是汽加電車，不單只本港市場可供選擇的電動車不多。以Tesla為例，最平的入門版電動車的車價都高達70-80萬元，一般車主根本不容易負擔，所以如何在本港市場引進和吸引市民購買不同品牌、不同型號、車價較低的電動車，才能真正推動本港電動車普及化，是政府需要正視和處理的問題。
雖然今年財政預算案繼續為合資格車主提供上限97,5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並推出新增的「一換一」計劃，合資格車主購買新電動私家車並銷毀其舊私家車時，可獲較高、上限為25萬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不過，有不少車主向我反映，「一換一」計劃對車主並不一定吸引，主要因為計劃名義上是「一換一」，但實際要求車主承擔額外開支，會直接影響車主更換電動車的意欲，加上現時鼓勵車主買平價電動車的誘因不大，所以我擔心「一換一」計劃是否能夠真正取得成效。
主席，不少環保節能設施在剛推出的時候，成本都會較高，若政府不率先引入，除無法表現政府對推動環保的決心外，更無法促進環保節能設施的普及使用，如電動車使用和發展，很大程度要依靠政府的推動，以及增建相關配套設施。
根據環保署的資料，公共電動車充電設施數目，由2011年的872個，上升至2017年9月底的1,774個，6年間增加月一倍。但本港電動車與充電站的比例約為1:0.17，遠低於全球平均的1:1.1。
申訴專員公署在2017年9月宣布會展開一項主動調查，審視和研究政府對電動私家車的配套規劃及安排有否不妥善的地方。因為政府在2009-10年度的《施政報告》表示，政府將致力使香港成為亞洲區內電動車最為普及的地方，其後亦公布了具體目標，包括到2020年，全港有30%私家車是電動車，而在新落成的建築物中，私人停車場希望有30%的泊車位設有充電裝置。
觀乎現時情況，我們認為政府在電動車發展商嚴重墮後，不要說達到目標，連門邊也碰不到。當然，政府在電動車的配套規劃和安排上是有從發展商方面作考慮，包括自2011年4月起，若發展商為發展項目下的停車位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政府則可豁免有關停車場的樓面面積。根據環境局的資料，有關措施在2011年4月推出至2017年9月間，屋宇署共批准約370宗涉及豁免新建樓宇停車場計入總樓面面積的建築圖則，當中涉及4萬個可供電動車充電的車位，相信這項措施對於發展商是具有一定吸引力。
至於我不贊成強制所有新建的商住樓宇的車位，必須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主要因為我考慮到強制大廈裝設電動車充電設施是有欠彈性，相反，若政府能夠增加誘因，鼓勵他們提供充電措施更能推動電動車的普及化。
主席，雖然近年電動車的數量增加不少，但電動私家車只佔所有私家車總數不足2%，在我的修正案中亦提到，希望政府能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成效，以期能真正推動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車輛轉用電動車。我會支持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尤其是提高免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上限和其他優惠。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很高興《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終於可以恢復二讀辯論，有望日內通過。
我很清楚記得這條條例草案原為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一條私人條例草案，政府接收了之後成為了《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草案於臨近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因少數議員拉布而失效。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公聽會，讓各持份者如醫生、病人組織發表意見，當中帶出有數個與醫療有關的焦點問題。
第一，調查醫療事故的時間太長——我記得有多名病人組織代表及其他人士，包括藝人劉美娟及她的丈夫，都認為親友在醫療事故中枉死。調查時間長，案件一日未水落石出，家屬都無法釋懷。
第二，醫管局人手不足——有醫管局高層曾向本會表示醫管局長期都短缺三百位醫生。儘管醫管局希望聘請更多的有限度註冊醫生以解燃眉之急，但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為一年，時間太短難以招聘合資格的醫生。
第三，醫委會的組成。《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不幸未能通過，但今天換了行政長官，林太在競選時聽了不少醫學界的意見，了解到醫委會組成問題的癥結所在，她上任後在《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中做了不少妥協，令到爭議獲得解決，這是應獲嘉許的。剛才我聽到一些同事的發言，都表示醫委會的組成雖非完美，但已有進步。新組成的醫委會多了業外代表，如多了由消委會委任及病人組織選出的代表，醫生的代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選出來的，希望醫學界及病人組織都滿意此安排。
另一方面，我們在辯論的過程中發現坊間有不少的誤會。如有人以為加長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等於放多點內地醫生來港執業，剛才已有同事指出此屬不公平的指控。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內地來港的醫生大多到大學參與研究工作，而非到醫院服務。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限期只有一年，令不少海外醫生卻步，因為大家都不想為了一份只有一年的工作而舉家搬到香港。
事實上香港的醫生人數是不足的，一萬多名醫生要照顧七百萬人口及旅客實在是捉襟見肘。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出版的《香港便覽》中有關公共衛生的部分指出，比例上香港每千人有1.9名醫生（2015年），英國的比例是每千人有醫生3.7名（2014年）、美國3.3名（2013年）、日本2.3名（2012年）、韓國2.6名（2013年）、馬來西亞1.0名（2013年）、台灣1.7名（2013年）及新加坡3.0名（2014年），可見香港在國際間算是醫生人手較為短缺的。
我們都知道訓練一個醫生需要七年，專科醫生則更久。有醫院高層向我表示，他們都對訓練女醫生感到感慨，不是因為性別歧視，而是不少女醫生在結婚生子後，轉為兼職甚至辭職，令人手流失更快。現時醫學院中女生比男生多，以上問題未來將更嚴重。
面對人手問題，希望將來食衛局局長與醫委會能夠檢討一下考試制度。我曾聽說一位在英國已考獲資格的醫生在香港考都不能合格。有專科醫生告訴我一些來自美加名校的專科醫生欲來港執業，但考試卻考一些醫科生級的問題、香港時事以及英文。希望有關當局考慮簡化考試制度，如來自英語國家的醫生是否仍需考英語，改善合格率，以舒緩人手問題。
至於調查醫療事故方面，正如同事指出，政府已在此方面提供了更多資源，偵委會、研訊小組以及審裁員的數目亦多了，希望日後審訊的速度會加快。如郭榮鏗議員提到，若能簡化審訊程序，相信處理速度將會更快。但我想跟局長說，有病人組織告訴我，讓他們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審訊時間長，還有所有決定都是由醫療專家主宰，期間沒有對家屬解釋其決定，讓家屬覺得家人死得冤枉。
雖然此條例不能解決一切醫療問題，但都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在此感謝政府促成醫生、病人組織和獨立人士達成協議。我知道局長在三方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是十分欣賞的。故此，新民黨會支持《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三讀及政府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到立法會出席質詢大會，我很高興獲得最後一個提問的機會，於是便詢問她有關復考TSA的問題。
本月16日教育局宣布復考TSA，以「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報告及抽樣」的方式繼續推行，每年抽取全港公營及直資學校百分之十的學生參加，但同時卻容許學校自願安排全體小三學生參與。現時已有多個辦學團體表示會自願報考，並且要求全級同學參加，以及索取考生成績，如此一來，明顯與教育局減輕學生壓力的目標相違背，又再恢復學生的壓力。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
特首的回應，沒有直接回答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可惜時間不容許主席予我跟進，而我想提問的是：政府會否承諾成立一個監察委員會，讓家長可以參與，藉此監察TSA，避免學生出現過分操練及令他們承受過多壓力的問題？我會就此繼續向教育局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