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組織架構
1. 中央委員會（中委會）
中委員會由黨員大會選出，負責整體管理新民黨工作及討論黨的政策方針，並為黨制定及貫徹落實有關政策。中委會獲授權任命成立小組委員會，並監察其表現。中委會亦可委任秘書處成員。中委會以兩年為一任，約兩個月便會開會一次，讓中委知道黨的最新發展與方向。同時，各中委成員亦會專責協助黨內不同的範疇的發展，加強新民黨在各方面的網絡。
中央委員會名單
主席： 葉劉淑儀
常務副主席： 黎棟國
副主席： 潘國山 容海恩 韓世灝
委員：
陳永良 陳鎮洪 陳汝昌 陳家珮 趙麗娟 周國泉 羅拔．漢臣
羅志光 鄧祐才 譚榮邦 曾向群 黃仲翹 黃復華 黃卓健 楊孟霖
王錦彪 唐學良 葉慶寧 王政芝 甘文鋒 余衍深 宋東 陳敏娟
梁家輝 蘇炤成 趙振國 何志誠 陳振東 王聰德 Vijay
龔俊龍 王家揚 譚領律 盧騰光 傅曉琳 顧梓昆
2. 執行委員會（執委會）
執委會負責管理新民黨的日常工作。執委會成員每週都會出席核心小組會議，除討論對政府的政策回應外，亦會討論新民黨的地區事務及宣傳活動、選舉事務及黨內行政等。
3. 黨籍委員會
黨籍委員會成員每一至兩個月會見黨員申請一次，了解新民黨的加入原因及背景。同時亦會安排黨員參與籌備及策劃的工作，如黨員聚會、周年晚會宴、周年大會、地區活動等，使他們有機會了解黨內的運作，亦能與其他黨員互相溝通，建立關係及團隊精神。
4. 紀律委員會（紀委會）
紀委會負責跟進對黨內成員違規的投訴，並按有關投訴的情節進行處分，包括譴責及開除黨籍。委員會在有需要時才會召開會議。
5. 青年委員會（青委會）
新民黨於2011年8月成立新民黨青年委員會，黨內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黨員均自動成為「年青黨員」。成立青年委員會的目的是為年青人提供議政平台，希望培育更多有志之士投身政治。委員會由眾多青年黨員選出委員負責會內的工作。長遠來說，我們希望透過青年委員會，加強新民黨的凝聚力。最重要的是培養合適的政治人才，成為黨發展的支柱和未來的政治接班人。
青年委員會每月進行例會，商討不同的活動進度，亦舉辦青年專題小組，為青年黨員提供發表意見及訓練議政論政的平台。同時每年亦會舉辦青年黨員訓練營，加強黨員對社會政策的觸角。
6. 新民黨秘書處
新民黨秘書處為中委會、執委會及多個不同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提供後勤支援，當中包括財政事宜、政策研究、招收黨員、社區服務、選舉工程、聯絡及處理投訴等。
自從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度（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到2002年正式實施，問責制至今已實行了17年，是時候審視成效。
首先，問責制其實是一套政治委任制度，由行政長官委任司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稱之為問責制，有點「改壞名」，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員問責上，遇上甚麼風波便要官員問責下台，動輒得咎。2003年，我和梁錦松（時任財政司司長）在同一個晚上問責，期後楊永強（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也因為「沙士」而於2004年辭職。到最近的反修例風暴，反修例人士也把目標對準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要求他們下台。
董建華的初衷
回顧當年董建華推行問責制的初衷，主要是因為他在其首屆任期中，有感難以駕馭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統領的公務員團隊，他必須找尋和他同心同德的班子來協助施政，這想法無可厚非。2002年4月17日的政府新聞稿便列明，問責制是要讓「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理念一致，方向明確；民情在心，民意在握……政策更加全面協調，為市民和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這些年來，我認為問責制在吸納專才方面，是有發揮效用的，例如醫務專才周一嶽、高永文、梁卓偉及陳肇始，科技專才楊偉雄，在教育界經驗豐富的蔡若蓮等，也是政務官團隊裡沒有的專業人才。
擴大問責制遭非議
到曾蔭權年代，因為政治環境愈來愈複雜，局長的工作愈來愈繁重，單是出席立法會各種會議也佔據不少時間。曾蔭權於是在2007年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擴大問責制，設立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協助局長處理政治事務，包括立法會事務、做好政治聯繫等等；並於2008年正式推行。
記得當時，因為社會認為副局長及政助薪酬過高，引起了很大爭議。副局長的薪酬相當於局長的65%－75%，即20多萬元！政助的薪酬相當於局長的25%－35%，也有約10萬元！是初入職政務官的兩倍！再加上政府對副局長及政助的履歷沒有硬性要求，部分獲委任人士的資歷背景與其政策局範疇「大纜扯唔埋」，人工卻三級跳，不惹非議才怪！
例如首位環境局副局長潘潔本身是在大學裡從事公共行政的研究工作，也有傳媒經驗，但是卻沒有環保背景。首位食衛局政助陳智遠是中大政治系講師，並沒有醫務工作經驗。此外，還有多位副局長及政助本身是區議員，沒有出色的專業背景，轉跑道後表現平平，反映政府在招攬人才方面，不算成功，給人拉雜成軍之感。最近發生多次大型衝擊，一群前副局長及前政助作出與政府立場不一致的公開聯署，反映他們對政府的管治理念理解不深。
只壯大人數 沒壯大人才庫
推行擴大問責制後，政府的問責團隊在人數上是壯大了不少，但是政府的管治水平卻不見得有多大提升，遑論達致「提供參政途徑」、「培育政治人才」、「建立政治人才庫」等長遠目標。
相反，幾屆下來，問責制「人來人往」，除了陸恭蕙、邱誠武、吳璟儁幾位本身略具知名度，更多副局長及政助是「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做一屆便離職，別說功績，市民連他們的名字及樣子也記不起。他們離開政府後，鮮有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工作，政府口口聲聲說的「旋轉門」其實不存在。
例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鵬轉職馬會，食衛局政助陳智遠轉型為古蹟文化導遊。兩屆勞福局政助莫宜端以照顧家庭為由呈辭，後來出任教育機構助理總監。環境局政助蔡少綿現職迪士尼，創科局政助梁淑寶返回舊公司任職等等。政府想通過問責制建立政治人才庫，可謂完全失敗。
工種錯配
政治助理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做好政治聯繫，包括與政黨及立法會議員聯絡、游說及拉票。特首辦特別助理李惠、財政司司長政助何翠萍、保安局政助劉富生、環境局政助區詠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助吳璟儁便頗稱職。
而在眾多政策局當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政助工作最「與眾不同」，該局政助的存在感不高，第二任的趙立之，沒甚麼接觸就離任了。現任的楊寶蓮，最初也沒來聯絡拉票，我多次向局長反映，後來才有改善。據了解，原來基於財經局涉獵的範疇相當專門及複雜，例如稅務條例、公司條例等等，局內認為並非政助能夠處理，政助轉而主力資料搜集、撰稿等等，楊寶蓮便經常和我分享其搜集的文章。因此，我認為政府應檢視該局是否需要政助一職，及將該職位正名為研究助理。
如何走下去
綜合上述種種，問責制仍未發揮最大效益，行政長官未能招攬真正擁有共同治港理念、有共同抱負的政治人才。因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政治風暴更證明問責制無法讓政府「民情在心，民意在握」。如今政治環境一天比一天嚴峻，問責制要如何走下去，做到真正提升管治團隊的質素，值得思量。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完美風暴」，掀起幾次史無前例的大型遊行示威，全世界都見到香港人繼續享有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示威集會自由，見到絕大部分參與者和平、理性、守秩序的特質，也是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
可是，圍堵警察總部、衝擊破壞立法會大樓等事件，卻暴力得讓人心痛欲絕。特別是7月1日那天，示威者用腐蝕性液體、有毒粉末、鐵枝等各種自製武器工具襲擊執勤警員，拆毁立法會數米高的鐵圍欄，撞爛撞穿立法會大樓的玻璃，衝入大樓內大肆破壞各種設施，畫面震撼。香港變成了暴力之都？
立法會大樓遭到如此破壞，每天在內辦公的泛民議員竟然連一句譴責也沒有，等同助長暴力歪風。難怪法律學者陳弘毅教授在臉書上對某政黨大加鞭撻，直斥其非。
行政長官提出和學界對話，學生會代表堅決拒絕。他們開出的條件，包括不追究、特赦示威者。所謂不追究，即是不調查、不檢控、赦免他們的刑罰，這是違反法治精神的，特首當然不能答應。
請看看香港的法律：
《警隊條例》第10條〈警隊的責任〉規定，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
(b) 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
(d) 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人；
(e) 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公眾休憩地方舉行的遊行及集會。
《基本法》第63條則規定律政司負責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因此，行政長官沒有權力指令警隊不進行調查，也沒有權力指令律政司不提出檢控。不調查，不追究，正正違反了香港法律，妨礙司法公正。
再說，《基本法》第48條第12款規定行政長官可以「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但使用暴力的人未被律政司檢控、未被法庭定罪、未被法庭判刑，行政長官哪來權力特赦他們？特赦他們甚麼？這是徹頭徹尾置「政治先於法律」和「視法律如無物」的要求，可悲！
香港已腳踏暴力之門。當日大聲疾呼，公開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KOL、團體、學者、前高官、前議員們為甚麼不譴責這些嚴重暴力行為？你們的沉默代表甚麼？這還是我們認知的法治社會嗎？「和理非非亅去了哪裡？
上文提到英國「硬脫歐」的機會很大，勢必改變英國和歐盟的關係，由過往互惠互利的經濟共同體變成直接競爭對手。究竟「硬脫歐」對倫敦的影響有多大？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歐盟保障成員國國民在歐盟國家工作的權利，好處是促進人才流通。雖然不少英國人對歐盟國民能自由流通感到不滿，不過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來說，「硬脫歐」意味來自歐洲的金融專才將不能自由到倫敦工作，令大量人才流失。此外，歐盟27 國可以利用歐洲龐大市場，強迫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將總部從倫敦遷往歐洲大陸例如巴黎、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長遠倫敦將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國保守黨黨魁競逐已進入最後階段，前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民調大幅領先對手外相侯俊偉（JeremyHunt），不過就算約翰遜當選成為首相，面對內憂外患的情况將難以有效管治，在下次大選有機會被工黨擊敗。《經濟學人》指出若工黨成為執政黨，將會採取例如將企業國有化、設金融交易稅（Financial-Transactions Tax）、嚴格規管併購、外匯管制等左翼經濟措施，長遠將導致資金外流，嚴重打擊倫敦的金融業。
倫敦現時有20 萬億美元銀行證券和資產，理論上可以跟歐盟談判，暫緩執行無協議脫歐，不過若英國希望留在歐洲單一市場就必須接受歐盟的規管，換言之倫敦必須遵守競爭對手定下的遊戲規則，而歐盟一定不會為倫敦開出優待的條件。
倫敦的前景暗淡，不過並不是全無希望。我認為倫敦應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如香港等合作，避免過度依賴歐洲市場，將「硬脫歐」的傷害減到最低。
新民黨 與行政長官會面
今天（7月15日）早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副主席容海恩女士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會面，是行政長官在連串反修例抗議活動後，首次與新民黨正式會晤。新民黨向行政長官反映了多方面的意見，及要求政府加快處理各項社會民生問題。
首先，對於近日的大型衝擊活動演變成暴力抗爭，完全背離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意，引致多名警察、記者及示威者受傷，新民黨予以強烈讉責，重申暴力行為不為社會所容，市民感到不安。新民黨呼籲示威者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支持警隊執法，讓社會盡快回復寧靜。
新民黨向行政長官反映，政府的新聞統籌及宣傳工作嚴重不足，特別是網絡方面，完全與社會脫節，以至在今次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面對各種失實流言亦無法有效回應，以正視聽。新民黨認為政府應重整及加強宣傳工作，今後政府的公開回應要做到「快、多、真」。
主席葉劉淑儀向行政長官指出，政府在「一國兩制」及港人價值觀的論述方面，喪失了話語權。葉劉淑儀認為，港人珍重法治、自由、安定、繁榮、友愛、互助、勤奮等等特質，政府必須全力維護。
在土地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政府應多運用市建局，要求市建局與房協更多合作，重整規劃，推出更多補貼房屋，以解燃眉之急。
至於地區民生問題，雖然冷氣機滴水、房屋漏水、噪音、野豬野猴野鴿等，表面上是小問題，但對於市民日常生活造成的滋擾不少，惟政府部門往往互相拖延，推搪處理，讓市民感到無助無奈，導致市民怨氣爆發，認為要以大型遊行等群眾運動來解決問題。新民黨建議政府擴大民政事務專員的職能，以主動統籌不同部門，加快處理這些地區民生問題，讓市民安居。
此外，新民黨向行政長官強調，目前不同階層及年齡的市民也累積了不同的怨氣及訴求，政府需要正視。
例如基層市民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經濟支援，特別是等候多年也「上不到樓」的人士，他們希望有租金援助；住在中產屋苑的長者，很多維修項目例如電梯維修等等，動輒需要大筆花費，他們也希望得到政府支援。
年輕家庭特別是雙職家庭，經濟壓力很大，他們要兼顧工作及照顧小朋友，託兒中心名額不足，聘請適合的外籍家庭傭工也不容易。新民黨認為政府應投放資源，減輕年輕家庭的負擔。
教育方面，新民黨認為政府應加倍重視同學的多元潛能，提供更多渠道讓同學發展不同的優點。例如投放資源於體藝培訓、職業訓練等等，讓同學有多元出路。
最後，新民黨再次要求行政長官正視及盡快處理三座大山的問題。
主席葉劉淑儀指出，雖然理解行政長官對於立法規管領展有保留，但是領展（及轉售財團）大幅加租，舖位租金過高，小商戶被逼遷等，都是擺在眼前的問題，若不及早處理，這些小商戶也會向政府抗議，屆時政府更難以解決。
港鐵票價過高，「可加可減機制」淪為「只加不減機制」，值得商榷。新民黨認為「以地養鐵」的模式無可厚非，惟應該改革票價調整機制，讓港鐵在物業賺到的錢補貼票價，維持不加價甚至減價，以造福市民。同時，新民黨認為政府應大刀斧闊改革港鐵的管治，以真正提升其服務水平。
總結而言，新民黨認為，社會怨氣不會一時三刻便能完全平息。政府要有勇氣消除民怨，需多管齊下，並且大刀闊斧地處理累積的深層次問題，讓社會回復平和，香港重新出發。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
我：主席，我想問政務司司長，其實政府有否曾研究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實際是否切實可行呢？ 例如在利益方面，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制定的收受利益規例，利益是包括車船、飛機的接載，也就是說特首要內訪或外訪的時候，假設中途行程有變，需要其他人臨時以車船接載，有可能觸犯條例。那麼當特首接受這些方便和紀念品，人家的好意，是否亦需要諮詢委員會呢？這些是否切實可行呢？如果不是的話，特區政府是否應該告訴這些委員會，他們的想法十分「離地」？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葉議員的提問，這正正是我們所說困難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亦需要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所以需要一點時間。我們仍希望找到—個可行的方案。但是，結果如何，我們需要時間和空間去進行我們的研究工作。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