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組織架構
1. 中央委員會（中委會）
中委員會由黨員大會選出，負責整體管理新民黨工作及討論黨的政策方針，並為黨制定及貫徹落實有關政策。中委會獲授權任命成立小組委員會，並監察其表現。中委會亦可委任秘書處成員。中委會以兩年為一任，約兩個月便會開會一次，讓中委知道黨的最新發展與方向。同時，各中委成員亦會專責協助黨內不同的範疇的發展，加強新民黨在各方面的網絡。
中央委員會名單
主席： 葉劉淑儀
常務副主席： 黎棟國
副主席： 潘國山 容海恩 韓世灝
委員：
陳永良 陳鎮洪 陳汝昌 陳家珮 趙麗娟 周國泉 羅拔．漢臣
羅志光 鄧祐才 譚榮邦 曾向群 黃仲翹 黃復華 黃卓健 楊孟霖
王錦彪 唐學良 葉慶寧 王政芝 甘文鋒 余衍深 宋東 陳敏娟
梁家輝 蘇炤成 趙振國 何志誠 陳振東 王聰德 Vijay
龔俊龍 王家揚 盧騰光 傅曉琳 顧梓昆
2. 執行委員會（執委會）
執委會負責管理新民黨的日常工作。執委會成員每週都會出席核心小組會議，除討論對政府的政策回應外，亦會討論新民黨的地區事務及宣傳活動、選舉事務及黨內行政等。
3. 黨籍委員會
黨籍委員會成員每一至兩個月會見黨員申請一次，了解新民黨的加入原因及背景。同時亦會安排黨員參與籌備及策劃的工作，如黨員聚會、周年晚會宴、周年大會、地區活動等，使他們有機會了解黨內的運作，亦能與其他黨員互相溝通，建立關係及團隊精神。
4. 紀律委員會（紀委會）
紀委會負責跟進對黨內成員違規的投訴，並按有關投訴的情節進行處分，包括譴責及開除黨籍。委員會在有需要時才會召開會議。
5. 青年委員會（青委會）
新民黨於2011年8月成立新民黨青年委員會，黨內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黨員均自動成為「年青黨員」。成立青年委員會的目的是為年青人提供議政平台，希望培育更多有志之士投身政治。委員會由眾多青年黨員選出委員負責會內的工作。長遠來說，我們希望透過青年委員會，加強新民黨的凝聚力。最重要的是培養合適的政治人才，成為黨發展的支柱和未來的政治接班人。
青年委員會每月進行例會，商討不同的活動進度，亦舉辦青年專題小組，為青年黨員提供發表意見及訓練議政論政的平台。同時每年亦會舉辦青年黨員訓練營，加強黨員對社會政策的觸角。
6. 新民黨秘書處
新民黨秘書處為中委會、執委會及多個不同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提供後勤支援，當中包括財政事宜、政策研究、招收黨員、社區服務、選舉工程、聯絡及處理投訴等。
上文提到雅典用金融作武器，迫使盟邦為其利益服務，鞏固其霸權。今天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與昔日雅典無異，而且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提洛同盟設有一份共享資產，所有盟邦皆需投入資金，作為盟主的雅典保管，甚至控制此資產的用途。美國和友國亦有類似的金融共享機制，而美國在當中更是作為主導者的角色，在〈美國金融帝國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America'sFinancial Empire ，下稱〈黃昏〉）一文中，作者指出有關機制體現於「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通用的美元結算系統，以及聯邦儲備銀行為他國提供的緊急融資。
SWIFT 營運全球金融的電子網路，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通過SWIFT 交換信息（message），方可完成交易。
SWIFT 服務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 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是全球金融交易的命脈。由於SWIFT 的交易主要以美元進行，美國佔的交易份額亦較其他國家大，因此經常被美國利用來制裁敵國，例如SWIFT 在2017 年終止朝鮮的銀行使用其系統。因此，一旦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而被SWIFT踢出組織，即等於切斷了與全球金融系統的聯繫（cut off acces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tself）， 無法與外界交易，此乃美國的「第二階段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
除了對於SWIFT 的控制權，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領先地位，加上全球超過250 個國家和官方金融機構，將資金託管於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凡此種種皆成為美國的金融武器，用於威脅他國，迫使他們屈服，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影響的範疇包括限制核武擴散（non prolife ration）、人權問題，甚至他國的政權更替。〈黃昏〉的作者指出，美國甚至對其盟友實施金融霸權，例如以「第二階段制裁」威脅歐洲諸國放棄挽救美國已退出的「伊朗核協議」。在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下，盟友只淪為美國的附庸國（vassal）。下篇談美國金融霸權導致眾叛親離。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遏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施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不單止香港，全世界也在撲口罩。口罩缺貨頓成疫情炸彈。特區政府全球採購口罩大行動無成效，民間有心人各施各法，總動員撲口罩，也有人親身飛去世界各地搜購，不過因為世界各國都因應本身的需要，禁止或限制口罩出口，香港人買到的也不多。民間搜購回來的口罩，或派或賣，大家的目標一致，希望口罩能到達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家家有口罩，人人安心。
坊間派贈或售賣口罩的方法一日比一日進步，由最初在街上派街坊，或者在店舖售賣，引來市民特別是長者通宵排隊；到按時派籌、網上認購、登記地址有專人派送，到有企業開發實名制網上登記系統；一切一切，盡顯港人的機動性及靈活性。
可是，有藥房把口罩抬至天價，突顯了非常時期限制口罩定價的迫切性，可惜特區政府十推九不動，叫市民相當無奈。
口罩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最需要口罩的是醫護人員。他們每日冒著生命危險來執行神聖工作，拯救病人生命，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口罩供應。此外就是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前線人員，例如清潔工每天面對各種惡劣衛生環境，同屬抗疫最前線，卻往往被遺忘。最近開始有團體贈口罩予清潔工，值得嘉許。
特區政府終於在情人節宣布推出25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向醫管局發放額外47 億元增購口罩及防護裝備，及向清潔工和保安員派發每月1,000元疫情津貼。措施姍姍來遲，總算遲到好過冇到。
除了口罩供應短缺，接踵而至的疫情炸彈是停泊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上及留在湖北的港人。社會關注為甚麼政府遲遲不派包機接他們回來，但我認為政府猶豫不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包機與否，而是香港到今天仍沒有足夠的檢疫及隔離設施安置他們。要在極短時間興建足夠的臨時隔離屋並不實際，用未入伙公共屋邨又有阻滯，其他建議如徵用迪士尼酒店度假村也無下文。
時間不等人。消息傳來，船上環境越來越不理想，人們困在船上亦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染病人數日日增加。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要求日本政府為港人做冠狀病毒測試。測試結果屬陽性者當然要入院治療，而特區政府同步安排包機，把測試結果屬陰性者接回香港。回到香港後立即做第二次病毒測試，等候結果期間，他們需要入住隔離營。三百多人可以分批回來，以衛生署處理測試的能力和速度，一兩天應該有結果，估計目前的隔離營應可容納。測試屬陽性者入院治療，測試是陰性的在防疫專家確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讓他們回家繼續隔離直到14天期滿。
至於滯留湖北的二千多名港人，在找到足夠隔離設施安頓前，接他們回港困難更大，家居隔離又可能引起周邊居民不安。我建議特區政府馬上和珠海市政府商量，包租一家位置偏遠，有獨立房間、洗手間、窗或露台的大型度假村酒店作為臨時隔離中心。在解決了當地交通安排、病毒測試等問題後，用包機分批送他們到珠海隔離檢疫14天。期間，病毒測試屬陽性者可經大橋送回港入院治療，病毒測試屬陰性的，在完成檢疫後經大橋返港直接回家。
特區政府於2020年2月5日宣布動用100億港元成立「防疫抗疫基金」（下稱「基金」），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僱主和僱員提供支援。特區政府應該採取更靈活的手法，確保令受疫情影響的市民得到援助。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與副主席容海恩女士，今天（14日）會見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提出十項運用基金的建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表示：「我與容海恩議員今天與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會面，因了解行政長官公務繁忙，希望就『防疫抗疫基金』向政府提出十項建議，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
就基金的涵蓋範圍及應用方式，新民黨提出以下十項意見：
若有病患者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影響家庭生計，政府應盡快調撥資源，為相關家庭提供緊急財政支援。如病患者康復後出現後遺症，當局應繼續運用基金資助後續醫療開支。
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關閉轄下場地影響，原定舉辦的各類表演、節目及比賽因疫症而全部臨時取消，各類型球賽亦需要改為閉門作賽。所有從事表演藝術的團體，包括話劇、音樂、舞蹈、歌劇及戲曲等處於全面停頓，若疫情持續，中小型藝團將難以生存。
除了少數大型藝團外，大部分演藝從業員，特別是粵劇界，主要以日薪或個別演出項目為僱用形式，因而馬上失去工作和收入；加上演出場地復開無期，生計頓受嚴重影響。
由於被迫取消2020年度香港藝術節的全部演出，藝術發展局在財政上損失慘重，當局應運用基金，撥出3,000-5,000萬元，直接為各類型藝團提供財政支援，協助整個演藝界渡過難關。
參考內地多個城市興建方艙醫院的經驗，在距離民居較遠的地點興建緊急隔離診所，集中處理新冠狀肺炎病患，一方面減低公營醫院壓力，同時減少疑似個案使用接近民居的診所。
由於菲律賓實施出入境限制，不少外傭在假期完結後無法回到香港工作。有外傭中介估計，至少2,000名外傭滯留菲律賓。有受影響僱主表示難以安排人手照顧一家大小，若禁令持續數月，將對他們帶來極大影響。港府應盡快與菲律賓當局交涉，同時為受影響僱主提供額外津貼，讓他們可在這段期間聘請家務助理，協助打理家務。
受疫情及停課影響，中小型的補習社蒙受重大財政損失。建議向每間補習社撥款10萬元，除資助他們購置防疫物品，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開發網上學習系統或網上視像授課平台，讓學童可以在家中透過互聯網繼續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昨日（05日）下午，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副主席容海恩女士，聯同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及香港旅遊促進會，合共七名旅遊業界代表，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及旅遊事務副專員會面，反映旅遊業受到反修例風波及武漢肺炎疫情雙重打擊，希望財政司司長推出「救市」措施。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特區政府應採取逆週期措施，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提振經濟。現時經濟疲弱，市民收到現金會傾向儲蓄，全民「派錢」對刺激經濟效果有限。因此，新民黨向財政司司長遞交詳盡的意見書，建議以電子支付及實體消費券兩種方式，向全港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派發一萬元本地消費券，希望以最有針對性的方式刺激本地消費，協助受反修例風波打擊的行業，包括飲食、零售及旅遊業。葉太引述前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剛先生的公開聲明，指特區政府可承擔六百至九百億元赤字預算。本地消費券涉及的開支約為623億元，計及行政成本，建議仍在特區政府負擔能力之內。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先生形容現時情況為「旅遊業冰河時期」。受反修例風波影響，入境旅遊在過往八個月接近全面停頓，加上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對出入境旅遊構成雙重打擊。不少中小型旅行社只能再支撐一至兩個月，預料未來會出現骨牌式倒閉潮。他促請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撥款 2.8 億元，向全港約一千七百間旅行社派發十五萬元現金應急，待政府處理「旅遊業賠償基金（TICF）」的法律問題後，將款項回撥政府庫房。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先生指出，旅遊業界約有一千多部旅遊巴士，由於泊車位長期不足，租用停車場的成本一直高昂。他認為現時屬「非常時期」，希望政府可以協助物色空置土地，供業界作臨時停車場之用，減輕業界的財政負擔。
新民黨認為，現時各行業正處於水深火熱當中，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採納新民黨及業界意見，協助各個行業渡過難關。
葉劉淑儀議員問：
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活動及暴力衝擊持續不斷，重創香港經濟和各行業，特別是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去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預期下跌百分之1.3，失業率或會節節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刺激市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會否考慮新民黨早前提出的下述建議：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每人派發有效期6個月、總值為一萬元的本地消費券(當中可用於飲食及零售服務的金額均為四千元，而可用於旅遊服務的金額為二千元)；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過去半年的社會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旅遊、餐飲及零售等行業更是首當其衝。零售銷售量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大幅下跌近兩成後，10月和11月合計的跌幅進一步擴大至約百分之26，是有記錄以來最大。食肆總收益在去年第三季按年實質下跌百分之13.7，根據業界觀察，第四季餐飲業的經營情況更為嚴峻。社會動盪持續，這些行業的業務情況短期內難見起色，情況令人十分憂慮。要使市民的消費意欲回升，促進經濟復甦和保障就業，首要條件是要停止暴力衝突，令社會盡快回復正常，讓市民可以安心外出消費，旅客恢復來港旅遊，投資者願意來港進行商業活動。
政府明白企業及市民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所承受的壓力。因此，政府一直密切注視社會事件及暴力衝擊對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緊密溝通，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應不斷變化的經濟情況，政府由去年 8 月起先後宣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合共涉及金額超過 250 億元。
政府曾收到不同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建議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派發現金，以刺激市民消費意欲，幫助受打擊行業，穩定經濟和就業市場。
部分意見認為發放消費券比直接派發現金，更可發揮帶動消費、促進本地經濟活動的作用。不過，發放消費券牽涉較複雜的額外行政安排，包括訂定適用範圍、使用辦法、兌付安排、監管和防偽措施等，可能需要相對高昂的行政費用。
此外，發放消費券的效果亦可能受「替代效應」所影響。舉例說，如果有些市民主要以消費券去支付基本生活開支，而沒有因為取得消費券而增加額外消費，那麼發放消費券對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所發揮的效果就會沒有預期中那樣理想。
根據台灣和日本發放消費券的相關經驗，措施對刺激消費及經濟增長均未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台灣於2008年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為短期刺激經濟，於2009年向民眾派發每人3,600元新台幣的消費券（相當於港幣約840元）。根據其後的評估報告顯示，有關措施僅提高其GDP約0.28%至0.43%，較原先估算的0.66%為低。日本於1999年也曾經向特定對象發放金額為2萬日圓（相當於港幣約1,300元），性質等同於消費券的「地域振興券」。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因而帶動的消費僅佔「地域振興券」使用金額的32%，約等於日本GDP的0.1%。近年來，外地並沒有其他較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實例可供借鏡。
政府在制定任何財政措施時，除了要考慮措施本身的成效，亦需顧及長遠的財政狀況。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指出，本財政年度很有機會出現赤字。若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券或現金，會令財赤規模擴大。我們既要謹慎考慮社會對大額赤字的接受程度，亦要小心評估國際評級機構的反應。因此，政府必須非常審慎從事。
追問部分：
主席，署理財經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拒絕我的建議，他提出的理據，每一個都可以反駁，完全不可以成立。
你說執行有困難，那中央政府不是叫特區政府官員「迎難而上」嗎？有決心便可做得到。你看昨天行政長官都可以推出十招，為何你不幫助財政司「迎難而上」？你說會有「替代效應」， 但你曾修讀經濟，難道你不知道也有「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這六百多億元假如給了這三個行業，等於注資入這些行業，可以保就業，員工有糧出，便有收入可以消費，這就是乘數效應，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說台灣、日本經驗不好，但其規模比香港小很多，亦可能有其他因素，怎能夠直接比較呢？
讓我再說一句，一定要反駁局長的理據。你說影響財政赤字，昨天的措施，100億當中很多是經常性開支，你不擔心財政赤字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你否決我們的建議，你有甚麼策略振興經濟？你說過所用的250億成效不彰，特別是旅遊界，入境客派100元、過境120元，但沒有旅客，怎樣幫助他們？你回答我吧。有甚麼具體措施保就業、振興經濟？行政長官昨天宣佈的只是民生措施，並非經濟措施，經濟措施是要你們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同意張議員議案指出，政府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令市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亦很高興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真話，講清講楚，告訴市民那些人一直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我想告訴所有的泛民議員，究竟誰是第一人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呢？正是李柱銘議員！
1998年香港出現了兩宗轟動社會的刑事案件，第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命案」，風水師李育輝殺了五名女士後逃到內地，被逮捕及處決；第二宗是「張子強案」，張子強涉嫌綁架和囤積軍火，同樣逃到內地，然後被逮捕及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與內地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安排，例如1998年12月3 日，我擔任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要與內地訂明有關安排，並與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樣，承諾所有安排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及政治罪行或受政治迫害一律豁免移交的保障，就此，根據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編號CB(2)748/98-99(02) 第十段有清楚說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當時政務司司長就是陳方安生女士。
接下來，李柱銘先生亦在1998年12月9 日動議議案。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由於兩名富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被綁架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均在內地法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引起港人極大關注，但特區政府卻未盡全力爭取將在特區境內涉嫌違法的人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以捍衛《基本法 》賦予特區的司法管轄權，對此，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政 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因此，我真的要問問尹兆堅議員，究竟是誰人表演「四川變臉」？李柱銘去美國告狀時，有沒有告訴美國人他是提出修例的第一人？他當年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和內地達成協議！我則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多次到北京開會，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會議後每次都是光明磊落向本會匯報。為何對這些事實你們全部失憶？是誰欺騙市民？拍攝影片誤導市民，宣傳香港人如何肉隨砧板上，隨時像動物一樣被移送內地！
事實上，所有案例都證明移交逃犯是需要經過法庭冗長而複雜的程序。最近新西蘭的高等法院否決移交一名韓裔新西蘭公民，該人士涉嫌在上海謀殺一名性工作者，而這案件已由2011年審理至今。蘇格蘭的法庭也拒絕了台灣一個引渡要求，有關一名英國人在台灣醉酒駕駛，撞死一名派報紙的職員。由此可見，最終決定權在法庭手上，並非行政長官一人決定。亦有指法官備受壓力，試問法官受高深教育，良好的司法訓練，身受納稅人供給不錯的報酬，他們當然必須承擔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法官承擔責任，幫助香港人解決法律問題，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應該就此向市民講清講楚，是誰人不斷向市民講大話？誤導市民！將這條應該做的法例，抹黑成一條所謂「送中」的惡法！
亦看看國際社會怎麼說，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即G20集團轄下的「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素來批評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和刑事司法互助安排。過往，他們直指這是一個significant deficit ，即一個「重大缺憾」。近來，可能因為要和應香港反對修例的聲音，則改為 legal shortcoming，即一個「法律上的缺憾」。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完善這些法律，所以政府不撤回是正確的。那些要求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全部皆作出不公平的指責。這條例本身完全沒有錯，但大家都同意，政府在宣傳和解釋這條條例方面，乃至為市民反駁種種謊言的工作，做得嚴重不足。
說到撤回，我們看看當年政府處理23條的時候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我即時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這個方針與現時政府無異，一樣是將其押後並且加強解釋，並沒有表示撤回。再看看我的接任人李少光局長向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女士致函的內容，信函的日期是2003年10月2日，李局長寫道：「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即是和現在特區政府的說法一樣，繼續開放式的諮詢去解釋這條條例，沒有時間表，不發出預告恢復二讀，任由這條例「自然死亡」，實質上等同不會再推動修例，等同撤回。
為什麼當時沒有要求撤回的爭論呢？我認為今天有人強烈要求撤回，根本別有用心！為了找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衝擊警察總部之外，又衝擊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今天亦有超過100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的目的到底與這條條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只不過是用「撤回」作一個藉口，不斷擾亂香港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國際社會失色，令許多希望到香港做生意或旅遊的人，感到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實在非常惡毒！「撤回」是一個要求律政司下台的藉口，假如律政司下台，他們就會要求整個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總辭，所有支持過修訂條例的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應該總辭，不如讓泛民和黃之鋒接手特區政府，這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代理主席，所以我一定要藉這個休會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講清楚這背後的陰謀。
當然，我要強烈譴責近日這些示威人士衝擊警察總部。過去兩星期有大部分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擁有高度自由，以及人權得到高度保障，這是我們香港人皆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不過，在這些和平的示威遊行之後，有些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衝擊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他們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就故意不斷打擊警隊的士氣，甚至侵犯他們的私隱，包括網上「起底」和 網上欺凌。昨晚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後，有眾多穿黑衣的人士走入地鐵站，他們最後走到軍器廠街再次包圍警察總部。我見到一名正在上班的警員，他沒有戴口罩，光明正大地上班，但竟然被人追打！不過，他無畏無懼，直視這些示威者。其實這些人已經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包括襲警、非法集會、刑事毀壞，警方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不可以因為你「聲大」你「人多」就可以獲得特赦。
代理主席，就此我感到特別震驚，為何一位前政務司司長能夠說出特赦及釋放違法人士，此等嚴重衝擊法治的言論呢？我們一位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她以英語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聲明，在我們前政務官的圈子裏流傳。她表示 disappointed by 這位前同事陳方安生的所作所為！我亦 disappointed by 民主黨的變臉與謊言！李柱銘到美國告狀，有否告知美國人，他是第一人支持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和達至司法互助？這些真相應該告知市民。
代理主席，這些近日的示威者已經成為一股流寇，不斷去衝擊各個政府部門。我懷疑他們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垮政府，傷害我們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約束您們的子女，並解說給他們知道，和平示威沒有問題，但一遇到出現亂象，應該帶他們離開現場，以免他們身陷險境。